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_第二十十年的文学思潮和运动

null第九章 1928～1937:现代文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第九章 1928～1937:现代文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第一节 革命文学的倡导 第二节 文艺思想的斗争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绪言 绪言 三十年代：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30年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 1、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2、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3、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 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前者一般又称左翼文学运动。 第一节 革命文学论争与左联第一节 革命文学论争与左联一、“革命文学”的倡导一、“革命文学”的倡导（一）倡导 1928年1月，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由蒋光慈、钱杏邨主持。同时，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主持的《文化批判》创刊，同月出版的创造社的另一刊物《创造月刊》第1卷第8号也显示了“突变”。这些刊物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null他们的主张是：  1、"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2、文学的任务就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和意欲，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活动是文学反映现实的唯一角度和内容。（二）“革命文学”时代的来临的背景（二）“革命文学”时代的来临的背景1、文学背景——早期革命文学的提倡 中国新文学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影响很大，促使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与成长。 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人就提出过革命文学。 1925后，一些知名作家纷纷投入革命斗争，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1926年，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里，就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鲁迅于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影响都非常大。 因此，革命文学的出现，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2. 国内背景2. 国内背景1926年开始的大革命到1927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失败。中国革命从国共合作到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了历史的前台。因此，她不仅需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有自己的理论主张，在文化或文学上也必然要提出自己的主张来为其服务。 3、 国际背景：3、 国际背景： 苏联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文学的理论，辐射到欧美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 其中日本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福本主义和“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则对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直接的影响。 再加上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加深了人们对于工业文明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红色的30年”。二、革命文学论争二、革命文学论争革命文学的主要错误： 他们把文学的功能简单归结为对实际革命运动的直接实践作用，用政治宣传替代了文学的自身价值，把文学 作为了政治的传声筒，不仅夸大了文艺的作用，而且也忽视了文艺的特征，轻视生活，主张作家世界观的改变，认为五四以来那些重在描写与揭示生活现实的作品都已经落伍了，过时了，并进而把一些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茅盾都树成了批判的耙子，引起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论争过程：论争过程：1．论争的时间：1928年； 2．论争的对象：鲁迅、茅盾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 这场论争是山冯乃超首先发难的，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把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等人都一起称为了“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加以批判。 接着，《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又出版了批判鲁迅的专辑、《太阳月刊》发了钱杏邨的批评鲁迅的耸人听闻的一篇论文《死去了的阿Q时代》，他们全面否定了鲁迅创作的意义，认为鲁迅写作的那个阿Q时代早已经死去，鲁迅的创作大都没有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庚子义和团时代的思想。null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现通译为法西斯，也有的译为棒喝主义者）。” 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 其他的一些资深作家如茅盾、叫圣陶、郁达夫等人，也一律被戴上了“有产者与小有产者代表”的帽子 。null鲁迅在论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据理力争，一边学习一边论战。他购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并翻译和研究了原版卢那察尔斯丛的《艺术沦》，普列汉诺夫的《艺术沦》，逐渐发生了思想上的升华和转变。 “要感谢创造性、太阳社诸公，他们逼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争的结果：论争的结果：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左联的成立。 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同时引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注意，国民党指示要扼杀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而1929年秋，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太阳杜立即停止攻击鲁迅，同鲁迅及其他的革命同路人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革命文学组织，历时近两年的论争便停止了。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左联”的成立：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于上海。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楼下中厅召开（今多伦路701弄2号）。发起人有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茅盾、周扬也曾担任左联的领导职务。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的演讲，对于左联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次讲话，鲁迅先生针对某些革命作家盲目乐观的心态，批评了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的浪漫"的想法。并且特别提到了作家队伍的改造问题，针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先天性弱点提出了合理性建议，指出了"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危险性"。2.“左联”的成就： 2.“左联”的成就： 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发起了三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左翼文学队伍的建设，《拓荒者》、《北斗》、《十字街头》等刊物，培养了年轻的革命作家。 文艺创作趋于成熟。1931年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沙汀、艾芜、张天翼、萧军等 见课文151——153文艺大众化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现代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大量扩充读者，完成对社会成员精神生活的组织。