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城市特征比较

城市的规划及形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都与其相关，而城市的形态又体现了文化的特征。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地区文化的对比清楚地了解到不同民族建筑与城市形态的差异，另一方面，通过对建筑与城市形态差异的研究，我们又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别。中国与欧洲作为中西文化的代，建筑与城市的形态特征有很大的区别，对立和互补，这也同样体现在文化上。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中国古代并无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也无这方面的论著。但政治很完善，风水、阴阳五行等概念逐渐系统化，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些城市规划的思想，对城市布局有很大影响。儒家提倡“居中不偏”，“不正不威”。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城市规划布局的“宫城居中”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儒家提倡的礼教尊卑、伦理、秩序也影响城市及建筑群的严整方正的布局。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对城市规划也有影响，如唐长安13排坊象征十二月加闰月，皇城南面4行坊象征四季。关于兽中四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等概念，均在城市布局及地名方面有体现。阴阳、风水八卦等观念对城市的规划影响很大。如，城市北面往往不开城门，以免对“王气”不利，有时在北城正中建玄武庙。城市规划中关于数字的应用也逐渐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如三、五、六、九等数字，表示尊贵。王城的城门往往为奇数，这与突出中轴线布局有关，中间城门为帝王专用。西方城市规划思想西方城市建设强调秩序、组织和永恒的理性至上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理想的、超时间的和绝对的。在城市建设中追求抽象的对称和协调，寻求纯粹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西方把宇宙描绘为一种和谐运动着的星球体系:宇宙、太阳、地球都为圆的，整个天体由十个星球绕“中心火”在不同层次上运行。这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以古希腊雅典城为典型，大致以卫城为中心，向外作放射状；卫城又以神庙、雕像所组成的广场为中心。卫城既是全城中心，又是制高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亦是一种有序的数学化的宇宙表达符号，是有利于防御的多边形星形平面。由于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中国的城市多为方形，宫城皇城居中，城市由南北向中轴线组成，道路为方格式的棋盘状，皇家和私人园林分布城中，城市由高大的城墙、城门和护城河围合。西方古代城市多为圆或椭圆形，城市规模很小，没有中轴线，道路弯曲，城市中心有大的广场、教堂和市场，居民多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封建领主居住在城外的宫殿和城堡中。在中国城市中，自然被引入城市或自然在城市中被保留，自然与城市之间有着协调融合的关系，城市表现为山水城市，城市中有自然的山水风光。在欧洲的历史城市，自然是被城市排除在外的，城市是纯建筑的集合。直到巴洛克时期以后，人们开始在城市中修建园林。欧洲城市的园林不是自然形态的山水景观，而是人造的具有几何形式的园林景观。中国的传统建筑并非艺术，而是匠人之事。城市按照旧的礼制原则布置，并考虑功能的需要，如道路和饮用水供应等。与“设计”或“艺术”有关的就是园林。造园融山水与建筑为一体，表现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城市设计理念和追求”。欧洲的历史城市主要是建筑物的集合。城市设计更多地表现了建筑的设计、组织和对空间的塑造——特别是广场。文艺复兴以后，城市设计趋向理性化和机械化。中世纪城市的浪漫与活泼渐渐消失，城市设计追求宏伟、秩序和庄严。中国传统城市的设计是首先确定中轴线，轴线上的空间序列和建筑。与此不同的是，欧洲城市设计首先确定了街道轴线，街道上的空间，如广场和广场上的大型建筑物，以此作为街道的端点或节点。历史上，中国的城市发展变化缓慢，城市形式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相比而言,欧洲城市发展变化很快，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式和城市肌理留下了变化的轨迹。通过院落，中国城市在水平方向上扩展，房屋以一到二层为主，整个城市如地毯一样水平展开。欧洲的单体住宅具有竖向发展的特征，房屋不断向上垂直增长。建筑技术的提高使欧洲最早出现了高层建筑，欧洲城市的历史发展更是一种垂直竖向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形式不过是表象，其实质是其反映出的文化传统。城市社会的自发发展，在物质世界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但在精神领域则是从离散到整合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并不矛盾，而只是同一事物两个方面的外在表现而已。中国传统强调有序，西方着重整合。当代城市建设则必须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加以调控，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经验，建设当代的优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