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郎君行记_与契丹字研究_兼谈不能再视_郎君行记_为女真字了

《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 ——兼谈不能再视 《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 ●牛达生 一、《行记》与乾陵 “无字碑” “无字碑”位于唐乾陵朱雀门外右侧, 它 与 “述圣记碑”遥相对峙, 皆高 6. 3米, 巍 峨状观, 成为乾陵一大景观。“无字碑”所以 不着一字, 据说是依据武则天的遗命如此建 造的。武则天认为自己的功过应由后人评述, 也蕴涵着帝王功高德大无字可以记述的意 思。总之, “无字碑”构思奇特, 以无字胜有 字, 成为千古绝唱, 名闻遐迩。 “无字碑”在唐五代时确实无字, 到宋金 时始有人在其上题刻, 使 “无字碑”成了有 字碑。据 《金石萃编》载, “无字碑”上共有 宋金题刻 13段, 但多漫漶不清, 难以卒读。 唯有金太宗天会十二年 ( 1134年) 的 《郎君 行记》, 刻字深峻, 字文清晰, 完整, 又 因其字为契丹字, 而最为著称, 为 “无字 碑”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图一, 图二)。 《郎君� 行记》的全称是 《大金皇弟都统 经略郎君行记》(本文简称 《行记》) , 以篆书 刻于此段题刻上部。如拓片所示� , 题刻右半 为契丹字, 左半为对译之汉文。大金皇弟为 何人题刻不详。据钱大昕 《潜研堂金石文跋 尾》卷十八考证, 认为该人即太宗昆弟撤离 喝, 宋人呼其为 “啼哭郎君”者。撤离喝者, 《金史》有传, 在卷八十四。传称: 撤离喝为 “安帝六代孙”, “世祖养子”, “雄伟有才略”。 熙宗时, 与宋军战于陕西, 屡有战功, 先后 任元帅右监军 (正三品) , 右副元帅 (正二 品) 等职, 封为应国公, 加开府仪同三司。后 因皇族内部纷争, 海陵王泡制了所谓 “谋 反”的 “契丹小字家书”事件, 撤离喝父子 等 20余人被杀。《撤离喝传》《宗义传》皆言, 所谓撤离喝的 “契丹小字家书”及手署、印 文之事, 是元帅府令史遥设伪造的。据此, 贾 敬颜先生在 《契丹文》中说: “可见撤离喝能 写契丹小字, 可能书法上颇负名气。《行记》 当出自本人之手。”� 《行记》碑刻, 不仅以人文景观见称, 而 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为乾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唐会要》载,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 ( 798年) 在 “献、昭、乾、定、泰五陵, 各建屋三百七十 八间。”可见唐时乾陵地面建筑规模很大。 《行记》记载了史籍所无的金代重修陵园的情 况: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 (即向) 以 疆场无事, 猎于梁山�之阳, 至唐乾陵, 殿庑 颓然, 一无所睹。爰命有司, 鸠工修饰。今 复谒陵下, 绘像一新, 回廊四起, 不胜欣怿。” 第二, 《行记》是最早被发现的契丹字实 物资料, 它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女真字, 但 后文要谈到, 人们不仅修正了这个错误, 而 且在本世纪契丹字的研究中, 《行记》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50— 　考古与文物　1997 年第 4 期　　　　　　　　　　　　　　　　　　　　　　　　　　　　　　　　 图一　 《郎君行记》拓本 —51— 图二　 《郎君行记》契丹字抄本 　　 —52— 二、《行记》被误认为女真字是事出有因 尽管 《行记》早在 12世纪就刻在乾陵 “无字碑”上, 可以任人观赏研究, 但引起金 石学家注意并得到著录, 却要晚到 17世纪初 的明万历年间。最早著录 《行记》的是陕西 周至举人赵崆函。赵崆函因家近碑刻如林的汉唐 故都长安, 积三十年经心搜访, 终于万历四 十六年 ( 1618年) , 刊出 《石墨镌华》六卷。 该书卷六称: “是碑无一字可辨, 盖女直 (真) 字。”