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_山人_考论

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 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到了唐代，士族开始与 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因 此，士族衰落与礼法下移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 至于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 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宋 明理学不过是为士大夫风操这套东西寻找到了一个超 越性源头，正是通过这样的演变，儒家伦理完成了从经 典(经学)向社会和个人伦理规范(道学)的转变，并且 由于佛教的影响，使它具有禁欲主义的宗教色彩。中 华文化本身的一次阶段性变化，由此而得到体现。 ［参 考 文 献］ ［1］颜之推． 颜氏家训［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左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礼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6］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李昉，等． 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9］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魏徵，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吴兢．贞观政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5］张固． 幽闲鼓吹［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16］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张国刚(1956—)，男，安徽省宿松县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唐代“山人”考论 牟发松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顾名思义，“山人”本指山居之人。自《庄子·天 道》篇以“江湖山林之士”［1］(P81)代指隐逸之士，故后世 每以山林之士对朝廷之士，继而有以“山客”［2］(P460)代 指隐士(正郭)者，乃至径以“山人”指隐士。不过，孔稚 圭所云“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中的“山 人”［3］却意在讽刺假隐士、真官迷。该语中之“山人”实 为尔后走“仕宦捷径”的终南山人的前身。其后，见于 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山人”更是五光十色，显示出多种 面目。 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山人”及其类型 (一)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的 李浑型 《旧唐书》载:“初，太白山人李浑言太白山金星洞 有帝福寿玉版石记，求得之，乃封太白山为神应公，金 星 洞 为 嘉 祥 公，所 管 华 阳 县 为 贞 符 县。”［4］(卷9，《玄宗本纪·天宝八载闰月条》)又载:“(天宝)八载六月， 玉芝产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浑称于金星洞仙 人见，语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令御 史中丞王钅共入山洞，求而得之。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 清宫，加圣祖玄元皇帝尊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 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号并加‘大圣’字，皇后并 加‘顺圣’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号曰开元天宝 圣文神武应道皇帝。”［4］(卷24，《礼仪志四》)李浑两《唐书》无 传，据《文苑英华》载，“今太白山人李浑等暂因形动，未 假 神 游，初 入 缁 帷 之 林，忽 变 紫 微 之 境”［5］(卷779，《玉版玄记颂并序》)云云，则初为僧人，后为方士。 无独有偶，《旧唐书》又称，翌年即唐天宝九载(750年) 十月，御史大夫王钅共又奏称，“太白山人王玄翼见玄元 皇帝于宝山洞中”，唐玄宗遣王钅共、刑部尚书张均等人 前往洞中，自有查验之意，而王钅共等复于“洞中得玉石 函《上清护国经》、宝券、纪箓等，献之”［4］(卷24，《礼仪志四》)。 《资治通鉴》记此事后又称，“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 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 观，以祝圣寿，上悦。”