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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讽刺批判精神

2023-03-06 9页 doc 25KB 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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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讽刺批判精神毕业论文题目西游记的深刻讽刺姓名学号学校四川师范大学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西游记》的深刻讽刺与批判精神摘要《西游记》有很鲜明的社会指向性,交织着深刻的现实内容,描绘了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深刻地讽刺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现实的黑暗,表达了作者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愤懑,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作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对当时社会上那些禁锢人们心灵的迂腐愚昧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关键字:西游记讽刺批判现实社会《西游记》讲的就是师徒五人历经磨难取得真经的佛门故事,它让我们记起,曾经有过那样残酷荒唐的时代,也让我们感...
西游记的讽刺批判精神
毕业题目西游记的深刻讽刺姓名学号学校四川师范大学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西游记》的深刻讽刺与批判精神摘要《西游记》有很鲜明的社会指向性,交织着深刻的现实,描绘了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深刻地讽刺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现实的黑暗,达了作者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愤懑,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作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对当时社会上那些禁锢人们心灵的迂腐愚昧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关键字:西游记讽刺批判现实社会《西游记》讲的就是师徒五人历经磨难取得真经的佛门故事,它让我们记起,曾经有过那样残酷荒唐的时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现实世界的生活,从而给人们以启迪和思索。一、对宗教的讽刺(一)对佛教的讽刺取经师徒四人,通晓佛理的唐僧并不睿智,而是迂腐懦弱,人妖不分;猪八戒贪吃,懒惰、爱财、好色;有的讽刺更为直接、露骨,像师徒四人千辛万苦到达西天,阿傩、迦叶二尊者却向唐僧索要“人事”,无钱贿赂,则只能得到“无字之经”,如来佛祖甚至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但只是经不可以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读了一遍,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白银,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第九十八回)佛祖在这里简直就像一个贪婪吝啬、守业传代的老财主,在庄严圣洁的西天佛土,行贿受贿居然是合法的,竟还受到佛祖的保护和提倡,这对宣扬四大皆空的佛教无异是绝妙的讽刺。第十六回就写和尚与妖怪结党,得以长寿,并且见宝物起贪心,谋财害命。而这和尚正是观音院院主,故此悟空对菩萨说:“你受了人间香火,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着他偷了我师傅袈裟,屡次取讨不与。特来问你要的。”有的下界妖魔(如黄眉大王、九头狮)还是佛的侍从或坐骑;在狮驼国为害的大鹏甚至与如来有亲,孙悟空就曾当面取笑如来是“妖精的外甥”。如此等等,都是对佛教的大胆讽刺。(二)对道教的讽刺故事中出现的道士没有几个是好人,往往是为害一方的反面形象,如比丘国的国丈,是寿星的坐骑白鹿化身的一个妖言祸国的道士,他让国王收集小儿的心肝来作药引,后被悟空施法救走,又要取唐僧心肝。再如车迟国的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把持国政,使得全城僧人都遭受迫害。而乌鸡国的假冒国王虽然是文殊菩萨坐骑青毛狮子,却也是化身为道士形象出现的。福、禄、寿三星本是封建风俗所敬仰崇拜的神仙偶像,但在第二十六回写到孙悟空把福禄寿三星从蓬莱仙境请到五庄观,碰到了猪八戒,被他打趣了一番,说三星实则是个连帽子也没有,企求“加冠进禄”,专给有钱人家“添福、添禄、添寿”的奴才。这里除了尖刻地讽刺了宗教迷信利用神仙偶像欺世盗名的虚妄无稽之外,更为意味深长的是,通过对三星“加冠进禄”的奴才相惟妙惟肖的描写,含沙射影,触及时弊,痛快淋漓地讥讽了当时社会上那些攀高附贵,功名利禄之徒。