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三章】——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文化研究

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三章】——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文化研究 第三章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魏晋六朝，“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寄托„„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降及两宋，门阀世家庶几无存，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力量;同时，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增强了竞争的公平性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国家右文政策的推行和印刷术的发展不仅造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高”的知识崇拜，也使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学术文化遂得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宋代家族文化当然也适时地显现出其时代特点，那就是普遍重视亲族友爱，重视科举，重视文学培养，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正是这“普遍”二字，打破了六朝世族的文化垄断，形成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的坚固基础。这些，通过晁氏家族的研究将会有切实的感受。 一不失敦本睦族之意 “敬宗收族”出自《礼记》的“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即人们利用血缘关系，提倡血亲相爱，亲族团聚，使家族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晁氏姻亲杜纮称赞晁家“故有风范，奉祭祀、待宗党宾客惟腆。”(《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晁补之称赞晁迪、晁迥、晁遘兄弟三人，“皆中和孝弟， 慈惠而爱人，用钟其庆，六世子孙，男女嫔妇至口五百。”(《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说明了晁氏以“敬宗收族”传家的风习。中国古代家族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家族内部的亲疏尊卑长幼等人际关系完全以此展开，为了使这种家族秩序得到有效控制，除了依靠天然的血亲意识和祖先崇拜之外，还必须强化从血缘亲情中提升出的孝悌仁爱、敬祖睦族等道德观念[2]，使之获得家族成员的广泛认同，并通过外在的礼法行为具体体现出来，即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因此，考察晁氏立身处世中“敬宗收族”的诸多实践，也就将直接印证杜纮、晁补之上述的说法。 徐扬杰先生将“敬宗收族”的实践总结为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三个方面。[3]但祠堂之立源于宋末元初，族田添置之风大行于范仲淹之后，且须富贵者始能为之，晁氏贵显当数晁迥、晁宗悫父子，皆生于范仲淹之前;之后晁氏族人虽入仕不断，但极少位高有力者，故晁氏族田之设未见于记载。不过晁端彦曾编有《晁氏世谱》，并作序云:“使晁氏之族不昭，无以扬先烈、纠族人，以传示后世。不胜祗惕，具为是谱，文行居先，卒葬载后，每闰则修„„俾相承不紊，乃不失敦本睦族之意乎。”[4]《谱》今虽不存，由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附录所收《晁氏世谱节录》尚可见其仿佛。他们的名字自晁迥后极有规律，“宗生仲，仲生端、之，端、之生公，公生子，子生伯，伯生世，奕叶联名”(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晁子与墓志铭》)，其“敬宗收族”的目的非常明显。 除了徐先生总结的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外，祭祖睦族、孝悌仁爱 自然也是“敬宗收族”的重要表现，它更具体和日常性地表现了血亲相爱的伦理意识。晁氏家族对先人的祭祀和内外应对之礼较为看重，诸妇持家，多擅此道。如晁遘妻张氏“处内外亲，尊卑长幼，亲疏之际，无不当于礼而恩称之。”(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晁仲参妻公孙氏“内外言不交于阃，非晨昏定省、祭祀烹饪不下堂。”(晁补之《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杜纮《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称晁端友妻杨氏“岁时祀其考妣终身，晁氏彻，然后之杨氏，礼意惟称。”晁补之的《鸡肋集》中也有多篇祭告先人的祀文，可以见出晁氏家族对于祖先的重视。 晁氏族人之间礼让、睦爱、孝悌之风也很浓厚:晁迥“延荫及弟侄侄孙，不遑具载。”其子晁宗悫发扬了这种精神。“宗悫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宋史》卷三百五宗悫传)而宗悫长子仲衍“天性孝笃，自文庄之薨，才数岁，继遭安康之艰，创巨毁深，屏处一室，六年未尝一茹荤。君大族也，事诸长上必恭，厚昆弟以爱，赒群从以恩，与朋友以信，凡岁时吉凶问遗，罔不如礼之中。”宗悫卒后可以荫补后代七人，仲衍只给长子迁一官，“余悉沾内外亲„„亦君所以成先志云。”[5]晁仲询“勤施远近之游子，必顾彼之意，而不顾室中有无也。礼文仪物，行于宗族者，随岁时寒暑酒炙行焉，率以为亲庭之乐也。”(晁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晁仲熙事继母以孝闻，“笃爱其弟，有人所难能者。为人忠信平夷，宽裕不矜伐，趋事静以敏，自奉养俭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赒之，恐不足。”晁补之赞之曰:“昔文元公尝言:吾自幼及老，历官临事，未尝挟情 害物，倾人售进，其晩节著书垂训，多慎刑戒杀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爱物，盖近文元之风。”(《鸡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晁端仁长孙系损之之子，但端仁死后的荫恩，损之仍让与其侄[6]。端仁另一子谦之，也将郊恩让与从侄公谔(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晁氏亲族渡江后离散漂泊，谦之又尽力收抚(《明一统志》卷五十一)。晁公迈之子晁子与“事亲先意承志，曲尽子职，伯季死，君力教叔弟子谁之子伯谈，以经术取高第。”(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晁公谔“少承家法，笃于孝友，尝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他们的忠厚、孝悌、友爱，几乎成为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 另外，虽然平时晁氏族人分散于汴、郑、济、徐一带，但当家族间有了大事发生时，他们也会聚集到一起，同喜共忧。