［6］(卷216)范祖禹《唐鉴》评此事曰: “昔秦始皇削平六国，汉武帝驱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 及其为方士之所欺玩，无异于婴儿。人君惟恭俭寡欲， 清虚以居上，则邪谄无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鲜不 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争为幻以惑之，其神明 精爽既夺矣，此所以养成大乱也。”［7］(卷9)其后不过五 载，“安史之乱”即发，故范氏有此酷评。实际上，两位 太白山人的作伪伎俩极其低下，唐玄宗君臣不难察知， 也未必不知。唯上下苟且，借以粉饰太平，神化帝室而 已。不过，其中对于唐玄宗可能最具欺骗性、诱惑性 的，还是那块写有“圣上长生久视”的玉版石记符。当 时，唐玄宗年已六十五，“慕长生”已成为其最大、最迫 04 河北学刊 2011·3 切的追求，因而对这一符瑞，他是“宁可信其有”的。正 是鉴于唐玄宗的这种心理，太白山人们才敢伪造符瑞， 身为监察、法律的最高长官们才敢上献。 《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延载元年(694年)七月癸 未条:“嵩岳山人武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 事。八月，什方罢。”［8］(卷4)武什方实开唐代山人出任宰 相的先河。什方有何功德?《资治通鉴·则天皇后纪》 载:“(延载元年)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则 天)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 号，赦天下，改元。……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 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 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238—251)年生。又有老胡 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太后甚信 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 夫、同平章事。……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 之。”［6］(卷205)当时，武则天称帝未久，仍急需政治合法性 资源，无论山人、僧尼还是胡人，只要能显示神异，服膺 民心，强化武周政权合理性，一律兼收并蓄。 方士术人型的山人本应隐迹山林，却跻身朝堂、参 与政治，虽有飞黄腾达如武什方者，更不乏一朝失足身 败名裂者。如唐肃宗不满宦官李辅国专权，向所亲山 人李唐倾诉不满，后李唐被流放于黔中。唐肃宗弥留 之际，张皇后与内官朱辉光等亲信谋立越王，唐肃宗死 后，太子(宪宗)监国，废张皇后，其亲信或流或杀，被诛 者中就有山人申大芝。唐顺宗传位宪宗、自称太上皇 之际，山人罗令则以废立之事游说秦州刺史刘澭，事发 被杖杀［6］(卷222、236)。均为其例。 (二)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的李渤型 卢藏用“举进士、不得调”，遂隐居于终南山中，然 “有意当世”，关心时政，故被称为“随驾隐士”［8］(P4375)， 后终至高官，司马承祯讥其隐居终南实“乃仕宦捷径 耳”［9］(P157—158)。虽然卢藏用隐居终南，与当时所谓山人 之行事并无异致，但他未尝自称山人，人们也不曾称他 山人。不过，类似卢藏用的山人却颇有其例。《旧唐书 ·宪宗本纪》元和元年(806 年)九月癸丑条:“以山人 李渤为左拾遗，征不至。”［4］(卷14)又据《旧唐书》载，李渤 因其父任殿中侍御史隐瞒母丧，被“流于施州”，故其 “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 山”。唐元和初，李渤“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托疾不赴”， 但“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陈论。又撰《御戎新录》二十 卷，表献之”。唐元和九年(814 年)，诏征为著作郎，遂 赴官入仕。后因忤旨，“以散秩在东都，以上章疏为己 任，前后四十五封”。其后，历仕内外诸职，“章疏论列， 曾无虚日”［4］(卷171)。 唐元和六年(811年)，韩愈任河南令时有诗《寄卢 仝》，称赞卢仝虽穷困却不交官宦、俗徒，洁身不仕。诗 云: 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 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髙，两 以谏官征不起。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 使。 宋人韩醇注称:“水北谓石洪，水南谓温造，皆继往 河阳幕，少室谓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为也。”按:石洪 附于《新唐书·乌重胤传》，传称“有至行”“为黄州录事 参军，罢归东都，十余年隐居不出。公卿数荐，皆不答。 重胤镇河阳，求贤者以自重”，“欣然”入其幕［8］(卷171)。 温造《旧唐书》有传，称其:“幼嗜学，不喜试吏，自负节 概，少所降志，隐居王屋，以渔钓逍遥为事。”