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丁伟志

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丁伟志 一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这本来是种很不确切的命名, 我在一本书的短序中就此做过以 下说明: 用晚清通用的语言来说, 是叫做“中学”和“西学”,后来才渐渐有“东方文化”和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叫法。这种借用地区方位或国别来界定 不同文明系统的方法,无疑是很不科学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但有大片“西方看来 是东方, 东方看来却是西方”的地区, 而且还有大片“西方看来是西方,东方看来却是 东方”的球体的另半边。欧洲现在还有些人执意把中国、日本一带叫做“远东”,可是聪 明的中国人早已不再把西欧叫“泰西”了。文化圈和国界并不相同,更是常识范围内的 事。多国一种文化,一国多种文化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这本书沿用“中西文化”的称 谓,无非是迁就于约定俗成,图个方便。� 以上的说明,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讲清楚。这就是, 任何文明系统总是承续与变异 的统一,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由此举凡谈论中西文化的关系者,按说不能不力求给予 所议论的以时代的限定。无论中国文化,还是欧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性质都 有很大的差异,是不待言的。由严复开其端、到“五四”时期形成高潮的“东西文明”比较研 究,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推进贡献固大,但是清末民初的这种文化比较研究, 不管见解 如何不同, 却犯有一种通病,即忽略了所议论的文化的具体的时代特性。比如说,认定“东 方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这在“五四”前后是很常见的一种见解,从杜亚泉到李大钊这 样旨趣甚异的人, 都作过这类的归纳定性。那么,这种归纳定性是准确的吗?假如所比较的 东西方文化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处于汉、唐盛世之际,甚至是元、清开国之初, 那么,当时的 中国与欧洲间的文明特性和时尚风气的差异,难道可以归纳作“主静”与“主动”之别吗?显 然,无论如何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 凡进行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 应以确定的历史范 围,即比较具体的时代背景为观察的前提。不然的话,即使强为大声壮语,也是难以作出科 学的分析的。 有鉴于此,本文所探讨的中西文化交流事项,只限定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 的中国近代史范围内。更准确些说,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中国的固有文 化与输入的欧美文化间交流的特性问——毫无疑问,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在“西学 13 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东渐”的同时,“东学西渐”自然也进行着;只不过后一方面未纳入本文的考察范围罢了。 二 如何认识和评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与作用,自然首先需要把它放在中国文明 史的全过程中,予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中国文化是自成系统的,在历史长河中虽有新陈代谢,破败流失,它的主体却能世代 庚续,传承不辍,从而累积为人类文明的重镇, 这是举世公认的事。但是, 无论如何也不能 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封闭的排他的文化体系, 不能把它看成是纯粹土生土长的没有任何外 来杂质的“本位文化”。相反地,恰恰可以说,正是由于具有开放的胸襟,主动而积极地吸取 外来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明才得以成就得如此博大精深,正所谓“海不辞东流, 大之至 也� 。”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文明史上尽管也经历过许多波折,生出过许多冲突,但是, 它 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之功, 对于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影响之重,确是盖莫大 焉。 近世学者都一致承认,历史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两 次:一是从汉到唐几百年间,南亚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从明清之际到近代,欧洲资本主义 文化的传入。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流的影响之大,足以构成划分中国文化史分期的两座重 要的界碑。� 佛教文化的输入, 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几乎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宗教信仰、哲学 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 无不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文化的输入,促成了中国文 化内容与形式的重大变化, 同时,所输入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也发生了 重大变化, 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由于本土文化的根深势厚, 佛教文化的输入并未能 动摇它的主导地位;佛教文化并没有取代中国固有文化, 中国文化并没有由于大量吸取佛 教文化而从此南亚化、佛教化。中国历史上的这次两种文化大交流,虽然也产生过许多纷 争,引起过多次冲突,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它相当充分地体现出 不同文化间交流融会的互补作用,中国文化确因吸取和消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而进入了 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繁荣的历史新时期。 当着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文化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 球范围内迅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向外扩展的需求相适应,欧洲文化 也进入了主动开拓、向外大力传播的新时期。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一批批耶稣会士,抱着 传教的虔诚,陆续来到中国。为着传教的需要, 他们带来了欧洲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自此, 中国人开始把这种以精确而实用为鲜明特色的欧洲的新学问, 叫做“西学”。天启三年 ( 1623)耶稣会士艾儒略著分科介绍西方学术(主要是介绍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西学凡》一 书出版, 同时出版的还有《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以及《寰有铨》(即“宇宙 论”)之类介绍欧洲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方面的书。�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交流, 从 此拉开了序幕。这次新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始, 意义自属重大,但它毕竟只能算是一个序 幕。一则,当时交流的范围还有限,主要集中在天文、数学,历法、舆地这些方面; 直接可以 实用的历法和数学以及造炮技术等, 更受有关当局乃至朝廷的关注,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 并未能引起中国方面的足够重视。二则,当时关心西学的人,只是上层少数有识之士,即使 14 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在士夫学人中也远远算不得普及,所以那时欧洲文化的传入并未能改变中国文坛的状况, 更未能对中国的社会面貌构成重大影响。三则, 这次文化交流,为时毕竟短暂。清朝前期较 为开放的文化政策,迅速为文化排外主义所取代,从康熙朝因礼仪习俗与教庭发生纠纷引 起的“禁教”, 发展到雍正朝的“禁学”,排外渐渐成为清朝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基调之一。乾 隆时虽有“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对待西学的政策, � 但实际上清廷连西方的“技 能”,也并没有真正认真“节取”过; 他们至多只是喜欢自鸣钟、大水法之类的器皿玩物、园 林技艺而已。所以,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虽然已经拉起,但是很快帷幕就又落 下;不幸的是,这一落幕,就落下了一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次梗阻, 更加拉大了中国 和欧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蒙受损失的, 当然主要是中国。 三 近代中国的一百年间, 即从1840年起到1949年止的这段时期, 中国才真正进入了中西 文化交流的高潮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相对迟滞,使得这个期间 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能不具有前此所从未有过的时代特色。举其要者,大致如下: 一、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度的拉大, 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 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倾斜的。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中叶起, 中欧文化交流的性 质,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这显然是汉唐宋元时 代所未曾有过的, 直到明清之交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科学技术时,也还没有把这种 传播先进文化的倾向显露得过分惹人注目。即使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 如徐光启等人, 认 识到欧洲在天文、数学诸领域有着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内容, 可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已处于 全面落后的局势中。鸦片战争后则情形大变,输入先进的欧洲近代文化, 直接成为一个如 何改革中国固有文化并使之近代化的问题。洋务自强运动的创议者们的可贵处,就在于他 们打破守旧势力的重压,理直气壮地承认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 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以及“船坚炮利不如夷”这样一种现实, �从而勇敢地提倡 “不耻师学”的精神,断然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 法苟善, 虽蛮貊吾师之。”�于是 他们才认定中国的自强之道应当是向西方学习,以求“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 驾而上之”�。自此以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到五四运动, 一路下来, 中国的进步文 化运动,无例外地都继承了坦然承认中国落后于人,决心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 迎头赶上 世界潮流的这一基本精神。 二、近代中国和欧洲间的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 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就中国方面而言,这时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简 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 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 ——即正在侵略自己国家的西方列强——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这样关系国家民族命 运的政治性质,这是前此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林则徐、魏源等提出“洞悉夷 情”、“师夷长技”之始,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制夷”是其目的。这样的“制夷”议论, 在明清 之际是没有的, 即使在积极提倡西学的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人士那里, 也是根本看不到 的。鸦片战争以降,先进人士们是自觉地把如何使中国振衰起颓这一强烈而严峻的政治话 题,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根本之图, 正因如此,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 15 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讨论和争议, 几乎无例外地都直接表现为探讨中国怎样才能图自强、御外侮的政治论争。 三、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 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 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中欧文化交流, 自此便无时无刻不环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在古代中国,如从汉 到唐,欧洲文明的传播,范围主要是限于狭义的纯文化领域,诸如传入物品、器皿、技艺、艺 术,以及宗教、习俗之属,从未直接触及到政治制度,更未涉及社会制度一类的事。明清之 际耶稣会士所传入的欧洲文化的科学技术,范围虽然扩大,但是他们介绍的这些“西学”, 并没有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事;因而对中国社会与政局也就没有造成重大震撼。总 之,在引进欧洲文化时,自觉地把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着眼点,这是近代以来的事, 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先进人士“向西方学习”所追求的全新的宗旨。