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莫能忘是故人
几位朋友小聚,一人微醉,拍着我的肩说:“你呀,就
是起步太晚了,不然……”我清楚这半截话的弦外之音,大
约是说我如果早一点踏入“国家干部”队伍,混得也许要比
现在好一些。
我当时说:“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人要向上比,
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要是看看那么多有本事的人还在当着
普普通通的凡人,心理就会平衡”。
这不是故做姿态之语,而是实实在在的由衷之言。
想来这点自知之明,其实可能就是来自于自己初涉社会
在最低层和最普通人相混相熟以至于相知的那将近二十年
的生活阅历。
刚从学校回村,自己也曾心浮气躁过,因为那时在农村
中,中学生没有几个,象我们这些在县里的中学读过书的人,
便被视为“洋学生”,俨然入“知识分子”之流的。但随后
的遭遇却如一盆凉水,对着我尚有些优越感的发热头脑迎面
泼来。那是1968年末,学校恢复上课,所有不管原来是在县办的高中、初中还是公社办的农中上过学的学生,一律到
改成社中的学校复课。招生名单白纸黑字贴在大队部墙上,
是学生的不是学生的便一涌而去,名曰“看榜”。我是趁收
工后人少时去的,但密密麻麻两大张纸上,从头到尾连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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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所有我熟悉的同学的名字都在其上,却怎么也找不到我
的名字。我是含着泪跑回家的,第二天也没有出工,在炕上
整整躺了一天,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连进社中读书的资
格也没有。
这天晚上,大哥带我去找村革委会的干部,质问为何取
消我的上学资格,我还一一列举我的条件:第一,我们家几
代贫下中农,父兄都是共产党员且都当过干部,该算革命家
庭,算得上根红苗正;第二,我本人还不满15周岁就加入
了共青团,且从初中一年级直到“文革”中,都是学生干部;
第三,在我们那所学校,语文、历史、地理、美术等多门课
程,还没有谁的成绩能超过我……最后指出,村里没有被录
取的,只有我和两三个“四类分子”家庭子女,为何连地富
出身的都能上学,我莫非连地富家庭的人也不如?说到此
处,那名一直哑口无言的村革委干部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人
家那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这一下子轮到我哑口无言。还说什么?我已被列入教育
也教育不好的子女之列。出得门来,大哥一声长叹:“都是
派性闹的……”。
这事后来出现转机,是由于我们村一个当中心校长的
(当时叫教育干部)回村发难。他质问村革委干部:“一个
县办中学的高材生,连个破社中也不让上,你们亏心不亏
心?”在他的干涉下,我在社中开学的二十多天后被破例“二
批录取”。第二天,我兴冲冲到社中上课,被安排到教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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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整整一个上午,前半截老师念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并讲
了一通写得如何如何好,后半截自习,教室里溜得没剩几个
人。年轻自负的我丢下一句:“什么破校,叫上也不上了”,
下午便没有再去。至此,我的学校生活彻底结束 ,而且,
至今也不知道那半天上的是初中还是高中。
那一年我十七岁,这是一个稍稍懂得观察生活、思索人
生的年龄了,也就是从那次遭遇,使我从生活、情感乃至社
会交往等方面一下子消除了原来的虚幻和浮躁,自觉把自己
放臵进了社会最底层去历练,并暗暗发誓要凭自己的努力活
出个人样儿来。到离村几里地的岗子上看花生,人们怕挨偷
花生的人打,且天气又冷,都不愿去,队长派我去,我二话
不说就去了,顺路背两捆玉米秸搭在毛渠上,人钻进去就睡
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想起队里有每晚丢五撮花生不扣
工分的规定,到地里一转,一撮没少,于是自己挑最大的拔
了五撮,扯把茅草烧着吃,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无与伦比
的享受;群众渠放水,为防别的生产队偷水,须派人看守水
闸,人们怕争水打架,又是阴雨天,不愿去,队长派我去,
还是二话不说接受,回家找块旧雨布,在渠边树上折几根柳
枝在水闸边架起来,人钻进去,听外边秋雨淅淅,人拿一本
当时禁看的“旧书”,半天不用动弹,一水浇下来,读完了
