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2007年第4期 No．4，2007 青 海 社 会 科 学 Qinghai Social Sciences 2007年7月 JuIy，2007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李 静 【摘要】 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和追逐“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杜亚泉的渐进启蒙思想与占据主流 的激进主义相额颃而被人误解，致使其主编《东方杂志>期间的笔政生涯及编辑实践活动所显示出的文化 价值和学术旨归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理解。然而作为成就卓著的一代学者和编辑家，他秉持 的文化立场及苦心经营的<东方杂志>所蕴涵的文化品格却具有丰富的阐释意义，一方面他以稳健持中、超 然独立、开放多元的编辑思想成就了<东方杂志>在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由知识 分子的渐进启蒙文化主张而遭连众议。其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命运令人深思。 【关键词】 杜亚泉；<东方杂志>；公共领域；启蒙思想 【中图分类号】(；219．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07)04—0195—o5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杜亚泉曾经的显赫声 名和身后的萧然命运是与编辑<东方杂志>和五四前后 那场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密切相关的。在 2O世纪中国 救亡图存和追逐“现代”的文化语境中，他的渐进启蒙思 想与占据主流的激进主义相颉颃而被人误解，致使其主 编《东方杂志>期间的笔政生涯及编辑实践所显示出的 文化价值和学术旨归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理 解。然而，作为成就卓著的一代学者和编辑家，他所留给 今日人们的思想价值和精神财富是深沉厚重的，也是值 得认真玩味思索的。因此，本文拟选择杜亚泉 1911— 1920年主编<东方杂志>期间的编辑实践作为一个切入 口，在对其特定的学术背景、编辑思想予以研究的基础 上，进而论及我国近现代公共领域自由知识分子的渐进 启蒙思想及其历史命运。 一 、杜亚泉的知识结构与 商务出版文化理念的遇合 杜亚泉作为清同治十二年生人，白幼即勤习举业，16 岁时人浙江山阴县泮，中秀才。翌年进城拜何桐侯为师， 修习清初诸大家之文。1891年乡试落榜之后，觉“帖括 非所学”，于是转而跟从族叔杜山佳治训诂之学，研读许 慎<说文)。1894年春自省城崇文书院肄业，于秋试后回 乡。1895年又参加岁试考经解，获全县第一的成绩。然 甲午战败的结局及屈辱条约的签订却让他痛心失望，对 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关注让他醒悟到历代士人穷经皓首 以及自己多年孜孜以求的科举之道，是不可能对国运颓 势的改变产生实际影响的。他曾自述道：“甲午之秋，中 日战耗传至内地，予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 日益亟也。蹙然忧之时，方秋试将竣，见热心科名之士， 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 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l 可见，对于杜亚泉今后的 人生道路来说，甲午事件又有了更深的意味和影响，他深 切认识到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局限，对于民族、国家命运 的强烈忧患意识使他将目光投向日益开放的新的知识领 域，并由此开始了由传统士子向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 子的精神转型。 从一定意义来讲，中国社会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华夏中心的迷梦之后被迫走上现代 化之路的。19世纪 6o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以“师夷长 技”为目标大力兴办实业，介绍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 识成为潮流。中国知识界的先觉之士意识到了中国的挫 败不仅仅在于科学技术的滞后，还在于行政体制、人的素 质与现代社会的巨大落差。但发展科学依然是有识之士 所恪守的彻底改变国家积弱贫穷面貌的重要途径，并且 认为科学意识的增长、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国家政治 的革新、人的精神觉悟关系密切。严复在<与外交报主 人论教育书>中说：“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 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本 斯而起”，但“迩者中国亦尝义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 效者，正坐为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 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竹1 。正是在这一背 景下，杜亚泉重新确立了治学的方向与目的。 杜亚泉所选择的新的问学之路是弃绝传统学问而研 习现代科学。最初他的具体兴趣是在数学方面，后又自 学理、化及动植物、矿务诸学科知识。1900年，他在上海 创办亚泉学馆，同时白编出版<亚泉杂志>。这是我国由 l9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国人自办最早的科学杂志，主要刊载数理化研究论文和 一 些知识介绍性文章。1901年，亚泉学馆改为普通学书 室，编译发行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书。<亚泉杂 志》出版第10期后于次年9月更名为<普通学报》，除依 然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播引介外，兼载一些时事政治内容。 1902年2月，普通学书室还发行了我国近现代第一份数 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从杜亚泉早期所从事的这些 科学书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以及为《亚泉杂志》创刊亲撰 的杂志序文中，都可以看出他的主张与严复观念的深层 联系：“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 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 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的枢纽。