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翻译交流史与中日口译的现状

中日翻译交流史与中日口译的现状 （日语） 永田 小绘 日本口译学会理事 日本独协大学国际文化系 snagata@dokkyo.ac.jp   摘要：日中两国的翻译交流史源远流长，古代通过遣唐使积极吸收中华文化，中国鉴真和尚 东渡日本等的事迹均为人所熟悉。即使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封闭锁国时代，日本也在长 崎培养汉语口译员进行双边贸易，以便开展语言、文化的交流和交易活动。到二十世纪初、 中叶我国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伪满政权，许多日本民众移居到“满洲”和中国各地，一些在中 国出生长大的日本人在二战结束后归国开始从事中日文口译工作，以期在中日两国之间搭建 友好的桥梁。 关键词：口译；笔译；日中交流；翻译史；汉文训读；文学翻译；语体汉化；语体欧化；小 说翻译；中日口译的现况   1. 古代中日翻译与“汉文脉”(语体汉化)的形成 据史书记载，公元284年有一个叫王仁的华人带着《论语》和《千字文》经由百济(朝鲜 半岛)过海来到日本，汉语书籍首次传入我国。因当时的日本尚无独有的文字，无法将汉语翻 译成日语，日本人要通过书本吸收中国文化时不得不直接读汉语来了解其内容。因此，早 期，日本正式的文章都要用汉语写。像《日本书记》(公元八世纪)均用汉语，但稍后成立的 《万叶集》利用汉字的读音书写日语。 日语中的假名是汉字的部首或草写演变而成，当初片假名则是佛教僧侣们读经典时用来 做标音的，平假名则是女性所用的文字，正式文章仍用汉语书写(相对于“假名”，称汉字 称“真名”)。 从公元七世纪初开始到九世纪末，日本前后向唐朝派遣十几次的遣唐使，随之大量的汉 语书籍也流入日本，为了方便更多的读者阅读汉语，所谓“汉文训读”的汉语读法应运而 生。此“汉文训读”可谓是最原始的中日翻译法，例如六世纪前期被称为“文选读” 训读方 式颇有翻译性质，即；先将每个单词用汉语读音来读一遍，然后再用翻译成日语的“训 读”来再读一遍。以下以《千字文》(周兴嗣著，小川环树、木田章义释，1997年)的“天地 玄黄,宇宙洪荒”为例，介绍其具体读法； “天地” 先读“テンチ”(汉语读音)，再读“あめつち”(翻译成日语) 、同样地“玄 黄”是“ゲンコウ ”和“くろく・き ”、“宇宙”是“ウチュウ ”和“おおぞら ”、“洪 荒”是“コウコウ”和“おおいに・おおき”，全文是“天地（テンチ）のあめつちは玄黄 （ゲンコウ）とくろく・きなり、宇宙（ウチュウ）のおおぞらは洪荒（コウコウ）とおおい に・おおきなり”。划线部分是虚词 (日语助词)。 到平安时代，女性贵族文学盛行，我们还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可看到一些中国文学的影 响。譬如在清少纳言所写的随笔《枕草子》(清少纳言, 996年左右成立)中有一个这样的场 面； 「少納言よ香炉峰の雪いかならむ」と仰せらるれば御格子上げさせて御簾（みす）を高く上げた れば笑はせ給ふ。 (汉译：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之雪想如何？”，清少纳言即起褰簾。時人嘆其敏 捷。)     以上的场面自然是援引白居易的诗「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 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 安？」之中的一句。皇后看到雪景后就记起白居易的诗词来,便向侍候在周围的女官问“香爐 峰之雪想如何？”，精明的清少纳言马上领会皇后的意思挑帘子给她看，使周围陪侍的女官 啧啧称赞。可见当时的日本贵族（包括女性）对唐诗十分喜爱，并且普及很广。在平安时代 的日本，就中国文学的普及而言，“汉文训读”的中日翻译法可谓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并 且通过此汉文训读法，逐渐形成日语的“语体汉化”和其后延续到现在的日语的“双层结 构”。     由于有了汉文训读的发明，昔日的日本人读汉语书籍时不需要学习汉语，可以直接把汉 语翻译成日语，从而吸收以文学和哲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速度和广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 升。同时，对汉语文章加上标点符号来进行翻译的汉文训读法给日文带来了语体汉化的作 用，通过翻译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翻译本身有能力改变本国文字和语言达习惯。综观上 述，汉语从古代开始对日语产生莫大影响，是日语不可或缺的基础。   2. 江户时代的中日翻译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中国产生许多“话本小说”(白话小说)，到十七世纪以前《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已成为“明清四大奇书”(后来《红楼梦》代替 《金瓶梅》)。白话小说和以往的古典文学不同，均承袭说书风格，难以用“汉文训读”方式 直接翻译成日文，并且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广大民众。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文学作品翻译成通俗 易懂的日文。 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日本正处享受和平稳定的江户时代，庶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也相 当发达，其中由中国传入的白话小说也丰富了日本文学的意义内涵。当时翻译成日文的主要 作品有： 《三国演义》(原著) ―― 《通俗三国志》(湖南文山 译)  1689年 《水浒传》  (原著) ―― 《忠义水浒传》(岗岛冠山 译)  1757年 《西游记》  (原著) ―― 《通俗西游记》(口木山人 译) 1758年 等等。 