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身体记得的历史_评高彦颐_缠足_金莲崇拜_盛极而衰的演变_刘怡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1年 3月 第 2期 总第 104 期 March. 2011 No.2 Ser.No.104 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 演变》[1]（以下简称为《缠足》，英文原著名为 Cinderella’s Sis－ ter: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于 2005年由加利福 利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曾获美国历史学会 2006年度琼·凯利 妇女史著作纪念奖。台湾学者苗延威所译的中译本，于 2007 年由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大陆版苗延威的中译本， 2009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一个以缠足女性的身 体为中心的缠足世界娓娓道来，可以说为缠足史的研究开了 一扇窗，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缠足，是一个中国史学界绝不新鲜的话题，如果从 1914 年出版的《香莲品藻》[2]算起，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历史。虽然研 究成果丰富，形式多样，但笔者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兴趣和热 情有余，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不足。大量的论文、著作无非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近代以来的反缠足论述添砖加瓦，即便 有新的材料运用，或者在研究时段和地域转变上肯下功夫， 研究者们也仍停留在近代反缠足、废缠足运动所构建出的 “五四史观”、单线型“进步论”、男女二元对立等等的论述漩 涡之中，缠足研究似已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所幸，近 年来部分国内研究者如罗志田、[3]杨兴梅、①杨念群[4]等已经对 此状况展开了反思，从他们的相关论述中，我们看到了研究 者的诚意与洞见，但相关讨论范围仅限于局部话题。而高彦 颐教授的这部缠足史，可谓是在缠足研究领域展开的一场全 面反省和实践。在这部著作中，她跨越了国族主义、女性主义 和东方主义的框架，明确地将“缠足摆置在时尚史的范畴之 中”（Charlotte Furth（费侠莉）语）。高彦颐明确的身体史视角， 使得缠足研究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她们的身体记得的历史 ———评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刘 怡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作者简介：刘怡（1988-），女，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①见杨兴梅：“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 4期。近年来，杨兴梅在《近代 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上还发了几篇与缠足相关的论文，其博士论文亦以缠足为研究对象。 ②刘宗灵：“身体之史：历史的再认识———近年来国内外身体史研究综述”，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 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集刊》（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 287- 322页。文中对身 体史研究的起源、内涵，国内外身体史研究现状，尤其对海外、台湾和大陆史学界在中国史领域的身体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详 细的爬梳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身体史研究还需明确解决的诸多问题，笔者在文中不再重复此类细致爬梳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1）02-0107-06 107 高彦颐在缠足研究中的视角突破和典范转移，有深厚的 理论和实践背景。