航海之术兴，而内 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 兴，而工商之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El辟，而学政亦 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藉艺术以成之 ⋯ ⋯ 且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 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元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 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E1，果如何，亦毋宁降格以 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 础也。”这里所谓“艺术”当时系用作“技术”解。这段话 可以视作 20世纪初叶带有时代印迹的科学发展观。由 此也可看到，杜亚泉的学术转向和他所为之付出的努力， 使他不仅建构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罕有的人文数 理兼通的广博知识结构，而且形成了理智、客观、冷静、独 立的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能够自始至终奉持科学的立 场和态度，因而赢得了“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和“中国启 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的赞誉。 其重视科学知识的 引介所体现的开明开放心态、观点阐发时客观理性尤重 学理的论辩风格、启蒙思想中温和渐进的词适主张的提 出等诸多方面，均彰显了一种理性、客观、宽容的科学精 神和学者风范，显示了杜亚泉建立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 有别于主流的以文化方式解决政治问的启蒙意识。在 “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争中，杜亚泉与陈独秀为代表 的激进思想者争辩过程中看似保守实则理性、客观、现实 的启蒙姿态已初露端倪。 当然，杜亚泉在文化建设及编辑出版事业上的独特 贡献是与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密切 相连的。1904年秋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粹芳、张元济 的邀请，杜亚泉正式加盟商务，从此开始他在商务长达 28年的编辑出版生涯，而他的学术研究转向及知识结构 正是因为与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理念的遇合，才使他拥 有了一方适时适当的发挥才能、实现理想的天地，从而既 成就了其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更大成就和影响力， 也因此塑造了他被人误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保守主 义的形象。作为一个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 文化定位及其兴盛发展主要依赖于张元济这个“从庙堂 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H 的文化理想和经营才能。他之 能够“谨慎地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既缘于他狷洁抱素 的性格，又缘于一种基本的态度，即认为政治的昌明、经 济的发达都必须依靠适于现代文明的社会基础” J。商 196 务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鲜明的疏离了庙堂却依然胸怀理 想的近代公共领域知识分子的文化印记，其中包含了以 民众思想启蒙为基础的学术文化出版方向的确立、在超 然独立的民间立场的持守中对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想 象，以及在随时沉浮中对出版市场商业机变的判断把握 等诸多因素的融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时 势更迭中，他所主持的商务历经坎坷荣辱、哀乐悲欢，终 以编译书报为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商务的这一理念集合了当时 一 批具有共同文化旨趣的出版文化精英，并在清末民初 公共领域知识分子的言说中形成了具有群体共识的文化 启蒙策略。而商务麾下的<东方杂志》经杜亚泉的革新 之后则成为上述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言说领地。 二、杜亚泉在《东方杂志》的编辑 实践与其文化思想的阐发 <东方杂志》是我国近现代期刊史上连续刊行时间 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文化期刊。创刊于 1904年 3月，初拟刊名为<东亚杂志》，宗旨是“启导国民，联络东 亚”，有抗抵当时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黄祸论”之用意 在。【6 后因与当时德国驻沪领事馆的德文版<东亚杂志> 重名，为免除版权纷争而易名为<东方杂志》，并沿用至 1948年12月终刊，前后历时45年。其间因辛亥革命、 “ 一 · --jk,”事变、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等影响而有数次 的短暂休刊，出版地也曾从上海辗转长沙、香港等城市， 但在商务的顽强努力和坚持之下均得以迅速复刊。45 年间，<东方杂志)因其思想文化的包容性、涵容信息量 的丰富性、印刷装帧的精良以及所定售价的适宜，在广大 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声誉，除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总发 行所外，还在国内许多城市设分馆或书坊负责代理寄售 事务，甚至发行至日本东京、新加坡、美国旧金山、缅甸仰 光等海外地区。最好的时期每期竞可销行一万五千份， 打破了此前杂志销售发行的纪录。著名报学家戈公振先 生曾盛赞<东方杂志)为“杂志中最长久而最努力者”¨J， 此可谓对商务的精神以及成就的充分肯定。 创刊之初的<东方杂志>是32开的文选性质的期 刊，“除本社撰译论说广辑新闻外，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 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以便检阅” J，基本 上是从当时国内外出版的各种报刊中遴选剪集文章予以 编译刊发，每期还刊印有大量的谕旨奏折以及为方便读 者阅读收藏而特别编列的历史大事记等。曾辟有社说、 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 教、杂俎、小说、丛谈、新书介绍等基本栏目，后又添加时 评、奏牍、行记、新知识等栏目。