当然, 对西方文 化的认识, 经历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由浅入深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开初, 注意力还着重在 军事技术,渐渐有人懂得必须“重商富民”, 发展经济;再往后才有改革政体,进而改造社会 制度的主张次第兴起; 到了二十世纪初, 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一事,则直接成为呼吁在中 国立即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启蒙舆论。 四、近代以来欧洲文化输入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中国在一国之内处理本土文化与外 来文化关系的事, 而是成为全球性文化大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 总是要逐步融汇到中国文化的 主流中,成为中国国内文化的一部分;西方文化,只有“割断”与产生它的母体脐带的关系, 方能在中国站住脚跟。这种外来的文化(比如佛教) ,已经变成中国的一种教派或学派, 而 不再反映外国的利益需求, 不再受外国势力的直接支配。如果不是按这样的规矩办,这种 中外间的文化交流便难以在中国进行。清初罗马教庭曾经努力保持对耶稣会士的控驭和 指挥的权力, 结果则是引起清廷推行“禁教”的措施, 并由此而激化了清朝当局对西方的警 戒与排拒情绪, 终于导致出中西间文化交流几近中断的局面。近代以来, 文化交流的性质 与形式起了变化, 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演化为纯粹的国内文化活动的事,已日见稀少。况且, 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人们也渐渐明白了所谓“西学”并非一个性质单一的学派,其中不 但包含着细密的学科分类, 而且还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派系, 存在着许许多多 意见的分歧甚至对抗; 这样也就引发了那些努力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士,在对西方学术见 解的采择上, 渐渐产生歧异。于是,西方的学理之争、学派之争、主义之争,也逐步移置到中 国的文 论坛上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接受西方不同的学理或主义的中国学界政界人士 发生的争执,其激烈程度常常并不亚于他们与守旧派之间的争执。“向西方学习”, 已不再 是一个统一的目标。或者说,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士间,目标与主张的分化,已经突现出 来。“学西方,学什么?”开始具有了新的含义,人们得以用新的去观察和分析西学, 力 求做出更明确更具体的选择。事实表明, 二十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已经不能再简单 地看成是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日趋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大势,以及飞速进步 的交通和传播媒介,使得中西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循着世界潮流灵敏变动的名副其实的国 际文化现像。 16 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四 由于具备以上的一些历史特点, 所以中国和欧美间的文化交流,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 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时期。回顾鸦片战争以后的 百年中国近代文化史, 当可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 是一个艰难曲折, 充满着迎与拒的 斗争、充满着碰撞与融和的过程,但是,这种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近代以来的先进的欧洲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之大, 涵 盖面之宽, 群众性之广, 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正像在中国唐宋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严 格区分儒、佛、道的思想界限很不容易那样, 要想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把中国文化和 欧洲文化分择得一清二楚, 也逐渐变成了难以办到的事。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容看,它既 继承了中国固有的优良的传统文化,又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母体文 化”的血缘,在它身上是非常深刻而清晰的,但是,它又是在兼容并包中外文化之长的基础 上创造出来的新文化; 再也不好仍以“本土文化”或“本位文化”来看待它了。 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 理应成为继承和宏扬人类文化遗产的担当者,理应对全人类的 文化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已经明确把“对外开放”定为国策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和欧美间今后文化交流的趋势, 无疑持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们的世界还不平静, 尽管文化思想领域里“欧洲中心论”、“中国 威胁论”、“儒学救世论”之类思想还在干扰着全球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 但是平等而和谐 的文化交流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无法阻挡的。历史已经证明,未来还会进一步证明,中 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是人类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同世纪初梁启超所形容 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文明的结合, 必将诞生出人类文化的“宁馨儿”。 附注: � 《中西作用之间�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5年版。 � 《荀子�徐无鬼》。 �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 ,对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流引起中国的繁荣崭新局面, 作过极高的估价。(参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钱穆则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有三次: 第一次是 印度, 第二次是波斯、阿拉伯, 第三次是欧洲。(《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把中国接触波斯文化放在接触印 度文化之后, 未必确切。至于波斯、阿拉伯文化于中国之影响, 毕竟规模有限, 自不好与佛教文化、欧洲文 化并列为同一等次。对中国文化史分期,作得较好的还是柳诒徵。他把“自东汉以迄明季”, 划为中国文化 史的第二期, 即“印度文化输入吾国, 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融合之时期”, 把“自明季至今日”划为中国 文化发展的第三期, 即“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 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中国文化 史[上]》) �参见徐宗泽编著: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版。