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绒花传统手工艺研究综述.doc

国内绒花传统手工艺研究综述.doc 国内绒花传统手工艺研究综述 摘要:指出了绒花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品，用天然蚕丝制作而成，常常作为民间节事习俗中使用的装饰花。经过兴衰起伏的发展历程，绒花在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受到了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归纳，可以发现有关绒花的学术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绒花的历史文化、绒花的制作技艺与造型艺术、不同地区的绒花以及绒花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几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的探索可以从更深入的考证和跨学科的角度思考，促进绒花学术研究的日益推进。 关键词:绒花;历史文化;工艺与造型艺术;绒花地域;非遗保护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7013303 1 引言 绒花是用天然蚕丝制作而成的传统手工艺品，以头花、胸花、帽花、摆件等装饰品形式出现，用于礼仪事项、民俗节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相传绒花始于唐朝的宫廷贡品，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1]。绒花经历了明清时期的兴盛、民国时期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命运几经起伏。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与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各地绒花工厂渐渐解体，老艺人相继离世，绒花工艺面临着技艺濒危，后继无人的境况[2]。直至2006年，南京、扬州的绒花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再一次进入 了大众的视野，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有关绒花的学术研究主要分布在两个时间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处于绒花制花行业繁荣的背景之下，这一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绒花的造型艺术、簪带习俗、不同社会时期绒花工艺美术的创新与动态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二是2000年以后，绒花传统手工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貌回到人们的视野中，笔者多以非遗视角下，论述绒花的历史传承与保护开发对策为主，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当前研究文献的梳理，试图分析国内绒花研究的发展现状，将从绒花的历史文化起源、制作工艺与造型艺术、不同地区绒花对比以及非遗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2 绒花的历史文化研究 绒花确切的起源时间已无据可循，学者普遍认为绒花相传起源于唐代，是一种替代鲜花的宫廷贡品[2]。吴海燕(2006)从古代簪花习俗与人造花的历史，侧面推论了绒花的起源，认为绒花是宫花的一种，同通草花、绢花等一起，为宫廷所用饰物而得名。真正有文献记载的绒花历史始于明清时期，清朝及民国是绒花工艺的繁荣阶段[3]。《南京二轻工业史料》(1991)对南京绒花的历史源流进行了梳理，其中“制花工艺”一节记载到，南京城南一带绒花店铺林立，著名手艺人云集，形成了“花市大街”、“绒庄街”等街道，扬州也有湾子街为绒花制作、销售的中心[1，4]。此时南京绒花之所以盛行，相传得益于明清时期南京云锦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蚕丝下脚料，为绒花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民国及以后南京绒花行业的发展在《江苏省志?轻工业志》(1996)中有详细的记载。日军 侵华后绒花产业受到了一定冲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复苏。南京、扬州、淮安等地均成立了绒花生产合作社，此后变更为制花工厂，在作品风格、技术上有很大突破，产出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并远销海外，实现出口创汇[4]。20世纪90年代前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耗时费力的手工绒花制作逐渐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人们的审美飞快变化，工艺厂纷纷倒闭，绒花日渐凋零，直到近些年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重新被人们认识[5]。 绒花与民间的节庆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每逢一事三节，绒花都是必不可少的节庆饰品，增添喜庆吉祥的氛围，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陈宁欣记录了南京地区佩戴绒花的习俗:嫁娶之喜事，亲朋会送新人“龙凤呈祥”、“石榴多子”的大红头花、胸花，春节则常见“年年有余”的样式，端午节、中秋节也有独特的“五毒”“兔子拜月”等绒花款式，以取驱邪求福之意[6]。