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1927-2011）

悼念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1927-2011） 2011年12月07日 主页君按： 当代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之一的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于2011年11月18日去世。布劳格1927年生于荷兰，195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一直从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2年加入英国籍。他任教的大学有耶鲁大学、伦敦大学、LSE、伯明翰大学。他的名作《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1962）《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1980 ）等已被译介至中国。 马克·布劳格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态度曾有一个转变，最初对奥派不乏敌意，之后频繁接触奥派经济学家并受到影响。在《经济理论的回顾》中，他安排了一整章谈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他的观点也越发接近哈耶克及科兹纳。他曾在该书中说说：“毫无疑问，竞争是一个充满发现、知识生成、创造性破坏的积极过程。我把此称为奥地利学派竞争观，因为这是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熊彼得还有最近科兹纳所秉持的观念。” 在1911年的论文（Appraising Economic Theories 1911）中他写道：“我渐渐地，也是极不情愿的认识到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我们都错了。” 这里选择几篇文章供缅怀。 马克·布劳格自传 翻译/ 高景仲 校对/赖建诚 一、马克思主义 1944年，我17岁，在纽约读高中，选修了一门商业课程。 学期的最后一周，有一场讲座，主是解释如果地租没有限制地增长，就会造成贫穷、战争、以及其它现代文明的弊病。这正是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中的观点。 这个讲座引发了我的兴趣，但并未让我完全信服。不久后，我成为纽约大学的新生，结交了几个左翼同学。他们先介绍我看列宁与斯大林的小册子，之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大部头。我深深被这些文章折服，几个月内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心虔诚地追随马克思。 为什么我那么快地就被马克思主义吸引？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闪耀着那种掌握绝对真理的氛围，特别是列宁与斯大林以激烈、不容置疑的语调，对付敌营的知识分子。其次，马克思主义有百科全书式的触角，让我感觉这是社会的普世科学。最新的选举结果、法国大革命、古希腊王朝、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风潮、贝多芬的艺术倾向、《浮世德》的主题等等，都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我年轻时喜欢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就像为我量身定做，使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对所有题材发表意见。 马克思主义主张"经济决定论"，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与经济力量，是社会发展与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推论，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就成了社会科学之母。所以，我很快决定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有一整套概念、工具、专有名词、术语，比如"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矛盾斗争"与"对立统一"等等。一旦掌握了这套技术性语言，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自我论述的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夸张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了解你。这让我第一次了解到，知识界自我哺育的学术文化。 二、再见，共产主义 我并不只是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而且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出席政治会议、参与政党示威。但是这个时期很短暂，因为我天生不服从权威，所以很快就被逐出共产党。 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为了让美军永久驻在德国，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个建议案，得到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白劳德（Earl Browder）的支持。斯大林反对罗斯福的这个提案，白劳德的命运顿时急转直下，他的主席职位被革除，并被逐出共产党，瞬间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几个同情他的大学生，征集签名支持白劳德，经过一番考虑后我签署了。结果，我马上就被叫去出席党内的审查会议，由于在会上我没有表示悔意，就被开除党籍。从那时起，许多党内友人与旧识，不仅不跟我讲话，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很难相信党内同志翻脸的速度如此迅速。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对左翼政治现实的痛苦觉醒。 虽然从1945年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但却要用至少七、八年的时间，才彻底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1945--1952年间，我头也不回地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 经济学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预测，绝大部份都错得离谱。他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至少在当代西方国家已经很少有经济学家相信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相信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观点：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对劳动力的剥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因为"工人一无所有，资本家不用工作，只靠剥削工人生存。"换言之，他们问的是：我们都要工作维生，而少数人可以不劳而获，这样公平吗？（当然，唯一的答案就是非常不公平）。但他们不问：如果没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资本主义还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同意，资本主义并非教化人心的体系，它是粗暴、残忍、道德沦丧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可以创造出经济成长。 三、麦卡锡主义 1950年，我已经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一年级。当时皇后学院经济系主任Arthur Gay因车祸丧生，系里找人接他的课。我曾是他的助教，因此他们问我是否试一试。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有无数的课程要教授，个体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及从没读过的营销学。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前，紧张到前一晚把内容全背下来。 正当我开始上课之时，麦卡锡参议员主持的"非美委员会"来到市立大学，调查校内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回答："你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三位教授都拒绝与委员会合作。尽管三人都是终身教授，但还是迅速被解雇。 其中一位是皇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教授Vera Shlakman，她是我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同事。她的政治态度左倾，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上过她的课，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极力避免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几个学生发动签署请愿书，要求校长让Vera Shlakman复职。根据学院章程，请愿书至少要有一位院内教师签署。学生找遍经济系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助教，没有人愿意签署。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到我。出于我对Vera Shlakman教授的尊崇，也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变得怯懦，我签了名。