②西方学术领域对“身体”的关注在近几十 年来成果卓著，以福柯、布迪厄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关于身 体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成果，为身体史研究的开展提供 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身体史研究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成为 西方历史学界的热点之一，近年来也有学者将“身体”用于中 国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比如台湾社会 学家黄金麟的相关身体史研究著作《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 革命与身体，1928- 1937》[5]以及《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 的身体形成（1895- 1937）》，[6]其将“身体”置于“历史”和“国 家”之间，定位于中国近代历史和国家的研究取径给历史学 者很大的启发。在《缠足》这本书中，高彦颐将“身体”置换为 “缠足女性的双足”及相关的物质与文化世界，由此才将缠足 研究中理应居于主体地位，但以往却备受冷落的“缠足身体” 置于研究中心，一如该书英文书名所言，成就了一部缠足史 的修订史（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一 高彦颐教授在《缠足》一书的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她的研 究是要重新反思将缠足化约为同质的、不变的，出于单一动 机的、单线性的问题，呈现缠足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高彦 颐指出，“缠足”可被解组为三个层次的时间性：具有文化荣 耀或正当性的缠足、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缠足以及个体体现 的缠足，具体研究可围绕三者间的错乱步调与相互包裹关 系，进行层层解析。高彦颐的基本立场是，一方面对缠足女性 主体进行关怀，尽一切可能观照她们的“身体”，倾听她们的 “声音”。另一方面，又将男性欲望与女性欲望及相关纠葛放 在同个平台上进行参照，不过分强调二者间的对立，转而关 注二者交织和互动的场景。为了达成对缠足世界的诸多好奇 的解释，作者选择采用她认为的两种可行方式：一是，对庞杂 丰富的文字资料进行解读并深究。二是，探入女性自己创造 的纺织品的世界内部，运用作者有控制力的想象，合理地将 劳动、礼节和时尚的身体置于其中，探究女性的欲望世界。全 书除去前言和尾声，共分 6章，作者将这 6章划归为两部分 “揭露的身体”以及“遮蔽的身体”，各包括 3章。 第一章题为全球国族巨型历史：“天足”概念的兴起（19 世纪 80年代至 20世纪 10年代），探究了 3个相互间密不可 分的进程：“天足”概念由基督教的范畴逐步国族化进程，“天 足”日益丰满的修辞论述导致缠足光环的熄灭进程，伴随其 间的女性声音被封装，身体逐步国家化的进程。这个过程并 非国家的统一整合行为，而是男性精英各自论述的合力结 果，虽然这些男性精英的立场各异，论述方式和表达形式并 非一致，但却共同造成了一个结果，“天足”概念逐渐国族化， 女性身体日益国家化，缠足光环逐步消失。 徐柯、汤颐琐和辜鸿铭等人的“天足论”或“爱莲说”，流 传甚广，以往的研究中也常被引用，但高彦颐的剖析却独辟 蹊径。在高彦颐看来，徐柯避开“天足”概念中蕴含的传教士 的救世动机和外来的革新力量，代之以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 叙事，并为其叙事寻找传统和现实依据。汤颐琐的论述同样 推进了“天足”修辞中的功能论身体观与平等主义的国族化 进程，其中，特别以“意志能够克服身体”这一论调来凸显女 性的能动性，此时“身体”虽出现，但却呈现出一种工具性和 象征性的特质。辜鸿铭的立场与前两位显然不同，他从不讳 言自己的莲癖，尽管这让他身处的时代显得不尴不尬。高彦 颐没有循着前人的分析路径，给辜氏贴上“保守”的标签，而 是看到了他的言论和态度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国族主 义逻辑，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徐、汤、辜 3人实际是内在一 致的：他们都以女性作为评判国家文明高下的指标，只不过 拥护天足的徐和汤认为，中国别扭的“缠足”显然低于欧美自 然的“天足”女子，而辜鸿铭则认为“温顺、驯良”的中国缠足 女子优于“健壮、男子气”的欧洲社交女性，并以“理想的女性 特质”和“欧洲文明的衰落和退化”分别喻之。