如晁遘第三子晁宗愿曾为真州军事推官，夫人黄氏大观元年时年已九十一岁，时大赦天下，诏民百岁男子官，妇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岁。于是其第四子晁仲询走京师，为母请封。上之制曰:“黄氏蕴仁积善，享有耄龄，可寿光县太君。”族人荣之，为作堂曰“积善堂”，且大会宗党，饮酒相贺，“补之乃于夫人为族曾孙，年五十五矣，独素发垂领，搢笏跪起以寿夫人于群从之后。盖世之老人见曾孙尚多有之，如夫人见曾孙数十，其长者已白首，又自有孙，在昔良少。”(《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无疑增强了晁氏家族的凝聚力。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都曾作诗文记之[7]。再如晁迪子宗 简之墓本在开封祥符县，但患地卑水多，议改葬任城鱼山时，其孙晁端礼、晁端智“以告群从诸孙”相与议，最后采纳了晁补之的建议，合族完成了这次墓葬的迁移(《鸡肋集》卷三十一《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这些活动都怀着浓烈的亲情，散发着“敬宗收族”的伦理光辉。 与魏晋南北朝门阀世家的世袭富贵相比，宋代官僚丧失了政治、经济上的世袭特权，“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子孙不善治家者，虽上辈位高权重亦难免迅速败没。北宋大将曹翰，“卒未三十年，子孙有乞匄于海上者矣”(《涑水记闻》卷三，中华书局校点本)。宰相吕端死后十年，“旧第已质于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至于一般官僚家庭，其后代沦落者更是比比皆是，如曾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北宋名臣孙觉，死后不过八十年，其“曾孙浩，鹑衣菜色，困于逆旅”，不得不出售孙觉的告身，周必大感叹说:“考前辈立名节之难，而思后人持门户之不易”(《文忠集》卷十六《跋孙莘老告身》)。为子孙计，宋代官僚大多倡导“敬宗收族”，真定韩氏的韩亿“见亲旧之孤贫者，常给其昏葬”(《宋史》卷三一五本传)，韩维“其居家，俸赐悉以均给宗族及故人子弟，周恤之甚厚。方闲退时，聚族数百口，置田数十顷，以为义庄，抚孤幼尤力”(《南阳集》卷末附鲜于绰《韩维行状》)。丁度“所得俸，稍计伏腊外，均赋宗戚，贫甚者嫁娶送葬，仰公而成，虽疏属如一。”(《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三孙抃《丁文简公度崇儒之碑》)谢绛“赒急宗族之无依者几百口”。谢绛死后，其子景初“抚给孤遗，如阳夏公(谢绛)之存，有田在苏 杭，岁入千斛，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范忠宣集》卷十三《朝散大夫谢公墓志铭》)可见“敬宗收族”是时代之使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晁氏书写着时代，也被时代所书写。 宋史研究界的研究表明，宋代士人一旦为官，就要维持一个相当大的家庭，以致经常为入不敷出叫苦[8]。如苏颂以高官厚俸致仕，聚族二百人，每苦族大家虚，赡给不足，“故每饭不过一肉，非宾客未尝饮宴。”[9]苏颂尚且如此，官微俸薄之人处境就更为艰难，秦观“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终日忽忽无聊赖。”(《淮海集》卷三十《与苏公先生简》)其《淮海集》卷十《春日偶题呈上尚书钱丈》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勰看到诗后送米相助，秦观又作《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其一云:“本欲先生一解颐，顿烦分米慰长饥。客无贵贱皆蔬饭，惟有慈亲食肉糜。”可见生活依然窘迫。晁补之入仕后虽然没有资料显示到底要赡养多少人，但据张耒所作的《晁无咎墓志铭》及其他材料可推知，当时跟随他生活的有自己的妻儿(至少5人)，母亲杨氏(1人)、从叔母阎氏(1人)[10]，未入仕前的弟弟将之一家(至少4人)，还有五个未嫁的姐妹，再加上仆人、家伎等，人数不会少于二十口，生活自难宽裕。苏轼就有诗云:“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三)陶晋生先生认为，宋代官员“除了要奉养父母，抚育子弟，负担家用，为姐妹女儿办婚事外，还需要帮助族人，母族和妻族，及接回因丈夫死亡而不能生活的姐妹、女儿和他们的孤儿。”[11]陶著揭示了宋代官员沉重的生活负 担。而笔者感兴趣的是，它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族人间的互相帮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种互相帮助从长远看也是一种利益投资，自己成功时帮助族人，一旦族人成功时，也有义务照应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这样就可以同舟共济，维系一个家族长久生存下去。后来这种族人互助关系和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一起被宋代理学家纳入“敬宗收族”的理论下，遂醖酿出了中国近代社会新的家族制度和形式。 二殆无虚榜 晁氏是科第成功之家，这点晁氏自己并不否认。如晁咏之云:“四世继直于书林，五叶踵登于词级。殆无虚榜，并继芳尘。后生或以为难能，前辈亦许其盛事。顾虽极陋，亦耻无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七《谢及第启》)晁迥至晁咏之，历五世，故云“五叶踵登于词级”，而“亦耻无功”一语，又显出家族科举成功的传统对后代的激励作用以及后代对科举的重视。其实终宋一代，晁氏共历十世，每世“殆无虚榜”，这在科举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南宋姚勉亦云:“河南晁氏曾有样，二十子弟俱高科”(《雪坡集》卷十八)，这只是大致而言，晁氏科第之士远不止此数。今天能考知的宋代晁姓有三百多人，其中进士就有:晁迥(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晁宗简(淳化年间进士)、晁宗悫(大中祥符中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及第)、晁宗谅(端拱二年进士)、晁宗操(及第年不详)、晁宗干(及第年不详)、晁宗实(及第年不详)、晁宗曜(及第年不详)、晁宗裕(及第年不详)、晁宗儒(淳化三年进士)、晁仲衍(及第年不详)、晁仲约(庆历二年进士)、晁仲绰(庆历四年赐同进士出身)、晁仲堪(及第年不详)、 晁仲诜(及第年不详)、晁仲渊(及第年不详)、晁端中(元祐六年进士)、晁端友(皇祐五年进士)、晁端仁(治平二年进士)、晁端义(及第年不详)、晁端礼(熙宁六年进士)、晁端智(及第年不详)、晁端本(治平二年进士)、晁端彦(嘉祐二年进士)、晁端禀(熙宁六年进士)、晁端弼(治平二年进士)、晁端诚(熙宁三年进士)、晁端声(元符三年进士)、晁端规(及第年不详)、晁端夫(熙宁六年进士)、晁端尹(宣和六年进士)、晁端敏(及第年不详)、晁端林(及第年不详)、晁端臣(及第年不详)、晁保之(元符三年时已为进士)、晁付之(元符三年时已为进士)、晁补之(元丰二年进士)、晁将之(元祐三年举进士)、晁说之(元丰五年进士)、晁隐之(元丰五年进士)、晁咏之(绍圣元年进士，建中靖国元年以新信阳司理参军试宏词科第一)、晁载之(绍圣四年锁厅中进士第)、晁觉之(及第年不详)、晁贯之(元符三年进士)、晁资之(及第年不详)、晁颂之(及第年不详)、晁应之(熙宁三年进士)、晁谦之(及第年不详)、晁尚之(崇宁三年进士)、晁祐之(政和八年进士)、晁益之(及第年不详)、晁夬之(及第年不详)、晁豫之(及第年不详)、晁贲之(及第年不详)、晁谓之(及第年不详)、晁微之(及第年不详)、晁公文(及第年不详)、晁公武(绍兴二年进士)、晁公遡(绍兴八年进士)、晁公裔(绍兴二十一年时为进士)、晁公迈(及第年不详)、晁公肖(及第年不详)、晁子质(及第年不详)、晁子聿(及第年不详)、晁子绮(及第年不详)、晁子光(及第年不详)、晁子涛(及第年不详)、晁子侃(及第年不详)、晁百徵(及第年不详)、晁百谷(及第年不详)、晁百谈(淳熙二年进士)、 晁维岳(及第年不详)、晁世禄(及第年不详)，共七十三人。