1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1 ［美］马克·格拉诺维特 提要：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本文关涉在 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程度。虽说通常新古典主义描述对此种行动 提供了一种“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的解释，但试图使社会结构返回并以“过度社会 化”方式去解释的改良派经济学家，却受到了丹尼斯．荣格（Dennis Wrong）的批判。低度 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描述，就它们忽略了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而言，是背谬地相类似的， 而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于此种结构之中。该论断通过对奥利弗·威廉 姆森（Oliver Williamson ）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纲领的批判而得到阐示。 导言：嵌入性问题 行为和制度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的古典问题之一。因为此种关系总是 在场的，所以当其不在场时所出现的情境，唯有借助于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之类的思想实验才能加以想象。大多数的功利主义传统，包括古典和新古典主义 的经济学在内，都假定理性、自利的行为鲜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诉诸于与这些思想 实验相去不远的理想状态。在另一个极端中，则有我称之为“嵌入性”的论断：正在加以分 析的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限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以至将它们认定为独立的就是一种难以忍 受的误解。 本文即关涉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认为此种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愈加自主的观点，长期以来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 家中间已是主流的观点。这一观点将经济视为在现代社会中日渐分离和分化的领域，因为经 济交易不再由这些交易活动的社会或亲缘义务来界定，而是通过对个体赢利的理性算计来界 定的。有时还进一步主张，传统情境正好被颠倒过来：经济生活不再沉浸在社会关系中，这 些关系变成市场的副现象。嵌入性观点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学派”（substantivist school） 有关，特别与卡尔· 波拉尼（Polanyi,1944;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 和史学、政 治学中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思想认同（Thompson,1971;Scott,1976）。它与马 克思主义思想也有某些明显的联系。 然而，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承认这个由现代化而打碎了的嵌入性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 反而断定：较早社会的嵌入性在本质上并不比在现代市场中所发见的低水平嵌入更深。调门 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确定的，他设定了“人性中……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 交易的特定偏好”（[1776]1979, 第一卷，第二章）2，并且假定因为劳力是原始社会唯一的 生产要素，所以商品必定是按其劳动成本的比例而交换的――正如在一般的古典交换理论中 那样（[1776]1979, 第一卷，第六章）。从 1920 年代起，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类似的观点， 这种观点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formalist）观点：为使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成为有用 1 本文的翻译已经获得了格兰诺维特教授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给出的授权书中说 道：“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es not control rights to any existing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this work. Separate and additional permission may be required for their us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ecuring additional rights belongs solely to you.” 2 中译文见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198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上卷， 第 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 的，甚至在部族社会中经济行为也是充分地独立于社会关系的（Schneider,1974）。这一观点 近来得到了新的炮制，因为经济学家及其在史学、政治学中的同路人在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 方面－－其大多落入所谓“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巢臼－－发展出新的兴趣，而且主张先 前被诠释成嵌入于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的行为和制度，可以作为由理性的、多少原子 化了的个人追求私利所引发的东西而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North and Thomas, 1973; Williamson,1975;Popjin,1979）。 