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庚子中国议会_桑兵

论庚子中国议会 桑　兵 1900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关键, 由于内乱外患交乘,国家 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各种势力竞相登台, 试图救亡变政。是 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亦称国会) ,得到趋新各派的支持赞同, 更具声势。只因国会的内外关系错综复杂,当时资料又付诸阙如, 事后回忆则真伪莫辨, 一直难以了解周详。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 梁启超编撰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录了孙宝 日记中的有关部 分,立即认识到这是关于国会“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因为对此 重大事件,“《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询问当事人如张元济、 狄平等,竟也“都不得要领”。¹ 可惜抄录仅十余页, 后来日记的己 亥、庚子等册又不幸毁于兵燹,难以释读其中的人与事。有人视抄 件为孤证,将信将疑,或依然引述其他回忆,而不以日记为定凭,订 讹补阙。80年代 以来,随着日本井上雅二日记的发现和中国《忘 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札》、《康有为与保皇会》、《宋恕集》等资 料的出版, 有关史料大为充实。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º ·1· ¹ º 胡珠生:《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 6期; 《自立会历史新探》, 《历史研究》1988年第 5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518页。 不过, 因事出极密, 当事人的函电大量使用隐语暗码。¹ 所涉及的 人事至为复杂,各方又记述不一,加上后来人为因素作祟, 阅读理 解诚非易事, 迄今未能充分利用。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本 文将在充分排比解读史料、考辨史实的基础上,对国会的组织、活 动及其内外关系作一全面探讨。 (一) 关于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 汤志钧先生据井上 雅二日记,做了仔细考证。º至于与会人数, 7月29日第二次会议, 孙宝 与井上雅二所记相同,均为60余人。而 7月 26日第一次会 议,则孙记为 80余人,井上记为52人,难以确认。国会后来在沪宁 等地继续发展成员, 最多时达 100余人。» 其中有名可考者为容 闳、郑观应、丁惠康、温宗尧、陈锦涛(以上籍贯广东)、叶瀚、汪康 年、汪有龄、汪立元、孙宝 与井上雅二、胡惟志、宋恕、张元济(以 上浙江)、唐才常、沈荩、张通典、陶森甲、唐才质、林圭(以上湖南)、 丘震、狄平、马良(以上江苏)、吴保初、孙多森、孙多鑫(以上安徽)、 赵从藩、文廷式、陈三立、沈士孙(以上江西)、严复(福建)、龙泽厚 (广西)、戢元丞(湖北)、宋伯鲁(陕西)、王照(直隶)、李学孝(不 详) ,另外沈兆 (江西)、伍光建(广东)、周善培(四川)、陈季同(福 建)、方城、蒋新皆、王修植、夏曾佑(以上浙江)等可能入会。章炳麟 (浙江)、毕永年(湖南)两人开始入会,后分别因故退出。而康有为 ·2· ¹ º »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明治 33年 10 月。田野桔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 1903年版)第 1章“哥老会巨魁 唐才常”(收入《自立会史料集》)第 5节“维新党的失败与其将来”据此译成,略有增 删。 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43—345页。 如夏曾佑嘱咐汪康年:“以后通书有碍字面,诚恐未便,若作隐语,又易误会,今拟于 信中极要字面,即用电报新编之号码,每码移上三字。”(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 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353页) 等保皇会首领,虽在海外,显然被列入会籍。¹ 国会第二次会议时,章炳麟提出不准满蒙人入会。其所排之满 人,据他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或谓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 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 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 心欲食人, 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º 似非意 指光绪。寿富曾参与康有为等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主张变法,政 变后杜门不出,庚子联军陷京,拒降自缢。世为杭州八旗驻防的金 梁(字息侯)后来虽然扮演过复辟党的要角,却与国会确有关系。唐 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将他列入该会文事会员表, 说:“戊戌己 亥期间,与唐才常在沪相识,意气尚洽。戊戌政变后秋祀孔子, 约同 人会祭于杭州。是日先到者为唐才常、沈荩,自沪来会,密议结合会 党,起义救国。息侯为介绍青帮首领张啸林,是为联络青红帮哥老 会之始。初以孙中山先生力持排满,不能明合。及容闳博士自美国 回沪筹商,主张团结力量,绸缪国是,而孙、唐合作之议始定,盖合 君宪、革命及哥老会青红帮而为一也。自立会将起义,唐本约息侯 同赴武汉,赞政事。旋以他故,请息侯留守上海,帮同照顾后方事 务,得免于祸⋯⋯以余所知,满人有意勤王,亦不反对革命,除息侯 外,实不多见。”»所述与史实大体相符。章氏特意提出寿富、金梁, 要求与会员歃血为盟, “如有引蒙满人入会者,同会共击之”,以断 绝各种借口托词, 应有实事,而非虚指。金梁在所撰《瓜圃述异》中, 记述了他此时与章太炎的交往关系: “章太炎少以排满名, 而与余 ·3· ¹ º » 《自立会史料集》,第 93—94页。 《中国旬报》第 19期, 1900年 8月 9日。 《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 348—380页;孙宝 与井上雅二著: 《日益斋日 记》;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 9章;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均见杜迈之等辑:《自 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会 1983年版。张元济两次会议均与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干 部人选,容闳指定其与孙宝 掌会计,力辞不就。井上日记称宋伯鲁、张元济、王照 等没有加入,似指未加入国会的核心机构。 一见如故交, 往来无忤。《苏报》陈君父女及张伯纯、吴彦复等, 皆其 介见。尝偕访宋燕生恕,宋素谨密,见而骇曰:‘二君何可同游耶?’ 