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前后做的几件小事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值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退居上海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寓所,探索新的救国之路。他虽然没有直接领导这一运动,但对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五四运动提出的爱国,正是孙中山历来的政治主张与革命。他在这期间做了几件小事,虽然对当时的革命青年来说很有意义,不亚于雪中送炭,但人们却知之不多。 孙中山对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示了极大的愤慨,即“致电徐世昌责以不能为卖国者庇护,且不能妨碍学生与各界之爱国运动”。并由宋庆龄代表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救电给北洋军阀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学生。由于孙中山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被捕学生得以很快出狱。不仅如此,孙中山还积极指示本党人士踊跃参加,要求他们“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孙中山领导的上海《民国日报》,是“提醒国人关注中华民族面临的劫运,声援人民的爱国斗争”的舆论阵地。在五四运动之前,1918年4月11日,《民国日报》曾发表题为《呜呼亡国之条件》社论,揭露段祺瑞的卖国行径。从1918年5月17日起,又开辟“救国之声”专栏,抨击时政,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时任《民国日报》主管、复旦大学教授邵力子1918年5月24日在该报发表《学生与政治》评论,号召学生关心国家政治。对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山东问题,《民国日报》于1918年12月起就连续进行报道剖析,以增进人们对形势的了解,启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五四运动爆发后,《民国日报》绝大部分版面报道了运动情况,热情支持爱国斗争。1919年5月5日发表《呜呼山东问题》评论; 5月6日、15日又发表评论歌颂青年学生“寒贼胆而快人心”,称誉青年学生为“国民势力中心”;5月12日起开辟“大家讨贼救国”副刊;6月11日起又办“救国余闻”副刊,后改为《觉悟》。这些新闻舆论都对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9月,北京《每周评论》被查封,传说胡适亦遭拘捕。9月上旬,许世英代表徐世昌、段祺瑞到上海谒见孙中山。孙正告说:“你们做的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到这番警告,连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陈独秀被禁了98天,于9月16日获释。这与全国的舆论压力和孙中山的抗议均有关系。10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而于此其短其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1920年1月,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满怀热情地说:“自北京大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 五四运动时,上海有44所大中学校、2万余学生。当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上海,孙中山即指示邵力子于5月6日到复旦大学向学生演说,邵报告了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及北京政府军警镇压经过,然后激动地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行动,难道我们上海学生会没有吗?”激起全体同学群情沸腾,当场决议:联合上海各校通电营救北京被捕学生;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经过各校紧急会商,上海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5月11日正式成立,会长何葆仁、总干事朱承洵。在实现全市罢课之后,学联还计划进一步实现罢工与罢市。由于当时上海总商会的破坏,始终未能配合学生罢课。在学生正面临困惑为难之际,5月20日,孙中山先生派出代表洪先生约见学生领袖朱仲华和何葆仁。说:“刚才来了电话,叫你们学联去两个代表,时间在今晚7点,地点在他有要事,要同你们密谈。”接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电话之后,朱、何在当晚7点到了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会见洪先生。朱、何向他汇报了上海学联成立后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当前碰到的棘手问题。洪先生认真地听了,然后向他们传达了孙中山先生的口头指示,大意是说:“这次你们学生罢课,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中山先生非常赞成。但 是目前这样温温吞吞下去是不成的,势必会旷日持久,贻误时机。中山先生说你们学生应该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万一工部局出来抓人,中山先生已经为你们请好了外国律师,一名是法国律师叫达商,一名是英国律师叫穆安素,一定会出来为你们办交涉的,你们放心,大胆干好了!”有了孙中山先生这般具体有力的支持,上海学联有了斗争的方向。运动发展到了5月22日,上海学联领导全上海44个大中学校实现了统一罢课。但是美、法教会插手所办的两所教会学校,也就是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他们借口是外国人出资创办学校,绝不允许学生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学联,并出面干涉、破坏学生运动。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居然下令将参加学联的学生代表章益、江一平等24名学生开除,赶出校门。这事被学联得悉之后,学联一面派代表前往慰问,一面由朱仲华请求李校长支持,得到他的同意后,公开宣布复旦大学吸收他们24个同学转学,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教会学校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 5月31日下午,学联就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约有2万人参加的北京牺牲学生郭钦光烈士追悼会。会上,还请五四时在北京被捕、释放后南下到上海的许德珩上台讲了话。会后游行,北上成功冲入租界。在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具体有力支持下,上海学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段,公开举行了一次爱国救亡反帝游行。6月2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接见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总干事朱承洵,认真详细地询问此次上海学运情况与有关问题。他听了介绍后,非常兴奋地赞扬了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还特别对上海学生粉碎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破坏爱国运动的阴谋活动表示赞许,说“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主义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 到了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消息传来,何葆仁、朱承洵又一次前往莫利爱路孙中山寓所。孙先生见到十分高兴,用英语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此后,朱仲华等复旦学生领袖又一次前往晋见孙中山先生。他老人家当时也十分高兴,还操英语对他们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到了下半年,即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先生在环球学生会作公开演讲。复旦同学也前去听讲。他讲的题目叫《救国之急务》,中山先生热烈赞扬了上海学联。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强也。”10月22日,为了答谢中山先生对上海学生的赞誉,朱仲华又一个人前往莫利哀路晋谒孙先生。那天下午他登楼时,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未午休,正各自在静悄悄地埋头读书,当时就给了他以极深刻的教育。中山先生见到朱仲华,热情招呼他坐下。朱说,环球学生会那里先生作的演讲,我也听了,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运动所作的评价。并且又一次向孙先生说,这与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接着,孙先生同他谈了当时北京政府派内务部长朱启钤南来上海议和的情况。他说:“我是坚决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分裂的,但要实现南北统一,先决一条,必须和议双方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思想。”谈话时,他兴冲冲地取来笔墨纸张,在长约4尺、宽约9寸的宣纸上,欣然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署上“仲华先生属”和“孙文”二字的落款,还取出朱红印泥,端端正正地盖上了一方印章。同时对朱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作为年仅23岁的青年学生朱仲华,幸福地收下了这位伟大革命领袖所赐的墨宝,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不过,历史终归是历史,它既不能改变也不能假设。话还得说回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山先生充当的角色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是参与者,更不是领导者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他理论准备上的不足。客观上,当时政治的变革与思想文化上的启蒙相较,前者显然显得更加紧迫和容易实现,这使得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将其目光与精力 主要集中在“护国”与“护法”上了,而对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暇顾及;而西方事实上的富强与“欧战”爆发暴露出西方文化的严重弊端之间的矛盾使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复归传统”和“全盘西化”都保持适度的距离,采审慎的态度,取调和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