从五四时期“平民文学” 的倡导，发展到左联时期就扩展为文艺大众化的三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在1930年前后，主要提出了“大众化--到工农群众中去”这个基本上是空泛的口号。   第二次讨论在1932年前后，涉及到了作家生活要大众化、要采用通俗形式、要培养工农作家等比较实际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第三次讨论，发生在1934年，主要是针对文言回潮，围绕文字改革，讨论大众语的问题。 这几次讨论提高了文学界对于大众化的重视，也反思了新文学孤芳自赏的弱点。 （三）“左联”解散与两个口号论争（三）“左联”解散与两个口号论争1936年春，为了服从民族统一战略政策，抵抗日本侵略，左联解散，前后共存在了6年的时间。 同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参加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周立波等112人，由于鲁迅对不声不响地解散左联、还有“国防文学”的提法有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暂时没有参加文艺家协会，这就是有名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所谓两个口号，一个是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就是冯雪峰、胡风、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国防文学国防文学什么是“国防文学”呢？按照周扬的说法，就是：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 这个口号是为了配合抗日救亡的斗争形式而提出来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团结了一批抗日爱国的文艺作家，缺点是有些国防文学作品只强调了民族矛盾，而忽视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因此，鲁迅、胡风、冯雪峰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主张以此为总的口号，以"国防文学"为具体的口号，本来这只是对国防文学口号的一个补充，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是因为鲁迅派和周扬派之间素来不睦，所以引起了周扬等人的误会，并引发了一场论争。 结 果结 果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迫切要求参加实际的抗日救亡工作，因此强烈要求停止论战，团结对敌。这样，1936年10月，鲁迅等21人联名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文艺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而联合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初步形成。 以上材料见于： 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口号的经过》1966年写，1972年改，见《新文学史料》1979.2 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见《新文学史料》1983.2 1980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忘却的事》，《文学评论》。周扬（1908-1989）周扬（1908-1989） 文艺理论家。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1930年起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率先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主张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倡并首先阐述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胡风（1902-1985）胡风（1902-1985） 诗人，文艺理论家。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9年秋赴日本，曾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日本共产党和普罗科学研究新艺术学研究会。1933年回国，参加“左联”，并先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其间与鲁迅过从甚密。1936年4月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冯雪峰（1903-1976）冯雪峰（1903-1976） 诗人、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人。1926年起从事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结识鲁迅，成为鲁迅的挚友、中共和鲁迅的联系人。1930-1933年负责上海左翼文化战线工作，任“左联”党团书记。参加长征后，于1936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上海工作，向鲁迅和文化界传达中国中央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第二节 文艺思想的斗争第二节 文艺思想的斗争null 30年代文艺思想领域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状态，形成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两大文艺思想相对立的局面，并发生过多次文艺论争，最主要的论争有以下几次： 一、 左翼与“新月派”的斗争： 一、 左翼与“新月派”的斗争：1928年3月，徐志摩执笔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提出文学的两原则：“健康”、“尊严”，向无产阶级文艺宣战。 新月派主要用人性论和天才论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 文学“阶级性”与“人性”之争 文学“阶级性”与“人性”之争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文学与革命》等文章提出了“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以资产阶级的“人性的普遍存在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人性论。认为文学应该表现最基本的普遍的人性，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 主张文学是天才的创造，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 null鲁迅写有《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鲁迅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 这次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文艺战线上的第一次严重较量，使文学的阶级性原理得到阐明和传播，显示了30年代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新水平，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精彩较量精彩较量1930年2月，冯乃超在蒋光慈等主编的《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批驳梁实秋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null梁实秋看到《拓荒者》上冯乃超关于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后，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以示答复。文章先据冯乃超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后，又就“走狗”定义道:“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并质疑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null鲁迅无法根据定义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1902-1987）梁实秋（1902-1987） 文艺理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原名梁治华，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15年就读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1926年回国，1928年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成为新月派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梁实秋的批评文集梁实秋的批评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偏见集》2、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1930年6月--1931年底）2、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1930年6月--1931年底）1930年由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策划，纠集了一帮政客、流氓、特务和反动文人，于6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六一社”，发起了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其实，为民族是假，与“左联”对抗是真。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鹰犬，极力推行“三民主义文艺政策”。 