后亦“欣 然”应寿州刺史张建封之招，又入河阳幕。韩愈有《送 石处士赴河阳幕》诗，谓其“人云避世士”;亦有《送温处 士赴河阳军序》文，谓之“深藏而不市”。但《寄卢仝》诗 中却对二人及李渤颇有微辞，认为他们虽称山人，却热 衷于交际，系怀于时政，实待价而沽，最终亦先后入仕 为官。按:温造曾隐居王屋山，李渤曾隐于嵩山，韩愈 诗所谓水南山人、少室山人，名副其实。石洪隐居东都 十余年，似未闻有居山经历，可见山人即隐士之代称。 而居山士人中，多数恐怕是走“仕宦捷径”者。 唐人有习业山林以备科举的风尚，严耕望氏有专 文详考［10］(P271—316)。终南、嵩山、少室因毗邻唐之两京， 故尤为文士聚集之所。其中，号称山人者多是习业养 望以待入仕之人，如上举卢藏用、李渤等。另有王屋 山，亦为待仕山人渊薮。兹举二诗，以概其况。张籍 《胡山人归王屋，因有赠》: 转转无成到白头，人间举眼尽堪愁。此生已 是蹉跎去，每事应从卤莽休。虽作闲官少拘束，难 逢胜景可淹留。君归与访移家处，若个峰头最较 幽［11］(P962)。 杜牧《卢秀才将出王屋，高步名场，江南相逢赠 别》: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氲。将携健 笔干明主，莫向仙坛问白云。驰逐宁教争处让，是 非偏忌众人分。交游话我凭君道，除却鲈鱼更不 闻［11］(P1073)。 王屋卢山人经多年苦读，即将出山决战科场，“携 健笔干明主”，或因腹有诗书气自雄，故壮怀激烈，豪气 干云。而“无成到白头”的王屋胡山人再次蹉跎不第， 故心境低落，在“人间举眼尽堪愁”中怏怏还山。唐人 诗歌中，送山人归山的篇什极多，其中不少是科场落 第、仕途失意者。不妨再举一首白居易的《送张山人归 嵩阳》: 14 ◆ 史学纵横 ◆ 黄昏惨惨天微雪，修行坊西鼓声绝。张生马 瘦衣且单，夜扣柴门与我别。愧君冒寒来别我，为 君酤酒张灯火。酒酣火暖与君言，何事入关又出 关。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余月客长安。长安古 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朝游九城陌，肥马轻 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春明 门，门前便是嵩山路。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 且归去［11］(P1073)。 嵩阳张山人已西“飘”长安三年多，干谒公卿，奔走 权门，自是以图仕进，然长安虽为“名利地”，但“空手无 金行路难”，穷困潦倒之际，最终还是决定重返嵩山，归 依云泉。乐天诗笔如画，将那个寒冬雪夜张生马瘦衣 单的落拓凄凉之相展现无余。可知嵩山虽密迩两京， 入朝之路却是咫尺天涯。《旧唐书·宪宗本纪上》元和 四年(809年)四月丙申条:“抚州山人张洪骑牛冠履，献 书于光顺门，书不足采，遣之。”［4］(卷14)抚州张山人不远 千里来长安献书，亦是自售。他显然觉得“终南捷径” 终究是曲线，不如直奔朝廷简捷，但仍以失败告终。 (三)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李泌型 据两《唐书》李泌本传，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 《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但李泌“操 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 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肃宗时为太子)供 奉”。后因杨国忠谄忌，贬置蕲春郡，他却“潜遁名山， 以习隐自适”。“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即位于灵武， “遣使访召”，“延致卧内，动皆顾问”，但“泌称山人，固 辞官秩”。尽管实际掌握中枢政务，“权逾宰相”，却再 遭权臣、宦官猜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 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唐德宗贞元中入拜宰 相，李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 门游处”，“故为人所讥切”。而李泌“自出入中禁，累为 权幸忌嫉，恒由智免”。其虽居高位，仍着山人服，故辅 佐唐肃宗时，“出陪舆辇，众指曰:‘着黄者圣人，着白者 山人’”。应唐代宗召之前“无妻，不食肉”。总之，李泌 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时亦体现出极高的政治才能，但他 始终有意保持山人身份，故能进退裕如，既有益于时， 又得以保身。《新唐书·李泌传》谓“其谋事近忠，其轻 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近立功立名者”。实际上， 这都得益于他有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即使不可避 免，仍然减少了一些磨擦和阻力，必要时能够全身而 退。 与李泌同时且因李泌推荐而任官的阳城，亦有“山 人”之号。史称其“世为官族”，好学，“无所不通”。进 士及第后却“隐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后 任谏议大夫。“人皆想望风彩，曰:‘阳城山人能自刻 苦，不乐名利，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但到官后并 无异常表现。