我自己的观点与这两个思想流派都是背道而驰的。我断定经济行为的嵌入水平，在非市 场社会中要比实体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更低一些，而且随着“现代化”而发生的变 迁也比他们相信的更小一些；但是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 又总是并将仍然是更为实质性的。我在此并不试图探讨由非市场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反之， 我起步于对嵌入性概念的理论详述，其价值因而随着来自现代社会、当前对新制度经济学至 为重要的问题而得到阐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何种交易是在市场中实现的？何种交易 应归属于从等级制上组织起来的厂商？这个问题经由奥利弗·威廉姆森所启动的“市场与等 级制”研究纲领而被抬高到显著的地位。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动的 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概念 我始于重提丹尼斯·容格（Dennis Wrong）在 1961 年对于 “现代社会学中人的过度社 会化概念” 抱怨――一个这样的概念：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 服从共识地发展起来的规范和价值观系统的指令，通过社会化而将之内化，所以服从并不被 视为一种负担。就此种概念在 1961 年地位显赫而论，它主要产生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对霍布斯（Hobbes）所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识，以及帕森斯自己通过超越功利主义 传统（霍布斯也是其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人的原子化和低度社会化概念而化解此问题的尝试 （帕森斯，1937,Pp.89-94）。容格赞同摒弃原子化的功利主义并强调行动者“嵌入于社会脉 络之中”――这是霍布斯的思考中尚付阙如的关键因素，但也警告了夸大此种嵌入性的程度 及其可能剔除冲突的范围： 唤起对于下列情况的注意常常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人们对其亲密伙伴在一系列 情景下，特别是在接受了不当强调他人动机的那些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情景下， 给予他们好评的欲望和为之而努力的强度。……例如，社会学家表明：工厂的 工人对待其同行工友的态度，要比单纯的经济激励更为敏感。……批判此种研 究的发现确乎并非我的意图。我的目标在于……尽管社会学家已经批判了以往 在人类行动中挑选出一个基本动机的努力，但通过赢得来自他人赞同而达成合 适的自我意象的欲望却仍然时常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占据这样的一席之地” [1961,Pp.188-89] 。 与之相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是与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动概 念一道运转的，它持续处于功利主义传统之中。由假设界定的理论论断拒绝承认社会结构和 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任何影响。在竞争性市场中，没有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引人 注目地影响到总供给或总需求，或因而影响到价格或其它形式的贸易。正如阿尔伯特·赫希 曼（Albert Hirschman）所注意到的：此种理想化的市场，正因它们是理想化的，涉及“一 大批由完全信息供给的、在接受定价方面毫无特色的卖主和买主…无需各当事人之间的任何 延长了的人类接触或社会接触而发挥功能。在完全竞争之下，没有为讨价还价、协商、争辩 2 或相互调适留下余地，一定缔约的各种各样的运作者也无需进入据之会使他们彼此得到充分 了解的循环和持续的关系之中”（1982,p.1473）。 人们久已认识到：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能够幸免于理论攻击，部分地是因为自我调节 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对许多人是有吸引力的。这一幸免的另一个较少为人所清楚理解的原因， 则在于从经济分析中剔除社会关系，也就从理论日程中去掉了秩序问题，至少在经济领域是 如此。在霍布斯的论断中，失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摆脱冲突的社会和经济交易，是以信任 和泯除违法乱纪为基础的。但当个人被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又没有制度脉络时，如在“自 然状态”中那样，信任和泯除违法乱纪就是不大可能的。霍布斯通过添加专制权威结构而遏 制这一难题。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古典经济学的化解是与之对立的：由于使强力 和欺诈成为徒劳无益的竞争市场，压抑性的政治结构被判定为不必要的。竞争以个体交易者 不可能操控的方式决定了贸易的形式。即使贸易者遇到了以失信和不轨为特征的复杂或难处 的关系，他们也能够转向乐于按市场形式做生意的为数众多的其他交易者。社会关系及其细 节因而成为磨擦问题。 因而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社会关系的事实，被处理 为－－无论是不是全部－－阻碍竞争市场的磨擦障碍。在一段被引用最多的论述中，亚当·斯 密抱怨说：“同一交易中的人们甚至为了庆典和娱乐也决少碰面，除非交谈的目的是反对公众 的共谋，或是旨在抬价的奸计”。他的自由－放任政治对这一问题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他的 确提议：废除诸规则，而要求所有同一交易中的人们公开注册；此种信息的公开存在“使那 些否则就可能从不彼此知晓的个人关联起来，并且给参与交易的每一个人以在何处可以找到 参与贸易的其它另一个人的方向”。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颇为古板的政策限制，而是社会 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认识（斯密，[1776]1989, Pp. 232-33）。 