故而，辜鸿铭与 拥护天足的徐和汤虽立场相左，却蕴含着同样的国族主义意 识，某种程度上，辜更甚于前二者。高彦颐进而分析他们 3人 都对于“观于人”的耻辱深有体会，徐和汤主张以改“耻”物来 应对，而辜则将世人所言之中国之“耻”列为中国之“荣”，以 此来“拒绝凝视”。高彦颐对辜鸿铭的另类解读，体现出了其 思想深度以及研究角度的切实转换。 第二章题为被掀露的身体：放足运动的实行（20世纪初 至 30年代），考察了地方反缠足运动中的具体实践状况。从 传教士的自主活动，到各地反缠足革命团体的活动，再发展 到阎锡山在山西的官僚化作业，反缠足运动日益国家化和政 治化，成为男性权力的角逐场，而原本被精心照料与收藏的 女性身体被不加体恤地提出来，公开示众，缠足女性被强制 赋予“被动”和“受害者”的身份认同。虽运用了这样的策略， 但反缠足运动的推行却并非单线型的一帆风顺，过程中存在 太多拉锯式的往复和各种情况的杂糅。在论述层面，被包裹 和封装的缠足女性身体顽强地成为反缠足运动推行过程的 实际阻力。女性的声音虽然微弱，且都是被处理过的二手声 音，作者还是将它们在细枝末节处提炼出来。薛绍徽提出“非 马非驴”的论述，对身体顽强性的关注，由此提倡对年长女性 采取包容态度；高彦颐还从“光复故物”活动中看到了女学生 放足之后不再被人关注的生活际遇，到乡下劝放足的城里来 的女教师受到了乡村缠足老太太的咒骂等，女性群体内部不 同群体间围绕缠足观念出现的鸿沟，等等。这些均被作者提 出并细细分析和回味。 第三章题为“缠足如古董”：不合时宜的爱莲者（20世纪 108 30年代至 1941年）。在缠足渐成过去的时间段里，一批自称 爱莲者的男性文人，以“缠足如古董”的名义，收藏凋零，构成 了一个庞杂的有关缠足文化的资料库———《采菲录》，这也是 现在研究缠足史、废缠足史的学者们人手一册的重要史料。 高彦颐对于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档案”资料所进行的考证，令 读者不得不再次叹服于她的旧史料新解读的能力，“缠足史 的修正史”所言不虚也。高彦颐对《采菲录》的使用保持了高 度的警惕：赏玩家虽意在回收旧有文献，但其中充斥的赏玩 者们充满怀旧情调的主观解读、臆想和再发明，是被以往的 研究者们所忽略的。《采菲录》的内容庞杂，立场不一，内容多 有矛盾之处，在重重网络中，作者对其中的几类声音进行了 分析：赏玩者对于小脚的记述，多以“小男孩”的儿时记忆，抑 或是对旧式文人的模拟来呈现，“缠足”本身的社会和感官经 验，对他们来说并不可得，而正是这种距离感和他者性，给予 现代赏玩者们空间来承载他们表达自我的絮絮叨叨；自称为 女性发声、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赏玩家提出“放过女人”的包 容态度，可还是有意无意地将女性固着在“受害、被动”的位 置，认为身体为女性的思想、意志还有情感“拖了后腿”；来自 女性自我的感受表达，也仅仅局限在“疼痛”的内容上，并未 在男性表述之外添加新的内容。因此，高彦颐强调，《采菲录》 与其说是收集和整理有关缠足的历史，不如说实际是现代文 人借模拟旧式文人而做的自我呈现，以及对旧式文人生活环 境的深切怀想。故而作者认为，进入《采菲录》的世界时，着重 的工作就是要领略其中的夸张情感和逸离矫情，因为正是这 些情绪架构了男性的金莲异想世界，而要探寻真实的感受和 经验，视野则需由档案文字，转移至档案之外的世界。 第二部分“遮蔽的身体”分 3章，讨论的重点由缠足文化 光环日渐消逝的现代，回归到缠足日益习俗化，成为一种全 国上下被普遍接受和追求的社会习惯的帝制晚期。第四章题 为“溯古访今：缠足源流考”。高彦颐对考据学者们关于缠足 起源时间的考证论述展开层层剖析，杨慎、胡应麟、赵翼等考 据学者们努力从文献资料中搜索，企图为缠足在历史时间中 定位，探索缠足文化得以盛行的内在奥秘与机制，做了各种 尝试：杨慎以作者和评论者双重身份完成的伪文献《汉杂事 秘辛》，演示了其“缠足起源无史可考”的认定；胡应麟则强调 了“古”、“今”之间互参的可能性，并提出将缠足与印刷术相 提并论的洞见，使得缠足归入文化机制和物质技术的领域； 赵翼特别注意到了有关身体行为、服饰和家具的议题……有 趣的是，他们本身的探索过程却也被纳入缠足得以普遍化的 推广机制之中，成为其中的一环。他们一面各自陈述着有关 缠足起源时间的推论，并努力为其推论寻找可靠的支撑证 据，殊不知，在这个过程中，夹杂着不少他们个人的主观想象 和表述技巧，正是这些促成了文字日益发挥其“遮蔽器”的功 能。考据学者们一面努力强调文字是记载历史真实的重要形 式，一面又巧用着表述策略和技巧，延续着文字的间接呈现 性。 第五章题为“狭邪之游：男性欲望与西北的想象地理”。 本章中，作者将研读对象由严肃的考据学者的论述，转到非 学术性、形式更自由的文人作家们所创作的宫廷小说、笔记、 游记、风雅指南以及通俗的俚曲歌谣等。