唯“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仗义疏财。 及至裴延龄、李齐运等以奸佞相次进用，毁诋大臣，陆 贽等咸遭枉黜，阳城乃伏阁上疏，论裴延龄奸佞，陆贽 等无罪，“慷慨引谊”，措辞尖锐。唐德宗欲以裴延龄为 相，阳城放言:“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诏)坏之。” 竟因之降贬，又外任道州。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 “不以簿书为意”，民皆赖之，而赋税不登，上级斥责，遂 “自囚于狱”。《旧唐书》列阳城于《隐逸传》即在于阳 城虽历官内外，却不以官职升迁、法律簿书为意，仍保 持着淡泊名利的山人本色，即本传“赞”所谓“高士忘 怀，不隐不显”。《新唐书》将其列于《卓行传》则着眼于 他任官行事全凭良心，纯真“鲠峭”，直道而行，无视官 场的游戏规则。这仍然有山人的一面。 (四)以服食、医药等致长生之术活跃于宫廷的柳 泌型 《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 月丁亥条:“以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为上于天台山采 仙药故也。制下，谏官论之，不纳。”［4］(卷15)据同书《李 道古传》，“便佞巧宦”的李道古在出任鄂岳观察使期 间，“以贪暴闻，惧终得罪”，乃因“宪宗季年颇信方士， 锐于服食，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镈方谀媚固 宠”，遂与皇甫镈合谋，“荐山人柳泌以媚于上”［4］(P3642)。 柳泌入禁中，“自云能致灵药”，又说“天台山多灵草，群 仙所会”，“愿为天台长吏，因以求之”，遂“徒步为台州 刺史，仍赐金紫”。谏官论奏，谓“列圣亦有好方士者， 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唐宪宗说:“烦一郡之力 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爱焉!”柳泌到天台，“驱 役吏民于山谷间，声言采药”，一年后一无所得，“惧诈 发获罪”，举家逃入山谷。后被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 在皇甫镈与李道古的担保下，复“待诏翰林院”炼仙丹 灵药。唐宪宗后服柳泌所制丹药后，“日益烦躁，喜怒 不常”，遂遭宦官弑杀［4］(P3742—3743)。唐穆宗即位后第六 日，诏暴“山人柳泌”之罪，“付京兆府决杖处 死”［4］(P476)，自余方士，包括“自言有奇术、能变瓦砾为 金”［4］(P3743)的凤翔虢县人田佐元等，“皆流岭 表”［6］(P7778)。 以柳泌为代表的方士型山人，唐宪宗前后皆不绝 于朝廷。唐敬宗时的山人杜景先，唐宣宗时的罗浮山 人轩辕集，均为这类方士中的鼎鼎有名者。前者不仅 自称有道术，而且还请求到江南求访异人，竟访得自称 寿数百岁的隐士周息元，并被召入京［4］(P520、642)。方士 型山人本与以长生为宗旨的道士有着共同的渊源，而 炼仙丹、种灵草原本就是道士的专业，因而有的山人实 为道士。柳泌的丹炉就设在长乐坊的“兴唐 24 河北学刊 2011·3 观”［6］(卷240)。地方官府中也常见这类山人。如唐元和 中，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时修斋箓，与山人王恭合 炼药物”［4］(P4097—4098)。 总之，方士型山人堪称职业化、专业化程度最高的 山人。他们之中或有医术，如柳泌就“少习医术”;或有 幻术，如《太平广记》中的“张山人”就是一位“技术之 士”［12］(卷72)。当时，所谓技术就是方术、道术。据称，唐 曹王贬衡州时，出猎围得群鹿十余头，“计必擒获”，却 无故失之，张山人发现是“术者所隐”，遂施法术找到术 者，得知“诸鹿所在”;或有星历巫卜之术，如《太平广 记》所载双目已盲而“以手扪之，必知贵贱”的相骨山 人［12］(卷76);“妙于三戒、尤精云气”的凤州东谷山人强 绅［12］(卷80);“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的范山 人［12］(卷213);“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的祖山 人［12］(卷27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唐肃宗时，山人韩颖 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其所上《大衍历》为朝廷所颁行，韩 颖亦被任为太子宫门郎、直司天台［13］(P880)，号称太白山 人的孙思邈则是著名的医药学家［13］(P1803)。 “山人”本色———处山林之远 唐朝时，“山人”开始大量出现于文献史籍，亦偶见 于石刻，这种情况不见于前此时代，后世特别是明清时 代山人辈出且极具社会影响，唐实开其先河［14］。山人 群落的组成复杂、面貌多样，但首先是与朝廷之士相对 的山林之士，也就是隐士。前引韩愈诗《赠卢仝》谓卢 仝是真隐士。卢仝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后隐东都。 “甘露之变”中，“仝偶与诸客会食(王)涯书馆中，因留 宿”，被宦官当作王涯党羽一同逮捕。“吏卒掩捕”之 际，卢仝自辩云:“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 吏人指责说:“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卢仝遂 被杀害［15］(P267—269)。