经济学家最近对“社会影响”的评论，将其解释为行动者获得习俗、惯性或规范的过程， 它们是机械地和自动地接踵而来，与行动者所担负的理性选择无关。这个观点与荣格的过度 社会化概念密切相关，反映在詹姆斯·杜伊森伯里的冷嘲热讽中：“经济学全是有关人们是 如何做出选择的，社会学全是有关人们是如何不能做出选择的”（1960, p.233），也反映在 E· H·菲力普斯·布朗对“‘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中：将决定性当成导源于下列 假设，即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为这样做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或是出于一种义务，或 是“自然而然地去做’，或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或是正义的和公平的”（1977.p.17）。 但是尽管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我们仍可注意到一个有巨 大的理论重要性的反讽：两者都共同地具有通过原子化行动者而实现的行动和决策概念。在 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导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性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 原子化则产生于行为模式业已内化，因而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影响的 事实。内化的行为规则在起源上是社会的，并没有将这一论断与功利主义论断严格地区分开 来，在后者中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的泉源仍是开放的，为完全由共识地确定了的 模式和价值观所导引的行为留下了空间－－正如在过度社会化观点中一样。对于秩序问题的 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解决方案，因而融解于其行动者的的原子化，远离于直接的社会 脉络中。这一反讽的融合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已可察见，在那里处于自然状态的不幸 居民被原子化所带来的失序后果所压倒，心甘情愿地面对一个威权放弃他们所有的权利，随 后就按照驯化的和高尚的姿态来行事。由于社会契约的机巧，他们突然从低度社会化状态直 接倒向过度社会化状态。 当现代经济学家真的企图考虑社会影响之际，他们却按照上述引文所表征的那样，以过 度社会化的方式将这些影响典型地表征出来。在这样做时，他们把社会影响是磨擦性的这样 一个判断颠倒过来，但却坚持了有关此种影响是如何运转的概念。例如，在片断化劳动力市 场的理论中，麦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 ）就辩称：每一个劳动力市场片断中的成员 3 都以不同的决策样式为特征，而且在初级上层（upper-primary）、初级下层（lower-primary） 和中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中，借助于理性选择、习惯和命令而做出决策，分别对应于 工作者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低层阶级亚文化中的出身（皮奥雷，1975）。与之类似，塞缪 尔·鲍里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他们对美国教育后果 的描述中，也主张由于向每一阶级所提供的教育不同，所以不同的社会阶级会展示出不同的 认知过程。那些注定要从事低等工作的人们被培训为规则的依赖性追随者，而那些将要被输 送到精英位置上的人们则去上“精英的四年制学院”，其“强调适应于生产等级制中较高水平 的社会关系……随着他们‘掌握’了一种类型的行为规则，他们也就或是被允许进展到下一 类型的规则，或是被输送到生产等级制的相应层级上”（S. Bowles & H. Gintis，1975, p.132）。 但是这些关于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是非常机械的，一旦我们知道 了个人的社会阶级或劳动力市场部门，行为中的任何其它事情就是自动的了，因为个人已是 如此完好地被社会化了。在这里，社会影响是一种外部力量，就像自然神论（deist）的上帝 一样，启动事物，并且就没有进一步的作用了－－一种潜入于个人头脑和躯体的力量（如同 电影 I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那样），改变了他们的决策方式。只要我们知晓个人 是以何种方式受到影响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就与此无关了。社会影响全被 包容在个人的头脑中，所以在实际的决策情境中，他或她就能够被原子化为任何一个人类经 济因子（Homo economicus），尽管或许会有不同的决策规则。对文化影响的更为精当的（因 而也是较少过度社会化的）分析（例如，Fine and Kleinman, 1979； Cole, 1979, chap.1）， 则澄清了文化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发生影响，而是一个持续运转的过程，是在互动中被建构和 重构起来的。文化不仅塑造了它的成员，而且也部分地由于其成员的策略理性而为这些成员 所塑造。 甚至当经济学家的确严肃地对待社会关系时，例如像哈尔维·列宾斯坦（Harvey Leibinstein, 1976）和伽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76）这类不同凡俗的人物所做的那 样，他们也一成不变地将这些关系从其历史及相对于其它关系的位置上抽离出来－－即从可 被称之为这些关系的历史和结构的嵌入性中抽离出来。人际关系在他们的论断中是极端样式 化、平均化和“典型化”的－－全无特定的内容、历史或结构定位。行动者的行为导源于他 们的指定的角色地位和角色丛，这样我们就有了关于工人和监管者、丈夫和妻子，或是罪犯 和执法者等等彼此之间应当如何互动的论断，但是并没有假设这些关系具有超出指定角色所 给予的、个体化的内容。这一程序正是结构社会学家在帕森斯社会学中所批判的东西： 将个 体关系的特性归类于无所不包的概念方案中的次要角色，其与从终极价值取向导出的规范性 角色指令的持久结构相比只是一种副现象而已。在经济学模型中，对社会关系的这一处理有 一种背谬的效果：保护了原子化的决策，甚至当决策被视为涉及到不止一个个人时也是如此。 因为被分析的一组个人－－通常是一对个人，但偶而也有较大群体－－是从社会脉络中抽象 出来的，其行为也就与其他群体的行为，以及与其自己关系的历史分割开来而被原子化了。 原子化并没有被剔除，而仅仅是变形到二元或更高水平的分析上。