亟托词引余出,品茗市楼,切劝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盖虑二人 争意见,终恐不免一伤也。’余笑谢之。未几日,太炎开会演说, 主排 满,当首诛金某, 谓: ‘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 人,革命难矣。’于是众皆戏称余为满洲圣人。而二人交往如常。余 至沪,君返杭,常相晤。忆一日, 偕访唐佛尘才常,未遇⋯⋯及党祸 既作,太炎返里,不敢宁于家,寓凤林寺。吾营少年,共约邀击之。余 闻讯,急驰往,强众散归,幸未生事。太炎始终未知也。”¹ 可与上述 推测相映证。章氏意见未被接纳, 国会要人又主张大合而反对排 满,金梁直接间接参与其事,亦非没有可能。 国会成立后, 领导层托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到南京 联络同人,扩展组织, 经过一番活动, 俞明震(浙江)、刘世珩(安 徽)、易顺鼎(湖南)、傅苕生(江宁)、顾云石、薛培萃等人表示赞同 附和。º 除南京的响应者外, 会员主要分为四部分,其一, 以唐才常为 首的康梁派, 包括张通典、狄平、沈荩、唐才质、龙泽厚等;其二,以 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派, 有汪立元、汪有龄、丘震、孙宝 、宋 恕、夏曾佑、胡惟志, 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旅沪人士沈士孙、孙多 森、孙多鑫等; 其三, 因义和团事件由京津等地避乱南来者, 如严 复、王修植、伍光建、陈锦涛、方城、蒋新皆、温宗尧、赵从藩等; 其 四,其他新学名士,如容闳、郑观应、文廷式、陈三立、丁惠康 、吴保 初等。后两类虽各有政见, 却较少派系意识,周旋于康梁派与江浙 派之间。可以说, 弄清康梁派与江浙派的关系, 是把握国会内部派 系组合的关键,也是探讨分析国会宗旨主张与实际活动的前提。 国会领导层的基本情况如下: ·4· ¹ º 《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 366—367页。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24辑,文海出版社印行。 职务 姓名 字号 籍贯 年龄 学历出身 备注 会长 容闳 纯甫 广东香山 72 留美 副会长 严复 又陵 福建侯官 46 留英 书记 叶瀚 浩吾 浙江仁和 37 上海格致书院毕业 书记 丘震 公恪 江苏元和 22 秀才 书记 汪有龄 子建 浙江钱塘 21 留日 干事 郑观应 陶斋 广东香山 58 干事 唐才常 佛尘 湖南浏阳 33 贡生 干事 沈士孙 小沂 江西南昌¹ 干事 汪康年 穰卿 浙江钱塘 40 进士 干事 汪立元 剑斋 浙江钱塘 30 附贡 干事 丁惠康 叔雅 广东丰顺 32 荫生 丁日昌子 干事 吴保初 彦复 安徽庐江 31 荫生 吴长庆子 干事 赵从藩 仲宣 江西南丰 不详 进士 保国会员 干事 胡惟志 仲巽 浙江吴兴 不详 不详 胡惟德弟 干事 孙宝 仲愚 浙江钱塘 26 荫生 孙宝琦弟 会计 孙多森 荫亭 安徽寿州 32 贡生 会计 唐才常 (兼) ·5· ¹ 沈小沂,又作晓宜、小宜、晓沂,胡珠生《自立会历史新探》定为沈兆 ,《宋恕集》(胡 珠生编,中华书局 1993年版)姓氏索引及简注以小沂、幼沂为同一人。均误。沈兆 字幼沂,江西南昌人, 清优贡生。戊戌官候选训导,曾上书奏请“广邮政,裁驿 站”。后从张百熙办京师大学堂。民国时曾任山东临沂县长。据《汪康 年师友书 札》, 1899年 9月 28日夏曾佑来函:“新见《五洲大事报》,当即是沈晓宜所为,其首 《平等说》一篇,当是浩吾之笔。”同年 10月 12日章炳麟来函:“八月三十日曾寄《究 移植论》、《翼教丛编书后》两首,托转致小沂。嗣在穗公处,得君赴鄂之耗,今复将 《藩镇论》一首寄奉,亦望转致小沂。《五洲报》馆设在何处,务望示悉,以便他日径 寄。”1900年 5月 16日周善培来函:“晓沂报犹出否? 何以二月皆不一寄。”(《汪康 年师友书札》二,第 1344、1957、1195页) 《五洲大事报》,即《五洲时事汇报》,半月 刊, 1899年 9月创刊于上海。该报原题“本馆社主日本佐原笃介,支配人中国沈士 孙,创设《苏报》馆内”。则沈小沂名沈士孙。据 1900年 1月 27日《苏报》所载上海 绅商反对清廷立储的联名电禀,签名者中沈士孙、沈兆 并列,实为两人。另据郑 孝胥日记,沈小沂本名兆祉,是沈幼沂的弟弟(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 孝胥日记》第 2册,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 866、872页)。庚子后他亦曾参与京师大 学堂事,因遭时忌,回沪办译书局。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年 8月 6日、23日所提到 的沈少伟(小伟)兄弟,当指沈兆 、兆祉兄弟。 据此,江浙派在国会中占有明显优势。国会两次集会,第一次 叶瀚任主席, 第二次确定干部,属于这一派的有书记叶瀚、丘震,干 事汪康年、沈士孙、汪立元、胡惟志、孙宝 ,另外干事郑观应、会计 孙多森与该派关系密切,副会长严复和干事丁惠康、吴保初较为中 立。赵从藩组织活动与唐派联系较多,但观点与汪派一致。只有会 长容闳偏袒唐才常。与正气会时期相比, 唐才常派的地位明显下 降。原来唐才常任正气会干事长, 沈荩任事务员, 加上张通典、狄 平,虽无地利之便, 势力却略占上风。两派人物相比, 各有所长。 1900年 4月 17日, 严复曾致函章炳麟,对沪上新学名士逐一评 点: “苟自所可见者言之,则好学竺义, 用情恳恻, 吾敬张鞠生(元 济) ;知类通达,闻善必迁,吾敬汪穰卿; 湛厚质重, 可与主权,吾推 张伯纯(通典) ; 黾勉事功, 蔚为时栋,吾爱唐后丞;左矩右规,好善 固,吾服丁叔雅;深躬尔雅,自振风规,吾见吴彦复;渊种埋照,种 德俊时,吾敬沈小宜;慕道乐善, 能自得师, 吾推胡仲巽;天资开明, 乐游胜己,吾望狄楚青(平) ;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 轻重为取舍, 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¹ 张通典、狄平等未能进入国 会的领导中枢,当是所属派系影响削弱的表现。 (二) 国会两派的分合消长, 始于正气会。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 国议会的联系及区别, 长期语焉不详。早在 1901年 4月 23日,夏 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他说:“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 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 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 展相牵,葛藤何已。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 何怪不并为一谈也。此宜作文一篇, 表明新党有若干派, 各派之政 ·6· ¹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12— 113页。 策若何,则界限明矣。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 将来 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¹ 胡珠生根据宋恕 日记信函及《自立会史料集》等, 撰文指陈汪康年、唐才常两派的分 歧和影响。只是过于偏重宋恕的观察, 未能充分利用各种新出史 料,考校比勘既有著述。