可以说《西游记》中对道教的批判胜于对佛教的批判,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明代帝王崇信道教,超过了历代王朝,作者所生活的嘉靖年间,世宗自封为道教帝君,大力推崇道教而诋毁佛教,捣毁寺庙,驱逐僧人。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倍受崇信,被封为真人、国师,后来更“不复视朝,唯日夕事斋醮”如此几十年。万历时宫内建醮,以太监充道士,宫女充道姑,这种情况在明朝一直持续到明亡。造成明朝灭亡的原因当然不只一种,但佞道荒淫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吴承恩有感于此,加强了对道教的批判,是有见地的、进步的。二、对封建社会的腐朽政治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的讽刺在这一方面的讽刺应是最重要的,也是使作品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深刻哲理性的重要原因。它主要用两种来对当时社会现实进行讽刺:(一)直接刻画君臣的愚腐和残暴小说中写西行路上经过了许多个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写得像是人世间的国度,但带有很浓重的幻想色彩,因为都有妖、道、神佛等等。这些国家有个特点,小说中说“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就是说都是混乱的国度。取经的师徒四人经过的一个一个王国,大部分都是政治黑暗、秩序混乱。如比丘国王追求长生不老,有个白鹿精变化的道人献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子给国王,他就被封为国丈了,说明国王昏庸荒淫。而且这个妖怪还给国王献上一副长生不老的药方,要用小孩的心肝熬成汤做药引子。唐僧痛骂:“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生命!”这些崇道、好色、残害百姓的事件,虽然是作者的艺术构思,但从中我们看到,这些夸张里有一种本质性的东西,就是国王荒淫无道、残暴之极的本性。这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者的深刻讽刺。明代的弘治、嘉靖两个皇帝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迷信道教,在皇宫里建道教的祭坛,在祭坛上作法,把皇宫里弄得乌烟瘴气,追求长生不老。两朝的几个大学士都是因为献仙方而得到提拔的。大学士有一个职责,为皇帝起草青词——就是祭祀上天的那些祷告辞,谁写得好,谁就能当大官,写不好,立刻被贬职。这就是明代皇帝的实际情况。但是小说把这种实际情况抽象了、夸张了,加上自己的幻想,成为小说中对迷恋道教的那些国王的夸张描写,因此有了影射现实的特点。再比如说写宝象国的百花公主被妖怪抢走了,这个时候国王问底下的文臣武将,谁能救百花公主回来呢?谁也不回答,谁也不敢去救,这是一批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碰到国家有难的时候,谁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敢去为国出力。小说对这些文官武将进行了抽象意义上的批判。实际上讽刺了由宋至明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平时高谈阔论,用以“钤束天下,一旦有士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以致“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的现实。由此看来,这些国家的君臣都是些昏庸无能、好色坏政之辈。(二)通过神仙妖怪表现现实的黑暗腐朽小说中写了一个神怪的世界,对各路神仙、妖怪都有细致的描述,甚至写出了他们各自所属的系统,他们之间的亲属及上下极关系这些内容当然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加上自己的艺术想象构思出来的。所以整个神怪的世界、神怪的组织就是现实的社会组织的一个投影,这两者之间有很明显的联系。小说写神怪的世界,就意味着写现实的世界,上到玉皇大帝、下到天兵天将,和现实社会中的上到皇帝,下到各级官吏,两者之间构成一个对应的关系。凡是对玉皇大帝、对各路神仙的调侃、揶揄、讽刺,实际上都是对现实社会中皇帝、官吏及世态人情的讽刺。正如鲁迅所说“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文中对“仙境圣地”的描写也处处是在影射现实世界。如写天宫和地府,看上去十分神圣威严,其实是在神圣威严的外衣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按理说以阎罗为首的地府该是最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了,可是小说里的阴府判官崔珏却因与魏征交情甚好,就应其所托,暗中替唐太宗作弊:见生死薄上太宗应死于“贞观一十三年”,便吃了一惊,急取浓墨大笔,将“一”字上添了两画,为唐太宗添了二十年阳寿。这精练而夸张的一笔,既是对“神圣森严”的地府的批判,也是对人间官府贪赃行贿、徇情枉法的尖锐讽刺。唐僧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天极乐世界,就因为不曾备得人事,而取了无字经,不得已把那只沿途化斋的紫金钵盂都献出去。