注意：过度社会化的概念 －－行动者排他性地按照被指定的角色而行动－－的使用，却贯彻了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 的观点。 对人类行动之富于成果的分析，要求我们避免暗含于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概念的理 论极端中的原子化。行动者并不象原子那样外在于社会脉络而行动或决策，他们也不是奴隶 般地坚守着某种脚本，这类脚本是由其偶然占据的社会范畴的特定交点为其拟就的。反之， 他们的有目的行动的尝试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在本文的其余部 分，我将阐示这个嵌入性的观点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于经济行为的理论和的研究路径。我 首先将焦点圈定在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违法乱纪上，然后利用“市场和等级制”问题来例示 嵌入性思想在分析该问题时的应用。 4 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信任和违法乱纪 大约从 197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先前忽略的信任和违法乱纪问题产生了一阵风的兴趣。 奥利弗·威廉姆森指出：真实的经济行动者不仅忙于追逐自利，而且还忙于“机会主义” （opportunism）－－“运用诡计追求私利；惯于弄虚作假的代理商实现了交易优势，经济 人……因而是比通常的追逐私利假设所揭示的更为狡猾和奸诈的动物（1975,p.255）。 但是这一论断指出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特定假设：人们仅仅是通过较有教养的方式去 追求经济利益的。霍布斯的问题－－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主要地并非借助强力和欺诈去 做，这怎么可能－－被这一概念偷换了。诚然，正如霍布斯清楚地看到的，在“自利”内在 固有的意义中，并没有排除强力和欺诈。 这一假设之所以坚持下来，部分地是因为人们会想象自我－调节市场中的竞争力量压制 了强力和欺诈。但这一思想仍然植根于学科的理论史之中。在《情欲与利益》一书中，阿尔 伯特·赫须曼（1977）表明：从《利维坦》时代以降直至《国富论》，理论史中的一个重要支 脉就是由下列命题组成的：通过断言特定的人类动机使其它动机处于控制之下，特别是断言 对经济私利的追求就其典型意义来说并非不可控制的“情欲”，而是一种文明和开化的行动， 来冲淡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对此种思想的广泛但又是暗含的接受，是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 化两概念如何彼此互补的一个有利证据：竞争市场中的原子化行动者如此彻底地内化了这些 规范的行为标准，以至于能够确保有秩序地进行交易。 近年来，侵蚀这一信念的东西增长起来，注意到不完全竞争市场在微观水平上的诸细节， 其以带有滞留成本（sunk cost）和“专用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投入的小 数目参与者为特征。在这种情境下，不可能再要求竞争市场的所谓清规戒律来减缓欺诈，所 以古典的问题，即何以日常经济生活并没有充满失信和违法乱纪，又重新浮出了水面。 在经济学文献中，我看到对该问题的两种基本答案，并且主张一种答案与人类行动的低 度社会化概念相连，而另一种答案则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概念相连。低度社会化的描述 主要见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旨在从新古典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制度的松散界定的经济学家 联盟（例如，参见 Furubotn and Pejovich，1972；Alchian and Demsetz，1973； Lazear, 1979； Rosen， 1982；Williamson, 1975,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这 派成员所讲授的一般故事是：先前被设想为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力量之偶然后果的社会 制度和社会安排，最好被看成是对若干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手段。这种调门与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相似，但其大部分立论却未能经过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 在 1947 年设立的对健全功能解释的初步检验。例如，考虑一下舒奥特（Schotter）的观点： “要理解任何所观察到的经济制度，无非要求我们推断：因为我们看到该制度业已发展起来， 所以对它而言必定存在进化的问题。每一种进化的经济问题都要求一种社会制度来化解之” （1981,p.2）。 违法乱纪在这里被看成是得到防止的，因为明智的制度安排使之代价高昂，以至难以实 施；而且这些安排－－其中有许多以前被解释为并不服务于经济功能－－现在却被视为正在 演变成对违法乱纪的阻碍。然而要注意的是：这些安排并不生产信任，反倒在功能上取而代 之。主要的这类安排是精心编制的或明或暗的契约（Okun, 1981），包括分期补偿计划和强制 退休，它们被视为降低了对“逃避”工作或携带专利秘密潜逃的激励（Lazear，1979；Pakes and Nitzan, 1982）；还有权威结构，其依靠法令做出的潜在的分化性决策扭转了机会主义 （Williamson，1975）。这些概念在下列方面是低度社会化的：它们没有考虑到有这样一个范 围，其中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此种关系所内在固有的义务阻碍了违法乱纪，而这与制度安排根 本无关。用这些安排来替代信任实际上导致一种霍布斯情境，其中任何理性个体都将得到刺 5 激，发展出规避制度的明智途径。因此很难设想日常经济生活不会被甚至更为精巧的欺诈尝 试所毒化。 其它经济学家认识到：必须假定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在运转，因为单靠制度安排是不能完 全堵住强力和欺诈的。但是这种信任的泉源仍有待于解释，而且还时时诉诸于“概化”道德 的存在。例如，肯尼茨·阿罗（Kenneth Arrow）就提出社会“在进化中已发展出某种尊重它 人的暗含，一种对社会生存具有本质意义，或至少极大地有助于该社会运转效率的协议 （1974,p.26;还可参见 Akerlof[1983] 论“诚实”的起源）。 