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罗振玉在《流沙坠简》的档案观.doc

浅论罗振玉在《流沙坠简》的档案观.doc 浅论罗振玉在《流沙坠简》的档案观 罗振玉，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式如、叔言，号雪堂、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晚号贞松老人、松翁。原籍浙江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 罗振玉博学多闻，通农学、语言文字学，更是著名的教育家、收藏家、编辑出版家，位列“甲骨四堂”之首，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对大批大内档案有拯救之功，除此之外，还为简牍档案的整理刊布做出了巨大贡献，故而在档案史上是不容被忽视的。 一、《流沙坠简》中凸显的档案思想 罗振玉作为简牍档案研究的前驱和奠基人。他对简牍档案的贡献，可以说是集中在了《流沙坠简》，这本书考证汉代社会、文化、地理，为汉代文字提供原物照片，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整理订正 社会对档案的需求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档案只有编纂公布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罗振玉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档案进行整理订正，促进发现档案的条理性、系统性和社会化。 早在唐代，刘禹锡就写下这样的名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一般来说，简牍档案是档案的一个特殊门类，是一种档案载体。“简牍”是指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从字面上看，“简” 是竹质的，写了文字的竹片称作“简”，可见，写在木片上的文书叫“牍”。西汉的时候虽然已经出现了纸张，但是直到汉代末年和魏晋时期才普及，当时人们常用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木牍，帛和纸张较容易腐烂，出土的简牍档案代了汉代档案的主流档案载体形式。 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徽图案融合了中国书法艺术和现代体育运动精神，堪称神来之笔的“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简牍档案书法的形式写成，首次变成中国风格的书法字，而简牍书法那种率真、古朴、洒脱的特点，不但与人类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合拍，而且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浑然一体，这样独具一格的文字得益于简牍的发现以及对简牍档案的保存具有重大贡献的罗振玉。罗振玉是简牍档案研究的先行者，他对简牍档案的最大贡献可以集中概括为一本书，就是和王国维共同完成的《流沙坠简》，这是综合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简牍档案照片考释汇集而成的。 《流沙坠简》是考释古文字、整理古文献的著作。本书据沙畹书中照片选录简牍、纸片和帛书等，共五百八十八枚，书前有罗振玉和王国维所作序各一篇。清光绪三十四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我国敦煌等地大肆盗掘古代简牍、纸片、帛书，其中大多是汉简，载返英国，两年后由法国汉学家沙畹为之考释。沙氏的考释用法文撰述，不便于中国学者阅览，罗振玉重加校理、参订。 从字面上来分析《流沙坠简》是很形象地写出了简牍档案的特色，其中“流沙”指的是发现简牍档案的罗布泊、敦煌、居延海等地，“坠简” 的“坠”有遗失、散落的意思。罗振玉先生具有敏锐的感知，他所处的时代，是处于大发现时代。1913年法国学者沙畹，应罗先生的请求，将自己考释斯坦因在中国盗走的千余汉晋木简的书稿寄给他。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批阅后，发现其中存在较多的错误和讹传，基于档案真实性的基础上，认为应该进行重新整理订正，因此两人分工合作，编纂出《流沙坠简》。此书共七卷，罗氏完成了其中的四卷:《小学术数方技书》及《考释》各一卷、《简牍遗文》及《考释》各一卷;剩下的三卷是王国维先生完成的:《屯戍丛残》一卷、《考释》一卷、《补遗》一卷，。 1914 年 ，我国最早研究简牍档案的一部专著完成了，就是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共同完成的《流沙坠简》。罗振玉晚年写《集蓼编》谈到这事便说:“予撰《小学术数方技书》、《简犊遗文》各一卷，得知古方觚简之分别及书体之蕃变。忠悫撰《屯戍遗文》，于古烽侯地理，考之极详。后忠悫在沪，将所着订正不少，仅于《观堂集林》中记其大略。惜不及为之重刊也。”这本书主要是从沙畹所出的著作中选录了帛书、木简、纸片等五百八十八枚，基本都是原物的照片，“西陲古简，英人得之，请法儒沙畹教授为之考证。书成寄予。予乃分为三类，与忠悫分任考证，撰《流沙坠简》三卷。” 《流沙坠简》的整理研究还借鉴了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这在我国有悠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古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即将收集到的佚文编排整理，汉代的简牍档案就是通过当时的学者的大力搜寻后进行整理出版，才躲过焚书之劫，这也是《流沙坠简》使用的方法， 他继承了传统的整理方法。”