在正气会成立的时间、人员、宗旨、活动,正 气会、自立会与国会的关系,以及汪、唐两派的分歧联系等方面,仍 须进一步澄清史实,探索脉络。 正气会的成立,准确地说,应在 1899年 12月 22—25日之间。 研究该会的历史, 首先应区别史料的性质和价值。就目前所见,重 要资料有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汪康年师友书札》和宋 恕的日记信函。田野桔次记:“于时天下英雄来集者甚众: 其由哥老 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 由革新派来者, 即周某、汪 某、欧某、丁某、叶某等也;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 ,实 膺此会首领, 沈为事务员。”º有人怀疑此说的可靠性。为证实其可 信程度,首先讨论以下问题,其一,哥老会首领是否加入正气会;其 二,唐才常是否正气会首领;其三,田野桔次与正气会的关系。 所谓哥老会来者, 应为张灿(尧卿)、辜人杰。容某可能指容星 桥,要某不详。这批人主要是 1899年 10月上旬在香港与兴中会、 三合会合组兴汉会的两湖哥老会首领。唐才常得知兴汉会成立,函 邀林圭回国, 准备依靠被兴汉会排斥在外的谭嗣同旧部师襄, 以湖 南为中央本部和活动基地, 发动联络,伺机起事。11月中旬,林圭 等人抵达上海,下旬,和沈荩、田野桔次等出发赴湘。因白岩龙平、 宫阪九郎、荒井等人的阻挠,赴湘计划无法实现, 临时改到武汉寻 求发展。这一变化,导致两方面结果,其一,在毕永年、容星桥的帮 助下, 以开设旅馆名义, 在汉口设立联络机关,与参加兴汉会的哥 老会首领建立关系。12月,林圭、田野等与张、辜一众哥老会首领 ·7· ¹ º 《自立会史料集》,第 209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78页。 26人聚会于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¹ 其二,组成正气会。哥老会 首领加入正气会, 并无所谓阶级基础之类的限制,因为正气会同样 有联络会党武力变政的秘密宗旨和活动。而且汪康年等的确认识 张、辜。只是革新派的活动可以公诸于世,为外圈;与哥老会的联系 必须暗中进行,为内圈(详见下节)。 至于唐才常, 确曾担任正气会首领, 其正式名称为干事长。 1900年 6月 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时问:“浩务任 干事长,绂臣顷复何如?”º 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 叶瀚担纲。周本人是正气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始终关注该会活 动。田野桔次所说“周某”, 即周善培。他于 1899年赴日本考察学 务,在日期间, 曾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有所交往。是年 12 月 19 日,梁启超因与孙中山筹划联合,被康有为迫走美洲,周善培随即 离日归国,恰好赶上正气会的成立。不少资料说唐才常担任国会总 干事,实际上国会并无此一职位,当是与正气会干事长相混淆。 田野介入正气会事务很深, 作为该会掩护的东文译社,即以田 野的名义登记,所记有关正气会活动多为亲历之事。他指汪康年、 欧阳柱、丁惠康、叶瀚为与会的革新派成员,还不足为奇。但知道在 沪时间很短的周善培, 则必定深悉内情。»此外, 田野在武汉结识 了两湖哥老会首领, 1900年初唐才常曾打算让他率人北上实行暗 杀,时任驻南京湘军营官的辜人杰又告以长江举义计划,这样,他 对正气会两派的内圈外圈活动均知之甚多,所记可与其他资料相 映证,非道听途说可比。 由此引出的问题, 是正气会成立的时间。胡珠生据宋恕日记, 定为1900年 2月 22日正式召开大会于绳正学堂。而从周善培、唐 ·8· ¹ º » 周善培致汪康年函中提到:“田野在浏阳许否? 译书局如何?”(《汪康年师友书札》 二,第 1195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6页。汪康年来函写于 3月 27日。 拙文《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 9集, 1992 年 10月。 才常等人的行踪看, 正气会的成立不会晚于 1899年 12月 25日。 根据之一,周善培是 12月 26日离开上海的,次日他曾在镇江于舟 中致函汪康年,请其代收遗落之物汇寄汉口。¹ 根据之二, 田野桔 次称, 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即赴香港, 从香港银行领取丘菽园的 三万元赠款。据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和狄平、师襄等 一行三人,于 1900年 1月 5日购船票出发。此事有周善培函为旁 证。1899年 12月 31日, 周于九江函询汪康年:“佛尘行乎?”º1900 年 9月 3日康有为致康同薇书也提到,唐才常“去年十二月来盘桓 数日, 今遂永诀。”» 其实,胡文所引宋恕等人的记述,已清楚表明 正气会成立于 1899年底。如海州黄受谦于 1900年 1月初致函汪 康年, 告以“海上新创正气会, 睹斯名, 心焉喜之, 特未知宗旨 耳。”¼ 宋恕1899年12月 30日与孙仲恺书说:“丁中丞之公子字叔 雅者, 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 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 名⋯⋯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½ 由 此返观宋恕日记摘要各条,己亥( 1899年)十一月下旬,“汪穰卿送 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实为记述该会成立事。十二月初九日 ( 1900年 1月 9日) , “候穰卿,劝勿开正气会, 以免风波。同日,候 石芝(欧阳柱) ,石芝所见与我同。”应指劝正气会不要继续活动。至 于其庚子正月廿三日( 1900年 2月 22日)在“绳正学堂大会,始识 丁叔雅”¾ ,并未指明此会与正气会有何关系。宋生性畏怯,不敢列 名反对立储通电, 与唐才常、丁惠康等又不熟悉,他于 1899年 5月 23日在亚东馆认识唐才常,整整四个月后还是“得见尚希, 其深未 ·9· ¹ º » ¼ ½ ¾ 《宋恕集》下册,第 944—946页。 《宋恕集》下册,第 695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290页。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183 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0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0页。 悉”¹ 。加上日记仅存摘要,所记只能反映他本人对正气会情况了 解的程度,而不足以确证正气会的组织活动。况且他既不赞成立 会,似不会出席正气会的成立大会。胡文力图匡正张难先、冯自由 等著述的谬误 , 但片面从宋恕的角度立论,不免矫枉过正,反倒难 以辨清事实。 正气会成立不久, 唐才常、汪康年两派就发生摩擦。唐既掌握 了正气会的领导权, 又得到丘菽园的大笔赠款,避开汪派, 暗中从 事内圈的活动,令汪感到不快。1900年 2月 11日邹代钧致函汪康 年:“公在沪既无意趣, 虽不因人言而离沪, 又何不自为而离沪?”º 汪开始打算另立门户。3月 12日,夏曾佑从安徽祁门函询:“公与 浩公私之计若何?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 以后又迭函询问: “别会成否? 