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2

PAGE 22 东京北京地下情 中日同盟构想，似乎是小田切为了打消针对康有为的刺 杀行为而提出，而被刘学询接受并正式向中央建议。主流史 家也是如此解释的。但是，这其中诡秘之处甚多 　　1899年5月12日，广东赌王刘学询位于北京东城锡拉胡同的新家，悄悄地住进了一位客人。他就是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这是个冗长的名字，今后我们就只称呼他的姓氏“小田切”。 　　这座靠近紫禁城的宅院，原先是户部侍郎张荫桓的家。张荫桓在上一年的戊戌政变后落马，被清理出干部队伍。如果不是他当年担任外交官时结下了交情，西方政府公使纷纷出面保他，他完全可能被绑赴菜市口一刀了断。那样，“戊戌六君子”就可能成了“戊戌七君子”了。张荫桓被赶到新疆劳动改造，他的死刑将缓期两年执行，到义和团乱起时才在新疆被处决。 　　刘学询与张荫桓关系相当不错，张荫桓被遣送到新疆之后，刘学询出了15000两的不菲价格，将这座宅院买了下来，算是对张家的一点变相资助。何况，对于刘学询自己来说，在京城安个窝，一是体面，二是这座宅院离紫禁城不远，跑“部”“钱”进比较方便。如今，刘学询已经重新回到了大清国的干部队伍中，并且头顶知府头衔，虽说是小小的芝麻绿豆官，但他所图的无非是干部身份的便利而已。 　　小田切住进了赌王的豪宅，为的是一场豪赌：他要说服大清中央政府，实现中日结盟。 　　小田切似乎是上了大清国的钩。 　　最初，他听信了满世界嚷嚷的传言，说是刘学询与庆宽两人受命到日本自费考察商务，其目的是为了刺杀康有为。但刘学询、庆宽二人受命后，并没有立即赴日，却在上海、武汉大肆活动，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积极配合，要求日本协助大清政府拘捕康梁。甚至连远在东京的日本外交大臣青木周藏也被惊动了，他发电报给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要求他调查此事，并劝阻中国政府的愚蠢行为。 　　小田切多方打探，终于与刘、庆宽二人搭上了线，密告东京说：“经过数回会晤，随着交情渐熟，刘吐露实情，述说康有为恶贯满盈之事情，及其在我邦之滞留不利于两国交情等理由，要求探究将其捕交付于清国之方法。” 　　小田切于是耐心细致地向刘学询、庆宽二人进行普法教育，说日本是法制国家，有义务和责任为政治流亡者提供保护，不可能允许他们在日本国土上用极端方式对付康梁。他顺势大做思想工作，建议刘学询、庆宽二人应当将日本之行从“刺杀之旅”变为“敦睦交谊之旅”，说得刘学询“大有反省”。于是，刘学询回京，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商议，决心说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等中央领导核心，设法缔结中日同盟关系。 　　由此观之，中日同盟构想，似乎是小田切为了打消针对康有为的刺杀行为而提出，而被刘学询接受并正式向中央建议。主流史家也是如此解释的。但是，这其中诡秘之处甚多。 　　首先，如果仅仅对付康梁，清政府无需如此大动干戈，更无需派刘学询、庆宽这二位极不专业的杀手，而且，刘学询、庆宽受命后却长期滞留上海、武汉，高调收集日本情报，过于反常；其次，日本情报系统对刘学询、庆宽二人的底细十分清楚，不可能真地相信他们能执行所谓的刺杀任务。 　　那么为什么在日本的官方记录中，会出现小田切设法说服刘学询改变日本之行目的的说法？ 　　其时，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有大量人士在推动中日结盟，但他们在各自的国内，都遭遇了极大的反对势力。对于日本的“亲华分子”（或者说“兴亚分子”）来说，他们需要一个“抓手”，康梁避居日本，正好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反省日本对华政策的良机。对于中国的“亲日分子”（大多实际是主持日常政务的务实者），这也是个摆脱甲午战争后仇日情绪，理性推进中日关系的机会。 　　对于小田切这样的“兴亚主义”官员来说，还有个痛苦的作秀任务：不让西方觉察到中日之间的任何亲密举动，以免激起反弹。这令东京与北京之间任何眉目传情、肌肤相亲，都必须十分隐秘，“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在日本获得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后，西方开始痛恨任何中日牵手的举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 　　在德国和俄国的主导下，欧洲掀起了“黄祸论”的浪潮，但这一黄祸论的矛头，针对的是日本，而非中国。合纵连横开始在东西方之间上演。俄国人和德国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化中日。战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欧美，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联俄抗日，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密约》。而在德国，李鸿章受到国家元首级别的欢迎，同期抵达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则受到冷遇，以致德国的反对党指责政府过于短视。 　　在这种强大的国际敌视之下，本就需要时间来消化甲午战争巨大果实的日本，采取了两手应对办法：一是对欧退让，顺从了俄德法三国的压力，归还其割占的辽东半岛，夹紧尾巴，韬光养晦，以积蓄力量对付主要假想敌俄国；二是对华“怀柔”，开展所谓的“文力征伐”，以图尽快消除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他们的武器就是同文同种的种族亲情。日本的“兴亚主义”者们在中国频繁活动，号召中日结盟，共同应对西方白种人的挑战，但这些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 　　中国方面，甲午战争之后亲俄仇日，但俄国老大哥以其更为阴险的行为，击碎了中国这单相思般的迷梦。1897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兵强占胶州湾，俄国随后根据《中俄密约》中两国共同防卫的条款，强租旅顺大连以“对抗”德国，结果事后证实，这是俄德两国上演的一出双簧。再后，英国为了维持力量均衡，强租威海。一时之间，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这也是导致“戊戌变法”仓促上阵沦为康有为等“野狐禅”道具的主要原因。 　　