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增加，因为我们只是根据现有的文字材料做出的判断[12]，一些记载不详的晁氏族人无法判明是否进士出身。《六安晁氏五届续修支谱序》云晁氏“唐宋两朝科甲连绵，官宦络绎，进士七四，宰相者三，经学百六”，虽不无夸美，尚有一定事实根据。其他晁氏也大多因恩荫或其他原因曾入仕为官。明嘉靖间《新修清丰县志》卷十六中收有晁瑮《蜀春山宗长赴周府教，临岐怆然，因道祖德为赠》诗，于“九朝繁宠泽，八世盛簪缨。”两句下分别注曰:“自太宗至孝宗，凡九朝，赐第、赐派、赐匾、赐联、赐诗、赐春帖、春礼，骈蕃不可胜纪”，“自宗字至世字，凡八世，科第五十一人，而服官中外者至百八十六人”。拙著《晁说之研究》中亦曾详列晁氏族人仕宦，可以参看。 尽管对中国社会的特点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官本位”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重要特征。一个家族能够世代繁荣，最重要的条件不是拥有大量的财产，而是家族中不断有人通过科举或其他方式进入仕途，在成为皇权结构一分子的同时从那里交换一定利益。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庇护，即使富甲天下的家族也很难长盛不衰。晁氏家族能够享誉宋代近三百年，关键仍在于世世代代不断有晁氏族人科第成功或入仕为官。晁氏全盛之时是在晁迥晚年，其嫡系子孙十七人“咸有肯堂之材”，皆能继承诗书之业，其中“子四人并升朝列，诸孙十三人十人已为京官。”其他“延荫及弟侄侄孙，不遑具载。”(《法藏碎金录》卷七)长子宗悫还官至参知政事。至第六代补之、说之时，虽然这一辈中进士 者至少二十三人，但官位不显，政治影响有所下降，因此晁补之才哀叹:“文元公起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自第七代开始(公字辈)，晁氏科举入仕人数锐减，至第十代(世字辈)则只有晁世禄一人为特科进士，宋代晁氏一族也就不显于世。不仅晁氏如此，宋代几乎所有绵延久远的世家大族科第人数都相当可观，三槐王氏中进士者仅北宋一朝即有二十余人(据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提供的资料统计，齐鲁书社2004年版)，明州楼氏从皇祐五年(1053)至开庆元年(1259)间亦有三十八名进士[13]。由此可见，科举或入仕对于维护一个中国传统家族的兴盛何等重要。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晁氏家族在治生方面的独特性。所谓治生，即家庭生计的经营，在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添置田产或经商聚财两种方式。有了田地，就可以雇人耕种或租与佃农，使自己从繁重的农事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读书所需的必要时间;经商赚钱，可以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还可增强家族的抵抗意外能力。眉州青神陈氏家族富足，陈希亮曾祖延禄、祖琼、父显忠，皆不仕。希亮幼孤好学，“年十六，将从师，其兄难之，使治息钱三十余万。公悉召取钱者，焚其券而去。学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谕使学，遂与俱中天圣八年进士第。”(《东坡全集》卷三十九《陈公弼传》)希亮曾祖而下至其兄，大约皆为商贾，所以才致有“息钱三十余万”。明州楼氏“世以财雄于乡”(《攻媿集》卷八五《高祖先生事略》)，咸平年间，楼皓“以赀为奉化县录事”(《攻 媿集》卷七四《为赵晦之书金刚经口诀题其后》)，为家族发展奠定了基础，至楼郁决科起家，一门书种，赖以不绝，楼氏遂成仕宦名家。苏轼也屡屡求田问舍，其态度更有代表性，他说:“归老之计，不可不及。今办治退居之后，决不能食淡衣粗，杜门绝客。贫亲知相干，决不能不应副。此数事岂可无备,不可但言我有好儿子，不消与营产业也。”(《东坡全集》卷八十一《与蒲传正》)然而与许多能够长久生存的家族都重视此道不同，晁氏家族似乎对此比较陌生。现存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晁氏家族从事经商的明确记录，他们在添置田产方面的成绩也极为有限。晁迥一系在开封拥有昭德坊晁宅，维系百年之久，但系仁宗所赐;他们在新郑东里也有田地，却数量不多，晁冲之有“我家溱洧间”，“田园虽不广”(《和十二兄五首》其五)的诗句可以为证，南渡后晁公遡为官三十年，“无田庐可归，为贫所驱，矻矻州县间，但知自治而已”(《嵩山集》卷二十九《为宰相小柬》之五)。晁迪一系在济州发展，其裔孙晁补之家不过有贫瘠之田二顷，虽雇人耕种，但“我庄当水穷，乃比石田瘦”，“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以至不得不“居贫废文字，铫鎒学苦耕。”(《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其一、其三、其五)晁遘一系人丁单薄，更显势微。晁仲询乐善好施，颇以富称，但葬母时居然要贷钱始能为之(晁补之《宋任城晁公墓表》)，富只是因其慷慨给人造成的一种错觉。一般而言，没有巨量的田产和雄厚的钱财，家族的长久延续是不容易维系的，但晁氏却是一个例外，他们似乎志不在此。晁公遡《程氏经史阁记》云:“公卿大夫与诸侯之后，乃有不安其贵，而反以富为忲者。则伐冰之家，不止乎鸡豚之 畜也，其家所当传者卿之礼二、士之礼七、大夫之礼三、诸侯之礼四、诸公之礼一，其谁复知之耶,民有幸而得夫爵五之三，与位三之二，或尽得之，然多者再传，少者一传，则已复为民矣。故天下之名为公卿大夫诸侯，率无世其家者，以其礼先亡也。民得之者又本薄而易蹶，故公卿大夫诸侯及其民更相上下为盛衰。„„眉州程氏始以进士起家，今六世矣。仕者日以加多，其乡人私怪其故，将何以致之,予昔尝为涪州军事判官，事太守程公，知其家既贵，而不以殖其货，而能筑阁于其所居，以聚四库书，而贻其子孙。程公岂特程氏之贤哉,实古之公卿大夫诸侯之选也。其子孙能世守之，是亦常为公卿大夫诸侯，则所获宁止鸡豚之利也,”(《嵩山集》卷四十九)可见晁氏家族看重的是诗礼传家，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不去追求殖货放利。不擅经营家产增加了家族对科举入仕的依赖性，往往得仕族聚，失仕族散。如补之因绍圣党祸废罢，徽宗期间曾起为知河中府。他在《河中府谢到任表》中云:“散族再收，啼饥皆饱。”(《鸡肋集》卷五十五)因此对于晁氏家族来讲，就有必要调动自己家族其他方面的优势，来保证科举入仕的稳定性。 三文献相承与文学之家 晚清陆心源谈到晁氏时说:“澶州晁氏为北宋文献之宗，自文元而后，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联翩，如景迂说之，深道咏之，叔用冲之，无咎补之，伯咎公迈，子止公武，子西公遡，各以气节文章名当世。此外著书编集传世亦多，自文元至于公武，群从子孙数十人，著述之见于各家书目者百数十种，今尚存十五种，一门著述之畜，未有如是之盛 者也。”[14]拙著《晁说之研究》中共考证出晁氏三十六人一百五十余种著作，足证陆心源所言非虚。