就连玉帝这个庄严的偶像,在小说里也是一个贤愚莫辩、专横独断的人物,他为了镇压孙悟空的造反行动,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等神仙的和支持下,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些神界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官僚的反动腐朽的丑恶嘴脸。再如唐僧要乌鸡国国王上告谋害夺位的狮猁妖怪时,国王竟然回答说:“他们神道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报告。”这显然是对当时官官相护、贪赃行贿、狼狈为奸的黑暗腐败现象的深刻揭露。又如西天路上绝大多数的曲折历程都是和妖魔作斗争,这些妖魔却有许多都与天宫的神仙有密切关系,如黑松林的黄袍怪就是天宫神仙下凡,小雷音寺的黄眉老佛是弥勒佛的童儿,平顶山莲花洞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看炉童子,金兜山的独角犀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下凡,天竺国的假公主是广寒宫的玉兔,通天河的魔头是观音菩萨的金鱼,狮驼山二怪是文殊、普贤二菩萨座下的青狮和白象……数不胜数。这些妖魔往往是有了神佛的支持或纵容才有了作恶的能力,他们不仅阻碍了取经,而且危害了一方百姓,荼毒了生灵,是恶的势力。神佛并没有阻止他们作恶,而且在悟空要打杀这些妖怪时而为他们求情,不让它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怎么解释神佛和妖魔之间的关系呢?只能说这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中官匪勾结,共同剥削、压迫平民百姓的曲折反映。                   三、对世态人情的讽刺小说中也不乏对世态人情的调侃嘲弄,这往往采用戏谑方式随意生发,信手拈来。如借如来之口言道:“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尚善缘,不理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这些对于当时世人的心态作为的揭示,大胆直白。描写比丘国王听信国丈妖言,要取唐僧心肝做药引,孙悟空就变成唐僧上殿去剖腹寻心,在那一堆心里“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吝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更无一个黑心。”作者从“黑心”这一点上尽情加以生发和点染,一下子罗列出那么多个“心”。这些“心”已不是心肝之心,而是品性之性了,指的是人的品德,借此对世俗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不良之心即丑恶的品性一一加以暴露,使之呈现于读者面前。唐僧一行借宿布金禅寺,吃斋时寺僧都来参观,其实好多都是来看猪八戒吃饭时一副狼吞虎咽的怪相,作品写道:却说沙僧眼溜,看见头低,暗八戒捏了一把,说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将起来,说道:“斯文!斯文!肚里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晓得,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哩。”古代“斯文”有两个含义,一个指做事要文雅一点,还有一个指文人。沙僧同八戒说的是吃相难看,注意一点;八戒着急的是温文尔雅填不满肚子。借题发挥,由这“斯文”引出那“斯文”,通过沙僧之口,讽刺了天下士人中许多是只知作时文八股却“肚里空空”的不学无术之辈。四、对旧的时代思想的讽刺《西游记》对旧的时代思想的讽刺,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来实现的。如唐僧这个形象,他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超越常人的道德修养,但在取经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为百无一能。一听说有妖怪,他就吓得战战兢兢坐不稳马鞍。取经遇到了困难,他也是束手无策,没有一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不辨真假,迂腐固执,耳根子软,轻信谗言,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地责骂和残忍地处罚孙悟空,结果又往往引火烧身。他被妖怪捉住时,除了乞哀告怜,就只会哭。因此,他被悟空、八戒送了一个雅号——“脓包”。这种个性集中到一点,即表现为精神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匮乏。唐僧身上的这种特点和程朱理学“醇儒”式的人格理想有着重要关系。这种人格理想一直持续影响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后来启蒙思潮的兴起,人们对这种“醇儒”人格进行了深刻反思。李贽就曾批评当时儒生“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而且“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这同唐僧的所作所为非常一致,让人感到可笑的同时,又感到可悲与可叹。