出面签订《中俄密约》的李鸿章再度成为替罪羊，遭到舆论指责，也遭到官场冷遇。而此前力促联俄抗日的张之洞等人，轻松实现大转弯，向日本靠拢，转而推动中日同盟，因此成为日本人极为看中的“绩优股”。 　　刘学询、庆宽到武汉活动，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与张之洞密谋，主题就是中日秘密结盟。张之洞实际上是刘学询登上“赌王”宝座的第一后台，两人关系极为密切。刘学询此时也大量出资，帮助张之洞在北京进行公关，以跻身军机大臣这一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慈禧太后立即批准了刘学询缔结中日秘密同盟的建议，并交给庆亲王奕劻主持协调。于是，小田切被秘密请到了北京，住进了刘学询刚买的豪宅里。 　　一场将可能改变中日命运、改变世界历史、也可能令赌王刘学询名垂青史的行动开始了。 幕后“金手” 　 提出中日结盟的文廷式，其“幕后黑影”是张之洞。但 无论是文廷式还是张之洞，他们的最主要赞助人，都是赌王 刘学询 　　赌王刘学询回到了北京。 　　他在长江沿线走了一圈，到处嚷嚷要到日本去执行刺杀康有为的特殊使命，却并未放洋赴日。 　　无论之前公开的“刺康”行动究竟是否为中日结盟做掩护，可以确定的是，刘学询回京后，中央领导核心慈禧太后立即拍板：启动中日结盟进程，由庆亲王奕劻主持。 　　1899年3月14日，庆亲王奕劻向上海发出了一份密电，收件人是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电报内容是：“现有商务要事，须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面谈。著考查商务道员刘学询，近商小田切领事，应否请准本国，密速来京。此系奉旨之事，该道即日遵行。庆亲王。” 　　这是一封很诡异的请柬：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就长驻北京，庆亲王奕劻为什么舍近求远，要邀请远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入京密谈呢？是因为小田切比矢野文雄更为可靠，还是因为他已经与刘学询谈得相当深入，一事不烦二主，清政府干脆请他到北京细谈？抑或低级别的试探比较容易做到收发自如？至今，史家还难以得出庆亲王奕劻为什么要远召小田切的确切理由。 　　小田切将庆亲王奕劻的密电立即转发东京，请示外务省。东京显然也被北京的奇怪动作弄懵了，考虑了一个月，于4月14日将这份电报的内容又转发给了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一是同意小田切接受邀请入京密谈，二是要求矢野文雄积极配合。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还专门给小田切特批了800圆的机密经费。 　　刘学询与小田切于5月5日从上海登轮，经海路到天津，再转陆路。一周之后（5月12日），小田切终于秘密住进了赌王刘学询在锡拉胡同新安的家中。 　　不巧的是，庆亲王奕劻刚刚离京，奉旨前往东陵办差。当时的电报通讯已经相当成熟，庆亲奕劻王不可能不清楚刘学询带小田切入京的确定时间，却非在这时出差。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庆亲王奕劻有意要避开小田切几天。至于原因，或许朝廷还要再考虑下中日结盟的事，或许只是想小小地摆点谱，吊吊小田切的胃口。 　　小田切就在赌王的豪宅里住了下来，与他先前似乎被看不起的赌王刘学询朝夕相处，尽情享受了几天豪华生活。庆亲王奕劻要到9天后（5月21日），才能返回北京，与他见面。 　　刘学询日后在接受国民党官方党史人员采访时宣称，中日结盟的设想，来自于他的创意。而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这似乎并非他的原创，他无非只是前台的操盘者而已。 　　在小田切之外，上海还有位日本人，紧紧地盯着这一事态的发展，他就是甲午战争时最为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甲午战争时，他在中国深入第一线到处刺探情报，打响甲午战争第一枪的丰岛海战、以及中日两国舰队在黄海大东沟的大决战（邓世昌牺牲于此）等，主要情报都是由他深入到威海军港冒险刺探到的。他躲过清军的追捕回到日本后，受到了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日军在中国登陆后，他为日本撰写了大量战场文告，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来分化中国的抵抗力量，将日军打扮成中国解放者的形象，效果十分显著。战时和战后，他还提交了大量的战略分析报告，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的分析，包括提出了中国已经陷入“全民腐败”的论点，成为日本决策层的重要参考，影响十分深远。（有关甲午战争的日本间谍活动，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他以私人名义买下了英国字林洋行在汉口的《字林汉报》，成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字林汉报》与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前身为《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姊妹报。 　　宗方小太郎通过《字林汉报》的前任主笔姚文藻买下《字林汉报》股权，真正的出资方其实是日本军方。而姚文藻作为宗方的莫逆之交，也将成为刘学询访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根据宗方小太郎的文件分析，中日结盟的构想更多地与姚文藻及文廷式有关系。宗方记录道： 　　“前次报告的小田切上海领事北京之行的理由略如，但其主谋者现已明了，并非刘学询，实际上是姚文藻和文廷式两人。虽然从文廷式处听得此事，但还想知道更多详情，于是前日为了访问滞在苏州的姚文藻，本人于本月22日专程赶赴苏州，于昨日回到武汉。姚文两人与本人是旧知，多年来同志提携。究其所谈听说，开始他们利用刘学询与西太后和庆亲王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上海向刘密授机宜，又让其向西太后和庆亲王游说，最终有了北京电请小田切一步，姚文两人又让刘和小田切同行。” 　　根据宗方的记载，姚文藻、文廷式所指望与中日结盟的，根本还是在于深化改革，尤其是军事领域的改革。