但晁氏被称为“文献之宗”，并非仅因家族成员多有著书编集传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晁氏对书籍、绘画、法帖等文献的收藏和研究。 宋人爱聚书藏书，从达官显贵至一般士人概莫能外。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统计，藏书万卷以上的就有二百多家，如韩琦万籍堂、王雱集雅楼、黄庭坚万卷堂均聚书万卷。朱长文藏书二万卷，宋绶、宋敏求父子藏书三万卷，周密藏书四万余卷，宗室右丞相赵汝愚藏书五万卷，荣王赵宗绰藏书七万卷，叶梦得和魏了翁两家藏书更是多达十万卷。也有未入仕或未事举业的万卷藏书家，如布衣李畸实聚书万卷，隐士蔡致居聚书二万卷，道士陈景元藏书数万卷等。至于藏书低于万卷的则不计其数。可见爱书藏书并非全部与功利有关，而是一种社会风气。 晁氏是当时著名的藏书世家，他们世代为官，或掌文诰，或充馆职，官至学士、博士或待制者有晁迥、晁宗悫、晁仲衍、晁仲蔚、晁仲熙、晁仲参、晁补之、晁说之、晁谦之、晁公武、晁公为等十余人，得以接触大量官府秘阁所藏，又因家族宦迹四方，得以广泛搜罗书籍。其中有不少的善本、珍本，如宋祁手抄杜诗本，司马光的《通鉴举要历》、《司马文正传家集》等。不惟如此，晁氏还兼校书、刻书，这是他与宋代一般藏书家的主要区别。 晁氏藏书自晁迥即已开始。晁迥晚好佛道，又曾为译经润文官，所藏书中佛道经典可能占了相当部分，以至起“密严堂”专藏之。晁迥所 藏书籍目录已不可考，但无疑有不少善本，如《郡斋读书志》之《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云:“未详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尽者补之。自序云:‘以欧阳永叔、苏子瞻、晁文元、宋景文家本参校之，遂为定本。”[15]《陶渊明集》传本虽多，但《问来使》篇，“独南唐与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引《西清诗话》)另据汪藻《世说叙录》，晁迥还整理过《世说新语》，将之厘为上、中、下三卷[16]，可见他并不是单纯的藏书家。 晁迥之后，晁氏数世文献相继，翰墨为业，对家庭藏书自然有所增益。晁说之《刘氏藏书记》云:“予家则五世于兹也，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则未肯自让，乃去年冬火亦吿谴”(《景迂生集》卷十六)。《刘氏藏书记》作于政和五年，可见晁氏藏书遭火灾乃政和四年(1114)冬天。从晁迥起家至此已有百余年，晁氏到底藏书数量达到多少了呢,据喻汝砺的《晁具茨先生诗集序》云“所藏至二万卷。”晁说之并不仅仅是藏书家，他自言“校雠是正”，不逊于以校雠精良著称的宋绶、宋敏求父子。高似孙《史略》卷五亦云:“说之与贺铸均富收藏，精校雠”;“晁以道家所藏凡五世，虽不及宋氏，而校雠最为精确。”(《古逸丛书本》)说之不仅精于校雠，恐怕还是一个刻书家。《景迂生集》卷十八《题戒杀生文后》有“宣和五年癸卯四月戊申晁说之再刻板谨题。”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一有宋徽宗政和乙未(五年)晁说之刊王弼注《老子道德经》。说之最反对王弼之学，连王弼之书都刻，自然也会刊印其他书籍。 晁氏藏书经政和火劫、靖康兵乱后损失严重，但到了晁公武这里，又 蔚为大观。公武靖康年间避乱入蜀，曾为四川转运使井度属官，因与井度交厚，遂得其平生藏书。公武自叙“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衢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序》)。公武亦精校勘，自云:“王(粲)宋(绶)所以能博者，盖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余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至于是正之功，世无与让。”(《郡斋读书志》原序)公武还将藏书疏其大略，著成《郡斋读书志》一书，该书不仅收录比较丰富，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作;而且体例比较完备，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设类，每部前有大序，类目前多有小序，每类之中，各书大体按时代先后排列，书名、解题、序文系统有致，开创了提要式目录学著作体例;同时它的比较翔实，书名、卷数、篇目、编次、作者以及摘录的有关序跋，咸有所据，非杂撮丛钞旧目而成的目录所可比拟。此外，晁谦之、晁子健等也继承家业，不仅注意收集、出版家族亲人文集，还刊印了一批重要书籍，如晁谦之裒刻其父端仁的《汝南主客文集》(《景迂生集》卷十七《汝南主客文集序》)和族兄晁补之的《鸡肋集》(四部丛刊本《鸡肋集》后序)，还曾于绍兴十八年跋刻了《花间集》;晁子健编类刊布祖父晁说之的《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嵩山文集》附录)，还刊印了晁迥手泽本《坛经》，对文化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晁氏不仅藏刻书籍，对书画类文献也有收集，如“晁端彦收怀素与皇少卿柬，大纸一轴，笔势简古”(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十二)，晁补之得僧巨然画二轴“于外弟杜天达家”(《鸡肋集》卷三十三《跋董 元画》)等[17]。周必大对晁氏文献传统曾再三致意:“盖宗生仲，仲生端、之，端、之生公，公生子，子生伯，伯生世，奕叶联名，文献相承，奉天下无它晁，呜呼盛哉～”(《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本朝世臣巨室，与国同休者固多，至于文献相承，久而不替，则前有晁氏，后推君家。”(《文忠集》卷一八六《成都苏教授》)当然，晁氏被誉为“文献相承”之家，不仅在于文献收藏，更在于晁氏对各种文献的熟稔和掌握。晁氏熟知历代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还多能为诗赋，精书擅画，非常博学。如晁迥不仅多次参与朝廷典章制度的制定，且书法楷正，为时推重;晁仲衍“博识，无不该贯。”(《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晁端禀“二十岁而尽授六经百家说，又杂取他类书、小说，丛脞人不胜览者。”(《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晁补之“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张耒《晁无咎墓志铭》)晁说之博极群书，吕祖谦以杂而质厚视之(《东莱集》别集卷十六《答朱侍讲所问》)。补之、说之还皆入邓椿《画继》传中，补之卒时尚画有山水大屏并题诗其上，《鸡肋集》、《景迂生集》中有不少说经辨史、谈书论画之作;晁冲之于“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国典，礼文损益，靡不贯洽”(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晁公武“少时贯穿群书，出入百氏，旁逮释老”(《文献通考》卷二三八《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其《郡斋读书志》称雄一时，嘉惠百世。晁公遡著书数十种，亦以博通著称。具体到晁氏个体，每人的文献功夫又自有特点，大要而言，晁迥重在国家典章制度，补之重在史学辨正，说之重在经学建设，公 武重在学术史的整理，显出晁氏文献家法的历时性变化。 同样以文献之家著称的还有东莱吕氏。吕夷简、吕公著、吕本中等累世为北宋高级文职官员，《宋元学案?