清代著名金石、考据学家, 诸如 李光昭英《观妙斋藏金石文考》, 毕沅 《关中金 石记》, 钱大昕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王 《金石萃编》, 吴骞 《愚谷文存》, 翁树培 《古 泉汇考》, 刘师陆 《女真字碑考》, 叶昌炽 《语石》等, 都对 《行记》加以著录或述及, 有的还加以考证, 多所发现, 但在文字上皆 因袭赵说, 认为是女真字。本世纪初, 日本 著名东洋史学家桑原 蒇到中国考察后, 在 其 《雍豫二州旅行日记》� 和 《郎君行记碑石 拓本》�二文中, 认为 《行记》为女真字, 仍 然是这一影响的结果。 明清人误认 《行记》为女真字, 是有其 历史原因的: 其一, 明清时已无识契丹字之人。据辽、 金史记载, 契丹字作为一种民族文字, 从辽 太祖神册五年 ( 920年) “始制”, 到金章宗明 昌二年 ( 1191年) “罢之”, 历经辽、金两朝 通用近三个世纪。然而, 由于契丹统治者实 行愚民政策, 禁止民间刻印契丹字的书籍, 禁 止契丹字的书籍传播, 必然使契丹字的使用 和流传受到很大影响。《辽史》卷二十二, 辽 道宗 “禁民私刊印文字”。沈括 《梦溪笔谈》 卷十五, “契丹书禁甚严, 传入中国 (指宋 朝) 者死。”这些点滴记载, 正是这种政策的 反映。 在 《辽史》《金史》列传中, 有一种它史 所无的有趣现象, 即视通习和工于契丹字为 一种特殊技能, 在有关人的列传中, 要加以 专门的记述, 如×× “通契丹、汉字”, ×× “识辽、汉字”, ×× “工于契丹小字”等。在 《金史》中, 宗室诸子学习契丹字, 也作了专 门记述, 如卷六十六 《完颜 传》, “女真初 无文字, 及破辽, 获契丹、汉人, 始通契丹、 汉字, 于是诸子皆学之。“卷七十三 《宗雄 传》, 宗雄 “托病归家卧两月, 因学契丹大小 字, 尽通之⋯⋯及与辽议和, 书诏契丹、汉 字, 宗雄与宗翰、希尹主其事。”据有人统计, 在辽、金二史中, 包括创制契丹字在内的通 契丹字的人, 仅35人。当然, 懂契丹字的人 绝不止此数, 但这些记载也说明不仅普通百 姓不识契丹字, 就是在官场中, 也被视为是 一种高深的学问, 并不是大家都会的。辽、金 时如此, 到了元代, 识契丹字的人更属罕见; 下及明清, 当然更无人认识契丹字了。难怪 乾隆时举人沈赤然似有所发现的说“契丹、西 夏、金、元皆有国书。”�说明当时的知识分 子, 对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知之甚少, 更不要 说认识了。 其二, 明清人不知金人一度使用过契丹 字。完颜氏建立金朝后, 甚至在创制女真字 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 继续用契丹字。 契丹字与女真字、汉字一样, 为官方通用文 字。《金史》卷七十三 《希尹传》, “金人初无 文字, 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 乃用契丹字。”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希尹 “依仿汉人 楷字, 因契丹字, 合本国语, 制女真 字”, 并于太祖天辅三年 ( 1119年) 八月 “颁 行之。”熙宗天眷元年 ( 1138 年) 正月, 又 “颁女真小字。”�但女真字的颁行, 并未影响 契丹字的使用。天眷元年九月,“诏百官诰命、 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 勃海同汉人。”� 为了政务需要, 金朝还没有 “契丹书写”“契 丹译使”等官职。如上文所述, 金人在字面 上“诏罢契丹字”, 要晚到金代晚期的章宗明 昌二年 ( 1191年)。令人遗憾的是, 似乎明清 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些信史记载, 看到 《行 —53— 记》是金天会年间的题刻, 又有 “大金皇 弟”的称号, 便想当然的以为 《行记》是女 真字了。当然在重新认识并区分契丹字和女 真字之前, 就是有人注意到有关金人使用契 丹字的记载, 怕也是很难认为 《行记》是契 丹字的。 三、《行记》是契丹文字研究的突破口 契丹文字的研究�� , 是从本世纪 20年代 开始的。1922年 6月, 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 林右旗辽庆陵, 发现了契丹小字的 《兴宗哀 册》和 《仁懿哀册》刻石; 1930年, 在庆陵 又发现了契丹小字的 《道宗哀册》和 《宣懿 哀册》刻石。这些陵墓刻石的发现, 引起中 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被日本著名考古学家 江上波夫称为是 “考古学上、历史学上、语 言学上的重大发现, 为东洋学上的大事。”