姚文藻等交待小田切，入京后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一、中国本部各省编成新军各两万，由日本武官进行训练。新军的将校士卒皆应断去头发； 　　二、武器制作所任用日本人管理，主要从事制造战炮山炮和小铳； 　　三、兴建日清银行，清朝的租税、其他厘金、杂税等金融机关全部交由该银行管理。 　　除此之外，还有“在日清之间有必须临时协商的事件发生时，制定日本皇室和清朝皇室之间的电报暗号，以电报往复。为防止重大事件的机密泄漏，不经过总理衙门，由西太后进行独断”。 　　宗方并指出，张之洞也是姚文两人的“幕后黑影”，在暗地里对其进行援助。如果中日结盟成功的话，张之洞肯定将带着使命赴日本。 宗方在这份文件的“附言”中说： “当今这个列强环伺、互争雄长的时代里，这个能否顺利地协商妥定，实在是有无数的危险因素在内。时至今日，列国都要牵制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日清的联合并不会受到欧洲人的欢迎，如果想要这个协商内容成功实现的话，相信我们两国都必须下非常的决心才行。” 　　尽管宗方此说中的大多数细节，至今尚未得到其它史料的佐证，但作为刘学询访日的全程陪同者，宗方记录的真实性还是相当高的。 　　如果宗方的记载属实，则可以推断：一、戊戌年的风云诡谲，影响的并非改革本身，而是高层的权力分配；二、“戊戌政变”之后，改革并没有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而是在继续推进；三、借鉴日本经验、甚至借用日本力量，以外交促内政，成为改革者重点考量的方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后，文廷式一度处境十分危险，在张之洞、陈宝箴及日本、英国外交官的内外共同努力下，保住了性命。其在上海避难之间，刘学询就是他的主要赞助人。而刘学询也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之一及最主要的赞助人。 　　一心要“扫天下”的赌王刘学询，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站在了政治的潮头，而且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王爷的秘密外交 一场以商务考察为名义、以中日全面结盟为真正目标的 秘密外交，瞒过了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和驻日公使，正式启 动了 　　在赌王的北京豪宅里花天酒地了9天之后，小田切终于见到了主持大清国外交事务的庆亲王奕劻。 　　1899年5月21日傍晚，这位秘密入京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在赌王刘学询的陪同下，悄悄地来到了定阜大街庆亲王奕劻的私宅。 　　庆王府本在前海西街，是原先和珅的老宅子。和珅出事后（1799年），嘉庆皇帝将宅子赏给了弟弟、庆郡王永璘。永璘后来进封为亲王，死后其子绵慜袭位。根据祖制，除世袭罔替之外，袭位一律降等，即亲王子只能袭郡王，郡王子只能袭贝勒，以此类推。绵慜无子，死后由继子奕綵袭位。但这个继子却在老爹丧期纳妾，被道光皇帝所废，革爵退回本支，爵位就给了永璘的第五子绵悌。绵悌不久犯错，爵位被降至镇国将军。他死后也无子袭位，道光皇帝就选中了永璘第六子绵性的儿子奕劻，承袭了辅国将军。这么低的爵位，奕劻就不适合继续住在庆王府内，遂搬到定阜大街原大学士琦善的空闲宅第中，空出来的庆王府给了道光皇帝的六子、恭亲王奕，成了恭王府，直至今日。（参阅雪珥著作《绝版恭亲王》） 　　哪知奕劻搬出老宅后，似乎时来运转，笼罩在庆王家族的阴影消散了，他几乎年年有进步，爵位不断上升。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政争夹缝中，身为皇室远亲的奕劻迅速崛起。1884年，恭亲王奕再度被慈禧太后踢开，经历了他“三起三落”政治生涯的最后一落。当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接替恭亲王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后，负责大清外交（“总理衙门”）的重担，就落在了奕劻身上，他还同时晋位为庆郡王，成为这场“甲申易枢”的最大得益者。从此，奕劻权力逐渐横跨外交、内务、财政和军队，炙手可热。 　　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年（即甲午年），奕劻晋封为亲王。而到了戊戌年（1898年），他又在“戊戌政变”后，成了“世袭罔替”的亲王，就是所谓的“铁帽子王”。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12位“铁帽子王”，也是最后一位。咸丰年之后，只有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譞得到“铁帽子”，而他俩毕竟是咸丰的亲弟弟，奕劻却以远房宗室成为“铁帽子王”，开创大清国的政坛奇迹。 　　晋封奕劻为“铁帽子王”，也从侧面反映了慈禧在戊戌年的波云诡谲中对于改革路线的坚持。 　　庆亲王奕劻与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一样，都是皇族中的改革人物。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旗手，是恭亲王奕，他自1884年被打入政治冷宫，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才被重新启用，工作没几年，就在戊戌这一年去世，临终叮嘱光绪皇帝，要警惕康有为等“小人”以改革名义作乱。醇亲王奕譞则早在1891年就已经去世，此时已经去世7年。醇亲王奕譞在1884年接替恭亲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后，因为当家的角色变换，从一个“保守派”一跃而成“改革派”，被李鸿章等引为知音，其对改革的支持力度远超恭亲王。庆亲王奕劻则自1891年醇亲王去世后，就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只是因为他的皇室血统比较边远，权威不及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等。 　　恭亲王去世没几天，光绪皇帝就发动了儿戏般的“戊戌变法”，结果引发各个利益集团的联合反弹。“戊戌政变”其实是慈禧太后为了保住光绪的皇帝位子，进而保住自己的太后位子，而抢先发动的一次拯救行动。除了毫无章法的政改被喊停外，慈禧太后顶住压力，维持了其它各个方面的改革。而始终与改革者极为密切的庆亲王奕劻，则被她进一步推向前台，与政治面貌中性、但极为务实可靠的荣禄等，一道主持日常工作。 　　