厚厚一套《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又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
神享受;冬天,上级让派民工修渠,条件是必须去整劳力,
即每天能挣十分工的青壮年,而当时队里给我定的是每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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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工,只能算是半劳力,队长派我顶整劳力参加,我还是
二话不说参加了。累固然累,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普通农民
在外地的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 ,使我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
番社会最低层的那些人的坚毅、义气、野性以及偶尔使用一
次的狡黠。
真该感谢生活 。作家和艺术家感谢生活是因为生活给了他们创作灵感;我也感谢生活,是因为生活告诉我用简单
的革命道理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评价社会人的善恶真假美
丑都是理论发明者的自欺欺人,因为中国最广大、最基层、
最普通人的生活、观念和情趣丰富得无可辩析和无所容纳。
但年轻的心毕竟不会成为一泓死水。后来,为了能在村
里挣上“软工”(即不参加队里的体力劳动而挣的工分),我
在煤油灯下苦练了一段美术字,很快就被安排进村里写大字
标语和主席语录的队伍,再后来,又被安排给村里的“专政
小组”做记录 。在“专政小组”,我见识了别一面的人生。
那年冬,我们村一位老人因被指为国民党员从内蒙某市
遣返回村,交“专政小组”审查。我初识此人,但见他身材
虽清瘦但挺直,面色红润如年轻人,一部雪白长髯直垂及腹,
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专政小组”设在两间黑黝黝的屋
子里,一头是“专政人员”用的一张破桌子,一头堆了一堆
弯弯曲曲的槐木树杆,那老人遵照喝令坐在一根细细的木杆
上,双目微闭,双手抚膝,端端正正,整整一个上午未动一
下,任凭“专政人员”声声喝斥甚至巴掌上身,此老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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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避也不动,一番审讯无功告结。老人出门时,照旧身不晃,
腿不软,步履沉稳。“专政小组”几个人便背后纷纷赞叹:“这
老头儿,厉害!”事后,我听人私下说,原来,这人解放前
在天津国术馆是正经练过几年功夫的,后来在内蒙开作坊,
亲自操劳之余还不辍武术,故此虽不张扬,但内功惊人。后
来,老人落实政策回了内蒙,是否是国民党员一直未弄明白。
推算起来,现在恐怕已去世多年。虽然未曾和他交谈一语,
但当年他老僧入定一般的坐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且
一直作为屠贾之中亦有奇人的例证。
第二年,蒙村革委干部照顾,我进我们村的村办学校当临时代课老师,专司“打补丁”之职。所谓“打补丁”,即
不具体负责哪个班,只要有老师请假,不管是哪个年级、哪
门学科,我都要顶上去,或三天两天,或十天半月,先后教
过的年级从
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教过的学科有语文、
算术、政治、体育、音乐、美术等等,以至到现在我已记不
清那些年自己是怎么糊弄过来的。也就是那两年,我结识了
一个比前面那位老人更奇的人。
此人当年以国民党员嫌疑从北京遣返回我村,曾成为全县哄动一时的话
。因为此人“七〃七事变”前在国民党的
县党部待过,后来到北京又弄了个“少将参议”头衔,故而
一回村,各村便派人来找其查证那些被指为国民党员嫌疑人
的真假。据说此人当时手腕极其高明,一方面说的云山雾罩,
让人觉得某人有点象国民党;另一方面又绝不涉及时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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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介绍人、职务等实质问题,让人最终无法认定某人确凿
是国民党,中间还夹杂些许冷潮热讽,嘻笑怒骂,让取证人
吃了不少哑巴亏。听到这些,我开始觉得他不过是政客加恶
棍的作派,很是不屑了一阵子,但后来一件事却使我改变了
看法。
那年夏,“革命大批判”又掀高潮,上级指示为扩大声势,各公社要搞一次大规模、高质量的集中批斗大会,批斗
对象要高规格,发言人要高水平。此令一出,下边立即行动,
遴选批斗对象时,我村这位“国民党少将”毫无争议的成为
