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改编优劣论.doc

电视剧《红高粱》改编优劣论.doc 电视剧《红高粱》改编优劣论 摘 要:2014年郑晓龙导演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上映以来，不仅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口碑也非常不错。从叙事方面来讲，这终究是一部披着抗日外衣的都市情感剧;从人物刻画方面来讲，剧中人物“九儿”似乎是一切的中心，但却映射出现代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规约;从声画语言来讲，导演摒除了张艺谋式个人风格，拍出了时代审美下的精致细腻。 关键词:《红高粱》;经典名著;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085-02 一、引 言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大陆本土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莫言的作品也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由此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小说《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优秀代作之一，早在1987年张艺谋导演就曾以《红高粱家族》为蓝本拍摄了电影《红高粱》并一举摘得1988年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中国电影。 多年之后，趁着一股莫言热，著名导演郑晓龙又买下《红高粱家族》的电视剧拍摄版权，并且2014年《红高粱》播出后收视率和口碑都非常不错。那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电视剧版《红高粱》是否也能达到1987年电影版那样的高度,虽为同一个故事蓝本，但不同的艺术在叙事方面的表达有何不同,饰演电视剧版“九儿”的周迅与巩俐版的“九莲”的形象有何差别,不同的年代背景下的声画造型有何变化,本文将从电视剧艺 术本质属性出发，从叙事、人物、声画造型等几方面对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作出浅析和探讨。 二、叙事:披着抗日外衣的都市情感剧 小说《红高粱家族》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山东省高密县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恨情仇以及抗击日军的故事。电视剧以叙事为特长，《红高粱》的编剧赵冬苓为了丰富剧情内容延伸故事脉络，契合当下观众的收视需求和心理，除了以九儿和余占鳌的感情发展为一条主要线索外，还重点增加刻画了大嫂淑贤这一人物。这一人物的叙事功能就在于构成她和九儿的矛盾，从而将二人的明争暗斗构成了第二条叙事线索。大嫂淑贤是单家大儿子的遗孀，和九儿命运一样，同是抱着贞洁牌坊进的单家，她深居简出贤良淑德，县长朱豪三还颁发给她“妇女楷模”的牌匾。因为九儿和余占鳌不清不楚的关系损坏了她所维护的单家的清白名声，这构成了九儿和大嫂淑贤之间的第一对矛盾;之后恋儿到来，大嫂淑贤因为不想招惹是非，而九儿却很想留恋儿在身边所以二人再次有了矛盾;以及为了单家财产，在九儿生下儿子失血过多昏迷不醒之后竟然狠心将其入殓等。 如此诸多二人争斗、矛盾的戏码占据了整部剧的一半戏份，剧情演绎到三十二集，罗汉出走二人矛盾才到此结束。另外加上九儿与恋儿因为余占鳌争风吃醋而上演的“斗小三”的戏码，有网友戏称这部剧不应该叫“红高粱”，应是“单家甄?执?”。 从全剧60集的篇幅来看，前40集的内容主要是九儿、恋儿与余占鳌的感情戏、九儿与大嫂争家产以及间接夹杂的官匪斗，40集后，抗战开始 提上日程，日本鬼子快要来了，而直到第49集，鬼子才真正出现在高密县。抗日部分只不过是剧中故事发生的一个特定时代背景，而这部剧的核心其实是九儿与余占鳌的情感戏。电视剧《红高粱》也终究是一部披着抗日外衣的都市情感剧。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时代的年轮已发展到今天21世纪，距离“故事讲述的时代”已久远。时代的发展影响电视剧艺术的创作，电视剧艺术也映射出时代的印记。创作者在今天讲述上个世纪的故事，必然难以避免地融入他对莫言原著小说的理解，融入对当下观众审美趣味的把握和思考。 当前，单纯的抗日题材、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电视剧已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在市场化、收视率为导向的今天，创作者更倾向于增添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桥段和剧情。加之，导演郑晓龙曾执导过《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后宫甄?执?》等优秀电视剧，他素来擅长言情、婚姻、宫斗类型的题材，《红高粱》披着抗日剧的外衣实则是部言情剧也不难理解了。 三、人物:男权中心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约 电视剧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来结构剧情。《红高粱》几乎倾尽所有笔墨刻画和塑造了周迅所饰演的“九儿”这个形象。她似乎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性的典型特质――温良恭俭让。