栏目的安排设置上在最 初几年有时虽会出现一些小的调整，但基本还是保持着 创刊时的风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份遴选剪集而成 的内容纷杂的期刊固然为读者提供了政治、经济、军事、 教育和社会发展等诸方面的丰富信息和资料，是极有研 究价值的历史文本，但就杂志本身的思想文化品位及精 彩可读性而言，最初几年的<东方杂志>毕竟受我国期刊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发展早期阶段诸种因素的制约，还有许多尚待提高改进 之处。如果要说自创刊之后《东方杂志》何时发生了较 大改观，那么还必须将眼光落实在杜亚泉担任主编对其 实行革新举措之后。在 1911—1920年杜亚泉主持《东方 杂志》期间，他对《东方杂志》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并将自 己已经完成转型的建立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文化理念渗 透在其编辑实践之中，努力将《东方杂志》打造为立足于 民间的启蒙思想传播的文化言论空间，体现了借助一份 刊物通过舆论阵地参与中国文化转型进程的价值立场与 岗位意识。这一点无疑适应了王纲解纽时代逐渐脱离了 传统士人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使《东方杂 志》在一段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胡愈之曾在杜亚泉 逝后撰文说“<东方杂志》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 的” J，这样的赞誉并非斯人已去后的溢美之词，而是对 一 种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 1909年<东方杂志》第6卷第3期目录页编辑者署 名华阳陈仲逸，据商务章锡琛后来的回忆，此乃杜亚泉的 假名，这一信息表明杜亚泉此时可能已经开始参与杂志 的编辑工作。1910年第 1期《东方杂志》集中刊发《本社 特别广告》、<投稿规制》、<东方杂志改良序例》，再申其 记事载言、“代表舆论，主持清议，对政府尽其忠告，悯斯 民而代为呼吁”及“提倡实业以期挽救时局”的用心。 1910年第7卷第 1 1期又刊载<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 良》，表明其“益竭棉力以谋改良”之意，“兹于今春扩充 篇幅，增加图版，广增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 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藉以鼓吹东 亚大陆之文明，满足读者诸君之希望”，并拟定诸项具体 改革条例。这一切措施实际显示出《东方杂志》已经逐 步拉开了期刊改良革新的序幕。1911年第 8卷第 1号 刊发<本杂志大改良》，文字内容与<辛亥年东方杂志之 大改良>完全相同，但不同的是，本期刊物依照既定的改 革条例自内至外全面改观，大异于此前各期刊物，展现了 改良后的崭新面貌。其明显的特点除开本的改变、精美 图版的增加和篇幅字数的增多外，最根本的改变还是体 现在期刊内容方面。改良后的期刊延请名宿专任撰述， 大量编发署名文章，选文精粹而不芜杂，视野开阔又不乏 一 定深度，论议稳健并讲求学理。在保持其对中外国事、 社会发展及民生的一贯关注基础上 ，学术文化研究的分 量也同时增强。并在本期新更名的“科学杂俎”栏 目大 力刊发反映世界最新科学研究技术进步方面信息和知识 的文章，甚至编发名日“理想小说”的<新飞艇》，充分表 现出了新世纪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积极认知态度。 应该说，这一时期是杜亚泉编辑生涯当中借助《东 方杂志>这一公共领域平台充分施展其编辑才能，并以 自己的努力奠定期刊今后发展基本风格的重要阶段。他 对杂志大刀阔斧的改造绝非形式变革，而是自己的文化 姿态与理想的表征。在他此间编译选发的文稿及自撰的 300余篇论文、时评、译文中，均充分阐发了其文化思想 和言论主张。1918年其撰著的《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 一 文 ，就曾对言论界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如：面对外来思想的变动仓皇迎受，无所折衷；有党派臭 味寓乎其间，不免叙事敷辞、抑彼扬此、畸轻畸重；高谈学 理、繁征博引，却连篇累牍沉晦深邃；言论惯取刺戟之口 吻，却不免好为虚诞，鲜有应者。ll。‘而他撰述的另外一些 系列文章，如<接续主义》、<理性之势力》、<论思想战》、 《新旧思想之折衷》、《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等，则主要 集中表述其对东西文化差异性的认识，以及应以接续主 义集合“开进”与“保守”的路线理性调和二者的文化主 张。杜亚泉的这种言论取向和文化态度，使得这一时期 的《东方杂志》能够不具门户之见，不染党派色彩，而专 力于“研究学理”、“启发思想”、“矫正习俗”ll 的宗 旨， 并以其稳健持中、超然独立、开放多元的编辑思想成就了 《东方杂志》在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独特风格。 三、时代风云际会之间杜亚泉的 战争反思与文化论辩 杜亚泉担任主编期间，有两个事件对他的编辑活动 及其文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决定了他本人的最 终命运：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是与陈独秀关于 东西文化的论战。 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东方杂志》以媒体的敏 锐对此作出了迅速的反应 ，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发展、 战争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大量客观、全面的报道。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杜亚泉本人此阶段所撰写的多篇由 战争而引发反思的文章中，明显透露了对于西方物质文 明的怀疑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幻灭感。这与其早期思想中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他 1916年撰写的<静的文 明与动的文明》一文就提出了对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应予 重新评判的观点：“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 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 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 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 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 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 明真价之所在。”