可知山人原应隐于山林，不宜总在 山外，更不应游于权贵之门。山人既相对于朝廷之士， 故未仕学子即处士亦可称山人。从白居易《凭李睦州 访徐凝山人》诗中“解怜徐处士，唯有李郎中”［11］(P1159) 句，《赠韦处士》诗中“始觉韦山人，休粮散发 好”［11］(P1112)句，知山人、处士可以互代。故《文苑英华》 “隐逸类”有“处士”、“山人”、“隐士”等小类，其中“山 人”小类收诗五十四首，皆为唐人作品［5］(P1159—1173)。山 人既以山林为家，而天下名山僧道占尽，故山人常依托 佛寺道观。刘长卿有《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 隐居》之诗，崔曙有《宿大通和尚塔敬赠如上人兼呈常、 孙二山人》之诗，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与山人酬唱的篇什 极多。山人特别是其中的方士型山人与道士无多差 别，就致长生、成神仙而言本属同行，故往往同隐一山， 同居一观，共同修炼仙丹灵药。总之，山人身份具有明 显的在野乃至方外性质。据《南史》载，齐太祖即位之 初，欲见隐士明僧绍。当别人问及他将如何与天子相 对时，明僧绍答以“当依戴公”，即“高卧牖下，以山 人之服加其身”［16］(卷50，《明僧绍传》)。戴公即晋宋间著名隐 士戴颙。据《宋书》本传，刘宋初年，衡阳王义季“亟从 之(颙)游”，而“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17］(卷93)。“野 服”即对“朝服”而言，也就是普通百姓的服装。上引 《南史》中，作者、唐人李延寿将《宋书》中的“野服”改 为“山人之服”，可见唐代山人之服即为民服。《资治通 鉴》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六月条，称唐文宗召见李 训，却恰遇李训服母丧，按不能入禁中，于是“乃使 衣民服，号王山人”［6］(卷245)，亦是唐代山人服即民服之 证。前面提到李泌虽居高位，柄重权，却仍“称山人”， 着山人服，即不穿官服。李泌后因遭权臣忌嫉而主动 退隐衡山重过山人生活时，“诏赐隐士服”。这些都表 明了山人的布衣身份亦即非官方性质。 惟其如此，作为职业山人，出入权门心系魏阙是不 符合其身份的，正像隐士的政治功能即在于远离政治 以激清高、戒躁进一样，真正的山人是以淡泊名利或以 一技之长获取社会地位的，即使“如苍生何”而不得已 身在朝堂，也必须心在山林，以苍生为念。如李泌虽身 在山林之远却心忧天下，位居权力中心却又能激流勇 退;又如，阳城当官而不求升官发财，特别是率心直道 为官、为免民赋而违法自囚，等等，俱见山人本色。热 爱自己的医药之学不以之作为入仕敲门砖的太白山人 孙思邈与虽入仕却仍从事所长天文律历工作(时称“伎 术官”)［13］(P1399)的山人韩颖，同样不脱山人本色。山人 作为文士群落，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终南捷径型、隐居读 书备举型，本来就是以入仕为最终目标的，其自称山 人，是出于养望求名的策略;其被称为山人，则是仅就 他们目前的“处士”状态而言，并含有对其清高脱俗的 赞扬和期许。李渤和仲兄李涉曾“偕隐庐山”、嵩山，待 价而沽。李渤后来仕途通坦，李涉却仍蹭蹬于山野， “拓落生计”，“妻又入道”，终于“罕交人事”，专心于诗 文，自古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命运无意中成就了 李涉的才名，号称“一时钦动”。他“尝过九江皖口”，遇 劫盗，盗问何人，答以李山人。“豪首”亦即盗魁说:“若 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欣然书 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 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15］(卷5)这个故事颇带虚构色 彩，然以今准古，其中所反映的当时山人诗歌明星享有 崇高的社会声望，应是真实的。 ［参 考 文 献］ ［1］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4 ◆ 史学纵横 ◆ ［2］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孔稚圭．北山移文［A］．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李昉，等．文苑英华［C］．北京:中华书局，1966．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范祖禹．唐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11］彭定求，等．全唐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李昉，等．太平广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4］金文京．明代万历年间山人的活动［J］．东洋史研究，2002 (61 －2)． ［15］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牟发松(1954—)，男，湖北省江陵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研究。