对旧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同时,作者也必然表现出对新的思想的追求。孙悟空是《西游记》里面最为闪亮的形象,也是广大读者最为喜爱的形象。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法力无边、机智勇敢,能够斩妖除魔,惩恶扬善,更在于他身上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吴承恩无疑也是偏爱孙悟空的。他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将儒、释、道三家的理想人格统一于孙悟空身上,使他不仅具有儒家的豁达乐观、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也具有道家的追求身心自由的游世心理,而且还有着佛家的善良执着的理想人格。首先,无论是在取经之前,还是在取经路上,孙悟空都保持着桀骜不驯、追求自由平等的性格特征。天庭的权威也好,佛界的神圣也罢,就算是妖怪的凶狠难对付,他都统统不放在眼里。如来佛祖是西天最高的统治者,孙悟空都敢骂他是“妖精的外甥”。其次,孙悟空还具有善良、执着和乐观精神。西天取经,孙悟空竭尽全力保护唐僧。他勇于牺牲,忍辱负重,即使屡次遭受贬逐,遭受冤屈,孙悟空也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表现出他坚定的信念。他爱护人民,从不欺负弱势的百姓,口渴了也不会动老农家的西瓜。这种善良的本性也是孙悟空人格魅力的力量之一。乐观是他生活的基调,即便是遇到了难以对付的妖怪,他也潇洒应对。他的这种人格力量,是佛家所追求的善良、执着,也是儒家所追求的豁达精神。猪八戒这个人物形象虽然复杂,但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思想上的一些倾向。八戒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他那无所不在的对人生欲望的强烈追求。他贪色、贪吃、贪穿、贪睡、贪图安逸、贪生怕死,又爱打小报告。让他去化斋、巡山,他却钻到草丛中呼呼大睡,当了和尚还攒私房。取经路上往往被女色所惑,一遇到困难,就想回高老庄丈人家。总之,作者几乎将人生最基本的欲望都加在了八戒身上。八戒的种种贪欲,与佛教的教义和正统的儒家道德修养都是格格不入的,而且这些贪欲是一贯的,到达西天时,连佛祖也说他“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然而佛祖仍然封他为净坛使者,以满足他的口腹之欲。看来,作者对人欲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这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作者受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借八戒这一可爱又可笑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欲的态度。结语《西游记》富有特色的讽刺艺术使作品的现实批判意义大大增强了。它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神怪小说,是与作者通过作品的形象描绘暗示现实社会与人物的意图分不开的。而运用讽刺艺术,就是达到这种暗示意图的手段之一。作者在讽刺中,借形象描绘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反对什么,憎恨什么;并通过对某些不合理的或假丑恶事物的批判和否定,又体现了赞扬什么,提倡什么,从而形成了作品鲜明的倾向性。作者在这基础上所运用的讽刺艺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着人世间的不合理现象和假丑恶的事物。正因为这样,作品的讽刺艺术,就更加具有现实批判意义。那些描绘神怪世界的讽刺笔墨,固然极易使人们联想到现实世界中的同类事物和相似现象;特别是作品中对人间国度中某些社会现象的讽刺性描写,又怎能不使当时的读者与亲身感受的生活现象联系起来呢?《西游记》中运用游戏笔墨,所形成的讽刺意味,使作品能够比较自由地在形象描绘中传达自己的意图,从而触发和引起读者更多的联想,体会到作品形象描绘中所渗透的批判意义,以及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正如吴圣昔所说:“讽刺性是《西游记》一书具有某种现实批判意义的土壤。”参考文献[1]吴承恩.西游记(上、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2]刘军华.从孙悟空形象的人生历程看《西游记》的生命意义[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3]谢群山、王远舟.在魔界、人界、神界走来走去的典型——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说解读《西游记》形象[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4]阿茹汉.孙悟空:英雄情结韵表达——评《西游记》人物塑造艺术[J].语文学刊,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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