出版《前锋月刊》、《文艺月刊》、《开展月刊》等。主要成员有：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王平陵等。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石萌（即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瞿秋白《狗样的英雄》等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们指出，“民族主义文学”是在国民党党部重赏之下，由几个走狗文人，拣拾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破烂而拼凑起来的“杂拌儿”，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群众和革命作家的“屠杀文学”。 由于自身的粗浅虚妄和在迅猛轰击之下的孤立无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很快土崩瓦解。3．文艺自由论辩——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1931--1933） 3．文艺自由论辩——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1931--1933） 1931年12月，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他批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中国文艺界最可耻的现象”，“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结果，被左翼文艺界认为他是声东击西，在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也否定了左翼文艺运动。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胡秋原又发表了《勿侵略文艺》，自称：“我是一个自由人”，反对“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 胡秋原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和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于政治外行的人。”“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它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 他还写了《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实际上既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又向左翼文学的理论家们挑战。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冯雪峰《“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指出，胡秋原是借清算理论错误之名而向左翼文艺进攻，呼吁左翼文艺界“在一切人的面前暴露他的狡猾”。 该文指出“胡秋原在这里不是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批判了钱杏邨，却是为了反普罗革命文学而攻击了钱杏邨”，“ 对于他及其一派，现在非加紧暴露和斗争不可”。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1932年7月，正当左翼文艺界与胡秋原论争非常激烈时，苏汶（杜衡）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为胡秋原辩护。 他说胡秋原是理论性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坛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转弯抹角地指责左翼文坛“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并声称自己是置身于“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 他攻击左翼文学：“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成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他还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作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 “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他指出苏汶的文章是一篇“革命与文学不能并存论”，其反对革命文学的手段“比胡秋原先生更加巧妙”。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周扬《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阶级性，是加强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其“主观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愈近于客观的真理。” 周扬一文指出苏汶的见解“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何等恶意的歪曲”，“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周扬认为，“革命不但不妨碍文学，而且提高了文学。”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 鲁迅《论“第三种人”》、《“连环图画”辩护》、《又论“第三种人”》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生动的比喻，有力地批驳了超阶级、超现实的“文艺自由论”：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鲁迅深刻地揭示他们的本质：“这些理论，不过是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们的‘理论’。”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与论争  "文艺自由论辩"是左联时期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文艺论战，实事求是地说，胡秋原、苏汶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他们敏锐地触及到普罗文学中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下，论争是不可能局限在学术范围内冷静地深入下去的，因此双方都表现出了理论情绪的偏激化。 通过这次论辩，左翼文坛系统整理了自己的理论，纠正了一些“惟我独尊”的态度，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进一步深入人心。“自由人”胡秋原“自由人”胡秋原 文学理论家。原名胡曾佑，又名业崇，字石朋，湖北黄陂人。1931年回上海，创办《文化评论》，主张团结抗战，提倡文艺自由。曾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论文，与左翼作家就文艺自由问题展开论战。 “第三种人”苏汶（杜衡） “第三种人”苏汶（杜衡） 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31-1932年参与编辑《现代》杂志，连续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章，认为自己是“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主张超脱于当时的现实党派斗争之外，创作属于“将来的文艺”，并把这一类文艺作品不能产生的责任，归之于左翼文艺家的“严酷的批评”。 4．与“论语派”的论争 （1932--1935） 4．与“论语派”的论争 （1932--1935） 1932年9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小品文刊物《论语》（半月刊）。“论语派”因此而得名。此后，于1934和1935年，他又办起了《人间世》、《宇宙风》半月刊，打出“幽默文学”的旗号，提倡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 文学和半白半文的“语录体”。 null什么叫“性灵”呢?这里的“性”是指一个人之性，“灵”是指一个人的灵魂或精神。周作人和林语堂的主张是一致的。 其共同特点是：都强调对灵魂的自我审视与表现，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 认为文艺应该摆脱社会的约束，回到自然，提倡小品文，重视明清小品，推崇闲适。 null这些观点在主张战斗的左翼作家们看来自然是对社会责任的推卸。 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庸了。 并由此，产生了意见的分歧，但是鲁迅对他们只是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 null 鲁迅和不少革命作家对“论语派”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鲁迅作了《“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帮闲法发隐》等许多文章。 他说：这种“幽默”和“闲适”，实质上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样的作品，是有闲阶级的“小摆设”，是反动派的“帮闲文学”。帮闲就是帮凶。只不过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他指出：“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5. 左翼作家与京派作家的论争（1935） 5. 左翼作家与京派作家的论争（1935） 京派是30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形成的北方作家群。