定阜大街的庆府，从将军府到贝子府、贝勒府、郡王府、亲王府，随着奕劻爵位的不断晋升，而日渐变得富丽堂皇、气势恢宏。 　　在这里等候小田切和刘学询的，除了庆亲王本人之外，还有那位在“戊戌政变”中立下头功的御史杨崇伊。杨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亲家，也是刘学询的保荐人兼密友，是这次中日秘密外交的首倡者之一。 　　小田切事后向东京报告了这次密谈的详情： 　　“小官向庆亲王寒暄数语後，庆亲王即云：前年我们两国不幸弃玉帛而操干戈，此后东方形势巨变。西风东渐，日甚一日。日清两国，势若唇齿，情若兄弟，当此时艰孔亟之际，岂能因区区小事而误大局！极应联络交谊，振兴商务。 　　“小官对曰：正因为此目的，小官特来京听命，倘有需要尽力之处，当尽微薄。 　　“庆王曰：几年前的战争，今日真是不堪回首。当时余同贵国小村代理公使协商数回，功败垂成。外间谣言四起，宫中亦为所动，於是干戈相见，不幸而酿成生灵涂炭，至今仍感遗憾。曾几何时，东方局势，俄然一变，强国环视，欲壑难填。欧洲即使一蕞尔小国，亦来染指山河，於是两宫愤然振作。两宫深知贵国天皇陛下睿圣文武，即位以来，成就雄功伟业，故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但愿能对我国时事，有所裨益，请予鉴查。不过贵领事最先要防止误解，此刻有一言须讲明。察我两陛下之意，我国非望贵国实力上之辅助，实只望贵国能在外交上能对我国以公道为本而已。 　　“小官对曰：此事体大，当向本国请示。在未得本国政府训令前，暂不能予以回答。不过，本领事当尽力而为。 　　“亲王又称：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希贵领事能与其同行，多予关照，玉成此大事。 　　“会谈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小官感到意外的是关于康有为一派的事，谈话中居然没有片言只语谈及。” 　　至此，情况其实已经十分明朗：大清国派遣刘学询等出访日本，所图的绝非是缉拿或刺杀康有为，而是中日结盟。 　　次日，杨崇伊穿梭于紫禁城和锡拉胡同刘宅之间，向小田切转达了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问候。庆亲王奕劻也入宫汇报了密谈情况，并商议下步行动。 第三天（5月23日），中央便下达了一份秘密上谕：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朕奉皇太后懿旨：自马关修约以来，中东交际，日形亲密。现在亚洲时局，外侮堪虞，环顾友邦，惟日本与我国同兹休戚，极思认真联络，以固唇齿。而拳拳诚意，非寻常楮墨所能代达。兹特简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亲赍国电一道，密码一册，前赴东京，面呈日本国大皇帝亲收。除交涉公事仍旧照章由两国政府商办，惟两君通问，即凭此册密码电传，虽隔重瀛，如亲晤语。从此诚款可通，邦交益臻固密，亚东大局，实有赖焉。该员务当敬谨密陈，并恭奉皇太后致送礼物六种，又朕馈赠礼物四种，亦著该员带往呈递。钦此。 ” 同日，还有一道公开上谕：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奉旨，前经降旨，令刘学询、庆宽亲赴外洋内地考查商务。兹据庆亲王奕劻奏称，该员等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酌议中日商务，一切办法，尚为详细。商务实中国富强之基，自应极力振兴，以维大局。著特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会同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亲赴日本，逐细考查，认真联络，庶几内外商务，日有起色，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一场以商务考察为名义、以中日全面结盟为真正目标的秘密外交，瞒过了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和驻日公使，正式启动了。 紫禁城密电码 这本由刘学询拟定的密电码，被命名为“虎城”，由庆 亲王直接交给了慈禧太后，太后亲自保管，另一本则将送交 给日本天皇 　　赌王刘学询从庆亲王奕劻手里，郑重接过了那份指示他赴日结盟的秘密上谕。随同秘密上谕的 ，还有一本密电码。 　　这是1899年5月23日，大清国中央在另一份公开上谕中，宣布刘学询等将赴日“考察商务”。 　　这本密电码，由庆亲王奕劻调集了总理衙门的编码高手，秘密设计，专供中日两国皇室秘密通讯之用，其作用相当于日后国家元首之间的“热线电话”。 　　根据日后国民党党史专家对刘学询的采访，刘宣称这本密电码是他本人亲自拟定的，并且命名为“虎城”。这本密电码由庆亲王直接交给了慈禧太后，由太后亲自保管，另一本则将送交给日本天皇。 显然，如果中日两国启用了这本密电码，则日后的东亚历史乃是世界历史都可能将因此而改变。这本密电码，如今已不知去向，但在日本的外交档案中，保留下了它的“凡例”部分： 　　“国电密码编成二册，各存其一，去来通讯，俱从汉文；去电直达日本东京，宫内大臣转递。来电直达清国北京，庆亲王转递；按码寻字，先查直行，后查横行，四数合成一码；电局投递，开首须用明码。如中国去电，首写‘日本东京，宫内大臣转’九字；日本来电，首写‘清国北京庆亲王转’八字，余用密码。” 　　据刘学询说，这是一次极端秘密的外交，他本人与庆亲王奕劻、慈禧太后之间完全是单线联络，中央的其他官员和部门一概不知情。从日后来看，刘学询所言不虚，即使同行的庆宽，也未必了解刘此行的全部目的，否则，刘学询不可能在东京与最大的“反政府分子”孙文秘密会见后，回国还遭到庆宽举报，却未受任何实质的处分。 　　更为惊人的是，刘学询日后透露，李鸿章在他动身赴日前，对刘学询的出访动机有所察觉，向刘学询保证自己将全力支持与日结盟，不因曾经的对日敌意而阻挠。刘学询因此请求慈禧太后改派李鸿章出访，自己作为随员，但被太后否决。同时，慈禧太后也向庆亲王表示，刘学询此次如果出访成功，将继续派他出访英、美等国。 　　上谕及密电码准备好后，次日（5月24日），庆亲王要求内务府大臣准备两份厚礼，一份以慈禧太后名义为日本皇后准备，一份以光绪皇帝名义为日本天皇准备。 　　日本方面，秘密来京参与会谈的小田切，则赶到位于东交民巷路北玉河桥以东的日本公使馆，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商议。尽管中国方面故意选择了远在上海出任总领事的小田切，而不是近在咫尺的矢野文雄，但这种舍近求远，与其说是与小田切心有灵犀，不如说是为了便于试探，容易给今后留出退路。