现在人们可能难以怀疑诸如此类的概化道德的存在了，若没有它，当你购买了仅仅 5 美 元价值的汽油时，你恐怕不会付给加油站伙计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但是就其要求概化和自动 的反应而言，这一概念具有过度社会化的特征，虽说道德行动在经济生活中很难是自动的和 普遍的（正如广为人知的那样，日落后加油站就不找零钱了）。 考虑一下概化道德看起来确实正在运转的情形：一位传奇式的（我对是否在说假话而犹 豫不决）的经济学家，他违背一切经济理性，在离家很远的路边餐馆中留下一笔小费。注意： 这笔交易具有使之多少不同凡响的三个特征：⑴交易者先前并不相识；⑵他们不大可能再次 进行交易；以及⑶关于两者之中任何一个人的活动的信息，都不会传到他们在未来将会进行 交易的其他任何人之中。我断定：只有在这种情境中，没有强力和欺诈才主要地可以由概化 道德来解释。但即使在这里人们也会疑心：如果涉及巨大的代价，这一道德还会不会奏效。 嵌入性论断则转而强调具体的个人关系和此种关系的结构（或“网络”）在产生信任和阻 止违法乱纪上的作用。人们广泛地偏向同享有美誉的个人进行交易，就暗示着鲜少有人在实 际上满足于依赖概化道德或制度安排来防止麻烦。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不去欺诈的一个激励， 就在于它是损害个人声誉的代价。但是，这却是把声誉当作概化商品的低度社会化概念，是 欺诈对可供欺诈的机会之比。在实践中，当没有更好的东西可资利用时，我们就满足于此种 概化信息，但通常我们要寻找更好的信息。比某人据说是可以信赖的这个陈述更好的信息， 是来自你所信任的提供者的信息，该提供者亲自与这个人打过交道并发现他确实如此。甚至 更好的是来自你自己过往与这个人打交道的信息。说这是更好的信息，出于四个缘由：⑴它 是廉价的；⑵人们总是确信自己的信息是最好的－－它更丰富、更详细并被认定为准确无误； ⑶对那些具有持续关系的个人，人们才具有保持诚信（confidence）的经济动机，这样就不 会妨碍将来的交易；以及⑷除掉纯粹的经济动机之外，持续的经济关系时常被社会内容掩盖 起来，而后者承担着对于信任的强固期待和对机会主义加以克制。 对我们来说，从来不会怀疑在较亲密关系中的最后一个论点，它使得行为更有可预测性， 并且消弥了在陌生人之间造成困境的某种担忧。例如，考虑一下为什么个人在一座失火的剧 院中惊惶失措和一窝蜂地逃向大门，从而导致令人绝望的结果。集体行为分析长期以来将之 认定为在原型上就是非理性行为，但罗格尔·布朗（Roger Brown，1965，chp.14）却指出： 该情境在本质上是一种任意数个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每一个逃窜者实 际上都是非常理性的，这就导致了欠缺任何其它人都将冷静地退场的保证；虽说如果每一个 人都冷静地退场，大家的情况就会好得多。不过，请注意：在充斥于晚间十一点新闻中的住 宅失火的案例中，我们却从未听说过每一个人都争相逃窜以及家庭成员相互践踏。在家庭中 不存在“囚徒困境”，因为每个人都确信其他人是能够信赖的。 在商业关系中，信赖程度必定更多变易，但“囚徒困境”却仍然时常被个人关系的力量 所消除，而且这一力量并非交易者的特性，而是他们的具体关系的特性。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忽略了个别交易者的认同及过往的关系，但是理性的个人却依赖于他们对这些关系的知识而 更为充分地知晓这一点。他们对一般声誉鲜有兴趣，而对能否指望某个特定他人诚实地与自 己进行交易（这主要是他们或他们的熟人是否满意于过往与其他人交易的函数）要有兴趣得 多。甚至在下列情境下人们也会看到这个模式：该情境初看上去表现得与竞争市场的经典讨 6 价还价至为相近，如格尔茨（Geertz, 1979）所分析的摩洛哥集市一样。 到这一点为止，我已指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概化道德，才主要对经济生活中信 任的生产负责。但我却因此而冒着拒绝一种乐观功能主义而代之以另外一种的风险：按照这 种观点，是关系的网络而非道德或制度安排，才是执行维持秩序之功能的结构。有两种方式 能削减这一风险。一种方式是认识到：作为对秩序问题的化解方案，嵌入性观点比起任何一 个替代论断来，都更不是毫无遗漏的，由于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不规则地渗透经济生活的，并 且在经济生活的不同部门中还是以不同的程度渗透的，所以要考虑到我们已经知晓的东西： 失信、机会主义和失序是决不会消失的。 第二种方式是坚持认为：尽管社会关系的确经常是信任和有信任感的行为的必要条件， 但却并非保证它们的充分条件，甚至还会以比没有它们时更大的规模，为违法乱纪和冲突提 供场合和手段。对此存在三点缘由： 1.由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信任，由于其特定的存在，会为违法乱纪提供更大的机会。在人 际关系中，“你总是伤害你喜欢的人” 已是普遍的知识，一个人对你的信任会导致一种更为 脆弱的地位，而远甚于对陌生人（在“囚徒困境”中，关于你的共谋者定会否认犯罪的知识， 成为你坦白吐实的更为理性的动机，而且消除这一困境的人际关系，比起将要受骗的当事人 所相信的来，可能更不对称。）社会生活的这一基本事实，是“诚信”骗局的生计手段，它有 时还在较长时期内为了隐匿的目标而伪装出特定的关系。在商务世界中，某些犯罪，如挪用 公款等，对于下列人等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没有建立容许他们获得操纵账目的机会的 信任关系。信任越是完全，从违法乱纪中获得的潜在获益也就越大。此种例证在统计上并非 频频出现乃是对人际关系和声望的力量的一首颂歌，但无论多么不频繁，它们的确是有规则 地出现的，这就表明了这一力量的局限。 2.强力和欺诈多为群组才能最为有效地加以追逐，而这些群组的结构要求有一定水平的 内部信任－－“盗亦有道”（ Honor among thieves），而这种信任通常遵循着先前业已存在 的关系路线。例如，收取佣金和操纵投标的精巧规划，就难以由个人的单独活动来实施，而 且当此种活动暴光时，时常引起注意的是虽然有大批人卷入，但却能够保守秘密。执法努力 包括找到通向违法乱纪网络的入点－－一个供词牵涉他人的个人，这就将以滚雪球式的取样 方法，继续“指认”出别人，直至整个图像对合起来。 因此，巨大的信任和巨大的违法乱纪这两者，都可以随个人关系接踵而至。本－波拉茨 （Yoram Ben-Porath）按新制度经济学的功能主义样式，强调了其积极方面，指出“对精明、 自我追求甚至肆无忌惮的个人行为来说，关系的持续能够产生出或可被解释为愚蠢或纯粹利 他的行为。价值不菲的宝石在宝石交易中易手，而买卖竟是握握手就完成了”（1980,p.6）。 我想继续沿着这个积极的走向加以补充：这一交易之所以可能，部分地是因为它并非远离其 它交易而成为原子化的，而是嵌入于宝石商的密切结合的共同体之中的，宝石商们密切地监 视着彼此的行为。与其它密切结合的行动者网络一样，他们生产出明确界定的行为标准，其 通过迅速传播有关违法乱纪案例的信息而轻而易举地得到维系。