中有西人,则有宗教可淘气耳。”“正 气能又摇身一变否?”» 5、6月间,远在四川的周善培辗转接到汪康 年 3月底的两封来信, 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大感 “太息”。并说:“仆于四川叹其孤立, 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 仆之幸也。”¼ 这时两派冲突已经表面化,唐才常平息不了人多势 众的江浙派的不满情绪,干脆将干事长的位置让给江浙派领袖之 一、性喜任事的叶瀚,集中精力筹划自立会和长江大举。于是汪康 年等改变初衷,试图在东西外人的帮助下, 改造扩充正气会。½ 经过正气会时期的较量,中国议会组成时, 汪康年一派乘势抢 ·10· ¹ º » ¼ ½ 汪康年曾将正气会章程寄给日本的近卫笃 、大隈重信和犬养毅等(《汪穰卿先生 传记》卷三,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 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31页) ,又请西人相助。6月 18日周善培来函询问:“正气会西人肯助,其旨若何? 扩充又如何?”(《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6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4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53、1358、1360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 2792页。 《宋恕集》上册,第 604页。宋恕自称:“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 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 识解,无足当于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宋恕集》下册,第 695页)夏曾佑 则说:“宋馁、章憨,皆大奇。”(《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66页) 占上风。他们在上海活动已久, 交游甚广, 彼此间有着同乡、同窗、 同年、同僚、同宗、姻亲、世交等多重社会纽带, 结成连环相扣的大 网,不仅对沪上士林举足轻重,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上海的各省新 党志士。国会核心成员中,汪有龄、汪立元是汪康年的同宗(一为族 叔,一为族弟) ;叶瀚与汪康年同乡,自小结识汪的表弟夏曾佑,又 与汪为挚友, 1894年由汪康年引荐,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与陈 三立、邹代钧、谭嗣同等深相结纳。1897年在上海与汪康年等筹开 蒙学会, 创办《蒙学报》。¹ 孙宝 也是汪的同乡,曾任《时务报》撰 稿人, 戊戌前,他和另一干事胡惟志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 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友。º沈士孙、赵从藩据井上雅二称“与汪 观点一致”»。赵从藩情况较为复杂。他曾参加公车上书及保国会, 与康梁一派颇有渊源,井上称之为唐才常派的驻京代表。但他 1895年即在江西结识汪立元, 到沪后与孙宝 交善, 1898年 12 月,与孙宝 、胡惟志等重开雅集,谈论新学。¼ 书记丘震的父亲丘 玉符原为清朝驻日本神户领事, 后归国居沪上,与汪康年有所交 往,丘震因而得以结识汪康年、叶瀚等人,并参与雅集活动,曾致函 汪康年,告以“公之报馆,浩吾之学堂, 此二事无日不回九肠,足准 交情之深,痛痒相关,虽欲置之不见不闻,不能也。”½ 丘震病故时, 叶瀚挽联云:“中国少年死, 知己一人亡。”¾ 江浙派士绅不但有社 交密网,而且在独立自治思想的影响下,地域意识有所强化。孙宝 说: “盖我国开化之志士, 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 他们 ·11· ¹ º » ¼ ½ ¾ ¿ 《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二月二十三日,第 324页。 《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8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 198页。丘氏父子与汪康年等人的交往, 参见《郑孝胥日 记》。 《忘山庐日记》,戊戌十一月十三日,第 282页。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年 7月 30日,《乘桴新获》,第 355页。 孙宝 著: 《忘山庐日记》,丁酉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4 页。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 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78—484页。 在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同时,会借助地缘纽带增强巩固集团势 力。相比之下, 唐才常在社交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这不仅因为戊戌 前在上海与江浙派交往的湘粤人士为谭嗣同、梁启超等, 与之相 较,唐才常、沈荩的资历、根柢要浅得多, 而且由于唐为人“深 鸷”¹ ,“素不习外交”º,单凭个人活动,很难打开局面。 (三) 正气会两派的分歧摩擦,并未因国会的成立而消除。双方的矛 盾,不仅一直妨碍彼此间有效的协调合作,而且最终导致国会瓦 解。井上雅二曾叹息道:“要而言之,议会之始,康 、汪两派之间,互 有阻隔,且于经费甚支绌,竟因是迟迟迁延时日。及至唐等之败,而 两派之间遂截然分途, 不能化合。夫两派既经破裂, 则议会亦由是 散耳。”» 导致两派矛盾的主因, 通常认为是宗旨不合。关于国会成员政 见与方略的差别, 亲历其事的章炳麟有如下记述:“海上党锢, 欲建 国会。然所执不同, 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囗囗(排满) , 斯固水火。就迎跸言, 信国(文廷式)欲藉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 翁(同 )、陈(宝箴)坐镇,梁公(狄平)欲密召昆仑(康有为) ,文言 (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 离心复甚, 事可知 也。”¼ 章氏从排满的角度立论,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 ·12· ¹ º » ¼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 115页。注释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85年版,第 137页;朱维铮:《 书发微》,《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03页注 12。 《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译文用田野桔次《最近支 那革命运动》。据《井上雅二日记》, “汪康年、唐才常等一个月以前提出的所谓国 会,今天终于在愚园召开了。”