首选。公社指示,批斗这样的人,发言水平一定要高,不知
怎么竟选中了我。当时,这位“少将”已因在生产队劳动“蛊
惑人心”而改派到村办学校打扫厕所,我与他虽常见面却未
交谈过一语。为了能在公社组织的批斗大会上发好言,我认
真准备了一天,晚上还拿到驻村工作组念了一遍接受审查,
获得通过。第二天,批斗大会在公社驻地如期召开,各村推
出的典型反人物在台前齐齐站成一排,我村这个人被优先安
排站在正中。各村的发言人一个接一个登台,文理通不通念
得顺不顺且不论,但声色俱厉慷慨激昂却是一致的。轮到我
发言时,我用余光看到我村那位“少将”不时偷偷回头看一
眼,当场便有人怒喝:“看什么?想搞阶级报复吗?”“少将”
才规规矩矩的站好。
事情过去几天后,有一天傍晚,我因为批改学生作业晚走,出门时学校已空空荡荡,“少将”却突然迎面走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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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一凛:“怎么,阶级报复这就要来?”因为据人们讲,
此人武功深厚,虽已年近七旬,但较起力来,三两个壮汉也
不是对手 。看到我一脸警惕,他倒淡然一笑,说:“小伙子
行啊,那天批斗会的发言我都仔细听了,就数你批我的发言
水平高,写得好,念得也好”。这一下弄得我一时无言答对。
后来,他又问我姓什么,家里老一辈人叫什么,还问我上过
什么学,看过那些书等等,阶级斗争观念在这平淡的一问一
答中渐渐弱化最后以致消失。最后,他说:“你聪明,又还
年轻,甭光跟着吵哄,还是趁青春年少多学点东西,有本事
才是安身立命之本”。当时,这些话听来简直有语重心长的
味道,而且,说这些话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倘若我揭发出来,
想来他挨一顿暴打、受几次批斗是少不了的。但是,我不知
怎么想也没想到去揭发。
此后,我们之间便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白天,我
上我的课,他扫他的厕所,有时开批斗会什么的我还照常被
指定登台发言批判他,但又常常在学生放学、老师回家后,
和他在一块天南地北的闲扯。他说,他的“少将参议”是花
钱买来的虚衔,因为日本人占了北京,门口竖块“毛将军公
馆”的牌子可以免受骚扰;又说,他在北京以行医为业,开
一张处方收十块钱,因为和郭沫若住得近,二人还常在一起
切磋医道;还说,他时常练习毛笔字,所仿的郑板桥曾被人
当真迹买去……
时间久了,我对这个人渐渐了解,发觉他是一个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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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一方面,他孤傲尖刻,自视高乡亲们一等,言谈话
语间常有蔑视嘲讽之意,同时还世俗浮夸,象上面所说的行
医练字的话就未必可信,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暗许这个
的大度、洒脱和仗义。
他的这些特点在以后的日子里
现的更为明显。两年后,“文革”形势稍稍平缓,对他的批斗和监管也便放松。
很快,他那种不安分的性格便暴露出来,公然丢下扫厕所的
活计,开始四处行医看病,据说还真治好了当时县直几个单
位的领导干部的多年顽疾。他离开学校后,我与他的联系自
然减少,但却在一次去县城的路上不期而遇。当时,他的打
扮让我着实吃了一惊:骑一辆当时还很少见的“二六”型绿
色自行车,载一顶窄边的白色草帽,穿一身笔挺的银灰色中
山服,臂弯上还搭一根黑漆手杖,连灰白的胡髭也修剪的齐
齐整整,活脱脱一个归国华侨的样子。我打趣说:“你是挨
斗没挨够还是怎么着,竟敢如此嚣张?”他竟一脸严肃地说:
“我给共产党的干部看病,这是对共产党有功,凭什么斗
我?这身装扮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送的,有什么问题?”
再往后的结局被我不幸言中,他的行为举止很快招来众议,新一轮斗争于是开始。所幸时间不长又有了“落实政策”
的规定,他被宣布可回北京养老,逃过一劫。原以为与他的
联系也就此终止,没想到几年后,我已招聘到公社广播站工
作,有一天忽然听到屋外有人大呼小叫在喊我的名字。我出
去一看,见他正柱根拐棍站在院子里,面容与身体显见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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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回来干什么,他说:“北京现在形势宽松多了,都允
许办书画展览了,我在北京去看了两次。后来还出了书画集,
我看你喜欢书画,就给你买了一本,这不给你送回来了吗?”
我一时无语。为了一本画册,一个老人不避嫌疑、不惮劳累
专门返乡,是该感谢他,还是该调侃他?