据说《通俗三国志》的译者湖南文山是一位京都天龙寺的僧侣，京都的佛寺从镰仓时代 起对中国语文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此外,因为江户时代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团 体，这些学者不仅会用“训读”方式读汉语，还会直接阅读白话小说，故具有代表性的明清 小说几乎都被翻译成日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岗岛冠山（1674～1728），他原来是一位在 长崎从事过汉语口译，也担任过日本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大师－荻生徂徕的汉语教师。除“明 清四大奇书”外，江户时代的译者还将《聊斋志异》等传奇小说翻译成日语，上田秋成的 《雨月物语》(1776年)和泷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1884年)等著作深受其影响。   3. 长崎“唐通事”     如上所述，日本自古以来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就汉语的阅读能力而言不乏人才，但就因 为日本人以“汉文训读”的方法将汉语翻译成日语后阅读，还是只有少数人会听和说汉语。 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就是在长崎从事口笔译工作的“唐通事”。     江户时代，中日贸易往来商船很频繁，最多的时候一年就有近一万个中国人来访长崎， 也有一些常驻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后来在长崎形成“唐人街”)。1604年,江户幕府聘请一个叫 冯六的中国人就任日本第一个“唐通事”(旧时的中日翻译员)，让他从事与贸易和外交有关 的各种翻译业务。后 来，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江 户幕府在 长崎成立了几 户“唐通事之 家”。这些“唐通事”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后来因在幕府但任译官职务，都归化入籍成为日 本公民姓日本姓，以下介绍的是长崎“唐通事之家”以及第一任通事的姓名； 頴 川家（陳冲 一）、頴 川家（陳九官）、林家（林 公琰）、林 家（林楚玉）、彭城 家 （劉 焜 台）、彭 城 家（劉 一 水）、彭 城 家（劉 鳳 岐）、平 野 家（馮 六）、神 代 家（熊 氏？）、柳屋家（柳氏）。 “唐通事”对日本的汉语教育贡献很大，明治 4年 (1872年 )创办日本第一所汉语学校 (“外务省汉语学所”)时，汉语教师几乎都是长崎“唐通事”，并且当初的学生也均是“唐 通事”家子弟(后来日本学生也逐渐增加)。此汉语学所后来改由文部省(教育部)主管,并改称 为“外国语学习所”，即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4. 日本开国时期的语言环境 日本虽然在江户时代锁国封闭两个世纪，但在长崎一直向世界敞开门户，除进行贸易 外，还请各国商船的船长写 “风说书”(即；介绍各国情况的报告书)积极收集国外的各种信 息，并将其翻译成日语后提交给江户幕府。但因能派商船往日本的国家有限，故在当时的长 崎只有汉语、荷兰语及几个亚洲语言的翻译。 1808年，有一艘船打着荷兰国旗进入长崎港，常驻在长崎的荷兰商人以为是祖国的船 只，赶忙去接后才发现那艘船竟是英国的军舰。结果，荷兰商人被扣作人质，英国船向日方 要求供应饮水和食物。以这起事件为契机，江户幕府认为今后有必要培养英语翻译人才，立 即下令让长崎的“荷兰通词”(荷兰语翻译)学习英语。“荷兰通词”就请一位长驻过英国的 荷兰商人开始学英语，“荷兰通词”刻苦学习英语的结果，1810年和1814年就完成了日本第 一本英语会话指南书和英日辞典。但毕竟是跟荷兰人学几年的英语，他们听和说英语的能力 还是有限的。 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来到日本浦贺港遭到日方的炮击,乃是所谓马礼逊号事 件。9年后的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贝特尔准将（James Biddle）率领三艘军舰来日商谈开 国问题，但被幕府回绝。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4艘战舰又驶入浦贺海面下碇停泊。这些军舰是奉美国总统之命前往 日本商谈开国问题的大舰队的一部分。由于其船体为黑色，被日本人称作“黑船”。此时， 长崎荷兰通词学英语已多年，但因缺乏师资和教材,他们的英语尚未达到口译员应有的水平。 因此，在浦贺港日方人员乘驳船驶近黑船时,首席翻译官堀达之助大声喊：“I can speak Dutch!”(“我会说荷兰语”)。美国方面从1837年开始与日方“通词”接触过几次，知道用 英语与日方沟通有一定的困难。其实佩里早有准备，在启航之前就招募一些通荷兰语和汉语 的船员。当时的佩里舰队包括以下的翻译员；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汉语和日语的翻译员 (传教士、汉学家) 波特曼(Portman)：荷兰人、英语和荷兰语的翻译 罗森：中国人、汉语和英语的翻译助手 能操汉语和荷兰语的海军军人(姓名不详) 在“黑船”上进行谈判时，日方有以下的翻译员： 堀达之助：荷兰通词、首席翻译官 立石得十郎：荷兰通词、二等翻译官 中国人罗森是在香港乘船的翻译员，他作为卫三畏的助手帮助谈判翻译，虽然不通日 语，但可以和日本人笔谈。根据罗森写的旅日日记，他在日本颇受欢迎，在横滨街上逛逛走 走的时候，好奇的日本老百姓常来跟他搭讪，用笔谈请他在扇面上题字。 从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江户末期日本的语言环境，即； 汉语：由于自古以来的汉学传统，日语多用汉字，且当时日本人民的识字率并不低，即 使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说汉语，也可用汉字笔谈表达较复杂的内容。 荷兰语：在日本唯一正式学习的西方语言，荷兰通词的翻译水平很高。 