作者从李渔、汪景 祺、蒲松龄的记述中，勾勒出一幅幅生动具体的场景：西北高 原上赛脚会、大同名妓、荒野人家的缠足妇女、进城烧香女 子，等等，这些描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具体时空标记 的缠足世界，而不再是以往缠足研究中那些“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同质性描述。这些文字将男性欲望表露无遗，他们的目 光聚焦情欲表达，以及形诸于文字的有关缠足的体验，很大 程度上塑造了缠足风尚及其情欲化色彩。不过，高彦颐也看 到蒲松龄将注意力更集中在与女性缠足息息相关的日常物 事，即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围绕对自我身体的照料展开的 生活常态。细究发现，女性的参与，譬如为同性竞争与自我呈 现所做的努力，虽若隐若现，但却以一种主导姿态丰富着缠 足风尚。 前五章里作者完成了从男性书写的文字中，发掘与梳理 出与男性欲望密切相关的女性欲望与自我呈现的工作，在该 书的最后一章，则直接以“灰姑娘的梦想：女体的累与用”为 题，考察缠足身体的自我呈现，目光聚焦于缠足女性缝制、购 买和穿着的足服上，试图将无言的身体扣连到女性内在的情 感世界。这些似乎是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才会进行的工作 再次展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强大的实物史料解读能力。 高彦颐从墓葬出土的鞋式由“平底”到“弓弯”的转变，推测出 双足缠裹方式经历的演变过程，认为高底的诞生，意味着晚 明时期，社会上追求小脚微型化的风潮，已趋白热化。有大批 女性观众的说唱词话中的女性形象常有三寸弓鞋和莲步等 具体的身体表达，缠足与女性高贵地位密切勾连，至于妇女 因缠足所受苦难的，则多伴随着其地位下降的境况。作者一 语点破：缠足只对丧失高尚地位的女人形成障碍；缠足的牵 制，象征着社会地位下降的苦楚。“缠足的用途，在于攀登社 会阶梯，而非攀登山路。”女人们看重她们的双足，用心装饰 它、照料它，整套足服装扮的细节中处处均承载着女人们的 妙思和巧手。时尚的缔造，正是那些倾注大量心力在其中的 女人们。 二 正如笔者之前所言，高彦颐教授的这部缠足史的最大意 义便在于其实现了视角突破和典范转移，在这个前提之下， 作者之后所做的努力才有意义———但是，这一立场付诸实践 的难度并不亚于理念本身的提出。从围绕缠足及相关问题展 109 开的层层剖析、设问、质疑、比较、回应中，我们看到作者的诚 意与坚持。作者在书中展现了一个全景铺陈、鸟瞰式的开放 场域，广泛收纳材料，不做预设性的裁剪，展开全面梳理的同 时，在材料矛盾和空白之处并行层层追问，这是作为一位严 肃学者最基本却也着实难做到的一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即 便是做大方向的铺展，有关缠足的精彩纷呈的场景仍能以一 种极为细腻的方式在作者笔下展现。笔者将其理解为局内人 与局外人视野的有效调和。③即一方面坚持置身事外的客观 与质疑态度，一方面又对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热情、好奇与 关怀。 在《缠足》中，作者对于大量文字资料的分析，最大的特 色便在于，其并不满足于对文字本身所呈现的情况与脉络进 行梳理，而是更多地关注文字生成的途径，作者所处的时代 背景、社会地位、情感旨趣倾向、文字技巧等文字之外的网络 和世界。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之作者合理、有控制的思索，不 少创见便水到渠成。譬如，作者注意到赵翼关于“‘妇女之拜’ 是否需以跪姿为之”所进行的探索，赵翼将礼仪的历史与物 质文化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进而提出“拜姿”的变化取决于 家具的历史变迁。高彦颐顺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大胆推 测，“要不是椅子的普及，缠足可能就不会从文学想象发展成 具体作为。”[1](P172- 173)从“可欲”到“可行”，作者发掘出其中不容 忽视，却在论述层面处于“空白”状态的环节，将“椅子”联系 到妇女缠足，这种联想虽在意料之外，想来却也实属情理之 中。再如，在第六章关于缠足女性身体的累与用所进行的阐 释中，作者更是将妇女缠足与男人的科举等同而语，[1](P247)敏锐 地洞察了二者所共有的面向，即二者分别为男女提升社会地 位的重要管道，因为竞争激烈，故而要费尽心思。另一方面， 缠足女性认识到了双足有先天优劣之分，有的脚天生柔软纤 小，有的脚即便后天费尽心力也还是不见得会在竞争中取 胜，如同科举男子们所奉行的“命定论”，这种想法一定程度 上缓和了在竞争中失败的耻辱，故而得以继续支撑众多男女 在竞争路上前赴后继，科举和缠足的光环得以持续蔓延。