现在,他也早已故去,而且据说晚景有些凄凉。至今我
也无法用现有的政治或道德
去评判他,只能说,他其实
就是那个特别的社会形态塑造出的一个特别的处世形态的
人,他身上的所有烙印,不管是红是黑,都是那个特殊的社
会环境打上去的,只不过,在他身上打得深了一些而己。
还有一个人是我至今仍时常想起无法忘却的。他虽然年
龄大我许多 ,但按乡亲辈份我管他叫哥。据说此人解放以
后在我县最高档的一所完小教过几年书,后来有了病,似乎
是抑郁症一类神经性毛病,就辞职回村,当了农民。我从学
校回村时,他在村里的合作医疗站当医生,第一次接触他就
感到此人有些不合时宜。那时,他上身永远穿一件白细布中
式褂子,下身总是穿一件黑细布中式裤子,洗的干净,熨得
平整,但脚上一双鞋却从不见规规矩矩穿好,总是趿拉着,
脚后跟露在外面,将其落拓不羁的性格暴露无遗。
时间久了,我渐渐对此人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发现,此
人出奇的聪明,知识面极宽,但凡文史掌故、武术丹青无不
通晓,却也因此便不入俗流,在乡亲们中薄有非议。
先说医道。当时大多数农村赤脚医生是靠一本《赤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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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手册》行医的,稍有功底的是读过几本医书的,但大抵也只是略记《本草纲目》、《濒湖脉学》,能背诵《汤头歌诀》的水平。但此人论病,张口便成段背诵叶天士等人的述著,能将一张处方的“君臣使佐”关系论述的与众不同。听他讲,他开始学医是在因病辞职之后,一开始便研习比较高深的医著,有弄不通的问题,常人可能会找当地有些名望的人请教,但他于此不屑,第一个登门求教的老师竟是晚请曾为宫廷御医、解放后仍健在的我国当时的“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见我对此事将信将疑,他还给我讲了施今墨给他讲过的如何入宫成为御医的经过。他说,当施今墨还是医界“小字辈”时,某年初冬,“老佛爷”慈禧患病,一干御医轮流诊视,俱认为属天气骤冷、感受风寒所致,所以均开的是祛寒补中之剂,谁知越治病越沉重,以致不能饮食。众人无奈,只得请已略有了些名气的施今墨进宫诊治。“望、闻、问、切”一番之后,施今墨出语惊人:“老太后乃中暑之症”,众大臣闻之色变:“已经冬天了,哪里来的中暑之说?这个小医生怕是胡来”。但施今墨言之凿凿:“太后足不出户,宫中如此燠热,怎么能够受寒?我想,只能在太后的衣着被服上找原因,不信,可打开太后的衣厨验证。”众人半信半疑,便让宫女开厨。待偌大衣厨一打开,都感觉到一股热气自厨内扑出,燥热难当。此时,施今墨才款款道来:“太后衣服被褥,俱是秋天阳光好时晾晒,趁热折迭送入厨中,热气久不能散。天气骤冷,太后一次连衣服带被褥换掉,余热犹存,致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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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此决非不可能”。当下开出一张调中解暑之方,慈禧服
后果然不日而愈。自此,施今墨名声大噪,地位骤增。
这位老兄评价说,其实,与那些死抠书本的御医相比,
施今墨只不过多了一层体物察情的功夫,按毛主席说的就是
注重联系实际。所以,学医特别是学中医不学辩证法,就永
远只能是庸医。对此论,我是深表同意,但听乡亲们背后讲
起来,对他却颇有微词,大都说他看病讲起闲话来没完没了,
病情病因听不明白,碰上不要紧的小病还爱开个玩笑等
等。我当时就想,这算是高深和通俗之间的矛盾吧?