另外，这些价值很高的档案出土于西北地区之后，被外国人掠走了，罗振玉竟能从国外取得复印件，进行整理、考释和印布，这样的远见是值得褒奖的。 罗振玉对《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残卷、帛书都做了精确的整理和订正，被视为首次全面解读简牍档案的开山之作。历来对“整理国故”持反对态度的鲁迅先生感慨到这才是真正的国学，对《流沙坠简》赞不绝口，并在 1922 年所发表的的《热风?不懂的音译》一文中对《流沙坠简》称颂倍至:“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二)分类考释 罗振玉对《流沙坠简》所收录档案都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不但对得到的档案进行史无前例地分类整理，而且对档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释，注重了档案具有原始真实性的本质特征，为简牍档案的保存和利用工作的开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系统分类 分类，是整理档案的重要环节，更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基础前提。这本书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合编的，一方面，他们分部分进行整理考证，最后再合编的;另一方面，此书在每个人负责的部分上实现了按内容类别来划分档案，便于后人利用。 罗振玉认为:“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全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小学术数方技书、简牍遗文和屯戍丛残 。从档案整理角度来讲，第一部分是一大难关， “古简文字最难识，其时最先者上承篆书，下接章草，一也;边缴急就之书，颇多讹略，二也;断烂之余，不能求其文理，三也。诸简皆然。而书牍为尤甚。此编所录合简纸计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过二三，其可考见事实者亦少。然借以知书体之变迁，窥简牍之体式，其稗益亦甚巨。”“古简文字”是最难识别的，篆书和草书结合，完整的篇章较少，是需要渊博的知识和较严谨的逻辑思维，才能胜任。 虽然这些档案都有地域的线索，又有年代的线索，但是若按地、时去分类似乎不恰当，这样的分类不容易显示档案的价值。因此罗先生采用了以内容分类的方法.即分为三大类:小学、术数、方技书为一类，如《急就篇》、《苍领篇》、力牧、历谱、相马经、阴阳书、兽医方、占书、算术、等简牍内容;屯戌方面为一类，是有关汉代屯戌、烽隧等简犊内容;另外则简犊遗文为一类。既以内容分类编排，又辅之以简犊的出土地点与大抵年代，因此较容易看出简犊档案中的实质、价值，遵循了档案分类的客观性与实用性，以人为本，便利阅档者使用。 正确的档案分类，对整个档案的整理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经过区分和分类，把杂乱无章的档案材料，建立起了有机的整体，优化了档案，可以为档案的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详细考释 考释，就是在自己现有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对所掌握的档案进行校对、考证、解释，对档案进行正确的解读。 罗氏以数月的时间与王国维从事此书的编定考释工作。编定由罗氏制定，他将简犊分为三类，分别是小学数术方技书、简牍遗文和屯戌丛 残。考释工作自1913年初开始，至1914年夏季结束，进展极为神速。 简牍档案自从发现开始，前后延续了400余年。现知最早的简牍档案是公元前 98年(汉武帝天汉三年)，最近的简牍档案，为公元341年(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简牍档案主要内容有司法文书、诏书律令、出入关登记等各式簿籍、例行公文及吏卒名籍，还有往来书信、买卖契约等，包罗万象，是汉代边塞政治、军事和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批简牍档案虽不是科学发掘，却伴有发现地点的记录，所以罗振玉的考释工作既继承了传统的方法，又结合了出土情况，如“各烽燧之次第也，顾由各烽燧所出之简以定其地之名，“由是沙漠中之废址，骤得而呼其名;断简上之空名，亦得而指其地，较前此凭空文考定者，依据灼然”。 虽然罗振玉先生是在沙畹的基础上进行的分类考释，但是在方法上还是存在着天差地别，“《流沙坠简》与沙畹之书的最大的区别之一是采取分类考释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编辑的《流沙坠简》，资料编排眉目清楚，考释不仅以同类数简一起研究，还往往联系列于其它类的有关内容，„„说明研究工作仍是立足于全部资料的融会贯通，再与文献比勘，这样对简文中人名、官名、事类等问题的论证较为深入细致。这不仅便于进一步综合研究，全面复原简牍资料所反映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也有利于对某些专题的深入探讨。”也就是说罗振玉能在分类的基础上，逐一对档案进行考释，在条理清晰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档案内容的深化研究。 王国维对这些简牍档案也有最正确的理解，他给缪荃孙写的信中特别提到了罗振玉考释居延汉简的事:“岁首与蕴公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 十通亦不足以此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稗益最多，其余关乎名物者亦颇有创获，使竹汀先生辈操抓，恐亦不过如是。” 