此外北京、天津等地，也流传着佩戴绒花以求美丽吉祥的习俗。如北京地区满族妇女喜欢的绒制凤冠旗头，庙会上比比皆是的绒花福字，买一朵即意味着“戴福还家”[7];天津妇女春节常带“龙凤花”“聚宝盆”等绒花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等。记录绒花传统样式、佩戴习惯与文化的文献多而丰富，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8]。 3 绒花的制作工艺与造型艺术 绒花的制作工艺与造型艺术是绒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亟待保护与传承的主要内容。最早提及绒花制作工艺与造型的文献始于20世纪50年代，此时全国多个地区成立了绒花制作合作社，在 “面向工农，普及为主，全面发展”的工艺美术发展路线指导下，制花行业如火如荼。古松在1958年《装饰》杂志的“工艺美术动态”一栏提到，北京绒鸟厂增加了数百种绒花新品，并发明了如“刀绒机”、“剪尖机”、“挫条机”等新工具，使手工操作的效率大大提高[9];南京绒花手艺人也进行了技术革新和设计创作，研制出了电动剪刀，代替了手工操作[10]。更详细的记载出现在《南京二轻工业史料》(1991):南京绒花的用料有生丝、熟丝之分，坚挺的生蚕丝适于作鸟兽虫鱼，而柔软的熟蚕丝则更适于作各种花卉。在工艺流程上，董静(2008)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记录了绒花的制作材料与工具、工艺流程、造型、类型与来源。南京绒花的制作需要剪刀、镊子、钳子、蚕丝、铜丝、铅丝等十余种工具材料，工艺流程有煮丝、染色、勾条、打尖、传花、包装等近十道工序[5];而北京绒花的制作流程则略有不同，《南京绒花》(2011)一对南京、北京绒花制作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对比，记录了北京绒花抨丝、栓拍子、剪拍子、对条、搓条、刹条、烫活儿、组装等制作过程。虽然步骤名称有所差异，但核心工艺与南京绒花存在较多相似。由于绒花制作工艺的复杂性，学习绒花制作需要2,3年时间或更长，因此绒花制作工艺的传承面临着困境[8]。 民间工艺具有精神物化的艺术之美。这种审美与民间社会文化背景长期保持着一种交融的关系，因而自始至终反应了民众的审美意象。绒花谐音“荣华”，造型多数体现了民间对吉祥寓意的喜爱。传统绒花多见鬓头花、胸花、帽花，用于婚寿喜庆之事，绒花的图案多是象征吉祥的凤凰、聚宝盆、双喜字、石榴以及各式花草鸟兽，符合中国民间艺术的主，具有厚重的民族特色[11]。随着时代的变迁，绒花的造型艺术也越发多样化。 当时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南京绒花除了过去花、虫、鱼、鸟、兽的造型外，出现了新设计如“人民公社好”、“百花篮”等作品，色彩上喜欢使用大红、水红、桃红、果绿，墨绿等鲜明的对比色调[10]。20世纪70年代，绒花工艺品大量用于出口换汇，绒花的造型从小型的实用装饰花转向大型的摆件、挂屏、动物玩具等，如扬州绒花艺人王继康创作的绒制仙人掌盆景，南京艺人周家凤创作的绒制龙舟，都是当时绒花工艺品的杰出代表[4]。现代绒花的造型依然需要跟随时代需求而变化。陈磊(2011)将绒花传统纹样的表现归类为假借法和谐音法，同时提出传统纹样如需应用到现代设计中，使其符合现代审美的观点[12]。传统绒花工艺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但在多元化的社会之下也存在局限性，因此，在传承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这也是未来保护和推广绒花的趋势[13]。 4 不同地区的绒花 历史上扬州、南京、北京、天津等地都曾是绒花盛行的地区，并形成了各自的地域风格，不论是技艺风格还是传统习俗都不尽相同。扬州据说是绒花的发源地，盛产绒花和绒鸟，是绒花中的“小家碧玉”。其特点是小巧玲珑，以小胜大，以简略繁[14]。清以后扬州绒花自成一派，出现了名噪一时的绒花艺人如王以仁、王继康父子，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四代绒花产品。扬州的绒花非遗技艺传承人杨家惠女士仍从事绒花制作行业，其在扬州的绒花工厂至今生产供出口的绒鸡、绒鸟玩具等产品[8]。南京绒花与扬州绒花同属南派绒花，也是受到学术关注最多的地区。《南京二轻工业史料》和《江苏省志?轻工业志》详细记载了明清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南京绒花的兴衰变迁，在此基础上，南京绒花的历史渊源、制作技艺、 传承保护均不乏详细的著述研究。北京是北派绒花的盛行地。哈曼(2005)撰文介绍了明清以至解放后一段时期，北京绒花的历史积淀与绒花造型种类的变迁，是对北京绒花的一个历史回顾。此外北京绒花还有特别的地域特色，绒花作为满族妇女最喜欢的饰物之一，常见于宫廷嫔妃的旗头;而具有北京特色的绒鸟也是小孩最喜欢的玩具[15]。自清代以后，北京崇文门外大街手工业作坊林立，形成一条花市大街，也孕育了如花儿金、张宝善等的杰出绒花艺人[16]。同南京绒花一样，北京绒鸟(绒花)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几十年的沉寂，于2009年入选为市级非遗名录，此后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除了主流的南北两派绒花研究之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绒花文献也略有记载。在《南京绒花》一书中，天津制作、佩戴绒花的传统作为南京绒花的对比被记录，天津人喜爱红绒花，多在过年时佩戴，以求日子过的红红火火。天津也是现在唯一一个保留过年带绒花传统的城市[8]。在江西南昌，一条因绒花商铺聚集的巷子被称为花街子，至今可见留守传统技艺的手艺人[17]。