但是由这种水平的信任所导 致的诱惑为数众多，而且宝石交易也是无数广为宣传的“内部员工”盗窃和声名狼藉的 1982 年 4 月“CBS 谋杀者”的活动舞台。在这个案例中，宝石公司的老板通过提交虚假销的发票 而欺骗了代理商行。这一谋划要求该老板的会计人员的协作，调查员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会计 并且推翻了州的证词。因此老板勾结枪手企图谋杀变节的雇员及其助理，三个赶去援助的 CBS 技术人员也受到枪击（Shenon,1984）。 ⒊由强力和欺诈而导致的失序，极度有赖于社会关系的网络是如何结构的。霍布斯在他 的原子化自然状态中很可能夸大了失序的程度，在该状态中，由于欠缺持续的社会关系，人 们只能期待杂乱无章的二人冲突。更为扩张和大规模的失序来自参战者的联盟，若没有先在 的关系这是断无可能的。我们一般不会谈及“战争”，除非作为各种各样的结盟的最终后果， 7 行动者将他们自己列入两个阵营。只有当缺乏有效的贯通纽结之际（这种纽结掌握在与潜在 的主要参战者双方均有足够的联系，对预先制止冲突具有强固利益的行动者手中），战争才会 发生。在商业世界中也是这样，除非每一方都能够从其它厂商召集大批联盟成员而使冲突升 级，就像有时在企图执行或制止托管时所出现的那样，否则冲突就是较为和缓的。 当社会关系付诸阙如之际，失序和违法乱纪当然也会发生。这种可能性在较前关于社会 关系的出现会遏制违法乱纪的断言中业已提出。但在一个的确是原子化的社会情境中，可能 出现的违法乱纪的水平是非常之低的。情形可能仅仅是间或性的、不相关的和小规模的。霍 布斯的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但在借助社会结构的抚平作用来超越该问题时，我们也引进了 比在“自然状态”中可能发生的规模更大的解体的可能性。 因此，对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的嵌入性研究路径，经由追寻和分析社会关系的具体 模式，而将自己的路线穿越于主张概化道德的过度社会化研究路径，以及主张非人格化的、 制度性安排的低度社会化研究路径之间。嵌入性研究路径既与这两种替代不同，也与霍布斯 的立场不同，它并不就普遍秩序或失序做出毫无遗漏（因此是不可能的）的预测，而毋宁假 设：社会结构的细节将会决定我们能够发现什么。 市场和等级制问题 作为对经济生活的嵌入性研究路径的一种应用，我对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等级 制》（Market and Hierarchies, 1975）以及后来的论文（1979,1981；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中富于影响的论断，提出一个批判。威廉姆森问道：在何种条件下，经济运作是在等 级制厂商的疆界内，而不是由跨越这些疆界的市场过程中履行的？他的答案与新制度经济学 的一般重点相一致，声称在任何情境下所观察到的组织形式都在于：它能最有效率地处理经 济交易的成本。那些在后果上不确定、反复出现和要求大量“专用交易投入”的经济运作（如 金钱、时间和精力等，它们不可能被轻易地转变到就不同事项而与他人进行互动），似乎更会 在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厂商中产生；而那些直截了当、非重复性和不要求专用交易投入的经 济运作（如标准设备的一次性购置），则更会在厂商之间发生，也即跨越了市场的分界线。 按照这个描述，前一组交易出于两个原因而内化于等级制中。第一个原因是“有限理 性”，即经济活动者没有能力去正确预见意外事件的复杂链条，其或许与长期合约相关。当交 易内化后，就没有必要再去预见所有这类意外事件了，它们可以为厂商的“治理结构”所把 握，而无须导致复杂的谈判。第二个原因是“机会主义”，即经济行动者随心所欲地运用一切 手段，包括狡计和欺诈在内，对其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通过权威关系，以及通过交易双方 被包容在同一个法人实体中才具有的对交易伙伴的较大认同（远较跨越市场疆界的壕沟面对 面时为大），机会主义得到缓解和约束。 诉诸于权威关系以减缓机会主义，构成对霍布斯分析的重新发现，虽说在这里仅限定于 经济领域。威廉姆森论断的霍布斯风格是由下列陈述所提示的：“在当事人产生纠纷时，内部 组织并没有受到[在独立厂商间]自主缔约行为所经历的那种困境干扰。尽管厂商之间的纠纷 时常是在庭外化解的……但这种解决方式有时困难重重，而且厂商之间的关系也时常弄得很 紧张。代价高昂的诉讼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相形之下，内部组织……能够通过诉诸命令而解 决众多的此类纠纷－－解决工具性区别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1975, p.30）。他指出：复 杂的、重复的交易要求相识个人之间的长期关系，但机会主义却会危害这些关系。对变动不 居的市场环境加以适应，要求把握全面的关系过程，这是过于复杂和难以预测的，以至不能 在某种初始接触〖合同〗中就包揽无遗， 而且真诚的许诺若欠缺君临其上的权威，也不能强 行贯彻： 8 一个一般条款：“当一个变化的时机出现时，‘我将负责任地行动，而不寻求个人 体利益’……在没有机会主义的情况下是足够的。然而，由于一般条款是不能强 行贯彻的，以及人类能动者弄虚作假和错误（自我－怀疑）陈述的倾向，…所以 无论何时，只要有一方提出一个要加以改写的计划时，买卖双方就会都策略地步 入对任何增进收益的处理进行讨价还价的地步……要不然就会做出的有效改进， 因此导致了代价高昂的争论不休，甚或不置一词，以免由于追求昂贵的次级目标 而分散收益。减缓机会主义并在其它方面注入诚信的‘治理结构’显然是必需的” （1979,pp.241-42）。 这一分析必定导致与《利维坦》同样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混合物。厂商中的等 级制权力的效用被夸大了，如同霍布斯的过度社会化的霸权国家一样。“市场”则类似于霍布 斯的自然状态。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化的和无声无息的市场，但却减去了由充分竞 争条件所带来的戒律－－一个低度社会化的概念：忽略了在不同厂商之间，个人的社会关系 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的作用。威廉姆森也的确承认：这幅市场的图景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 “诚实行为的规范有时会扩张到市场中，并由于群体的压力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贯 彻……跨越组织疆界的重复的人际接触，支撑着当事人之间有某种最低水准的尊重和体 谅……此外，对再次做生意的期待也遏制了在任何特定交易中追求蝇头小利……个人的侵略 性在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者之中，都受到被同行放逐的前景的羁绊。一个厂商公平持正 的名声，也是一种不能浪费的商业资产”（1975, pp.106 -8）。 