可见双方不和造成消极影响。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314页。 毕永年《诡谋直纪》引述梁启超语,《乘桴新获》,第 27页。 帝为平民”¹。因不为同人接受,愤而退会。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 指责“国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 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 莫不 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 相忘江湖”º。不过, 这种分歧不能 简单地按照章氏的观念,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孙宝 稍后曾 对革新势力加以区分, 他说:“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 曰革 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 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 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 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 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 虽以变法为名, 宗旨不在变法 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 。”» 则排满不等于革命。孙宝 与章太炎 争论满族当逐与否,认为“枚叔深于小学,力持逐满之议, 以夷狄为 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然 向来人多称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东貉者殊少。如以东夷而论, 则《说文》夷从大, 大,人也, 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俗仁, 仁者 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 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言小学,严种族 之辨, 故即据小学与之争。”并函告章氏:“法果变, 公再谈逐满,当 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之,“皆哗然”,谓其“改节, 贡媚朝廷”。其 实孙、章私交甚笃,在学友之列, 章氏断发之后,两人仍时相往还。 这一次章颇震怒, 示意绝交,而孙则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 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 不闻绝交。前 言戏之,公毋怒我。”孙宝 戊戌后虽由主张民权退到君宪,但对清 廷的变法并不轻信,曾与王修植讨论政府变法而不变心术之故,指 出:“心术者, 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法变而民权之说起, 故以心术 ·13· ¹ º » 《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十月四日,第 422页。 《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中国旬报》第 19期。函称“囗囗先生阁下”,应指孙中 山。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年 7月 30日,《乘桴新获》,第 355页。 二字压倒之。”¹ 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叶景葵说: 孙“佩太炎之文学, 而反对其逐满论, 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 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 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 倘兴晋阳之甲 入清君侧,即并暗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 拘守 名分太过”º。联想到国会成员易顺鼎早在甲午之际就提出不惜诉 诸兵谏、废立以图救国,其革命概念虽由古训,毕竟不拘泥于保皇, 更不是一味维护清朝统治。汪派的另一要人夏曾佑也认为:“夫逐 满之说,谓满不同种乎? 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 安在满洲不可 联? 谓满愚民之政乎? 则愚民者我之旧制,不创自满人也。谓满为 曾暴吾民乎? 则革命之际何人不暴? 既不能因朱元章[璋]而逐淮 北人,因洪秀泉[全]而逐广东人, 而独逐满,亦非持平之道矣。”» 排满与否在学理与方略上关系至为复杂,不同意见不可一概抹杀, 何况国会确有满人革新进取的实例,而不赞成排满者同样主张革 新变政。 章太炎的主张在国会中几乎绝无仅有。国会的政治分歧, 一般 认为主要是“迎跸”派中唐才常与汪康年的对立。而对立的表现,一 是政治上汪为“依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系和康梁唐狄对抗的一 派人的政治代表”,二是行动方略上联络会党武装勤王为参与议会 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¼ 胡珠生表达得十分清楚:“由于汪康年派 旨在发扬清议, 徐图振兴中国之策, 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 南,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 而康有为派则痛恨后党, 坚决勤王 起事,部署即将就绪,召开国会旨在取得合法依据。因此两派意见 ·14· ¹ º » ¼ 郭汉民、迟云飞:《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实考辨成果述要》,《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湖 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42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90—1391页。夏曾佑还反对与“翘然为首”、“帝制自 为”之人合作,不赞成恢复汉族帝制。同上,第 1363页。 《忘山庐日记》序。 《忘庐山日记》上册,辛丑八月初二、九月十四、十七日,四月十三日,第 393、412、 413、347页。 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¹ 诚然, 汪派成员多与南方督抚保持复杂关系, 如汪康年、叶瀚 与张之洞, 孙宝 与李鸿章, 但这不能完全左右他们的政见及态 度。孙宝 “与合肥虽至戚,甲午以前每每痛诋之。自审知中外政 务以来,始不敢厚非,稍稍敬重之。凡遇訾议合肥者,必为力辩,非 袒其私,欲伸公义于天下也。”他对李鸿章的过失并不曲意偏袒,庚 子后指责李在对俄交涉中为俄国所愚弄。º 而夏曾佑对于张之洞 则表示:“夫南皮者,鄙人所不快之人也。”