将 二者进行对比的妙思，若没有对女性身体与感受的深切关怀 与好奇，以及对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又如何可行之？ 有学者认为我们展开身体史研究的兴趣可归结为“一个 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怀，另一个是对自己的存在的好奇与质 疑。”[6](P230)笔者认为，这种对“人”以及自己的关怀正是身体史 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推动力。高彦颐在《缠足》中虽一再强 调，自己并不意在给出明确的结论、确实的理论，却自是将一 个妙趣横生的金莲世界描绘出来，这个世界有着实实在在、 男男女女的参与。丰富的个人欲望和实实在在的人群被提上 了研究的中心位置，没有掷地有声的结论，却“将怀疑的种 子”植入了读者心中，围绕着缠足身体、情感与史料同读者进 行互动。在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冯骥才的名著《三寸金莲》中 也有类似的表现。[7]在考察缠足光环行将终结，天足论述泛滥 的时代，高彦颐逆流而上，注意到“身体的顽强性”在其中隐 隐发声，并在实践上成为反缠足开展的重大阻力。小说《三寸 金莲》同样对该时期的复杂面向有所察觉，小说第十四回直 接以“缠放缠放缠放缠”为题，来表现反缠足运动实际开展过 程中的反反复复，和缠足女性以顽强的身体同思维、情感惯 性及反缠足团体间进行的博弈。小说第十五回，描写天足会 与缠足会公开对峙的场景，则将两个世界的女人各自坚持的 审美观念以具体的情形展示出来，“小脚女子以为小脚美，亮 出来就惹得天足女子一阵哄笑，天足女子以为天足美，大脚 一扬更惹得小脚女子捂眼捂鼻子捂脸，各自拿自己尺子量人 家，就乱了套。” 再者，高彦颐一再强调要突破缠足史研究中男女二元对 立的立场，她在将焦点集中于女性身体及主体性的同时，有 心地将男性欲望、男性权力作为参照，凸显了两者的张力与 互动。笔者将其归纳为两对主要关系：一方面，男性的眼光与 欲望，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女性的缠足选择及缠足实践，另一 方面，女性又以自己的方式对双足进行悉心呵护与照料，并 运用足服的遮蔽策略吸引并控制男性的注意和欲望。男性的 喜好和欲望，塑造的只是抽象的美学理念，而女性实实在在 的参与，在服饰制造、整体装扮等方面的努力，才真正塑 造出可触可感的缠足风尚。在小说《三寸金莲》中，作者同样 用了大量的篇幅表现一众爷们的评头品足，但也注意到了男 人们似也觉察出他们对于女人缠足，也有无能为力、无可奈 何的一面。反倒是佟家大院第二次赛脚会上，大少奶奶香莲 “万红丛中一点翠”的别具巧思的足服装扮，使男人们如愿以 偿，发出“如诗如画如歌如梦如烟如酒”的感叹。说到底，这种 可遇不可求的有神之足，如若没有女人们的智慧与灵巧，对 于这些男人们而言便是求之而不得。某种程度上，缠足女人 们运用自己的心灵手巧操纵着男人们的眼光。历史深处的吊 诡，在通俗小说和史学研究中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赢得 共鸣。 此外，高彦颐提出的缠足女性对“权力、地位，身份认同 的焦虑”，同样也能在佟家大院女人们身上找到注脚。大少奶 奶香莲在第一次赛脚会上败下阵来之后，在双脚照料上加倍 用心，在第二次的赛脚会上得以一展其神足，从此奠定了她 在家中的地位，跃升佟家大院的核心人物。而自知双足先天 不足的二少奶奶白金宝，在天足与缠足话语暧昧的时段，也 ③“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概念受默顿的启发，参见[美]R.K.默顿著，鲁旭东译：“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载于《科学社会学》 （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 42- 64页。 110 ④汪民安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导言中有一节内容专门就“身体与主体”有过讨论。 找到了与大奶奶对抗的方式，即私下给自己和女儿们松裹脚 布，很快“放脚”就取代了“缠足”，成为佟家女人们争权夺利 的新战场。高彦颐笔下贯穿古今，连接想象与现实，囊括不同 地域的缠足世界，在冯骥才的小说中将聚焦到一个家庭和一 个女人的身上。这也正好印证了高彦颐在《缠足》中所推行的 理念和坚持的方法：以关怀出发，各种文本、声音包容互参， 不断质疑并设问。 三 《缠足》读罢，笔者收获颇多，但脑海中依然有几个疑问。 首先，我们虽无法给予“身体”以确实的概念定义，但内 涵和外延的大致框定对于实际研究的开展，实属必要。身体 “肉身”与主体情感、思想是怎样的关系？“主体”与“身体”处 于怎样的关系模式中？ 关于“身体”与“主体”的关系，西方学者多数认为主体具 有臣服性和依附性，是被获得的，是结果和产品。福柯指出主 体臣服的对象是权力和国家机器，即对于主体而言，社会和 历史是建构者与生产者。