未出嫁时，对抗“父权”[1]，骂不争气的爹，专门与他对着干;出嫁后，对抗“夫权”[1]，与余占鳌野合，争夺单家财产;她还对抗“官权”，与主流社会代表官府势力朱豪三斗智斗勇，最后她仍然心系民族大义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这是一个上得厅堂下 得厨房的女人;是一个内能执掌家业，外能介入公共社会的女中豪杰;还是一个抓得住男人、斗得过小三、争得了家产的精明主妇。甚至为了渲染“九儿”的机敏优秀，将余占鳌这一人物角色设置的与原著中所塑造的“我爷爷”深明大义、在民族国家危难时同仇敌忾、正气浩然的形象大相径庭。电视剧版的余占鳌，虽然有勇敢仗义、豪爽果断的男子汉一面，但这一人物形象同时又是缺乏冷静与智慧的，面对日本鬼子侵略的到来，他又缺乏民族大义意识，变成鼠目寸光只知个人恩怨仇恨的“真”土匪。 原著小说讲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赞美了旧年代里在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对生命力的狂野热爱和浪漫的爱情，小说里的九儿是会为了恋儿争风吃醋的，会为了挽留余占鳌而被打的。而电视剧出于时代变化、观众审美的需要，将着力点放在了“九儿”这个女性身上，其中加入了太多美化九儿形象的剧情和桥段。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充满了“女性主义”味道的。然而，从其自身对余占鳌说的话“男人就是要干大事”，以及教育恋儿时说的“女人要让自己的男人干大事”等，可以看出其自身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电视剧《红高粱》也终究没能让女性走出男权思想的规约，它是不是也在为“女性主义”的谎言做遮羞布, 四、声画:清新明快、精致细腻的风格 张艺谋的电影版《红高粱》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画面也充满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老味道”。如今随着影视技术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以及影视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得愈发成熟完善，电视剧《红高粱》的画面也一反张艺谋电影版画面的“土坷垃”质感，充满了精致细腻的格调。电视剧《红高粱》的整体画面以明亮的高调为主，并没有大面积的红色出现。 片中湛蓝色的天空明亮干净、绿色的高粱地铺满整个画面，纯色的灰砖瓦房，淡淡的阳光透过树木洒在地上的剪影，这一切都给人极其明快轻松的视觉感受。若不是北方所特有的四合院平房，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南方才有的清幽古镇。 “颠轿”和“野合”是电影里刻画非常着力和出彩的两个场景。“颠轿”部分，特色的民谣、粗壮的大汉、豪迈的歌声、扬起的滚滚尘土以及“野合”部分一声唢呐和急促的鼓点配合着随风而起势摇摆的高粱地，都成为电影语言的经典镜头，表达了对旺盛生命力的赞扬和热烈的歌颂。 电视剧版的“颠轿”场景用时五分多钟，也着重刻画了杠子夫矫健的步伐、阳光下身上的汗珠、豪迈愉悦的歌声，新娘在轿子里偷窥余占鳌时，“主客观镜头交替运用毫无错乱”[2]。但是少了黄土地扬起的滚滚尘土也便少了些许生命的豁达豪迈。另外九儿在颠轿后呕吐反应和与余占鳌的对话，少了电影里的那种神秘含蓄、耐人寻味的乐趣。电视剧的“野合”场面更因为余占鳌雷人直白的台词“我要睡你”意境全消，何况还重复了三遍。剧中也没有模仿电影中的镜头运用表现男女快速追逐，而是运用了中近景表现男主人公抱着女主人公在高粱地里前行，主题曲《九儿》渐起，用大全景表现踏平了的一片高粱，随之音乐落。之后便是九儿从反抗到主动的过程，配合主题曲的音乐渐起，镜头逐渐上摇至大远景，最后特写了一束阳光下的红高粱，音乐落，节奏配合相得益彰。总体来讲，除了台词部分，整体这两段戏还是令人满意的，当然达不到电影曾经“随着一声唢呐的呐喊，人们的心绪被推上百感交集的峰顶”[3]那样辉煌的高度。 电视剧《红高粱》长达60集，编剧为丰富剧情扩展故事内容，在原 著基础上重点增加了大嫂淑贤和张俊杰两个人物，围绕着核心人物九儿上演了妯娌内斗、“正室”与“小三”、情敌变朋友、政府抗日剿匪等种种戏码，从中甚至看到了近些年来荧屏热播的宫廷剧、抗日神剧、年代戏甚至青春偶像剧的影子，可谓是这些荧屏大热元素的集合版。究其原因，它创作于当代大众文化占主流的社会背景下，为契合当下社会语境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习惯，为了节目收视率，编剧在进行改编经典时必然要遵循市场导向，对原著中不符合社会情境、社会审美的因素剔除，增加适合电视剧演绎、符合观众期待心理的故事内容，然而这也必然导致电视剧与原著精神的错失。总之，电视剧的商业化路线使这部剧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当今时代背景下又一部披着抗日外衣的情感故事剧。 参考文献: [1]何天平，韩鑫.走出家庭的女性:电视剧红高粱中女性的自我解放与社会变迁[J].新闻春秋，2015(2). [2]尹利强.影视作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3]张爱忻.红了高粱[J].当代电影，1988(2). [4]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5]肖燕雄.影视媒介的艺术化生存[M].广州:世界图出版公司，2013. [6]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桂青山.影视作品解读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