�� 建国后, 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 契 丹小字的实物和资料又有新的发现。从 50年 代到 80年代, 在辽宁义县、阜新、北票和内 蒙古翁牛特旗等地, 先后出土了 《萧令公墓 志》《故耶律氏铭石》《许王墓志》和 《耶律 仁先墓志》等,加上 1942年在河北隆兴挖出、 1972 年才运至省文管会保存的 《萧仲恭墓 志》和著名的乾陵 《行记》题刻等, 计约 10 种, 成为人们研究契丹小字最基本最重要的 资料。此外, 还有墓壁、塔壁和石崖上的墨 书题字, 及铜镜、鱼符、玉盏和钱币上的铭 文文字等零星资料 10多种。虽然不无遗憾的 是迄今为止, 尚未发现契丹小字书写和刻印 的一纸文书, 但中外学者凭借这仅有的 “哀 册”“墓志”等有关实物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 艰苦探索, 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使蒙在 契丹字上近千年的面纱, 初步揭开, 认识了 部分契丹文字, 拟定了部分原字 (契丹小字 最小的读写单位) 的音值, 出若干语法 现象, 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释字义和推求读音, 是契丹文字研究 的重点。《行记》中的契丹小字虽不足百字 (其他 “哀册”“墓志”多为二三千字) , 但在 契丹小字的研究中, 起到了其他刻石所起不 到的作用。这是因为虽然有的 “哀册”如 《道宗哀册》也有相应的汉文哀册, 但并不是 对译, 难以进行两种文字的对比研究。只有 《行记》是汉字和契丹字对译, 可以通过两种 文字的对刊以求其字义; 通过人名、地名、官 职名称的译音, 以求其读音。在这方面, 早 在 30年代, 著名学者罗福成就独具慧眼, 正 确地认出了 《行记》中的年号、日月、干支 以及经略、郎君、疆场、唐、乾陵、殿、廊、 欣怿、仲冬等契丹小字, 备受赞誉。50年代 以来, 国内外学者在读音上也作了探索, 并 有多位专家各自拟定了部分契丹小字的音 值, 又取得了新的进步。 197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的部分长期研究 契丹文字的专家如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 雄、于宝林、邢复礼诸先生, 组成 “契丹文 字研究小组”。他们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 上, “选取了 《郎君行记》作为突破口, 结合 其他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进行了新的探索。 他们从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入手, 逐步构 拟契丹原字的音值;利用契丹语语言资料,扩 大释读范围; 在探索契丹语语音和语法规律 中, 继续扩大释读范围, 从而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果: “在378个原字字形中识出了 130 个⋯⋯释出契丹语近 300条。分析出来的语 法形态 43种, 为其中 24种附加成分作了不 同程度的说明。”��这些成果的不断发表, 引 起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1978年 3月 13日, 新华社以 《我国学者研究契丹文字获 得重大进展》为题加以报导。1981年, 日本 语言文字学家西田龙雄著文, 认为是 “划时 代的新成就”。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了 100万字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 集 中的反映了 “研究小组”的新成果。这部书 虽不能说十全十美, 部分内容学术界还有不 —54— 同的看法, 但在契丹小字的研究上, 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在契丹小字的研究中, 《行 记》的价值及它所起的作用是得到充分肯定 的。本文的撰写, 正是在拜读了这部大作后 引发出来的。 