并认为，臣服的主体与身体是同质 的，此时主体已没有意识，可以被忽略；提出“权力 /身体（臣 服的主体）”的模式，但在拉康的研究中则更强调臣服的对象 是某种“结构性语言”。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中，身心是统一 的，通过对惯习（habitus）的分析，他认为行为的意向性内含于 身体之中。④但是这些理论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时，我们对于 “身体”的范围及其“所指”，依然难有明确的把握。目前身体 史研究中“身体”的虚无、含混化，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最大软 肋。黄金麟在《历史、身体、国家》一书中也没有为“身体”给出 明确定义，却在行文中不断赋予其不同的意义，“身体”概念 的外延内涵均较模糊。高彦颐在《缠足》中将“身体”具化为缠 足女性的“身体”，这点似比黄金麟实在，但这种身体的主体 性却还是含混不清。文中常被提及的主体，究竟是指缠足女 性身体肉身的主体呢，还是指其思想和情感的主体？肉身与 思想、情感的关系又该如何界定呢？显然这一“身体史”研究 的普遍难题，在《缠足》一书中也未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 案。 缠足风尚兴起，女人们决定缠足，并精心呵护双足，用心 装饰，以图在同性竞争中获胜，成功吸引异性目光，并更好地 实现自我展示。这时身体与思想和情感当然是一致的，两者 共同塑造和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但一致之外是不是更多是 分裂的状况？譬如，在反缠足运动中，女人们决心放开裹脚 布，她们的情感和思维做了这个决定，但这并非仅仅在表决 心的一刹那揭开裹脚布如此简单，在往后的漫长时日里，她 们得日复一日地对抗自己顽强的身体，这时，身体与女人们 的情感、意识则是一种分裂状况。小说《三寸金莲》中有一幕 精当地表达了这种身体肉身与思想的对抗：佟家大院的第三 代月桂是个勇敢、伶俐的姑娘，她勇敢地逃离佟家的小脚世 界，进学堂，自行放脚，却最终难以忍受放脚的疼痛，回到了 佟家大院。被问及：还是裹脚好，是不？“月桂想摇头，但脚得 劲，就没摇头，也没点头。”在思想、情感与身体的较量中，女 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我们并不可得。 高彦颐想提醒我们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定女性自 我发言和自我书写，即为女性主体性的表达，因为这些语言 和文字看似是女性自我的直接表达，却也难免已被国家、民 族的宏大叙事所改造，我们得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更具稳 定性的女性身体上。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完全 以女性自我身体的呈现来全权代表其主体性表达呢？身体的 顽强性，一方面是女性思想、情感表达的载体，但某些情况 下，却也是阻力和障碍。 此外，关于缠足习俗的传播机制，笔者也有一些思考。女 孩们往往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缠足，此时的她们并没有多大 能力表达其主观意愿，执行者多为她们的母亲———自幼丧母 的，可能是祖母、大姐等。如此可见，“母亲”在实际缠足习俗 的沿袭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种习俗如若能够在好几 代人中传播开来，除了风尚本身文化光环的延续外，还有实 际传播者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关于这一点，高彦颐女士 有提及却似乎并未过多着墨。 缠足习俗得以一代代传承，其中必定包含两个环节：时 尚层面缠足审美的持续蔓延。关于这一点，高彦颐在文中进 行了诸多探讨，并认为男性文人的文字塑造在其中的重要作 用。而另一个方面，高彦颐通过女性缠足身体在日常世界中 的累与用，来表示女人在实践层面的重要作用，而笔者认为， 在缠足女性群体内部，还应特别聚焦于“母亲”这一角色。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土家族哭嫁婚俗的实践调研，于 土家族聚居地进行过走访。当时，笔者对于哭嫁婚俗得以在 土家族延续几百年历史的内在机制感到疑惑。共同的情感基 调、特定的时代背景等等，这些只能作用于习俗成行之初，但 习俗何以以某种固定的形式代代相传呢？当地村支书的一个 词“循环”，给了我启发。虽然这种说法本身有待考究，但其点 破了女人一生的角色转换对于该习俗沿袭的重要意义。姑娘 出嫁，经过哭嫁仪式，成为别家媳妇，其人生转入另一个阶 段，某种意义上来讲，哭嫁习俗于其而言，有某种仪式的意 义。