在这里就为分析社会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影响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威廉姆森却将这些例证 当作例外，并且也不曾认识到：他所描述的二元关系本身就嵌入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体制之 中。我主张新古典模式的无声无息的市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而且一切种类的交易 都充盈着所描述的社会关联。这并不是说，在厂商之间的交易比在厂商以内的交易就必定更 是如此－－反之，说在厂商以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平均水平而言，比存在于厂商之间的更为 稠密和耐久，似乎是言之有理的－－但我在此需要表明的一切不过是：在跨越厂商（用威廉 姆森的二分法术语来说，即在“市场”中）的经济交易中存在足够的社会覆盖物，以便对下 列断言提出置疑：复杂的市场交易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最大化了，对之只能够通过向等级制 结构的内化来化解。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手边就有商务关系与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混为一体的证据。 亚当·斯密所悲叹的贸易协会仍然有极大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的是：许多厂商无论大小，都 是由连锁董事会连接起来的，以至于厂商董事们之间的关系是多面的和密切交织的。特别在 商业精英之间，生意关系溢出为社会交际，反之亦然，已是一个为对商务的社会学研究所充 分证实的事实（例如，Domhoff,1971, Useem,1979）。在马库利对厂商之间在多大范围内使用 诉讼来解决纠纷的研究中，他指出纠纷“常常是无须参照合同以及潜在或实际的法律裁定就 得到解决。在这些谈判中，对谈及法律权利或威胁提出诉讼，有一种犹豫不决……或者如一 位商人所指出的：‘如果你让律师或会计远离纠纷，你就能解决任何纠纷。他们完全不懂得在 生意中所需要的彼此牵就’……为破坏合同而提出法律诉讼似乎是很稀罕的”（Macaulay,1963, p.61）。他进一步解释说： 两家厂商的最高主管可能彼此认识。他们可能在政府或贸易委员会上并肩而坐。 他们彼此间可能是在社会上认识的，甚至可能同属一个乡间俱乐部……即使在通过 谈判阶段才能达成协议的地方，仔细筹划的协议也可能在商务单位之间创造出令人 不快的交换关系。某些商人反对这样的意见：在这样一种仔细制订的关系中，人们 只能按照合同的文本来执行。这样的规划指示出欠缺信任，并且钝化了朋友关系的 9 需求，将协作性的商业活动转变为赛马式的竞争性贸易……威胁说将问题提交辩护 律师可能并不比发个邮件或打个电话花费更多的金钱，但没有谁能惯于制造这种威 胁，而不付出使厂商间的关系发生某种恶化的代价（pp.63-64）。 厂商并非在顶尖水平上才通过人际网络关联起来，在交易必定产生的一切水平上都莫不 如此。例如，在关于工业采购的文献中，买卖关系最少接近古典理论的现货市场模型，已是 一个老生常谈。一种资料指出：“有证据首尾一贯地提示：干涉组织购买，使其偏离向偏好的 供应商重复下定单的模式，或是扩大可行的供应商的限定范围，都会带来某种‘震荡’。反思 片刻就能为此行为提出几种理由，包括与寻求新供应商和建立新关系有关的成本花费，使用 者可能选择已有货源的事实，与熟识卖主进行交易的较低风险，以及买主与供应商代表业已 建立了他颇为重视的个人关系的可能性”（Webster and Wind, 1972,p.15 ）。 按照类似的走向，马库利也指出推销员“通常与代买商很熟悉。相同的两人可能已彼此 交易了从 5 年到 25 年之久。每个人都曾有点什么给予另一个人。推销员总有些关于竞争对 头、缺货和价格上涨之类的闲话，传给那些善待他们的代买商”（1963,p.63 ）。不能使其主 顾满意的卖主“则成为代买商和推销员在代买商协会和贸易协会的会议上，甚至在乡间俱乐 部或社交集会上交换的流言蜚语中加以讨论的对象……”（p.64）。通过使商业嵌入到社会关 系之中，纠纷也就较易得到化解：“即使当事人具有详尽和仔细规划的协议，指出了比如说 如果卖主没有按时送货将会发生什么，但当问题产生时，他们也时常毫不涉及协议，而是谈 判解决办法，好象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原始合约似的。当一个代买商说出下面一番话时，他表 达了一种共同的商业态度：‘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就打电话找到对方并处理问题。如果你真 想还做生意的话，就不要相互诵读那合法的合同条款。如果一个人还指望在商界待下去，就 不要去找律师，因为一个人必须体面地行事’”（Macaulay，1963,p.61）。 此种模式在其它国家中更容易见到，在那里它们被假定由“文化”特质而得到解释。例 如，一位新闻记者最近断言： “朋友关系和长久的人际联系无论在哪里都影响到商业关系。但在日本则似乎 尤其如此……下班后泡在酒吧或夜间俱乐部中，正是使关键的人际接触得以建立并 慢慢培育的地方。这些纽结一旦建立起来，就不易再被消解了……日本商社所导致 的紧密联系性质，久已成为外国公司在日本销售产品的尝试遭受挫折的根源……查 尔莫尔斯·约翰森（Chalmer Johnson），伯克利的教授，相信…日本工业群体的排 它性贸易，即基于数十年来的老关系而彼此买卖，而不是进行经济竞争……才是…… （美日贸易之间）真正的非关税性壁垒”（Lohr,1982）。 分包合同在众多行业中的广泛应用，也为厂商之间的持续关系提供了机会，其并非在一 个法人单元中按等级制组织起来。例如，埃克利斯（Eccles）就引证了许多国家的证据：在 其建筑业中，当项目“并不是服从于要求竞争性报价的制度规则时，……总承包商和分包商 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和持续的，而且仅仅是颇为罕见地才通过竞争性报 价而得到建立。这种类型的‘准整合’导致我称之为‘准厂商’的东西。它毋宁说是一种既 非纯粹市场交易，又非正式的垂直整合的方式”（1981, pp. 339-40）。埃克利斯将承包商和 分包商之间具有广泛和长期关系的这种“准厂商”式安排，描述为在逻辑上介乎于纯粹市场 和垂直整合的厂商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然而我却主张它并非一种经验性的中介，因为前一 种情境是如此罕见。建筑业的案例比起厂商互动的某些其它情境来，如买卖关系等等，都更 为接近垂直整合，因为分包商在地理上定位于与承包商相同的位置，并被置于他的监督之下。 更进一步说来，在通常的固定价格合同之下，存在着“逃避绩效要求的明显激励”（Eccles， 10 1981, p.340）。 