罗振玉在此书中对简牍档案的考释，合理解读，准确归类，为后人解读简牍档案，提供参考，使得系统全面反映出了档案的原貌。 二、独特的档案编纂思想 档案史料资源丰富，但并非所有史料均有公布的必要，只有对社会有用的，社会有需求的才需要公布。要有所选择、有规划、有质量地公布。选题是档案的开端，选题能否得当，选材是否有意义、归类编排优化是否有条理，直接影响到编纂成果的利用。因此，优化档案编纂工作的各个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一)注重编纂选题优化 档案编纂选题好坏，是档案编纂工作首要前提。在档案整理前，档案工作者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的需要、档案的数量和质量，发挥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进行选题优化，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所编纂作品的最优化。 罗振玉最早得知简牍档案是在1910年，当时他看到了日本《汉学杂志》上刊登的文章，马上给缪荃孙写信:“再昨阅日本《汉学杂志》载法人沙畹即伯希和之师博士，囊在新疆得竹简三:一为《急就章》第一简;一为汉永和间手札;一不甚可辫。又闻日本本愿寺近于新疆得凉写本《论语》残简，又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简二通，晋太康六年写经，天宝间画佛，此类甚多。古物尽流入异域，而当道毫不加意，是可慨也～”他感慨在新 疆发现的竹简的意义，古物流入西方，东方人不知其珍贵性，在这基础上，他已经萌生出了整理简牍档案的想法，确定了自己的选题。罗氏在《流沙坠简?序》中所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对编纂题目和相关知识的理解，有望使自己的编纂工作成为一次学术活动。这一年，沙畹完成了《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的写作，还未刊印，就将校写本寄给罗振玉。由于沙氏原书以法文著作，罗氏遂请其子罗福颐将其译为中文，罗氏因此得以通读此书。这与后来的王冀青先生研究是不谋而合的: “沙畹的这部著作共分为三编，收录文书991件。第一编所收第1一720号文书，系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古长城刻址中所获文书，其中第1一709号为简犊，第710一720号为11件唐代纸质文书，系斯坦因在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于尼稚遗址所获文书。这部分文书基本上都是魏晋简犊，只有4件纸质，有纪年的文书共18件，最早为炎兴元年(263年)，最晚为咸和五年(330年)。该文书第三编所收第951一991号文书，系斯坦因于和闻东北等地所获，无纪年，大抵为隋唐间物。” 正是源自沙畹的通信，罗振玉、王国维当时就对简牍档案的具体情况很熟悉。罗振玉已经能够对自己所要研究的档案史料，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的编纂题目的社会和学术价值较高，编纂的客观因素已经具备，但是缺乏主观因素，在编前适当地研究后，罗振玉能够拟定自己的编纂题目，预测对当前今后学术研究的影响，从一般的史实上升到理论，从理论又上升到实践，形成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编纂选题。 (二)关注选取材 料优化 编纂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提供历史的借鉴，在整个档案的编纂工作中，选材是关键性环节，既要做到“竭泽而渔”又要“如数家珍”，只有将档案反复研究，分析档案，才能保证档案的文献数量和质量。 罗振玉在见到沙畹的手稿后，将这批简牍档案的内容进行了仔细的审核，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选取。在档案的选材中，罗振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1、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对档案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挑选，真实可靠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从实际情况出发，着手于现有的档案，实事求是，避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国学大师罗琨是这样对罗振玉编纂的著作进行评价“例如斯坦因所获古简中有字书是人们早已知晓的，但在沙畹书中，只公布了原始材料，其编号为229、567、639、313，编排分散，使读者难以窥见其书概貌。《流沙坠简》考释则将一整三残的四简集中起来，“再三审谛，知为苍颉篇”，先从文献记载考证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再考“秦汉间字书约有二系，一以七字为句，一以四字为句。”“以七字为句者，凡将急就”，“以字为句者，为苍颉、训纂诸家”，今此诸篇，第一简五句，第二简存二句，并四字为句，有韵可寻，“第三四句亦然。” 2、深入分析档案的史料价值 编纂档案文献为的是“欲往事之不忘”，藏往以知来”，档案记载的是消逝的历史记忆，其内容可以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档案的史料价值，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是档案的利用价值，对读者具有凭证和参考作用。