他虽不赞成公开抨击,以 免其狗急跳墙, 却对《清议》、《知新》等报揭露张的鄙见丑态,使之 “名士、名臣两无所得”而感到“足以蔽其辜而快我意矣”。» 视汪派 为张之洞的政治代表, 除历史渊源外,缺乏直接证据。其实,唐派的 张通典等与刘坤一也是关系匪浅。 更为重要的是,汪康年等人的宗旨主张和行动方略, 与张之洞 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国会的宗旨,孙宝 和井上雅二两位当 事人的日记有明确记载,综合为: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 二、 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三、平内乱; 四、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 之权;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在此宗旨下,实行三点:一、尊 光绪帝;二、不认端王、刚毅等;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 但不 一定排除满人。不过,这只是向全体会员公布的宗旨。据井上雅二 记:“中国议会的真正宗旨, 绝密。很多会员是不知道的。”井上没有 引述秘密宗旨的内容, 但提到国会对外简明章程的要点:“根据十 二条,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 保全中外利益, 使人民进步。”¼ 关 ·15· ¹ º » ¼ 《乘桴新获》,第 356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77页。 《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正月二十一日,第 370页。当时人对李鸿章的态度,陈寅恪 曾有评议: “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 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 污。”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 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6页。 胡珠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 5期。 于“建立新政府”, 康有为在一封致各埠保皇会公函中称: 由于各省 督抚抵制清廷伪谕,后者必将垮台。“伪府既倒, 新党已于上海设立 国会, 预开新政府, 为南方立国基础”¹ 。另据唐才质说,国会会议 后唐才常曾告以“议会设立之意图,欲俟起事成功,即暂以此会为 议政之基础。自立会同人, 除争取民主权利与政治革新而外, 制度 如何树立,政府如何组织,均待选举程式确定,正式议会成立, 合全 国人民, 五族俊义,协商处理,期于至善。”º这一设想并非唐才常 一派所独有。井上了解此机密, 是通过与汪康年的谈话。汪表示: “中国议会有两个办法。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 行治理。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 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 一派势力。民间各处都有私党,各种流派,有些纪律严明, 而有些纪 律松懈。他们有力量,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由此可见:一、国 会的目的,在于开创新国(首先在南方) ,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 二、新政权将采用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 国会 即为开国议政的基础。三、总统将推举一位名人出任,人选包括光 绪,却不以此为限。四、实施途径是派人到各省联络会党土匪武装。 这个得到各方认同的计划及其实施办法, 与唐才常派的宗旨手段 没有根本不同。和章炳麟的分歧,也只在后者基于排满而排斥光绪 为总统候选人以及满蒙人加入国会。 汪康年等人不仅参与制定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计划,而 且积极实行。国会一成立,即“不断接受带兵的官”¼。7月29日会 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 ·16· ¹ º » ¼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年 8月 30日,《乘桴新获》,第 355页。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年 8月 4日,《乘桴新获》,第 360页。 《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 277页。唐才质《自立会庚 子革命记》称:“庚子将起义时,主持武汉自立军文事李炳寰告我曰:‘吾辈举义,惟 求福民利国而已。新旧更迭能成事实,似应东南各省为试行新政之重点,而遍及于 全国,则革命之目的可达,统一之大业立定,此外一切政治,有国会决议与政府 执行,非吾辈所在,可以不必预为参订也。’”(《自立会史料集》,第 62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6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 30页。 怀礼¹ ,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 ,大为 彼辈所垢, 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 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 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为了迅速打 开局面,所派特使提议, 一、以实利办下交,“必须本会有一定凭及 利益何如,方足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 否则樽酒往还, 中无实在, 徒贻耳目之累,无裨爪牙之用”。因为“寻常之招集联络甚易, 而欲 其临时必为我用,必平日以利结之,方可得其死命”。二、“文必己 出”,“若以他人之文使为我用,其难与自撰无异,而流弊滋甚, 自主 无权,我有可以自立之道,则比比者皆为我之犄角,否则空为大言, 求为彼隶卒且不录,遑言其他乎”! 三、要求“本会同人派一干练之 员,驻镇江以通扬、沪消息, 又宜赶紧编排隐语暗码”,并加速筹款。 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 扬州的下 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 ⋯⋯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执 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 故虽 间有龃龉,终归于好也”。º 此外, 国会还试图向湖北发展势力,通 过派往扬州之人了解到,“本店伙计黄小琴,渠在宜昌, 情形最熟, 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 希望“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 与渠会 同办理”。