对于中日结盟，两国内部必然都有不少反对者，国际猜疑和压力也会很大，以级别较低的小田切为对手，目标相对较小，进退相对比较自如。至于小田切要去与矢野文雄商量，那既是日本内部的事务，也是大清国所乐见的。 　　北京方面的情报，很快发到了东京。日本外务省指示，矢野公使亲自出面，与小田切一道，再与庆亲王奕劻秘密会谈一次。 　　会谈安排在6月3日晚，地点在日本公使馆内。庆亲王奕劻向日本人出示了那本密电码，以及光绪皇帝于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写给日本天皇的一封密信。 　　光绪皇帝的密信说：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维中国与贵国，海疆接壤，风俗同文，和好夙敦，纪之盟府。朝鲜一役，误於浮言，弃好寻仇，实非朕意。自马关修约，荏苒数年，大局变迁，时艰孔亟，外忧内患，相逼而来。 　　“朕以亲支，入承大统，膺兹艰巨，日切冰兢。因念我皇太后两次垂帘，削平大难，中外要政，罔不周知。谨援嘉庆朝成案，吁恳圣慈训政，分朕焦劳。上奠宗社之安，下慰臣民之望。 　　“仰蒙懿训，救时之策，首在交邻。环顾友邦，亦惟我两国，同处一州，共兹休戚。屡欲认真联络，固我唇齿。法贵国维新之治，以立我国自强之基。而诚意拳拳，末由迳达。用编密码一册，特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赍赴贵国，敬递大皇帝御前，尚望秘存。除交涉公事，循例仍由两国政府妥商办理，凡两君通讯，即凭此册密码，互相电达。所冀箴规远锡，匡朕不逮，庶几邦交永固，外侮不乘。我国之利，即贵国之福也。 　　“附呈皇太后致送礼物六种，又朕奉赠礼物四种，略表微意，用志弗谖。惟大皇帝鉴之。” 　　庆亲王奕劻先谈了刘学询的出访动机，矢野文雄对中国的好意表示感谢。但他立即提出，传说刘学询、庆宽二人负有秘密使命，刺杀康梁等，请庆亲王奕劻核实。庆亲王奕劻完全否认，表示此次密使出访，与康有为毫无关系。双方的会谈焦点，就是日本方面要确定密使出访的真实动机。 　　次日（6月4日）上午，矢野文雄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拍发了长电，报告了会谈情况。三天后（6月7日），外相青木周藏回电指示矢野公使，“欣然迎接”刘庆两密使来访，日本政府支持两国朝廷巩固亲密，但对于具体细节仍需“充分考量”。 　　6月8日，矢野将东京的指示转告小田切，小田切遂在6月11日清晨启程，与刘学询一道离京返沪。在小田切的行囊中，多了一批珍贵的礼物，这是前一天晚上杨崇伊专程送来的：光绪皇帝向他颁赠“二等第二宝星”（勋章），慈禧太后赠送了宋瓷等贵重礼物4种，庆亲王奕劻则赠送更为贵重的礼物。 　　回到上海后，小田切在6月23日写给外务省的长篇报告中，说道： 　　“此关于清国宫廷求亲交于本邦之事，聊陈卑见，相信并非画蛇添足。清国皇帝欲效本邦维新之举，改革庶政，此乃明白之事实。不幸所用非其人，所为非其事，中途挫折，局面一变，以至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排斥新政，起用变法的反对者。现在时事日非，中外情形日见险恶。忧虑无措之际，恰逢伊藤侯爵对庆亲王、荣禄之劝告，矢野公使之忠言，许景澄等采用本邦，改革自国兵制之建议，张之洞、刘坤一等认为同我国亲交，维持大局与清国利益的休戚相关建议奏上，以及内外四方之包围刺激，皇太后遂下此决心，不再犹疑。 　　“刘学询去年冬天以来，来上海同我往来，探悉我国情，并一一经庆亲王密奏皇上皇太后。皇太后由此决心益固，自不待论。刘对此事功不可没。从来该国之官吏学士中，欲保东亚之大局，而向宫廷方面建议，与我国通好者，虽不乏其人，但本次事件之原动力，却非由于彼等之策划，亦非宫廷方面主动欲为而采取此手段，一言以蔽之，中外时势使之然也。 　　“本次渡日之密使使命，乃将皇帝亲笔信函及密电电码，呈奉我天皇为主，视察我经济事业为副。在上谕中有明白。我国对该密使之待遇，及其在我国所见所闻之处，他日会有莫大的影响，切望帝国政府能暗中给与优遇。” 　　这位日本外交官，已经在憧憬着中日结盟的美景。然而此时，北京的反对声浪却已经开始卷向庆亲王、刘学询等人。 名“纪”抗日 “挑刺”与“挑担”是完全不同的。纪检干部们可以只 挑刺”，大谈“不该干什么”；而承担实际政务的官员们，却 不能不“挑担”，多考虑“能够干什么” 　　赌王刘学询还没开始对日本的秘密使命，就已经被人举报了。举报他的又是纪检干部（“御史”），而且不止一人。 　　从广州的赌博承包款事件开始，刘学询简直成了大清国“可持续”举报的“高危”人士。但是，在这位一心扫天下的赌王看来，这或许是件好事：只有平庸的人，才不会吸引纪检部门的眼光；只有小搞搞、“湿湿碎”的人，才不会“被”持续举报。被人恨并惦记着，说明自己或者戳到了人家的痛处，或者获利（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利益）多到令人嫉妒得咬牙切齿。 　　这回的举报不是冲着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刘学询即将开始的日本之行。纪检干部们不必太费劲就知道刘出访日本不是商务考察，而是要“联倭杀康”。刘学询自己就曾在上海、武汉等地转悠了一大圈，把这件事嚷嚷得满长江都知道了。但是，从这些“名纪”们弹劾刘学询的奏章看，他们似乎也感觉了到“杀康”可能是“联倭”的掩护而已。大清国纪检系统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因为纪检是最快捷的政治杀手，“名纪”们的每次重拳出击背后，其实都有不同的派系为了不同的利益而支撑。 　　御史张荀鹤认为，刘学询“密进杀康联倭之说”乃是“荧惑圣听”。他的理由是：“倭人之不惜庇匿康梁，变诈反复，以求逞其志者，路人所共知。”“变诈无常”，这几乎是大清国多年来对日评价的主流，也是至今仍然适用的少数外交“传家宝”之一。 　　张荀鹤对于那些认为中日一衣带水、理应友好的观点嗤之以鼻：“或曰倭与中国同处亚洲，唇齿相依，甲午之役，寻亦侮之，苟申盟好，何惜康梁。”如果日本真的珍惜中日友谊，“何不函康梁之首以畀中使？”显然，这位“名纪”虽然对国际法毫无知识，但其对中日关系的悲观论调是十分清晰的，因此他们认为，刘学询等人的中日结盟主张纯属扯淡。 　　另一位御史胡孚宸对刘学询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指斥其充当汉奸。他说：“倭水师提督（日本海军司令）潜行入京，情事诡秘”，而且不按惯例告知总理衙门，“若非别有交通，何以行踪诡秘如此”，“此来断非无因，难保非由刘学询等勾引而至。若果如此，则庆亲王奕劻及御史杨崇伊当无不知之理。” 　　迄今公开的史料，似乎并非涉及一位“倭水师提督”密入京，估计胡御史是将秘密入京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当作了“水师提督”了。这位“名纪”情报虽不准确，但对国际均衡倒是很有：“俄公使对总署大臣言及此事，颇为不平，愤愤之心，形於词色。” 　　