罗振玉在此书的序中，对沙畹教授解读的档案材料进行了进一步地解读，他提到了简牍档案的三次发现“爰竭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作而叹曰:古简册出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家，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保存的不恰当，档案大都被毁灭了，原因如下“顾厘家遗书，亡于今文之写定;楚邱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刻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渐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前，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可谓伟矣～ 罗振玉认为自古以来，简牍档案的大规模发现共有三次，一次是魏晋时期所发现的厘家古书，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襄阳发现的简牍，第三次是宋代陕右发现的简牍。这三次发现，在历史上都没有原文遗留。鳌冢古书亡于束哲用隶书写定古文，后二次发现均亡于战火。只有现存的简牍档案是有实物保存的，人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照片，这是斯坦因和沙畹两位博士的功劳。罗振玉对三次简牍档案发现的解读，深入分析了档案的价值。 3、尽可能选择档案原件 为了保持档案的完整性、系统性，紧紧围绕编纂的选题，在材料的慎取基础上，坚持选取档案的原件，避免公布档案的伪误，实现档案的价值。 这是指罗氏不仅编纂了原始材料，汇成《流沙坠简》，而且还附上他们的精审《考释》，不仅注重原始档案的编写考释，还撰写《序》和《后序》，使后人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档案。如在《后序》中王国维说:“余与罗叔言参事考释《流沙坠简》，属稿于癸丑岁抄，及田寅正月，粗具梗概。 二月以后.从事写定，始得读斯坦因博士纪行之书，乃知沙氏书中每简首所加符号，皆纪其出土之地。其次自西而东，自敦一敦二讫于敦三十四，大抵具斯氏图中。思欲加入考释中，而写已过半矣。乃为图一表一列烽琏之次及其所出诸简附于后，并举其要。”此外，《补遗》是罗振玉考释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所获得晋初文书，之后又补附录，另外根据斯坦因的《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提供的原始档案，将各燧的编号及其汉诗名称，所出木简列为一表，并绘制了敦煌鄣燧分布图，既补正先前之不足，又极大便利了阅档者。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具有贮存知识的功能，简牍档案未经过后代的抄写辗转，保持着书写时相对原始的状态，对于古代史，尤其是战国秦汉史的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三)善于归类编排优化 档案文献的编排体例，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据档案文献本身特点进行编排分类，例如依据形成时间进行编排，另一种是依据档案文献所反映的内容进行编排分类，如依据历史时间的发展脉络进行编排。罗振玉采取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对档案进行优化编排。 罗振玉按简牍档案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既以内容分类编排，又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与大概时间，较容易看出简牍档案中的实质、价值，为阅档者所利用。罗、王选择了优化的编排方法，值得借鉴。本书包含了两汉至魏晋间的帛质、木质及纸质文书。罗振玉对此次影印又做了两项工作的突破:一是将原来的线装八开本三册缩影升级为精装十六开本一册;二是对原书统一另编页码，并新编目录置于卷首，更加便利了查档者的利用。 罗振玉选择了优化的编排方法，形式多样，值得借鉴。“近撰定《流沙坠简》，乃英人斯坦因博士所得敦煌古木简，为西汉迄魏晋遗物，皆分书及章草墨迹，现分为三书:第一种小学、术数、方技书，削稿已竟;第二为屯戍丛残，由王静翁考之，亦略成就;第三种简牍遗文，则亦在撰述中。”罗振玉在知道简牍档案被外国运走的时候，他在《流沙坠简》中这样描述“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作为一生好古的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可能置之不理。1913 年，沙畹将其“手校之本”寄给罗振玉，“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罗振玉强调说，这些档案记录了一些方位地点，包括一些东西的差异，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陷，订正了史料的缺漏。然而由于稿件是用法文编写的，而且其中不乏错误的地方，罗振玉和王国维便选部分进行编排整理。档案经过挑选和考释之后，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将他们编排起来，变成有逻辑性的有机整体，否则，杂乱无章的档案文件，不能较好地反映汇编题目，也不能方便读者。罗振玉先生在精细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编排。 综上所述，结合《流沙坠简》的具体内容，对罗振玉的创造性的成就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进一步体现了罗振玉是近代研究简牍档案的前驱，是新兴的“简牍学”的奠基者。罗振玉于简牍档案的编纂研究成果走向世界，为国外的学者所借鉴所引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