ll2J 1917年又撰<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 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思想：“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 著之破绽”，而“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 文明”，“故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 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ll 杜亚泉对于一 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反思，最终落实在我们民族自身的 生存发展问题上。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明对于我 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无可回避的冲击，但同时又已然看到 了它的另一负面影响。以他惯有的理性和客观，其文化 立场便立足于在日益迫近的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民 族文化之间寻求一条温和渐进的调适路线，并以之作为 最高的而又切乎实际的理想和目标。后来他与陈独秀就 东西文化而展开的论战，则是他的这一文化启蒙思想内 在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再次阐发。 1918年<东方杂志》15卷4号刊登杜亚泉所撰文章 <迷乱之现代人心》，同卷6号又载平佚所译日本《东亚 19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之光》杂志的《中西文明之评判》及钱智修的《功利主义 与学术》。为此，陈独秀于<新青年》5卷3号发表《质问 (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的挑战檄 文，杜亚泉遂作《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刊于《东 方杂志》15卷 12号予以回复。其后，陈独秀又作《再质 问(东方杂志)记者》刊发于《新青年》6卷2号，杜亚泉 未再作回复，但由此所引发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 风潮却并未就此停止。其后关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 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劢的《人生观》 及《学衡》的文化论争，因为关注焦点的某种一致性，所 以可看作是这次论战的继续。 陈独秀对《东方杂志》的问诘，矛头指向最明显并落 笔最多的应当说还是在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 陈独秀的首篇质问中总共列 出 16条，单第 9条要“请教 于伧父(杜亚泉笔名)者”就又包括七个问题。何以如此 呢?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所阐发的要旨在 “统整”东西文化：“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 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 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 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惟此等病毒之发生，一由于 自己元气之虚弱，一由于从前未曾经验此病毒 ，体内未有 抗毒素之故。故仅仅效从前顽固党之所为，竭力防遏西 洋学说之输入，不但势有所不能，抑亦无济于事焉。救济 之道，正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 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 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I 其实杜亚泉这里所提出的 文化“统整”思想与此前他的言论并无二致，本质上仍然 是对渐进温和的调适路线的推崇 ，不期与新文化运动中 陈独秀一贯坚持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互为对立 ，因而成 为被矢之的。陈独秀的态度很明确 ：“西洋的法子和中 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 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要想两样都 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l 陈独秀之所以坚 持这种看似矫枉过正的激进路线 ，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 本能之中存在一种阻碍社会文明进化的惰性 ，而调和即 这种惰性的体现。陈独秀与杜亚泉围绕“东西”“新旧” 而展开的论战，固然体现了当时历艾情境下知识分子在 启蒙思想上的分歧，“陈氏忧于民众之守旧苟安的国民 性，而主张以石条压驼背之激烈的思想伦理革命而警觉 之；杜氏则虑及过激之思想伦理革命易导致民间社会的 伦理失范，以及群众心理之非理性倾向所难免的破坏性 后果，而主张对民众施以潜移默化的温和而理性的思想 启蒙。”【l 但究其本质却都隐含了谋求国家民族发展进 步的深切愿望，用心可谓良苦，但二者在路径的选择上又 是如此的对立相悖。 陈、杜之争尚未平息，北大学生罗家伦在 1919年 1 卷4号的<新潮》又刊发了<今日之杂志界>一文，对商务 所办各种杂志予以评析。谈及<东方杂志>则称其为“杂 乱派”的代表，且讥讽道：“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 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他的言论一时又在社会上激 198 起较大反响，作为主编的杜亚泉更加成为舆论界的关注 焦点，处境艰难。其实，陈、杜之争的挑战者并非杜亚泉， 就他们二者的论辩风格相比，陈独秀激情四溢、滔滔不绝 甚至咄咄逼人，两篇质问写得洋洋洒洒；而杜亚泉则是审 慎作答，言语不多，仍然保持着其惯有的理性客观精神。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性气质的问题，但似乎也隐约 预示了时代风潮的某种流向和杜亚泉的最终落败的黯然 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由对一战的反思导致的杜亚泉对西 方文化的某些负面因素的认知是引发与陈独秀笔墨官司 的原因。这场论争看似杜、陈之间文化理念的冲突，实际 上却是烙印了各自主编或主张渐进或张扬激进的思想色 彩的《东方杂志》和《新青年》两个文化派别之间的碰撞。 