四、不能再视 《行记》为女真字了 前面谈到, 明清学者误认为 《行记》是 女真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将这一错误纠 正过来, 是与契丹字新资料的发现及对契丹 文字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 20年代辽 庆陵诸帝后 “哀册”的出土, 使人真正领略 了契丹文字的真面目。日本学者羽田亨在庆 陵 “哀册”刊布后, 立即着手研究, 他将 “哀册”与 《行记》进行对比, 并于 1925年 发表了 《契丹文字的新资料》一文��, 明确指 出 《行记》不是女真字, 而是契丹字, 从而 结束了数百年来认为 《行记》是女真字的误 解。 然而, 要纠正长期形成的错误是不容易 的, 也由于契丹字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 就 是个别研究契丹文字的专家, 也对羽田亨的 结论表示 “存疑”。当然, 这一错误很快得到 纠正。至今仍是契丹学者案头必备的、金毓 黻先生编纂的、1934年出版的 《辽陵石刻集 录》, 进一步指出 《行记》是在金代女真大字 已经造成后, 仍以契丹字书写的题刻。 建国后, 随着契丹文字新的实物资料的 不断发现, 契丹文字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 进展。然而, 传统的以 《行记》为女真字的 惯性, 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学术界, 一些文章 仍将 《行记》说成是女真字。笔者 50年代在 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时, 听到的就是这种说 法。1965年, 西安碑林拓片赴日展出, 还将 《行记》契丹字说成是 “已经消灭的女真文 字。”为此, 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在1966 年第 1期 《文物》上刊登 《读者来信》, 专门 指出仍视 《行记》为女真字的错误。 70年代以来, 学术界的新成果不时见诸 有关刊物, 特别是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内蒙 古大学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所取得的新成 果, 更是轰动学坛, 已如前述。然而, 令人 不解的是, 我们学术界的一些朋友仍然不能 忘怀 《行记》是女真字的陈旧说法, 继续撰 文宣传, 如 《旅游》1981年 1期 《汉唐陵墓 石刻之趣》, 《文物》1982年 3期 《乾陵》, 《旅游》1983年2期《二十世纪之谜——武则 天 “无字碑”上的少数民族文字》等, 以及 一些介绍陕西名胜古迹的书刊, 仍以 《行 记》是女真字向读者介绍。笔者认为, 学术 研究应当严谨认真, 来不得半点马虎, 就是 科普文章, 也应传播正确的知识。视 《行 记》为女真字的错误, 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责任编辑　王小蒙) 注　　释 � 郎君: 汉魏时贵族子弟的通称; 唐代称新科进士为郎君; 女真宗族和贵族也有郎君之称。 � 《郎君行记》拓片及契丹文录本,采自 1985年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的 《契丹小字研究》。 � 贾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中国民族古文字》, 1982年印。 �梁山: 乾陵所在之山, 其北峰为陵园, 南峰为双阙 (俗称 奶头山) , 在乾陵县北 6公里处。 � 日本出版 《历史地理》第 12卷第 2号 ( 1908年)。 �日本出版 《史学杂志》第 21篇第 6号 ( 1910年 6月)。 � 沈赤然 《寄敖轩读书三笔》卷五。 �� 《金史》卷四 《熙宗纪》。 ��契丹字有大小字之分。据称: 大字资料少, 解读难度大, 目前所说契丹文字研究, 主要是指契丹小字。 ��日本出版 《东亚考古学》, 平凡社, 1939年 9月。 ��刘凤翥、于宝林 《契丹字研究概况》, 载《中国民族古文 字研究》,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契丹小字研究》,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出版 《史林》第 10卷第 1号。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