据说“小琴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 又兼 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 不可不重用之”。» 汪康年等采纳这一建议,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 事实表明,汪康年一派决非仅以清议为变政手段。而且, 上述 ·17· ¹ º » 《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 3685页。函谓:“敬如兄熟知小琴,可详询之也。”敬如,陈 季同字,原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 1898年曾与汪康年等联合日本人士共组亚细亚 协会。 《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 3686—3687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684页。来函云:“初五日杏 花楼一别,七夕抵扬,因琐事牵涉,日来始略询端绪。把剑处须转觅二三居间者,方 可到题。惟此君之外,不乏可取裁者,弟稍迟一二日即至郡城,广为收罗,以待尊意 会同办理。”把剑,当指徐怀礼。 活动都通过容闳、严复两位正副会长。扬州特使要求派人驻镇江, 即称: “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与黄小琴联络,也说:“惟必须 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¹ 则应视为国会的组织行动, 而不是其中某些派系的举措。 (四) 汪康年等人联络民间势力武力变政,并非一时愤激冲动之举。 早在 1895年对日战败后,汪康年、夏曾佑、胡仲巽等就决心破党会 禁令, 继明末遗风,信泰西新法, 结合士林正业,创立中国公会,联 络举国人心志气, 兼利天下谋裨国是。并力反文武士商睽隔之弊, 接纳武侠商贾入会。º1897年德国占据胶州湾, 黄中慧建议汪康年 “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戊戌后, 其矛头转向顽固政 府。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 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 的评语颇有同感。正气 会成立后,唐才常等计划一面派人率海贼赴京刺杀西太后,逐尽顽 固亲贵大臣, 一面发动长江会党举义于南京、武昌,进而号令天下。 对于正气会的组织决策和行动, 汪康年一派不仅参与了解,而且实 际介入。周善培回四川后即加紧运动会党,“日日求通”而“力不能 通之”, 他函告汪康年: “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然其规模狭 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仆极意 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此四方公司大兴之时,四 川又商务最盛之地,仆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不胜忧念。浏阳前 有要湖南伙计来川之说,此事甚不可迟。学堂之事以规矩束修之 故,应者绝少。仆之初意,本意即学堂为公司章本,今日公司既难, ·18· ¹ º »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 2267页;《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951、1956页。 《汪穰卿先生传记·年谱一》卷二,《近代稗海》第 12辑,第 198—202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 3685—3687页。 学堂又窘, 仆又不忘东南之事, 或者秋间闭门南来也。”¹ 据此,以 办学堂、开公司名义在各地联络会党,显然经过包括两派骨干在内 的正气会领导层定议。国会筹备期间,虽然唐才常避开汪派经营自 立会, 但汪派内部商讨的行动方略,却与之不谋而合,这从夏曾佑 措辞隐讳的信函中可探知一二。7月 3日、6日, 夏两度致函汪康 年,答复其 5、6月间的 7封来信,中谓:“此一新天地之方针,必须 决定。二十周之大事即作此,几个土匪开头,不亦异哉”。“各省分 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 山中太深沮,若 能有一人来最妙”。“公所言见异人甚多, 望一一考定其来历与前 途,即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其本人之有无作为, 似不必深考也”。 “尊函所商之事,今已十日, 想形势大换矣, 不知有何较有把握之政 策也。不得见面, 言无可言, 总以摆脱文士,疾忙下手八字望公而 已”。º仔细品味,与后来汪康年所说国会的秘密宗旨完全吻合。由 此可见,两派的主要目标和手段并无根本分歧。正是宗旨方式的一 致,使心存芥蒂的双方达成妥协,维系联合局面。如果政见截然不 同而汪派又控制国会大局, 那么虽有容闳的支持,成立国会非但不 能带给唐派合法依据与庇护,反到成为束缚的羁绊, 并增加暴露的 危险,此举岂非有害无益? 汪唐之间的矛盾摩擦, 集中体现于自立会的活动。诚如胡珠生 《自立会历史新探》所揭示, 该会是唐才常继承谭嗣同遗志而倡议, 1899年 5月与康梁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不过,唐才常开始 并未以自立会名义在国内展开组织长江会党的活动。直到1900年 3月以后, 他因与汪派冲突,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专心致力 于策划会党起义, 自立会的名目才出现于长江大举的筹备日程。这 大概是不少当事人颠倒两会顺序的原因。4月, 李金彪、杨子严、林 ·19· ¹ º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65—1367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4—1196页。 圭等人到沪, 与唐才常计议,刻制富有票,散放邀人。¹ 6月初, 梁启 超复函狄平, 同意将富有票的灭洋改为自立或救国º。这些均未通 知汪派。国会成立后,派往扬州之人惊奇地发现,“此间竟有散给标 识多人,云系长素所使,此事是否属实? 抑系赝鼎? 兄处乞为一探 真伪为要”。“现在探得有托名新党,在江北散给票布,有两种之多, 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 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弟密访其首事之人尚未得,不知何 以托名新党也”。» 汪康年等对此极为不满,怨气透过远在川、皖的 夏曾佑、周善培等的复函也反映出来, “浏阳之事,闻之长叹,当今 日同志孤危之际, 所以处朋友者,亦不能不筹完全之法。大抵不外 遇事叫穿,胸无蓄怨,而出之以婉。人以离,我以合, 如是庶几持久 哉”。“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 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 耳”。¼ 所以井上雅二认为: “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 其气脉, 有容闳等替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 “全由康派与 唐才常相往来,相计划而成立; 汪康年深以为非, 实有分道扬镳之 势”。