而论争结束后 ，因为杜亚泉被时人误解为文化保守主义 者，商务印书馆的决策层担心杂志会因此给读者留下落 伍于时代的印象，决定让杜亚泉离任，并调整编辑方针转 而追逐时代的主流文化话语。从这个意义来看。191 1— 1920年是《东方杂志》的“杜亚泉时代”，而 1920年杜亚 泉的黯然离去，则可视作这一时代的结束。作为有独立 思想支撑的编辑家杜亚泉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的影响从 此被削弱、被湮没，应当说，这与他失去了可以驰骋思想、 自由言说的阵地有关。由此可见，不仅杜亚泉的个人命 运与《东方杂志》紧紧纠合在一起，而且一种中国现代文 化建设中原本值得重视的和重要的渐进、调适的文化思 想因言论空问的丧失也被尘封在历史的烟云之中。 杜亚泉所秉持的文化立场以及由他苦心经营的《东 方杂志》所蕴涵的文化品格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是具 有丰富的阐释意义的。在清末民初的公共领域中，《东 方杂志》以其体制建构上的民间特性、独立自主的经济 运作以及精英知识分子的 自由精神和道德使命 ，从而赢 得政治建构之外的非党派化的言论的公共性 ，并将对下 诉诸于舆论教化、对上进行舆论监督的职能尽可能充分 地发挥出来。同时，作为一段时期内担任杂志主编的杜 亚泉的文化思想的渗透影响，他的温和渐进的调适文化 观所包含的客观、理性、宽容精神和文化的开放、多元思 想，与公共领域的客观、公正和公共性的契合，都使《东 方杂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现实政治、社会思 想和民众启蒙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 ，也 许正如王元化所分析的那样，“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 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 够彻底 ，因而普遍形成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 这样的气候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 保守了。” 也正因为如此，长期 以来，杜亚泉保守倾向 的文化思想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包括他在主持 <东方杂志》时期身为主编曾经为商务赢得良好声誉和 效益的一切作为。他是孤独的、落寞的。但是在经历了 百余年的风云激荡、坎坷曲折历史的民族眼中，检视那一 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思想轨辙和所遭逢的历史命运，对 于其思想文化价值的考量应该有所不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参考文献】 [1][16]高立克．调适的智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 。1998．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2． [3][9]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A]．商务印书馆九十 五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陈思和．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序[A]．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5]吴方．仁智的山水 ·张元济传[M]．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1994． [6]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 究(1904—193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 [8]新出东方杂志简明章程[J]．东方杂志，1卷 1期． [10]杜亚泉．言论失坠之原因[A]．杜亚泉文存[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1]景藏．今后杂志界之[J]．东方杂志，16卷7 号 ． ’ [12]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A]．杜亚泉文存 [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3]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A]．杜亚泉文存 [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4]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A]．杜亚泉文存[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5]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新青年，5卷1 号 ． [17]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代序)[A]． 杜亚泉文存[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李静，女，《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及编辑学。 [3]陈剩勇，马斌．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J]．管理世界，2004，(12)． [4]叶劲松．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J]．浙江社会科学，2005，(4)． [5]‘‘滚动式驱动理论”认为，市民社会的建构按照三种动力滚动式驱动，形成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驱 动”，主要通过政府积极主动的进行，这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初期；第二阶段是“体制驱动”，此时市民社会在成长壮 大时期；第三阶段是“市场驱动”，市民社会进入成熟时期。 [6J胡放．“关系”两个字，温暖温州人[N]．今日早报。2003—10—12． [7]肖华·解密温州商会[EB／0L]．http：／／finance．sina．corn．en／g／'20040415／l146720324 ． shtm1．2004—04—15／2005— 10—21。 【作者简介】 王尚银，男，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教授 ，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学。 19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