朱光潜、沈从文是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将“和平静穆”作为美学追求的极至和最高境界，泯化一切现实，以达到内心“无矛盾，无冲突”的美学观。他们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鲁迅等提倡战斗的力的美，与之论争。他在《白莽<孩儿塔>序》中称殷夫的诗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 ，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炼，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30年代文艺论争的特点 30年代文艺论争的特点   从以上几次论辩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论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集中在文学艺术发展的外部关系--诸如文艺与阶级的关系，文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而文学艺术内部的关系问题、美学范畴问题，却没能得到全面的探讨。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潮流 与趋向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潮流 与趋向 一、时代的变化引起文学潮流的变化一、时代的变化引起文学潮流的变化中国革命的历程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社会革命，20年代是个性解放的时代，30年代进入到社会解放的时代，从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思考和探求。 二、30年代主要的文学流派二、30年代主要的文学流派进入第二个十年，主要由两个重要因素决定了此阶段的文学面貌： 一是从政治上说，激进的社会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而与之相应的左翼文学走进中国历史舞台。 二是从文化上说，在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中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与排拒的不平衡，造成了文化上的地域差异，由此形成了以文化分野的京派与海派 。 （一）左翼文学（一）左翼文学见课文161 左翼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 左翼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 在理论上强调文学的革命性、阶级性的同时，忽略了文学性，因此在理论上教条主义特征十分明显，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功利性特别明显。 左翼文学创作的艺术倾向左翼文学创作的艺术倾向1、文学的公式化倾向十分突出，“革命+恋爱”——如蒋光慈小说、田汉戏剧。 2、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的同时，把现实主义当作唯一的创作方法，排斥和批判其他文学流派和思潮，这样就极大地影响了左翼文学的艺术价值。 3、也创作出一些有意味、有价值的作品：如殷夫的诗歌，茅盾、丁玲、柔石的小说等。 总体上看，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大于其文学（艺术）价值。 （二） 京派 （二） 京派 “京派”指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30年代一部分继续活动于北平的作家形成的文学流派。主要以周作人、沈从文为核心，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在组织结构上较为松散的流派。形成于30年代初，3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理论代表：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小说：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散文诗歌方面：周作人、俞平伯以及“汉园三诗人”的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主要刊物《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等。null有的从20年代语丝社分出，如周作人、废名；有的与新月社关系密切；更多的是与学院派相联系。 不追求文学的功利性，既不驱心求齐，也不迎俗媚众。 文人学者型作家，“雅”的成分比较重。审美风格：审美风格：①追求“理性主义”的文化品格；强调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商业性持怀疑态度。他们的作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格局中融入一种具有浓郁的原始风貌与自然气质的乡村文化形态。 代表作：沈从文《边城》；废名《桃园》、《莫须有先生传》等 京派四才女：杨绛、陈衡哲、凌叔华、林徽因杨绛杨绛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杨绛女士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陈衡哲陈衡哲先后在上海爱国女校清华学堂留学生班上学，1914年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2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是中国第一女教授。后在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1917年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著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散文《衡哲散文集》。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战士。 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 着文艺气息”（胡适语），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她曾作奋斗的歌吼”，确乎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凌叔华 凌叔华 凌叔华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后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都有优异的成就。林徽因林徽因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新月派才女之一。曾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又深谙绘画、戏剧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 林徽因的几首诗：《笑》《人间四月天》《六点钟在下午》《深夜里听到乐声》《别丢掉》 null②和谐的审美理想 1935年12月，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一文，提出“和平静穆”的美是诗的极境美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人生哲理的“最高理想”。这是一种“超脱”现实、“泯化”一切利害、是非、善恶、恩仇，以达到个人内心“无矛盾、无冲突”的美学观。 3．海派 3．海派 海派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以30年代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的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的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主要指新感觉派、现代诗派，并称为30年代现代派。关于上海及“海派”关于上海及“海派”两个城市有非常自傲的情绪。北京：帝都；上海：金融。19世纪末20世纪初，变为租界，上海开始发展。 商业文化：海派的重要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处事方式不同，重视机遇、金钱、势利。 上海“传统道德”严重失衡。三、第二个十年文学的创作趋向 三、第二个十年文学的创作趋向 1．文学创作的题材空前的开拓，表现角度有了新的开掘。 对社会、人生和平凡人性的表现以及对社会诸多领域的表现，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对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反映。如巴金的青年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老舍的北京市民世界、茅盾的都市生活世界等……2．文学形式与创作手法的多样化 2．文学形式与创作手法的多样化 30年代文学是社会立体的全景式史诗式反映。五四是抒情的时代，30年代是叙事的时代。30年代小说的成就最高。 心理刻画放在具体的社会剖析中去完成，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去把握人的心理活动和走势，作品呈现出历史的深度。 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下人的生存以及困境的思考。 海派作家对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的思考和表现。3．个人风格、民族风格和时代审美特征同步形成3．个人风格、民族风格和时代审美特征同步形成对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全景式的反映；对民族命运和历史的反思；具体时代潮流中的战斗精神；以及个人的独特风格汇成了30年代文学的壮丽画卷，是中国现代文学独立品格的形成和走向成熟的标志。 左翼文学的英雄主义，革命气慨；人文主义文学对文学本题性的追求；富有个性化的创作；对传统民族形式的发掘和借鉴构成了30年代文学的丰富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