英语：荷兰通词曾经跟着荷兰人和飘洋过海来日本的美国人学过英语，但还是难以与美 国人进行顺畅的沟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美两国间的开国谈判主要以接力口译的方法来进行； 日语＜－＞荷兰语＜－＞英语 日语＜－笔谈－＞汉语＜－＞英语 同样，日本开国后就任第一任驻日美国总领事的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也聘请一位荷 兰语翻译休斯肯（Henry Conrad Joannes Heusken）赴日常驻。休斯肯任职于美国公使馆书 记，1856年8月24岁时来日，1861年1月被攘夷派(反对开国的武士集团)志士暗杀，在江户城 下丧命，享年28岁。他在这短短4年半的时间里写了细致生动的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为西方人在横滨开了外国人居留地以后，很多中国人跟着西方 人到横滨居住，他们最初给西方商人当买办，用笔谈和日商进行买卖谈判，后来他们自己开 店铺渐渐形成了现在的横滨唐人街。 以黑船的到来为契机开国的日本认识到在此后的国际交流活动上英语比汉语和荷兰语更 重要，在国内办学培养英语人才的同时，也派人到欧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大显身手， 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5. 明治时代的中日翻译交流     到明治时代，一向从中国吸收文化的日本将其发展目标的矛头转向欧美，翻译出版了许 多欧美书籍，其中社会科学领域的专著和小说占多数。翻译文体多采用传统的“汉文脉”， 通常汉字的比例占七成左右，对中国人而言比较易读。并且，明治时代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来 日本学习，其中梁启超、鲁迅等人在日本看到的翻译书籍后再翻译成汉语。当时在中国的知 识分子中有一种想法；因为日本和中国一样使用汉字，看日比较容易看懂，所以宁可先 学日文通过日本的翻译书吸收西欧文明不如学西洋文字快，再说在日本翻译的都是精选出来 的好书，认为学习日文就是吸收西方文明的捷径。于是留日中国学人纷纷从日文重译西方学 术专著后向中国读者介绍。在翻译成汉语的书籍中，除重译外，自然也包括日本人写的日文 书籍。梁启超就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1852－1922)写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现在让 我们比较以下此书的原文和译文。 原文：晩霞丘ハ慕士頓府東北一里外ニ在リ左ハ海湾ヲ控エ右ハ群丘ニ接シ形成巍然 译文：晚霞邱在幕士頓府東北一里外，左控海灣，右接群邱，形式巍然， 原文：実ニ咽喉ノ要地ナリ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米国忠義士夜窃ニ此要害ニ占據シテ 译文：實咽喉之要地，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忠義之士乘夜佔據此要害， 原文：以テ英軍ノ進路ヲ遮ル明朝敵兵水陸合撃甚タ鋭シ。 译文：以遮英軍之進路。明朝敵兵水陸合擊，勢甚銳。 从以上的原文和译文可知当时将“汉文脉”(语体汉化)的日文书面语翻译成汉语显然是 轻而易举的。而且，明治时代的政治小说还多引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词句或作者自己写的汉 语诗。在《佳人之奇遇》里面也看到“怀君半夜来成眠名月涓涓水一天 妾泪化为江上水驾风 和雨到君边”的诗词。   梁启超从事翻译时有一种很鲜明的自觉意识，他翻译的《佳人奇遇》发表于1858年，主 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梁启超将《佳人奇遇》发表在 《清议报》上，并为此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 说他认为翻译小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政治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梁启超翻译的 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矢野龙溪著，1884年)也曾风靡一时。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和 序言发表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据说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 一。1930年代中国就这样迎来了第三次翻译热潮。 关于重译，鲁迅在他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1930)中有以下的记 载； -----蒋光Ｚ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 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 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 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藏 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 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学英德 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 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 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 着，等着，等着”了。 如上所述，梁启超等人通过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将许多新词和新概念引进到中国；最 后，很多年轻的文学家响应胡适所提倡的新文学运动开始发表现代翻译小说。