媳妇又转而成为另一个女儿的母亲，作为母亲，她又在女 儿哭嫁仪式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给女儿以指导，如此循环， 哭嫁婚俗得以代代沿袭。同样，“母亲”在缠足风俗得以延续 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决定缠或不缠这件事 情上，母亲似乎有着极大的自主性。 111 ⑤蒋竹山对高彦颐的这部缠足书作也作了大致介绍和评论，（文见《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 28期，第 288- 294页）其 中也特别注意到高彦颐对“自我选择”之类词语的有意避免。 [参考文献] [1][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清]方绚著.香莲品藻[M].《香艳丛书》第八集第 1卷,上海:国学扶轮社,1914. [3]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4]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A].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C].郑 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5]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 1937[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 [6]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 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7]冯骥才.三寸金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含章 高彦颐在尾声中表明其有意避开了“自由选择”（free choices）之类的概念，基于当代以来缠足女性的被害者形象 过于根深蒂固，评论家们往往自发地总结：如若传统中国妇 女有得选择的话，她们将不会选择缠足。高彦颐对此持不同 意见，她认为从 16世纪起，中国女人就已别无他选，只要家 庭条件允许，必定会选择缠足，即便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家 庭，也倾向于这么做，认为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 权，对女孩而言，缠足，不仅是为了向外在世界宣告身份地位 和可欲性，还是自尊的一种具体体现。⑤对比现代批评家的想 象“如若中国传统女性有得选择，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 采用了这样的思考和诠释，“母亲”在“女儿”是否缠足这件事 情上有极大的选择权和自主性，或可理解为，现代人提出的 “如若她们有得选择”的前提假设，其实早已经得以实现，但 我们发现在女人们有足够的选择权和自主性的情况下，她们 并非“选择反抗”，而是为作为她们生命的延续和最亲密的女 儿们再一次做了缠足的决定。“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母亲 为女儿缠足的场景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在一个又一个中 国家庭中一代又一代地循环上演，对现代评论人们所认定的 “她们必定会反抗”以及该判定背后更深层的“缠足女人们是 被害者”的认定予以了回应。 缠足风俗已渐行渐远，但实实在在地曾经存在过，在女 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任何不负责任的置身事外，妄加责 难与简单地贴标签，对于缠足风俗与缠足女人们是不公平 的。高彦颐教授在《缠足》一书的最后，提及她在云南通海县 六一村与缠足老太太的交流场景，当她问老太太“你们还织 布吗？”两个老太太并没直接回答，而是自然地用娴熟的动 作，模拟出了当年织布的场景。一项习俗和文化已成过往，曾 经作为这些老太太们生活常态的织布活动，也早已淡出她们 的生活，甚至是曾经的感受早已模糊不清，语言也无法叙述 和再现出当年的织布情形，但她们的身体却顽固地将其记录 下了，也使我们得以以一种最直观且真实的方式窥见其具体 形式。高彦颐女士对此心领神会，以老太太们的“织布”情景 为其缠足史研究著作划上句号。笔者掩卷而思，似也觉得，该 书某种程度上，亦可一言以蔽之，称之为“她们的身体记得的 缠足史”。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