〕 关于唐内诸司使与威远军使研究的几个问题 杜文玉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唐长孺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研究过唐代宦官问 题，其中关于内诸司使的研究成果对后辈学者影响甚 大。笔者曾在唐先生研究基础上作过一些补充研 究［1］。最近，笔者又获得了一张唐代宦官墓志拓片①， 其中有一些新的史料对内诸司使及威远军使研究颇有 助益。《刘中礼墓志铭》所记载的内诸司使之职主要有 牛羊使、武德使、鸿胪礼宾使、 门使、客省使、总监使、 内外五坊使、军器使等，非内诸司使系统的职官有右神 策军副使、宫教博士、内坊典内、内寺伯、威远军使、宣 慰使、行营都监、内常侍、内侍、左监门将军、河东监军 使等。这些职官有的是常见之职，有的则已有研究成 果问世，而笔者并无新的见解，故不一一考释，仅对一 些研究不足或有所补充的职官加以论述。 关于内诸司使的补充研究 (一)牛羊使 这一使职前人未见涉及过，是笔者率先研究过的 唐代内诸司使之一［1］，但对其职能的诠释并未尽善尽 美，故利用《刘中礼墓志铭》稍加补充。 关于牛羊使的始置时间，笔者曾据《刘渶浰墓志 铭》［2］的记载判断其设置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 年) 之前。另据《新唐书》载:“(姚)合，元和中进士及第，调 武功尉，善诗，世号姚武功者。迁监察御史，累转给事 中。奉先、冯翊二县民诉牛羊使夺其田，诏美原主簿朱 俦 覆 按，猥 以 田 归 使，合 劾 发 其 私，以 地 还 民。”［3］(《姚崇传附姚合传》)又据《旧唐书》载:“大和二年十一 月，宫中昭德寺火。……造奏曰:‘昨宫中遗火，缘台有 系囚，恐缘为奸，追集人吏堤防，所以至朝堂在后，臣请 自罚三十直。其两巡使崔蠡、姚合火灭方到，请别议责 罚。’”［4］(《温造传》)遂将三人给予各罚一月俸的处分。两 巡使是左、右巡使的合称，按照唐制，这种职事本归殿 中侍御史掌之，“开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监察或权 掌之，非本任也”［5］(卷24)。也就是说，监察御史有时也充 任两巡使，姚合等人被处罚的情况恰恰说明其当时正 是在监察御史任上。根据以上情况，可以断定姚合任 监察御史之职当是在唐太和二年(828年)前后，在此期 间他曾弹劾过美原县主簿包庇牛羊使之事，证明牛羊 使在此时之前就已设置了。 关于牛羊使的职能，笔者曾据敦煌文书 P. 3723《记 室备要》卷中“贺牛羊使”条的记载:“谦居卑牧，后己先 人;时推哲贤，众仰英物。今者荣加贵位，宠拜重司，刍 豢既均，群类蕃息”云云，初步断定牛羊使的职能是掌 管牛羊杂畜的牧养。《刘中礼墓志铭》记其充任牛羊使 一职时亦曰:“国家以畜牧在殷，簿领宜简，苟刍豢之失 节，则肥脊而倍悬;视之均则大武角咠角咠，纵之逸则柔毛 累累。”这也可证明其确实掌管牛羊杂畜之牧养。之所 以下如此论断，是因为马匹的牧养在唐后期有飞龙使 与小马坊使分别掌管之，故牛羊使之职权不可能延伸 到马政方面之故。 唐朝置有闲厩使之职，掌管全国监牧之政，安禄山 就曾兼任过此职。自从飞龙使与小马坊使设置以后， 有关马政事务便不再归其所管，牛羊杂畜的牧养又归 牛羊使掌管，这一使职又未废去，直到唐后期以及五 代、宋代仍有设置，那么此后的闲厩使到底掌管什么事 务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将牛羊使的具体职 能考释明白，则闲厩使的职能便不难说清楚了。根据 44 河北学刊 2011·3 ①2002年7月，在西安东郊史家湾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方题名为《唐故河东监军使银青光禄大夫守左监门卫将军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 赐紫金鱼袋刘公(中礼)墓志铭并序》的宦官墓志(以下简称《刘中礼墓志铭》)，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服役。在坞主、营主的势力范围内分配土地的权力就 操在坞主、营主的手中。不管这些土地名义上是否有 主，实质上是由坞主、营主等占有的。分配到一块耕地 的人民在坞主、营主的统治下承担着耕战义务，这种义 务是属于封建性质的。” 与陈寅恪先生有关坞堡的认识兼具历史本体论意 义和社会史观意义一样，唐长孺先生的上述认识也具 有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观双重意义，但唐先生的历史观 不是社会学视角下社会史观，而是辨证唯物主义视角 下的唯物史观。与陈寅恪先生“把所有避难集团一般 化”不同，唐先生将“避难集团”一分为二，即分为“豪强 统率下”的“避兵集团”和由“逃亡人民”组成的“避赋 役集团”。在避赋役集团中，其外在形式带有“原始性 氏族残余”，是“公社形式的组织”的恢复，其内部社会 关系则是成员之间“通力合作，彼此互助”，“没有显著 的封建剥削关系”。在避兵集团中，其外在形式是坞 壁、坞垒等各种坞堡，其内部社会关系则是分为“封建 主”和普通成员两类，封建主与普通成员之间是一种 “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普通成员在坞主、营主的 统治下承担着封建性质的耕战义务。显而易见，这种 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阶级分析法是唯物 史观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典型运用。 