紫微学案》云:“先生(吕本中)之家学，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盖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虽历登杨(时)、游(酢)、尹(焞)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而为伯恭(吕祖谦)，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又云:“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吕希哲)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18]吕氏的博闻和近禅，似与晁氏同，但吕氏世代为文职高官，文献中偏于学术，而晁氏则多以能文名，文献中虽也重学术传家[19]，但更偏于文学。我们看以下几则材料: 黄庭坚:“晁氏出西鄂，世家多艺文。文庄和鼎实，尚书亦大门。简编自襁褓，簪笏到仍昆。向来映轩冕，颇据要路津。恩勤均骨肉，四海一尧民。无咎晚相见，实惟诸晁孙。智囊似内史，笔力窥漆园。词林少根蒂，斯人今绝伦。„„”(《山谷集》外集卷十二《送晁道夫叔侄》) 晁说之:“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悫，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景迂生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 方回:“晁叔用，名冲之，自号具茨，有集，入江西派。晁氏自文元公迥至补之无咎五世，世有文人。无咎之父端友，字君成，诗逼唐人， 有《新城集》。无咎有《济北集》。从弟说之，字以道，号景迂，有《景迂集》。以道亲弟咏之，字之道，有《崇福集》。补之、咏之，四朝国史已入《文艺传》。叔用此诗盖学陈后山也。其兄无斁、载之见知于后山，因是亦知叔用。叔用有子曰公武，著《读书志》者，可谓盛矣。”(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感梅忆王立之》条下) 四库馆臣:“晁氏自迥以来，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嵩山居士集》) 他们无一例外的以文学为中心，可见文学(包括纯文学创作与实用文章写作等)的确是晁氏最为突出的家风特征。晁氏家族人多有集，晁迥以大手笔用于真宗祥符、天禧间，一时诏令多出其手，迥子宗悫与迥同知制诰，在翰林一夕草将相五制[20]。之后文名蝉联，世代不衰，尤以“之”、“公”两代最著，补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咏之、载之的文才也都曾得到苏轼的誉扬。说之学识渊博，被范纯仁、苏轼等以著述科交相举荐。冲之为江西诗派重要诗人之一。咏之子公迈，冲之子公遡、公武也以诗名(详参第四章)。因此喻汝砺才感叹道: 宋兴五十载，至咸平、景德中，儒学文章之盛，不归之平棘宋氏，则属之澶渊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门也„„其家世风流，人物之美，渊渟浚深，畜厚而发达。自王文献、李文正、毕文简、赵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书，而晁氏尤瓌富闳溢，所藏至二万卷。故其子孙焠掌励志，错综而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当世(《晁具茨先生诗集序》，宛委别藏本)。 四世奉真如法门 晁说之曾自云“世奉真如法门。”(《景迂生集》卷十六《宋成州净因院新殿记》)范成大给晁公遡的诗亦云:“君家出世学，无生亦无亡。”(《石湖诗集》卷十七《晁子西寄诗谢酒，自言其家数有逝者，词意悲甚，次韵解之，且以建茶同往》)晁氏家族佛风确实颇盛。晁迥精通佛典，曾任译经润文官，著有《法藏碎金录》等书，晚起密严堂，专藏佛典。晁迥对《六祖坛经》似乎情有独钟，其六世长孙晁子健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刊刻了《六祖坛经》，成为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刻本之一，他所据祖本，正是晁迥多次翻阅的手泽本[21]。而晁迥名其收藏佛典之处为密严堂，似又与华严宗颇多亲近。晁端礼“平生嗜佛书，暮年一意归宿，口诵手录，皆要妙语。夜卧目有圆光，家人惊之。公曰:先文元公修清浄惠，得无碍观，每有此相，今不知何祥也，或岀于情想尔。”(李昭玘《乐静集》卷二十八《晁次膺墓志铭》)端礼学佛体验与晁迥竟有相近处，而从其对晁迥“情想”一语，可以见出端礼对祖先有关佛学的著作是多么耳熟能详并深受影响。晁补之写有不少《释氏赞疏》，而且“年二十许时，即知归依正法，更不生疑”(《鸡肋集》卷六十九《答楷老别纸》)，他还请则和尚讲过《金刚经》、《圆觉经》，对观音信仰也深感兴趣[22]。晁说之本人也早与佛教结缘，作于二十九岁的《宿会真宫灵休厅》诗即云:“我虽养佛胎，未必有仙骨。”可见他青年时代就已接触佛教。晁补之《次韵无极以道寄金山寺佛鉴五绝》诗其四云:“无极世缘如嚼蜡，人言当住夜摩天。此郎久学无生忍，此事吾知否不然。”也说明说之学佛历史的长久。说之诗集中还常提到和佛教中人的交往，如圆照、法琦、道光、 恂公、果公、中令、明智、照律师、广圆、法铨、然公、讷老、密印等，他还提到自己阅读佛经，如“楞伽懒焚香，离骚幸可吟”(《县楼对山坐》)，“抛尽图书避俗尘，楞伽读罢与谁亲”(《即事》)。楞伽为法相宗六经之一，宣说世界万有皆由心所造，人们认知的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说之还曾对律宗发生兴趣，并接受四分律的约束，《景迂生集》卷七有《予告客不能饮酒，尝使宾主俱劳，客言有二事便可痛饮，谓对花对佳人。予病眼难看花，从照律师授四分律远妇人，作绝句谢客》。但他最为倾心的还是天台宗(即法华宗)，他曾在明州任职，那里是天台宗正统山家的传教中心，说之师从山家派嫡系传人明州延庆寺的明智中立大师，并将明智中立重视净土的思想推广到中原，显示出宋代佛教禅净一致和台净合一的倾向[23]。《景迂生集》卷十四《净土略因》载:“临淄赵子和仁裕移书洧上老法华曰:‘吾东州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净土可修，而自天台教以出也。”他晚年爱诵法华经，自号“天台教僧”和“洧上老法华”。表明了他对天台一脉的情有独钟。晁谦之亦奉行佛教，曾画有《善境界图》，吕本中曾题诗云“知君参见法轮老，始悟苍苍便是天”(《东莱诗集》卷十五《题晁恭道善境界图》其一)，这和晁迥在《法藏碎金录》中反复强调《圆觉经》“善境界”有一致之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收录了比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数量为多解释为详的释类著作，从这些提要中可以看出他对佛教义理理解的深刻程度。他的弟弟晁公遡甚至日诵三遍《金刚经》[24]，《金刚经》为《六祖坛经》所标举的最为重要的佛典，《坛经》又为晁迥所青睐，与其他奉佛家族相比，晁氏 奉佛自有其一脉相承的传统。晁氏家族女性也有多个佛教共鸣者，如晁仲参妻公孙氏“晩知无生说”(《鸡肋集》卷六十二《寿安县太君公孙氏行状》)，晁补之的母亲杨氏“笃信佛事，诵《金刚般若》二十余年”(杜纮《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晁补之妻杜氏亦热心佛事，曾出资一百三十千助成甥女杜小五娘剃度出家(《鸡肋集》卷七十《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词》)。 需要说明的是，晁迥治学虽尚兼取，但其角色意识非常分明，即在社会层面恪守儒家角色，在私人空间嗜好佛典。这种特色在晁氏家族中也得以发扬，如晁端规(字梦规)，著有《推本省身图》、《大学知归图》，“出入经传，间引释老，大要以修身齐家治人为本”，周必大认为“晁氏文元公博学笃行，兼通儒释，致位禁林„„梦规殆传家学欤”(《文忠集》卷五十五《晁氏二图序》)。