不过与垂直整合厂商相连的等级制结构并未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这一点，是 因为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嵌入到建筑业的人际共同体，产生了预 期行为的标准，它不仅排除了用纯粹的权威关系来泯除违法乱纪的需求，而且较之更为优越。 埃克利斯自己对麻省住宅建筑业的经验研究， 不仅表明分包关系在本性上是长期的，而且还 表明总承包商在给定贸易中雇用两、三个以上分包商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论在一年的过 程中所拿到的项目数量有多少（1981,pp.349-51）。尽管有一大批可得的分包商作为替代，情 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地由投入方式得到解释－－经过“持续不断地联系，双方当 事人都可以从学习共同工作这种多少带有特异性的投入中获益”（Eccles，1981,p.340）,而 且这也必定与个人的愿望有关：从伴随着日常工作的社会互动中获得欢愉，即一种为每天都 要求全新和陌生的工作伙伴的现货市场程序所极度弱化了的欢愉。正如在经济生活的其它部 门中一样，加诸于开始之际可能是纯粹经济交易之上的社会关系覆盖物，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某些对劳动力市场的评论也与此有关。威廉姆森断定：在等级制上结构起来的厂商对于 市场交易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就在于有能力传送关于雇员的准确信息。“对厂商间有效的经 验定额的主要阻碍”，他辩称，“就是沟通的阻碍。与厂商相比，市场欠缺丰富和共同的定额 语言。如果判断是高度主观地做出的，语言问题就特别严重。如果那些最通晓工人特征的人， 通常是工人的直接主管，也能制订经验定额的话，等级制在这类环境中的优势就特别巨大” （1975, p.78）。但是，有关雇员特征的优质信息只能在厂商内，而不能在厂商间传递的观念， 只能依靠对跨厂商互动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网络忽略不计而维持下来。关于雇员的信息在厂商 之间流转，不仅是因为在每个厂商中，在那些彼此做生意的人们之间存在人际关系，而且如 我已详细地表明的那样（Granovetter，1974），也因为美国的较高水平的厂商间流动，保证 了许多工人在无数或许要求或恳请他们提供服务的其它厂商的雇员中合情合理地享有名望。 更进一步说来，以为内部信息必定准确，而且不带情感地按照关键的升等程序而行事，这个 想法也是幼稚的。像威廉姆森那样，说相信“内部升等具有肯定的激励特性，因为工人能够 预见到不同的才能和协作程度将会得到回报”（1975, p.78），就是诉诸于把升等作为成就－ 回报的理想类型，但可以轻而易举地表明：它与现存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只有有限的对应性（参 见 Granovetter，1983,pp.40-51,有待于更深入的讨论）。 我的另一方面的批判是主张：威廉姆森极大高估了等级制权力（用他的术语说：“命令”） 在组织中的效用。例如，他断定内部组织具有巨大的审计优势，“就典型意义而言，一个外 来的审计员只是限定于审核成文记录……相反，一个内部审计员就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反之，一个内部审计员并不是同党，但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别人对他，都主要是按工具性 的形式来看待。外来的审计员却与‘其它方面’有关，而且他的动机也被认为是可疑的。审 计员从被审计方得到的协作程度也相应地在在不同。外部审计员只能指望获得不过是敷衍了 事的协作而已”（1975, pp.29-30）。关于厂商内部审计的文献为数寥寥，但一个透彻的描述 则出自多尔顿（Dalton）之手：在其《经理人》一书中对一座大型化工厂的描述。中心办公 室对各部门的审计照理应当是出其不意地展开的，但有特色的是：警告早已被偷偷地散布出 去了。在这些内部审计中所表明的高水平协作，经由下列描述而给出提示：“核计部件的通告 必定在主管们之间引起一阵混乱，以藏匿若干部件和设备……未加计算的原料被移送向：１） 无人知晓和难以接触的货场；２）肮脏不堪因而无人乐意光顾检查的地下室和坑洞；３）当 核算人走在正式储藏区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时，那些已受过检查和拐弯抹角才能抵达的部门； 以及４）那些可以将原料和供应品伪装成部件的幌子的地方……随着实践的发展，[部门]头 头之间为彼此利用储藏区和可得坑洞的协作，得到完好组织并顺利地进行运转”（Dalton,1959, pp.48-49）。 多尔顿的工作极富才华地指出：一切种类的成本计算都是高度任意并因而易于政治化的， 11 而非一种基于效率而决定的技术程序。他针对该化工厂中维修部门与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关 系，特别详细地了这一点。负责维修的部门与任何严格的时间核算没有什么关系，而与 各部门主管的相对政治和社会地位，同维修工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关。更进一步说来，富于进 取心的头头“通过利用朋友关系，通过霸道行为和暗含的威胁，来催促他们的维修工作。当 所有的头头都具有同样的正式级别时，人们就可以说：在一位特定官员的个人影响和他的未 完成的修理工作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反向关系”（1959, p.34）。当问及这样一种活动如何能 逃避审计员的注意时，一位消息提供者告诉多尔顿：“即使审计员四处窥探，那他们能发现什 么呢？而且即使他们的确发现了什么，他们也知道装看不见要比说出来好得多……所有这些 家伙[部门主管]全通过成本核算捞到了稻草。这就是关于审计是独立的等等这一大堆废话” （p.32）。 上所详列的描述和多尔顿的视角，可惜不是厂商的代表性选样，因而招致了将之视为例 外的断言。但是对于转账价格问题，即为在同一厂商中各分部之间所交易的产品确定价格， 也形成了类似的论点。在这里，威廉姆森主张：尽管进行交易的部门“有利润中心的立场， 但却倾向于以受约束的方式来实施……成本加价的定价规则，以及由之而来的变动，排除了 供给部门追求垄断价格――否则，供给部门独一无二的货源供给地位定会导致的价格。此外， 进行交易的部门管理者更倾向于呼吁协作”（1975, p.29）。但埃克利斯在对于转账价格惯例 的深入的经验研究中，访问了 13 个公司的大约 150 个管理者，并做出结论：没有一种成本 基础定价法能够按照技术中立的方式来实行，因为“对什么是成本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当购买部门没有渠道获得形成成本的信息时，就常常由于成本基础定价法而存在诸多问 题……当内部采购被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