以上笔者探讨了陈寅恪、唐长孺两先生在解读《桃 花源记》过程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和他们对史学方法论 与历史本体论的贡献，这对于科学认识两位先生的治 学特点、传承关系和历史观异同很有意义。 首先，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先生不愧 为开拓者。他首先从主要作为文学作品的《桃花源记》 中发现了一个社会史观视角下的坞堡世界，为后来的 探索者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尤为难得的是，他通 过人所常见熟视无睹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考史新材 料，提出了学术新问题，得出了认识新结论，体现了敏 锐的观察力、丰富的联想力、跳跃的思维力，这同他出 神入化的考证思路、出其不意的资料排比、出人意料的 考据结论一起构成其独特的治史门径，也同其一贯的 治学风格一脉相承。可以这样说，陈先生的此等做法 给最容易陷于枯燥化的既有史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某些 类似艺术性的色彩和扩充了某些类似审美性的空间， 以近乎完美的形式演绎了一场史学方法运用以至学术 审美的精彩，在一定程度上使史学方法的巧妙运用向 学术审美的跨越成为可能。这应是陈寅恪先生解读 《桃花源记》时在史学方法层面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其次，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唐长孺先生堪称 出色的踵继者。他站在巨人肩膀上，以纤细无遗的细 密考证再现了武陵蛮族曾经逃入山林川泽而被湮没的 历史。更为难得的是，他在一般化的坞堡世界里分辨 出了“避兵集团”与“避赋役集团”的差异，在“避兵集 团”之外发现了掩映在《桃花源记》背后的“避赋役集 团”，在“避兵集团”之内发现了两个对立的阶级，揭示 了“避兵集团”从“公社残余”、“发挥作用”到最终封建 化的发展过程，从一个更深侧面反映了“避兵集团”在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常常被忽略的片段。 总之，在对《桃花源记》的解读中，陈寅恪先生是开 拓者，体现的是一种恢弘气度，大开大合，大刀阔斧;唐 长孺先生是踵继者，但又力图别开新径，体现的是绵密 严谨，从容不迫。陈先生以方法论取胜，唐先生以本体 论取胜。陈先生既致力于开拓，又给后来者以启示;唐 先生既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并蕴涵超越。陈寅 恪、唐长孺两先生虽同治《桃花源记》，但体现的却是两 代人的学术，两代人的史观，两代人的开拓、继承与超 越，体现的是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时代变迁和生态变迁 的一个侧面。 〔孙继民(1955—)，男，河北省邯郸市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学研究。〕 Centenary of Tang Changru and the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of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Abstract:Zhang Guo － gang thinks that ritual propriety in the Confucian ethic，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became the family law for the nobles，which was widely accepted by the com- mon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and neo －Confucianism wa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e of ritual pro- priety． Mu Fa － song thinks that hermits of the Tang Dynasty lived in the mountains but their minds were still in the palace court． However，in the true sense，the hermits should live in opposite of the palace offi- cials． Du Wen － yu does additional researches of some official func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gives an investigation of Weiyuan military soldiers in detail and points out some differences from other military sol- diers． Key Words:ritual propriety;Confucian ethic;Tang Dynasty;hermit;palace officials;family tree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 25 河北学刊 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