再如晁补之和晁说之，他们私下对佛教都非常倾心，为佛教庙宇、人物写了不少赞颂之文。但在社会层面上皆以儒为宗，重礼法，申孝悌，神宗阅补之文章有“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宋史》本传)之叹，说之“自少日激昂刻意经术，尊先儒，谨训诂，未尝亿措一言以悖理害教”(《嵩山文集》附录晁公祖《题嵩阳景迂生文集后》)，他还对吕本中“说得佛学太多”表示不满(《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了解了晁氏对佛教适用范围的态度，就不致于对晁氏家族乃至宋代士人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感到大惑不解了。 五善训子孙——尚德与勤学 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家庭教育，宋人意识到政治、经济地位无法长期保 证，惟有教育子孙以德齐家、使亲族敬爱和勤奋读书、争取科第或入仕，才能保持家族长久兴盛，宋人的家庭教育于是更加注重对道德和读书的推崇。宋刘清之所撰的《戒子通录》和宋赵善璙所撰《自警编》卷三《齐家类》就记载了大量的例子。如家颐《教子语》:“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人家子弟，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诗书味短。”(《戒子通录》卷六)何耕《示子辞》:“学业在我，富贵在时。在我者不可不勉，在时者静以俟之。疏瀹乎六艺之源，游泳乎诸史之涯，泛窥于百家之说，而旁猎于前辈大老之文辞，广闻见于益友，质是非于名师，以文采论议为华，以孝友谦慈为基，识欲远而不欲近，志欲高而不欲卑。若是，则其达也，必能卓然有立，以示百僚之准式;其穷也，亦将介然自重，以为一乡之表仪。苟惟不然，是林林而生，泯泯而死者耳，尚何以名男子为哉～”(《戒子通录》卷六) 推崇道德主要指立身处世以道德礼法为本。晁氏不仅重视家族礼法、孝悌仁爱(“不失敦本睦族之意”一节里已有详论)，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驭事以道、不苟时好、不贪富贵的精神。王禹偁称赞晁迥宁屈于官，“而大伸于道者。”(《小畜集》卷十八)晁补之所言“家风藐五世，不肯适人适。”(《次韵四弟以道十二弟叔与法王唱和兼示无斁弟二首》其二)晁公遡诗云“五世相传盖有道，中无所欲人何求。”(《得东南书报乱后东都故居犹存，而州北松檟亦无毁者》)说的都是同一种意思。如晁迥拒识天书之字(《曲洧旧闻》卷一)，晁端中“文辞雅不追世好，故累上乃中第”(《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 晁君墓志铭》)，晁说之中进士后不习三经新义，钻研古学，以致沉沦下僚(参笔者《晁说之研究》)，晁补之常自比为鲁国倚楹而悲啸的漆室女，以“余不敢污以干时”(《鸡肋集》卷一《释求志》)而自励，晁子与淡视名利，“赐爵迪功郎，拜恩已，即卷衣冠藏之”(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都是晁氏道德家法的具体表现。陆游《家世旧闻》[25]载:“先君言:昭德晁氏多贤，自蔡京专国以来，皆安于外官，无通显者。有疏族，居济州，以京荐为大晟府协律郎，举族耻之„„盖其家习为正论„„。”“疏族”当指晁端礼，晁说之曾作有《宋故平恩府君晁公(端礼)墓表》(《景迂生集》卷十九)，多有赞美之词，可见“举族耻之”并不准确，但从陆游“其家习为正论”之语不难体会到昭德晁氏令人称羡的道德家法。晁谦之似乎有所争议，绍兴十四年八月他知抚州任时，献临川县进士梅执古家所产瑞粟一株一十九穗，一株九穗，一株八穗(《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二五)，秦桧喜而用之(《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中)，然献瑞异亦是地方官惯例，并不能视为阿谀权贵，而绍兴十八年其罢知建康的原因，倒是坐与赵鼎、王庶子交通，得罪秦桧所致。 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晁氏家族中也有品德堪疑之人，晁补之的长子晁公为就是一例。公为在高宗建炎年间即以朝散大夫直秘阁知台州，绍兴元年御舟经过时供物丰华，被劾扰民，因宰相范宗尹庇护免于追究(《中兴小纪》卷八)。同年，天台人求珍以杀人系狱，珍以金赂公为之妻，遂得不死。知天台县刘黙告发到都省及御史台，范宗尹与吕熙浩包庇此事，移刘黙他官，不久借口刘默违法科敷及馈送过客属吏， 将其除名送饶州编管。又暗示调查此事的施埛遮掩真相，事发，公为于七月十九日被免职。绍兴三年，公为上书言“妻任氏受求珍金银，臣并不知法”，乞改循私之罪为失职之罪，为自己洗脱罪名，企图东山再起。绍兴五年，果有诏复其直秘阁，只是因中书舍人胡寅的强烈反对才作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六、五十一、六十五、八十八)，其人品道德不可谓高尚。这个例外，说明了家族成分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晁氏道德家法只是就其总体表现而言，千万不要胶柱鼓瑟。 需要注意的是，晁氏为了维护其道德家法，在教育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晁仲询的夫人告诫三个儿子“尚德”(《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晁端友的夫人杨氏对儿子晁补之说:“汝父平生志甚高，仕非其本意。儿德愧先人，慎毋为诡遇。吾老无所用，富贵如是多矣”(杜紘《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晁端彦有意让儿子晁说之聆听大儒刘恕“无从妖学，无读妖言”的教诲(《景迂生集》卷十五《与刘壮舆书》);晁说之对晁氏后辈也训诫甚严，吕本中《童蒙训》卷上云:“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处，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叔。若兄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尝敢呼字也。其言父党交游，必曰某姓几丈，亦未尝敢呼字也。当时故家旧族，皆不能若是。”不惟如此，晁说之甚至对姻亲和朋友的后代也不忘道德礼法的训导，他赠张耒之子张彧的诗云:“莫学群儿败家法，入门无不曳长裾。”(宋马纯《陶朱新录》)吕本中《师友杂志》还记载了说之的一件趣事:“以道，盛文肃家外甥， 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于玉父为尊行。一日同会京师，玉父未及见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谓以道曰:公丈人行也，前此未得一见。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人行之有,玉父再三谢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叙致尔。”正是有了家庭教育的有意识引导，才使驭事以道、孝悌仁爱等礼法规范对于其他家族可能是迫于外在生存的压力，对于晁氏家族却是内在道德化的外在呈现，晁氏的道德家法也才得以顺利传承下去。 勤奋读书、嗜爱学习在晁氏家族中更是一种优良传统。入宋晁氏始祖晁佺虽事迹不显，但“保其上世之诗书，不改其逢掖之旧”(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晁迥也秉承了这种文史家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记载: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翰林学士晁迥上《玉清昭应宫颂》，其子秘书省正字宗操继上《景灵宫庆成歌》。