俄国的反弹，其实正是大清中央此次推动中日结盟的最大顾虑。甲午战争之后，在举国仇日气氛中，联俄制日成为朝野的主流。李鸿章在1896年出访欧美，其最为主要的动机就是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秘密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一由李鸿章签字的条约，其实逐字逐句都经过了北京的认真审核，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也自始至终参与其间。彼时的大清国，将俄国人当作了可以信赖的老大哥，联手对抗日本人 　　但是，笑容满面的俄国熊，其实只是借中日战争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果然，1897年它就与德国合演了一出双簧。当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援引《中俄密约》，以对付德国为名，强租旅顺、大连。俄国舰队开进旅大，中国才如梦初醒——真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加上此时日本为了消化甲午战争的巨大果实，韬光养晦，对中国大打友情牌、种族牌，“兴亚主义”一时得到中日两国不少精英人士的青睐，张之洞等也实现了大转身，积极寻求与日本的合作。可以说，刘学询访日，试图缔结中日同盟，正是两国“蜜月期”的自然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刘学询访日来划分，凡是赞同的，多是实际负责政务的、务实的官员们，即使连李鸿章那样的极端仇日分子，都私下向刘学询表示乐观其成；而反对的，都是那些掌管纪检、“务虚”的笔杆子们。纯粹从文字上看，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胡御史就义正词严地认为：“倭人包藏祸心，将来不可收拾，（应）一面峻词拒绝，一面据实奏参，勿再堕其术中，受人愚弄，大局幸甚。”揆之此前此后的历史，还真被他说中了。但问题在于，纪检干部们可以只“挑刺”，大谈“不该干什么”，而承担实际政务的官员们，却不能不“挑担”，多考虑“能够干什么”。“挑刺”与“挑担”是完全不同的，在“挑担”人看来，“挑刺”人简直就是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讨厌得很。 　　日本人也注意到了北京的异动。秘密访京后回到上海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在（1899年）6月23日给东京发出了一份秘密报告，在请求东京给予刘学询、庆宽等人的访问以特别优待之外，也指出说： 　　“先前，我同刘学询同住一处，为御使冯某所知，遂直接上封事弹劾刘学询。皇太后召见庆亲王，告知弹劾刘某一事，并告知荣禄，他日卿亦会被弹劾，但无须顾虑之。另外，徐桐亦欲上封事，非难刘之行为。他还告知荣禄，荣禄使人劝止。由此可见，刘滞留时久，必至谣传百出，再生事端。因此，一接到贵电报，刘便整顿旅装，踏上南旋之途。果然，我等一去，便有御使十余名联合上弹劾奏章，直指刘学询与我往来沟通等事。” 　　在他发出该信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已经在6月6日警告东京，刘学询等出访的真实目标已经泄漏，英国驻华临时公使前来告诉他，说是得到了秘密情报：“西太后并皇帝、庆亲王及荣禄，已决定与日本结为同盟，两位密使携带国书即将向日本出发，此事极为秘密，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在内均尚未知道。” 　　一旦无法保密，中日结盟将在两国遭到强烈的反对，尤其是中国的“名纪”，绝对不会放过这种安全、廉价地“抗日”爱国机会，一旦一拥而上，形成风潮，中日结盟将几乎永无可能。 特别“决心书” 这份“决心书”，其实就是个字据：不仅记载自己的决 心，更记录了最为关键的信息——联日之谋，高层早已知情、 参与并实际上主导了一切 　　赌王刘学询访日，遭到大清国纪检干部们大加挞伐，这令刘学询幕后的杨崇伊大为恼火。 　　杨崇伊虽然也是御史“名纪”，但与同僚们不同的是，他的亲戚（如李鸿章）、朋友（如刘学询）却多是实力派官员，他自己也似乎不像个“挑刺者”，而像极了“挑担者”，以“敢为”而非“敢言”而著称，更侧重“起于行”，而非“坐而论”。 　　后世对杨崇伊评价很低，主要是因为杨崇伊在戊戌年率先给慈禧写信，呼吁老佛爷出山收拾局面，被看作是戊戌政变的第一“罪人”。其实，慈禧发动所谓的“戊戌政变”，并非为了遏止改革，而是遏止儿戏般的、以发红头文件为主的“伪改革”，更为了遏止“伪改革”刺激下即将剧烈爆发的真正宫廷政变——一旦爆发，光绪即将皇位不保，慈禧的太后地位自然也随同消逝。杨崇伊就是在关键时刻发出了关键的呼吁，客观上挽救了帝后、也挽救了改革，居功不小。而其幕后，极有可能是高人指点——他的儿女亲家是李经方，而李经方的老爹就是大清国最大的、真正的改革派李鸿章。 　　当重量级元老、著名的保守派徐桐粉墨登场，猛攻杨崇伊和刘学询时，杨崇伊开始还击了。 　　杨崇伊给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密折，从回顾这几年的官场风云入手。杨崇伊先为自己摆了摆功，在弹劾强学会、文廷式、康有为的三次斗争中，杨崇伊都因政治嗅觉特别敏锐而率先发难。这种“反潮流”精神虽然遭到大多数官员的嘲笑和打击，但事实证明，他对强学会和文廷式等人的顾虑，完全是未雨绸缪的远见，“三事皆发於臣，久为诸臣所不平”，因此，杨崇伊认为，目前对自己的攻击，主要是出于嫉妒。 　　针对徐桐的攻讦，杨崇伊说，去年（1898戊戌年）自己曾两次到徐桐的府上，提醒其注意康有为等的危害，徐桐却根本不当回事，如今怎么一改常态，倒能“远见他日之大祸”？ 　　对于所谓的“舆论”，杨崇伊嘲笑道，甲午年的时候，“舆论”就痛恨李鸿章，“始劾其主和误国”，但中央对此不予理睬，“名纪”们就“交章告变”，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攻击李鸿章“联姻东洋，反状已著”（详见雪珥著作《绝版甲午》中“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一节）；而等到李鸿章临危受命，前往马关谈判，徐桐又参奏李鸿章通敌。杨崇伊愤然道：“今试问李鸿章反乎？联姻东洋乎？主和果误乎？心迹既明，而大局如斯矣。” 　　杨崇伊将目标集中在徐桐身上，他指出，去年戊戌年的大动荡中，“徐桐惟引疾高卧”，逃避表态和责任，而被处决的“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就是徐桐的门生。这样的人，至今居然还“自诩公忠”。 　　