清朝末期和民 国初期的中国通过翻译从日本吸收了欧美文明，也形成了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民权的情绪。包 括由日文重译的作品在内的翻译作品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6. 战前、战后至邦交正常化时期的翻译员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1895年，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的50 年日本一直占据台湾。另外，1936年日本军部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以后， 将各个领域的专家派往东北使他们从事各种建设工作，同时在日本国内招募大量的开拓农民 送往满洲。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这些侨居在中国和台湾的日本人陆续回国，其中一部分生 长在中国的日本孩童能操一口流利的中文。此外，在台湾进行50年的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结 果，台湾人的日语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曾受 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和在中国生长的日本人分别担任日中双方的翻译，作为中日两国友好交 流的桥梁做出贡献。   7.当代中日翻译情况     在日本中日口译圈内，所谓“第一代”中日翻译是指上面所介绍的从中国归来的日本 人，此外还有江户时代末期开始居住在日本横滨等地的中国侨民。他们虽然曾未受过正式的 口译训练，但凭着他们优越的语言能力，也出于希望自己能对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贡献的强烈 愿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们也作为口译学校的教师培养出下一代的中日口译人 才，在中日两国间增进了解促进和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大约20年的时间里，在日本 的中日口译圈内在学校的课堂上学汉语(日语)的占绝大多数。但是，最近在日本的中日口译 圈内，还出现了一种新环境，那就是双母语者的增加，1.二战时期的“战争孤儿”(在华日本 遗孤)回国后，他们的下下一代目前已经到了进入大学的年龄；2.由于家长的工作关系，长期 住过汉语圈的日本孩童增加，有的在当地的中受过教育；3.由于跨国结婚的增加，在家 庭里讲中文的学生也不少；4.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渐渐增加，最近在中国高中毕业后直接来日 本就读大学的学生增多；在这些学生里面希望将来能从事口笔译工作的很多。     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相信今后能靠这些年轻有为的口译员中日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能 够达到更高的层次。   参考书目 [1]阿英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60年 中华书局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2000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4]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2006年  秀成資訊科技出版社 [5]罗选民 主编《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3年  安徽文艺出版社 [6]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2003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7]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8]王暁元「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博士論文、2006年6月嶺南大学 [9]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03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邹振环《20世纪上海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年  广西教育出版社 [11]内田慶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平成13年 関西大学出版部 [12]斉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2005年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3]竹内実 ・吉田富夫訳『魯迅全集』第六卷、第十二巻 1985年 学習研究社 [14]竹内好他『魯迅選集』第五巻、第八巻、第十巻 昭和31年 岩波書店 [15]竹内好訳『魯迅文集』第四巻 1991年 ちくま文庫 [16]樽本照雄『清末翻訳小説論集』2007年 清末小説研究会 [17]永田小絵「中国清朝における翻訳者および翻訳対象の変遷 」（『通訳研究』６号 2006年、207－ 228頁） [18]永田小絵「中国翻訳史における小説翻訳と近代翻訳者の誕生―前編―」（『翻訳研究への招待』 2007年、69－78頁） [19]本田義彦『日中台 見えざる絆』 2006年 日本経済新聞社 [20]水野的「近代日本の文学多元システムと翻訳の位相－直訳の系譜」（『翻訳研究への招待』2007 年、3－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