½ 不过,长江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汪康年等人是知情者。国 会派往扬州之人两度询问: “所候之张君已到沪否”? “所云紧要之 人,是否君在轮船所遇之古辛否”?¾ 当指张尧卿、辜人杰。汪派的 不满,主要针对唐才常不通声气,而不是政见方略。他们知道唐的 密谋既未叫破,也没有出手干扰。所以,当汪康年等为自立会事抱 ·20· ¹ º » ¼ ½ ¾ 《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 3685、3688页。 《哥老会巨魁唐才常》,《自立会史料集》,第 215—216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6、1372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 3685、3686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45页。函 谓:“来函所论甚当,吾辈宗旨既专在救国,会名既已定,改为自立甚好。其票间宗 旨下,原只灭洋二字者,可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至其四字八字者,则于救国自立等 字外,加用作新保种等字,均可请兄等酌定可也。” 《唐才中供词》,《自立会史料集》,第 150页。 怨时,周善培劝解道:“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 谋内圈之事, 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 既得其资,则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特于足下可一直言之而 不言,则可惜者。总之,吾党既欲有所营于天下,则凡小嫌小疑,肠 胃之间,皆当设一消化之力以待之,乃能相合于永远。”¹ 国会成立后, 因会长容闳“深爱康有为之为人”, 早在 1900年 3月访问新加坡时,即与康合作,代表保皇会试探英国殖民当局对 可能发生的起义的态度,加上其族弟容星桥参与汉口自立军, 唐才 常开始将自立会的情况有意识地传递出来。井上雅二多次记道: “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 会,纪律严格、铲除泄露军事机密者和奸淫者。像哥老会那样, 以暗 号对答。宗旨在于中国的自主独立。不允许虐杀外国人, 盼望与外 国人和睦相处。”“固然, 中国自立会与中国议会是一致的, 自立会 已有了会印, 数万人已签名。”井上雅二到南京, 即分别通过俞明震 联络绅士和官僚, “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 通过辜人杰联 络武官,“使之为自立会的事而尽力”。º 成立国会, 唐才常得到的 最大实惠,是获得会长容闳的支持,将自立会与国会扭在一起,同 时又能避免派系纠纷掣肘。但他将自立会作为国会的分支、将自立 军作为国会的武装,并未经过国会领导层集体公决, 所以汪康年等 人不知道富有票的派属和内情。自立军失败后, 孙宝 与孙多森兄 弟“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 宜俟东南腹地土匪 遍起, 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 是或能保卫一隅, 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 方与外联 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 太平之局”»。可见国会与自立会确有隔膜。目前所见汉口自立军 ·21· ¹ º » 《自立会史料集》,第 113—114页。 《乘桴新获》,第 356—367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194页。 文件最早使用国会名义的, 始于庚子七月初八日( 1900 年 8 月 2 日) , 内容为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发布篆刻关防,任命国会自立各 军统带。文中说明:“照得本国会驻汉总会,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 防一颗,内刊‘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 八日开用。”¹ 但这应是唐才常在上海制作, 或抵汉口后刻制而倒 填日期(以征得容闳等同意的时间为准)。因为第一, 这时国会第二 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仅两天,汉口方面难以知悉。第二, 8月 9日 起义的大通自立前军, 所发文告中没有中国议会字样,只标明自立 会。º 唐才常于 8月 9日乘船离开上海, 8月 13日(一说 14日)抵 达汉口, 在此之前, 汉口方面显然不知道唐已将自立会与国会挂 钩。第三, 担任文书的汪楚珍供称, 七月十四日( 8月 8日)与林圭 等人刻制官防戳记及札稿凭单。仍写“中国自立会汉口总会所字 样”。而唐才常到汉口后,七月二十六日( 8月 20日)他与沈荩等赴 新堤再次赶写札稿,“札内伪衔系‘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字样, 伪关防宽约二寸, 长约四寸,刊‘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之关防’十 三字”。另据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刻有中国国会字样的自立 军 8 种印信关防,“乃汉口铸就刻就,将颁发各路者, 未及施行,已 为清吏所抄获”。» 唐才常与容闳的默契, 加剧了汪派的不满。“容本来与康关系 较好。因此,汪康年一派厌恶他的袒护”¼ 。立会之初,汪派还认为: “国会容首而副以严,可谓得人。”只是觉得“二公进化太高,不合于 天造草昧之事,且下又多,必不能合之”。希望“有一种专任作机器 皮带之人”, 从中调节。½ 不久, 汪唐之争变成汪与唐、容的摩擦。 “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汪 ·22· ¹ º » ¼ ½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 1368页。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 33年 8月 26日,《乘桴新获》,第 374页。 《自立会史料集》,第 178—179、37页。 参见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53—54页。 《湖北藩臬二司札》附《照抄伪札稿》,《自立会史料集》,第 147页。 不知自立会的事。而容闳好像是知道的。”“容与汪不合拍。容认为 汪有私心。”¹ 夏曾佑接到汪康年的几封来信后,问以“容严之举若 何”, 表示“深为公等忧之”,断言“容断不能任国会之事”。º 不过, 尽管汪唐两派“固莫不相关,各成派别”,仍有沟通协作的基础。汪 康年称正气会“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 ,不仅显示了 汪、唐两派的思想共鸣,也表明正气、自立两会精神相通。后来汪康 年等始终关注自立会的成败。大通起义失利,汪派虽然事先不甚了 解情况, 叶瀚却主动让狄平致电康有为, “希望筹集资金帮助唐率 兵西上保皇”。汉口失事,汪康年等“想收拢唐等的败兵并利用他 们”。汪还专程赶赴汉口¼ , 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