这位老兄也爱写,是以魏碑为底子的。与他闲聊,谈及
书法,他一拐便拐到《龙门二十品》、《南宫碑》上头去了,
但又不肯按魏碑法度规规矩矩去写,偏偏喜欢上郑孝胥的灵
动流利,所以一手魏字便伸胳膊蹬腿,不大安份。那时搞“忠
字化”,满街用水泥抹上毛主席语录牌,便请全村最好的三
个书家来写。三人中,一位当过多年校长的,是一手规整的
柳字,另一位是颜体传家,功力不俗,这两位写出来的就与
小学生练字的字帖有些仿佛;只有这位老兄写的,不规矩也
就罢了,兴致来了还时不时学一学郑板桥的“乱石铺街”,
众人看了便摇头,说还不如小学生写得好认些。此人便愤懑,
对我连吟“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此人又爱画,但大抵有墨无色。那时,村里人入冬便换
“板子门帘”,其形制是在一块白粗布四边和中间镶上黑布,
隔成上下两个方块,中间夹一块木板便于掀动。这“板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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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照例是要画的,通常是上块画一大圆圈,圈内画上花鸟;
下块画一大方框,框内画上山水。那时村内能画的人奇缺,
只有求这老兄,但求归求,画后大都不甚满意,一致认为他
不怎么用心,画得“粗拉”,此兄也不以为意。我是很见过
一些他画的门帘的,大都上圈不圆,下框不直,墨色也不填
实,留下不少“飞白”,所画花鸟景物逸笔草草,显见不够
认真。直至后来见了几册八大山人和徐文长的作品集子,才
恍然觉出他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画上是很下过一些功夫的。不
过,这在当初他是不敢解释也解释不明白的。
此人还练武。当年我村是有“拳房”的,学武的人不少,练的据说是一位义和团的二师兄所传授的“小花拳”。此人
于此拳法还算熟练,刀枪剑棍都能拿得起。但他说,武术的
极致是太极,因为太极不仅是武术,还是一套完整的道家哲
学,因此便四出投师,后来,一套太极拳便打得如行云流水,
到六十多岁时,还不分严寒酷暑,每天清晨到村东三四里地
之外的树林里汇通天地万物之灵气。
由于有了这些本事,这位老兄便多多少少有了些名士般的怪脾气,令乡亲们难以理解。一次是县办卫校要设中医班,
知他中医理论极深,便决定请他任教,条件是转为国家公职
人员,月薪六十,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
谁知和他一谈,他张口便问:“我去享福了,那我的老婆孩
子怎么办?”人家说:“先办了你的事,他们再找机会往外
带呗!”他连连摇头:“不去不去,还是守着老婆孩子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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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遂告不成。
我知道他这番话决非妄语,因为他在家里确实自在,除
了每天到村合作医疗站上班,在家里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
但却有一事例外,即对菊花甚是偏爱,育苗上盆、追肥浇水,
绝不许别人插手。为讨一株菊种,他肯在烈日下奔波几十里,
讨到手后便乐不可支。一年秋,他告诉我,今年的菊花开得
齐,花苞又大,特别是一株培植多年未曾开过的绿菊竟也开
了两朵,约我到他家赏菊。几天后,我如约而往,他把我引
进厢房。但见小小的厢房清扫得一尘不染,几十盆各色菊花
开得正艳,小小的屋地下摆不下,一部分便放臵到炕上,只
留下靠窗户窄窄的一条,摆放着他的被褥。我大笑,说“老
兄这是伴花而眠,如得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呀!”他也大笑。
这时,大嫂从窗外说:“为他这些花,搅得俺一家不得安生”。
原来,自从裁下菊苗,他就严令全家管好猪狗,看好鸡鸭,
如若损他一枝一叶,决不轻饶。偏有一只鸡不谙此令,飞上
花盆蹬折了一根菊枝,此老兄怒火中烧,拿起棍子边追边打,
直吓得鸡群四处飞逃,最后钻进鸡窝避难。此老兄仍不罢休,
把木棍插进鸡窝口,一用力便将鸡窝掀翻,妻子在一旁泪水
涟涟却不敢阻拦,此事在村里一时传为笑谈。
再后来我离了村,与他的联系便少了,后来听说他患了
偏瘫,行动不便,已转而信佛。我想,这老兄倒好,儒、道、
佛三教让他一人占全了。后来,我还专门搜寻了几册佛经和
一部经文播送机,准备抽时间回去送他,未几便有人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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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去世。那些书和那个播放机现在还摆在案头,睹物思人,
留在心底的不仅是悲伤,更多的是惋惜。正如村里人说:“按
这人的聪明,如果一生只钻一门学问,该是能有大出息的!”。
文章题目中我特意用了“故人”二字,不仅是因为当年
曾与他们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也因为他们俱是已经故去之
人,对故去的人总是比较容易进行评价的。在此,我没有写
那些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英雄烈士和领导干部,也没有
涉及外村外乡的知名人物,而是刻意选择了几个极普通的人
甚至当时连普通人也算不上的凡人琐事,只是想借此说明,
一个村尚且有那么多在这一点那一点上优于我们的人,那
么,在全县,应该有多少默默劳作的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长
处和本领让我们自叹不如!
真的,想想这些,所有关于自身境遇的悲观和不平,还
有什么理由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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