对于刘学询出访日本，杨崇伊辩解：“日下之事，非臣私意为之。刘学询所呈手折（指刘学询建议中日结盟，实为杨崇伊与他的配合，中央应该知情，参阅本专栏《刺杀康有为》等篇章），荣禄、奕劻各有一份，如有窒碍，早已奉驳，岂得私令来京？局外诸臣不知，又不解所为何事，故作危言，曰：他日恐有大祸。” 　　杨崇伊说，自己之所以将刘学询的联日建议上书中央，就是因为“伏念皇太后高年训政，而今日意国，明日德国，劳思焦虑，臣心实有不安。即有此策，可缓目前之难，稍舒宵旰之忧，自不敢壅於上闻。”如今，“诸臣既不能相容”，将来自己“有百口莫辩之一日，又恐引出俄国，於大局尤有不便。”而自己“自去秋以来，家业已置度外，惟为国而死，肝脑涂地，亦所甘心。若死於无稽之口，不特为臣惜之，亦为国惜之。臣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将臣罢斥。臣去，庶奕劻可安其位，不至贻误於大局。否则诸臣一心，交章不已，加以联名，势不至连累奕劻不止，设於大局有妨，臣之愚忠，真成罪状。天下知与不知，莫不以臣之多口多事为戒。” 　　这份奏折，实际上是篇文情并茂、欲扬先抑的“决心书”。 　　其实，对于杨崇伊而言，戊戌年已经立下大功，本不需要再写这样的“决心书”。但杨崇伊是个精细的人，之前的联日密谋，虽然得到最高层认可，但毕竟空口无凭。倘若反对声浪汹涌起来，最高层为了自己解套，完全可能将他割舍牺牲，那时候可真要“死於无稽之口”了。这份“决心书”，其实就是个字据：不仅记载自己的决心，更记录了最为关键的信息——联日之谋，高层早已知情、参与并实际上主导了一切。这正是杨崇伊的老辣之处，比那些只会喊口号的“名纪”们高出许多。 　　果然，杨折一上，最高层“留中不发”——既不批示，也不转发，留在手里了。而催令则立即下达：刘学询等应尽早动身，赶赴日本！ 赌王“兄弟连” 有了“宏丰公司”，赌王刘学询既可以继续掌握“闱姓” 博彩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又能将具体事务交给他人，自己 一门心思搞政治 　　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钦命，刘学询正在紧张筹备访日，俨然一位身负重任的国务家，丝毫看不出有“赌王”的影子。 　　其实，他依然牢牢掌控着广东最大的合法赌业——“闱姓”。 　　“闱姓”博彩，在4年前（1895年）进入了第三届承包经营期。刘学询本是第二届的承包人，但因为拖欠承包款，被康有为等人举报，弄得灰头土脸的（参阅本专栏文章《圣人赌王恨如海》）。这一届，他似乎退出了，承包人换成了韦崧的“宏丰公司”。 　　其实，“宏丰公司”只是一家“壳公司”，韦崧只是台面上的老板，其幕后大股东依然是刘学询。 　　这家公司的资本额定为72万两，分为20股。刘学询占10股，拥有50%的股权，其余7名股东中，3名“总理”各占2股，4名“协理”各占1股。“宏丰公司”盘子虽不大，但其8名股东，却是足以震撼华南地区的“超豪华”精英团队。 　　出面的韦崧，是广东香山人，与刘学询是正牌老乡。韦崧于1882年担任上海一家洋行的助理买办，返回香港后投资房地产，在1885年至1895年间担任汇丰银行及大东电报局的买办，1893年出任香港太平绅士。 　　其他股东中，韦玉的地位十分显赫。韦玉，字宝珊，是大清国首批英国留学生之一，之后成为香港著名的银行家、商人及政治家，在清末民初的各种政治大事件中，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于1882年被任命为港府“非官守太平绅士”，曾参与创立保良局、团防局等。从1896年至1917年，韦玉担任了定例局（后改称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是香港1842年开埠以来第四位担任该局议员的华人。 　　就在戊戌年（1898）前后，当刘学询在政治上大展身手之时，韦玉在香港也成为风云人物。当时，港英当局试图将新界纳入香港版图，派出了英军前往接收，但遭到当地居民抵抗，险些酿成武装冲突，就靠韦玉出面摆平。在之后的庚子动乱中，韦玉是策划“两广独立”、推动李鸿章担任“总统”的主要推手之一。而在辛亥革命中，他也担任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及革命党胡汉民之间的保证人，促成了广州的和平过渡。1907年，他获得了英国王室授予的爵士荣衔，是史上第三位被授衔的华人。 　　美国学者Carl Smith等，将韦崧、韦玉作为兄弟。但据考证，韦玉一门三兄弟中似并无韦崧其人。韦玉居长，下面还有两位弟弟韦安、韦培，都曾经在英国修习法律，成为大律师。韦玉之父是韦光（又名韦亚光），少年时流落澳门为乞丐，被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收留，得以就学，日后成为英资“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买办，遂成巨富。韦光共三子，其中并无韦崧其人。可以推测，韦崧或许是韦玉的堂房兄弟，或者本族兄弟。 　　韦崧、韦玉之外，刘学询网罗来的搭档还有刘渭川（又名刘国祥），也是香山老乡。刘渭川家族从1880年代开始担任沙宣洋行（沙逊洋行，E. D. Sassoon & Co）买办，他本人曾留学加拿大，从1884年到1893年，担任东华医院“总理”，1891年归化英国国籍，被港府任命为太平绅士。1892年，出任汇丰银行买办，及香港卫生局、区域守望会成员。 　　另一股东卢九（又名卢华绍），是澳门赌王，广东新会人。其父早年在澳门经营汇兑（“银钱找换”）业务，开设“宝行钱号”，富甲一方，被大清政府授予盐营运使、广西特用道，并赏戴花翎及二品顶戴。除了金融业，卢九的生意还涉及博彩业、猪肉生意、房地产业等。卢九长期控制澳门博彩业，成为赌王。卢九不仅参股刘学询的“宏丰公司”，经营广东的“闱姓”博彩，而且还涉足“番摊”、“白鸽票”（小闱姓） 、“山票”、“仁慈堂彩票”等，并且独资承包广东的“小闱姓”。 　　这些股东的加入，为刘学询的赌博王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宏丰公司”的日常资金运作，经常借助于这些股东关系，从而得到相关洋行、银行的支持。如韦崧和刘渭川，就从台湾银行香港分行为“宏丰公司”贷款4万元。另一股东Ma Fat-ting从自己占股份的Lai-hing银号，给“宏丰公司”贷款31万元。这些股东利用自己在洋行和银行中的广泛人脉，将华商在日本或东南亚经营商号所发行的“汇票”，转给汇丰银行，上下其手谋利，为“宏丰公司”筹措资金，以至于在之后闹出了汇票被拒的一连串经济纠纷。 　　在创办“宏丰公司”时，刘学询将一部分自己的房地产地契存在公司中，价值约在50万至60万元，也有说其价值约150万元（应是银元，1银元约等于0.72两）。刘学询此举，应当是为了证明“宏丰公司”的资产实力和资信证明，但负责具体经营的刘渭川，却将这些房契抵押给了汇丰银行贷款，日后引发一连串的越境官司。