上曰:“迥高年勤于著述，而善训子弟，亦搢绅佳事也。”晁迥嫡长孙仲衍“早夜抱书册讽诵，父母爱怜之，又闵其素弱，意不欲其苦之也。君亦阳从游息，夜潜起取烛，或彻旦不寐，益务记览。”“君为人端粹，唯嗜学，未尝一日去书。”(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晁端友“病卧昭德坊，呻吟皆诗”(《山谷集》卷二十三)。晁补之“讲学至老不废”(张耒《晁无咎墓志铭》)，自谓“吾庐无余地，文字散堆案”(《鸡肋集》卷六《次韵李成季感事》)。晁说之也自言“终朝好学”(《景迂生集》卷八《即事二首》其一)，晚年流落海陵，对从侄公鄼说:“吾脱身虎狼烟熖之中，无丝缕以自随，知汝有经史诸书，可悉垛于吾案上。老不能读，聊守以自娱，如爱襁人见镪 而喜也。”(四部丛刊本《嵩山文集》附录《书毛诗后》)晁公诗好学博知，建九经堂于金溪，吕本中《东莱诗集》卷十九《晁公诗九经堂》云:“人家有屋但堆钱，君家有屋定不然。一堂无物四壁立，六艺三传相周旋。„„”潜移默化间，好学成为晁氏的一种家风。当孩子不爱读书时，晁氏家长也会采取强制措施，如晁公遡自述“某自维幼，已不喜书，先君强焉使学，而非其性所堪。”(《嵩山集》卷四十五《上周通判书》)结果晁公遡亦以文名。 不仅家长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地教导和影响孩子爱好学习，晁氏家族还特别注意调动家族力量，给予后人多种形式的教育，如让孩子们群聚切磋、共同学习;孩子年岁稍长，父亲带他们出去游历，增长见识等。 现存史料中未能发现晁氏家族设有族学的明确记录，从晁氏族人及其亲友的一些论述看，他们似乎多由父兄教学。如晁端礼幼“学词赋于诸兄间，日一再作而佳矣。”(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鸡肋集》卷六十《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云:“补之少日，愚无师闻，闻《诗》与《礼》于我先君。”晁补之《次韵八弟西园课经二首》其一也透露了他教儿子读书的情景:“懒旷期陶谢，呼儿读晋书。”晁公鄼《书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诗后》记载了晁说之对他的教诲:“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读书，当先读五经，看注疏，读三史，不患不能为一赋，能如此，取青紫不足道也。文忠公集不可玄手，韩文难入头，先看六一，后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传，次春秋，此是读书后先。”(《嵩山文集》附录)晁公遡《石判官惠诗用韵为谢》 云:“吾宗衰谢尚斯文，长抱遗经教子孙。”(《嵩山集》卷十二)而且族人聚集在一起学习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一《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云:“少与先君同砚席，先君爱之犹同气。”晁保之的父亲是晁端中，年长补之仅两岁，两人虽是叔侄关系，却因年纪相仿而“同砚席”。陆游的外祖母是晁冲之的姐姐[26]，陆游回忆说:“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诸晁读杜诗‘穉子也能赊’、‘晚来幽独恐伤神’，‘也’字、‘恐’字，皆作去声读。”(《老学庵笔记》卷七)这种由家族父兄亲自教学，年龄相仿的族亲共同聚集进行学习的方式，具有彼此了解，易于接受，互相激励，取长补短的整体优化效应。 晁氏家族由于入仕人员较多，做官地点又不固定，扩展了家族活动空间和社会关系，使后代得到了增长见闻和向名师求教的机会。晁氏族人很重视这种锻炼，晁宗悫使陕西时，就曾带晁仲衍同行，仲衍“自成一编，曰《侍雍杂编》”[27]。晁端友游宦时也多带补之前往，晁补之回忆说:“始补之之为儿，从先君学，先君多为补之言故里中前辈贤士长者。”(《鸡肋集》卷三十四《张穆之〈触麟集〉序》)晁补之拜苏轼为师，也是借了随父游历杭州新城的机缘。晁端彦官淮南时，刘恕来访，“美叔(端彦)呼诸子拜之。道原曰:‘诸郎皆秀异，必有成立，无为訞学，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闻于世。’”(朱弁《曲洧旧闻》卷五，知不足斋本)世家大族的这种社会关系优势，是一般人家所难比拟的。 宋代晁氏家族文化的以上若干层面，是一个彼此呼应的整体。如晁氏 丰富的家族文献和藏刻传统，不仅为家族中人获取知识，钻研学问提供了必要条件，还训练了家族子弟的文献工夫，培养了家族子弟的读书意识，在家族中形成较为浓厚的文化气氛，晁氏人物科举成功率较高，家族中人博学宏识、多才多艺等，和拥有如此优越丰富的文献资源分不开的。而其善训子孙，尚德勤学，才有希望将科第蝉联、敬宗收族、文献传家等传统保持下去。其“世奉真如法门”，又是晁氏勘破实相无相，不主一家，博采众长、超然物欲之上的精神武器。宋代著名的文化世家固多，但像晁氏同时具有以上优势的则凤毛麟角。即拿科第来说，明州楼氏是宋代名族之一，楼郁幼子楼肖一脉，教子勤学，经书皆通读如流，然只有淳祐七年(1247)楼洌一人及第，其他尽皆科场失利。楼郁长子楼常，楼常子楼弁、楼异虽皆科第出身，至楼异五个儿子则又科场无名，皆以门荫入仕，至其孙辈始在科场大放异彩[28]，都不如晁氏十代的“殆无虚榜。”晁氏家族在崇尚道德、重视科第、敬宗睦族、文献收藏、文学传承、博学勤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 另外，晁氏家族在每一典型意义中也隐含着自己的独特家族个性:他虽然重视科举和入仕，却并不像一般家族那样重视治生，更不愿因此有违道德节操;他虽然敬宗睦族，却并非礼法强制，而是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他虽然喜爱佛教，对《金刚经》较为重视，但只将其控制在私人兴趣层面;他虽然文献相承，善教子孙，却更偏于文学训练，晁迥、晁宗慤等皆以词臣起家，后世子孙亦以词臣为荣。至于晁氏如何与其他文学世家相区分，我们在第四章将有探讨。 小结 本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1、晁氏族人之间礼让、睦爱、孝悌之风非常浓厚，体现出宋代敬宗收族的普遍家族风气。晁端彦还撰有《晁氏世谱》，不失敦本睦族之意。晁氏族人平时散居，但当家族间有了大事发生时，他们也会聚集到一起，同喜共忧。他们的相互睦爱是化与心成的自然行动。 2、晁氏是科第成功之家，具有丰富的科举经验，历宋代十世，皆能榜上有名，有据可查的登科族人达七十四人，是中国科举制度上的一个奇迹。晁氏科举的成功，对晁氏家族的长盛不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晁氏家族不善治生，加重了家族对科举的依赖。 3、晁氏历代皆喜藏书，还兼校书、刻书，刻有《坛经》、《花间集》等，对文化传播作了积极贡献;他对书画类文献也有收集，对各种文献非常熟稔，深知历代典章制度，且多能为诗赋，精书擅画，是典型的文献之家。与同以文献著称的东莱吕氏相比，晁氏在文献上的造诣集中于文学方面，故又被称为文学之家。 4、晁氏家族佛风颇盛，晁迥、晁补之、晁说之都对佛经有精深的研究，但他们在社会层面仍然恪守儒家角色，只在私人空间嗜好佛典。 5、晁氏家族善训子孙，尚德勤学，并注意调动家族力量，让孩子们群聚切磋、共同学习。孩子年岁稍长，由父辈带他们出去游历，增长见识等，给予后人多种形式的教育。 6、晁氏家族在崇尚道德、重视科第、敬宗睦族、文献收藏、文学传承、博学勤学等方面的综合成就，既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 又体现了晁氏家族自身的个性。 [1]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7—148页，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 [2]参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第9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4]序载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亦见于民国十三年《菏泽晁氏支谱》，皆藏山东菏泽晁八寨。 [5]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四库全书本。另:本文凡未注明版本的古籍均引自四库全书。 [6]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十，《龚丘县主簿晁君墓志铭》残篇(题目为笔者所加)。 [7]晁补之作有《积善堂记》，晁说之作有《积善堂》诗(《景迂生集》卷五)，晁冲之作有《积善堂诗并序》(《晁具茨先生诗集》)。 [8]参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梁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版。 [9]《苏魏公文集》卷五《累年告老，恩旨未俞，诏领祠宫，遂还乡闬，燕闲无事，追省平生，因成感事述怀诗五言一百韵示儿孙辈，使知遭遇终始之意，以代家训，故言多不文》诗中注。 [10]《鸡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阎氏墓志铭》云:“逮补之为尚书郎 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按阎氏嫁端本，而端本早卒，阎氏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杜开，又因产夭，有一外孙女，出家为尼。 [11]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51页。另外，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中也认为宋代普遍存在着一族多数人靠某一官吏俸给生活的现象，而官员又有除了衣食住行外的文化消费，俸给显然不足。“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可能有的。”(第97页)这样就迫使官员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最大化，即走向:“一方面收受贿赂，一方面用别人的名义置产，或从事商业活动。自宋朝以后，官吏们之以这种手段解决其困难，乃众所周知之事。”(第98页)晁补之的儿子晁公为因妻任氏收受犯人贿金被免官后导致其家衰微，谢伋就曾作《过晁使君子莫园有感》诗为之叫屈(见《天台续集别编》卷六)。可见官员受贿已经成为一种习见的社会现象，因此才有人会觉得冤枉。 [12]所据材料参《晁说之研究》，其中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卷五言晁仲询为“特科进士”，言晁冲之举进士。但据《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仲询未及第;而冲之亦未中第(参本书第六章考证)，故不予统计。 [13]吴光主编《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第46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4]陆心源《刻〈续谈助〉叙》，《十万卷楼丛书》本。 [15]《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第806页。 [16]汪藻《世说叙录》三卷国内久佚，日本前田侯所藏宋绍兴本《世 说新语》后附有二卷残本，中云:“晁(名迥，谥文元)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 [17]晁氏与书画之关系，何新所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第56页亦举有数例，可以参看。 [18]《黄宗羲全集》第四册《宋元学案》卷三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1992年1月第1版，第518页、第516页。 [19]晁公遡《景迂先生论语序》(《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五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云:“汉之诸儒则尚知尊信其所自，非嗣其家、承其师，则不得在学官。惟予家则尚仍汉儒之旧，文元公之学，其如源乎江汉而放为大川，四传而及予族伯父景迂先生，则既合于海矣。” [20]按此事在宝元元年三月戊戌，参见《宋史》表二宰辅二宝元元年条，宗慤所草其中两制尚存《宋大诏令集》中。 [21]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尾》子部卷一《法藏碎金录》条引晁子健《坛经后记》:“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荆南，于族祖位见七世祖文元公所观写本六祖《坛经》，其后题云: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以至点句标题，手泽具存。”有关晁氏男性与佛教的关系，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关于宋儒晁说之——考证学与佛教信仰》(《东方学》第73期，1987年)亦有考辨，可以参阅。但该文引《春明退耕录》:“赵文定、杨文公、晁文庄、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证明晁宗悫亦通佛典。此处不确，细按上下文，文中所云“晁文庄”任译经润文 官事当在太平兴国至天禧初，晁迥天禧初始任译经润文官，而宗悫此时资历尚浅，未堪此任。故此处“晁文庄”当为“晁文元”之误。另本文晁端礼嗜佛一条材料，原未留意，后观李朝军博士论文第49页载此，遂复核原书补入。 [22]参《鸡肋集》卷六十九《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像赞》，卷七十《请则和尚说圆觉经疏》、《请则和尚说金刚经疏》。 [23]参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24]《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六《金刚经会解》条云:“予弟公遡，日诵三过。” [25]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家世旧闻》第21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凡引《家世旧闻》皆出此书，只注页数。 [26]《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诸晁书帖》:“某之外大母清丰君，实巨茨先生女兄。” [27]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 [28]参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大陆杂志》第九十四卷第五期，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