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学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校分阝庐抗议�制洋器议》, 光绪戊戌本。 � 《校分阝庐抗议�收贫民议》。 �《校分阝庐抗议�制洋器议》。 17 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作者 简介　 　　·张岱年　1909年生, 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 孔子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著有《中国 哲学史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文化与 哲学》、《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及《张岱年文 集》等。 ·韩德民　1964 年生, 安徽淮北人。哲学博 士, 任教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合著《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人道主义》等,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丁伟志　1931年生, 山东潍坊人。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 曾任副院长,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著有《中西体用之间》、《无树有巢》等。 ·郭英德　1954年生。文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 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 宗教精神》、《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 ——明清文学随想录》等。 ·李学勤　1933年生, 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所所长、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 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专家组组 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著有《殷代地理简论》、 《东周与秦代文明》、《新出青铜器研究》、《古文献丛 论》及《走出疑古时代》等。 ·陈谷嘉　1934年生, 湖南宁乡人。湖南大学 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哲学》主编。著有《儒 家伦理哲学》、《岳麓书院名人传》、《中国书院制度 研究》等。 ·傅璇琮　1933年生, 浙江宁波人。中华书局 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清 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唐 代文学学会会长。著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 与文学》、《李德裕年谱》等, 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及 《全宋诗》。 ·陈鹏鸣　1966年生。历史学博士, 人民出版 社第四编辑室编辑。发表论文 20 余篇。 ·李琳琦　1965年生, 安徽安庆人。安徽师范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育史专业在读博士生。合著 《徽商研究》、《中国十大商帮》、《中国考试制度史》 等。 ·刘锡诚　1935 年生。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 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著有《小说创作 漫评》、《小说与现实》、《原始文化与民间艺术》等。 ·王焰安　1962年生, 安徽宿松人。阜阳师范 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编著有《民间文化学新论》、 《安徽百科全书·民俗卷》等。 ·严家炎　1933 年生,上海人。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著有《知 春集》、《求实集》、《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中国 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之一) 等十多部。 ·章沧授　1946 年生,安徽泾县人。安徽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汉赋美学》、《先秦诸子散文艺 术论》等。 ·章尚正　1949年生。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著有《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 ·张秉政　副编审、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 科版常务副主编。发表文章近十万字。 ·赵家新　南京师大中文系教师。有论文发 表。 ·王玉林　1953 年生,北京人。任职于北京语 言文化大学。著有《论石头记巳卯本和庚辰本》。 ·乐　铄　郑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乔以钢　1953 年生, 任教于南京大学中文 系。著作有《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中国的风流才 女》等。 ·毛建勇　1968 年生,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 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 ·张德鑫　1941 年生,上海人。国家汉办学术 交流部主任、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教授。 著有《中国古典文学概观》(英文)、《盛成传》等。 ·钱林森　1937 年生,江苏泰兴人。南京大学 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会理事。 著译有《中外文学姻缘》、《牧女与蚕娘》、《中国文学 在法国》、《中国之欧洲》等。 ·王　宁　1955 年生,江苏扬州人。英文和比 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兼比较文学比 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文化研究会 委员。著有《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与 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等。 ·黄夏年　1954 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社科 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研究》主 编,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副主编。发表 论文百余篇。 ·朱靖华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有 《苏轼新论》、《苏轼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教程》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