这也是刘学询引进股东时未能想到的。 　　有了“宏丰公司”，赌王刘学询既可以继续掌握“闱姓”博彩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又能将具体事务交给他人，自己一门心思搞政治。在这位一心要“扫天下”的赌王眼中，博彩无非是获取政治运作资金的渠道而已，他的目的更为高远。而即将成行的日本之行，就是他的“政治处女秀”。 中国赌王见天皇 日本一直在“脱亚入欧”还是继续留在亚洲之间左摇右 摆，而大清“赌王”刘学询的到访，再度将这种艰难抉择摆 到了台面之上 　　1899年7月26日，上午10:30。 　　日本东京，皇宫。 　　3名脑后垂着辫子的大清使臣，在日本官员的引领下，谒见明治天皇。这是一次极其特殊的会见，大清国的使臣带来的是一个可能改变中日两国命运、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使命：缔结中日同盟。 　　为首的使臣，身着二品顶戴，他就是大清代表团的团长、著名“赌王”刘学询。与他一起接受明治天皇接见的，还有他的副手庆宽，及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 　　刘学询率领的本是一个“经贸考察团”，却肩负着缔结中日同盟的秘密使命。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预热后（参阅本专栏往期文章），这个代表团乘坐日本“西京丸”邮船，于1899年7月8日从上海启程，7月14日到达东京，开始为期近两个月的访问。 　　日本政府对此极为重视，进行了周到但低调的安排。日本参谋本部军官宇都宫太郎与著名“兴亚主义者”、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从上海开始全程陪同，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已经先期赶回日本做准备。 　　考察团一行共7人，除了团长刘学询、副团长庆宽之外，还有蔡金台、姚文藻、邵瑞龄、全厚（庆宽之子）及一个仆从，被日本外务省安顿在东京最豪华的宾馆——日比谷帝国大酒店中。 　　抵达日本的第9天（7月23日），日本方面就正式刘学询，明治天皇将在3天后接见他们。 　　次日，负责打前站的小田切赶到宾馆，抄录了刘学询准备的颂词稿，送交外务省与宫内省，酌定觐见礼节。 　　觐见前一日，小田切陪同刘学询拜访了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子爵及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确定了觐见的细节。 　　觐见当日（7月26日，阴历六月十九）清晨7点，外务省翻译官小林光太郎、三井分行御幡雅文赶到宾馆，随后，外务省的迎宾马车前来迎接。刘学询等乘车到皇宫门首下车，步行入内。 　　据刘学询本人记载：“沿途警察员，宫内外近卫兵官，均额手致礼。入宫，经长廊十余折至一殿宇，由式部大臣三宫男爵延入坐，告以觐见礼节。” 　　10:30时，刘学询等被带往偏殿，“上设御座。须臾日皇出，佩刀，御中等礼服，免冠立御座前。侍从大臣德大寺实则侯爵，暨执事各官，皆免冠鞠躬，依序立。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先趋侍御座右。式部大臣前引，学询等依次入。” 　　日本方面详细记录了这次觐见的问答。先是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向天皇致意。天皇道：“天侯得暑，卿无恙乎。” 　　李盛铎拜答：“贱躯幸健全，承蒙敕问，不胜感激。” 　　天皇又问公使近日情形。李盛铎靠左前，奏答称：“今日本国特派视察委员刘学询、庆宽等人来朝，今日承蒙恩准，赐予谒见，敬谢圣恩。” 　　随后，将刘学询、庆宽二人引见。刘学询、庆宽走向御前，刘学询将一张红色饰有花纹的颂词拿出，并高声朗读道：“大清国特派使臣刘学询、庆宽，恭膺简命，专使贵国。恭维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治迈欧美，义重同洲，使臣久所钦慕。今本国大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密编国电，具书备礼，特遣使臣，亲呈圣鉴，以表认真联好之诚。伏冀两国，益笃邻交，互求裨益，使臣不胜欢忭之至。读毕，即将国书、皇帝亲翰及暗号电书信一并捧呈。”楢原陈政担任他们的翻译。 　　在这份“颂词”中，刘学询明确说明其出访的使命是递交密电码、“以表认真联好之诚”。 　　明治天皇答道：“本日喜见两人，及贵国大皇帝函牍、密编国电，朕心甚悦。”但是，对于中日结盟，明治天皇未置一词。 　　此刻刘学询再度向前，道：“敝国皇帝皇太后尚有菲薄礼物，微表心意，今亦捧呈。”随后，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赠送给天皇及皇后的珍贵礼物一一呈上。 　　明治天皇说：“承蒙贵国大皇帝及皇太后所赠各样珍重物件，收到为荷，不胜感激。深望旋归之际，应将朕感谢之忱，转奏贵国大皇帝及皇太后。使臣倘有所询问，可问外务大臣可也。” 　　至此，觐见完毕，刘学询告辞，天皇说：“回国路上善为自爱。” 　　刘学询等“三鞠躬退出。式部大臣、侍从大臣均送至殿廊转角，握手为别。宫内省次官川口武定男爵送出宫门上。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复同往拜农商部大臣曾祢荒助，论及中日商务。”（刘学询日记） 　　数日后（8月3日），明治天皇致电北京，向光绪皇帝表示感谢： 　　“清国，北京。庆亲王转。大日本国大皇帝，敬复大清国大皇帝：贵国特派使臣刘学询、庆宽至，朕即准觐见。敬接大皇帝来书，及密编国电，备悉。大皇帝笃念邻交，开诚布信，与朕同怀，实属庆祝，并领大皇帝及皇太后所赠各种礼物，深为欣忭。敬颂大皇帝、皇太后安。”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最为关注的中日结盟，不仅明治天皇、而且整个日本政界都未明确表态。 　　此时的日本，正在进行着艰难的抉择：一边要准备随时与俄国决裂开战，为此必须小心谨慎地避免“黄祸论”，如果与中国结盟，必将刺激西方；另一边则是中日两国结盟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弥漫两国的“兴亚主义”的巨大压力。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在“脱亚入欧”还是继续留在亚洲之间左摇右摆，而大清“赌王”刘学询的到访，再度将这种艰难抉择摆到了台面之上。在这场关乎国运的豪赌中，日本将把赌注押在哪一边呢？ 瓜分中国狂潮自从甲午战争后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