无独有偶，山东曲阜大庄的绢花、绒花、纸蜡花的制作工艺，独树一帜，人们买花卖花，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大庄花会，是曲阜民间风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8]。 5 绒花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 自南京、北京绒花相继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以非遗视角审视绒花的保护传承也成为学术研究中较为集中的议题。保护策略分“静态”与“动态”两种不同的模式。 “静态”保护多以博物馆储存式为主。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是南京绒花 的非遗申报责任单位，博物馆从1992年起便开始了绒花实物、影像、文字资料的征集，同时整理了南京绒花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与濒危的传承现状，认为重点是将传承人保护起来，利用博物馆搭建传承平台[2]。张文?B(2011)认同博物馆在民间传统手工艺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的分析了传统博物馆和现代博物馆(包括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对于绒花技艺保护的优劣势与可行性，给出了较为理性的建议。然而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是尽善尽美的[19]。宋向光(2002)认为，博物馆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也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传统的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适应方面，如藏品与其产生时空的分离，为保护而保护的展示方式，增添了展品的消亡感[20]。虽然博物馆静态的保护十分必要，但需要“动态”保护的相辅相成。 “动态”保护强调生态环境的建立与开发式保护。活态保护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归到生活中，在民众现实的生态场景中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从而防止割裂的文化碎片保护。袁?h(2011)认为开发式保护能够洞察非遗资源的巨大经济价值，通过产业开发，能实现经济的正面带动效应，保障和改善传承人生存条件与空间，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就业吸引力[21]。安然(2013)在此基础上对南京绒花的市场化运作进行可行性评估，并结合了分析结果，提出具体建议措施[22]。而同样有人对产业化运作提出了质疑，李昕(2008)在探讨产业化运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时表示，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而言，现代产业化运作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但原生态并不一定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终极目标。只要运用得当， 产业化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23]。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徐浚(2016)提出利用交互式图解法开发南京绒花APP，将其形态样式和制作技艺进行数字化，使用户通过APP学习体验绒花制作技艺，不失为手工艺传承的一种创新尝试[24]。 6 结语 现阶段研究绒花传统手工艺的文献日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论是研究领域、研究地域还是研究方法都较为丰富;绒花手工艺的历史文化脉络得到梳理，其濒危的传承与保护现状被更多人关注。绒花从仅存于老一辈人的记忆中的物件，发展到越来越多年轻人了解并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文献起到了较好的普及认知作用。同时也不能否认问题的存在，例如过分依赖口述历史进行源流梳理，而相对缺乏文献史料;缺乏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角度等，绒花传统手工艺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的学术研究，不论是史料的考证发掘还是非遗保护研究，都期待更加深入的探析，同时可以综合运用社会学、民俗学、旅游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绒花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态环境进行互动研究，为遗产保护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分析，为更好地保护与传承绒花制作技艺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南京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南京二轻工业史料[M].南京: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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