二十四小时内，我就收到了Thatcher院长（奇怪的是，四十年后竟然还记得他的姓名）的字条，告诉我若不立即主动辞职，将会被免职，并列入未来招聘的黑名单。 接下来一两天，我考虑过发动大规模抗争，并发表强硬的个人声明。但是最终，我还是静静地递出辞呈。 年轻时，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识分子会捍卫自由，对抗当权者。但是经过这次事件，我失去了对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所有尊敬。只要有足够的压力，他们会向麦卡锡、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或者任何背后有强权支持的人低头。 辞职之后，我陷入绝境，没有了皇后学院的授课薪水，很难维持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知我已经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奖学金，让我到国外撰写博士论文。显然，有人暗中对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四、职业经济学家 于是，我来到了伦敦，生命中最美好的两年从此开始。我选择《李嘉图学派在十九世纪经济观点的变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取得的丰硕成果超乎想象。我也从此发现，学术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强项。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个房间，过着中世纪僧侣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阅读、写作长达十八个小时。 1954年夏天，我回到美国，参加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面试。日后成为我上司的William Fellner是面试主持人，我觉得有必要解释，辞去皇后学院教职的原因。他打断我，说："我们是一所私立大学，不在意几年前公立大学发生的事。"这印证了弗里德曼的论点：一个自由的就业市场，比一个被国有机构垄断的体系，更能确保个人自由。 进入耶鲁大学任教还不到一年，我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经济思想史课程，理由很简单，系里没有其他老师愿意接。于是我意识到，二十七岁的我，正在一所顶尖学校，教一门研究生必修课。这让我非常紧张，以至于过度准备，在几年内累积了数千页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我唯一知名的书《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可是，我的学生都是典型的美国研究生，只想学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方法，完全不在乎经济史和思想史这类学术性的课程。我告诉他们，思想史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无可匹敌。如果我不知道某个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思想？ 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伟大理论一样，都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说，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先理解过去的文献。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思想史，新的经济理论怎么可能从天而降。除非你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新经济理论，否则你一旦想评论它，就必须问它是从哪来的，而这个问题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五、回到英国 1962年，我拿到研究资助，从美国到巴黎一年，继续十九世纪的棉业研究。那年年底是耶鲁大学升等的年限。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六年后，学校必须提升你为终身职副教授，否则就是让你离开。耶鲁大学不让我升等的原因，是他们不需要专攻经济思想史的资深教授，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另寻出路。 现在想到1954年回美国这件事，就让我感到灰心。即使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美国人太粗线条、太市侩。面对那些粗鄙的美国人，我还有一些身为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正如约翰•穆勒所言，在美国"男人全心抢钱，女人全心喂饱男人"，或者如王尔德所描述，美国"这个国家，从野蛮直接跳到堕落，缺少中间的文明阶段。"最后，我决定搬回英国。 我申请了几所英国大学的教职，但是1962年的学术就业市场没什么扩张，我很快就了解到，可能再过一年都找不到工作。这时，我幸运地碰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长Lionel Elvin，他告诉我教育经济学在英国是个新领域，他们有个名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从没听过"教育经济学"，但是勇敢地写信给Lionel Elvin，坦承是教育经济学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学院能否以一或两年为期聘用我。院方同意了，出乎双方意料的是，这两年的聘期结果变成了23年！我提这些事，只是要强调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属于教师进修学院，学生大多是老师。我的授课时数不多，行政工作负担也轻，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写作与研究。虽然没有经济学家可以对话，但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就在同一条街上，因此也不以为苦。不久后我就到伦敦政经学院兼课，我的时间就平分在这两个学院。 六、联合国顾问 在教育学院任教这些年，我花了许多休假时间，在亚洲与非洲担任联合国各种组织的教育顾问，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咨询。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 开始时，我满腔热血，想帮助第三世界的贫穷人民。但随着时间消逝，我愈发觉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害处大于益处。联合国的援助代表团，不过是一出超级大戏。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部长与政客，利用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时中饱私囊。目睹太多贪污与政治表演之后，终于让我对"联合国顾问"的角色感到厌倦了。 那些国家想要进行现代化，豪言"创业家精神"，但是却不接受"彻底的个人主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70年代几乎每一份我帮忙撰写的经济顾问报告，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的。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发表时，或发表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接下来掌权的人常常把前任视为敌人。经济学家对外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早就不再成立了。 七、经济学方法论 最后，我想谈谈对经济学的一些看法。 1950年后，经济学变得愈来愈数学化。也就是说，经济学只关心的数学基础，而不惜牺牲经济分析的现实相关性。 数学理论能帮助我们增加多少对经济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帮助。没有数学家会认为，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数学上没什么贡献，但是它可以帮助数学家获得经济系的教职。当代经济学理论，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 我深信，经济学必须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完） 赖建诚: 经济思想史的要角：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 1927 年生于荷兰海牙的犹太工商业家庭，父亲在1930 年代是橡胶雨衣的制造商，事业相当成功。1940 年德军入侵荷兰，被迫放弃家业全家迁往英国，两年后移民到纽约。1944 年他17 岁时，就读纽约市著名的Peter Stuyvesant 高中，之后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的Queens College 读经济学，1950 年毕业。他的硕士(1952) 和博士学位(1955) 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论文是研究理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 ）的经济学。这项研究三年后在耶鲁大学出版：Ricardian Economics: a Historical Study , 1958 。他的指导教授是George Stigler (1911-91) ，1982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对产业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都有重要的贡献。 取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夏季(1954) ，布劳格就在耶鲁大学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他因加入共产党，成为麦加锡(McCarthy) 议员调查案的对象，好只回到英国，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专心写博士论文。两年内就完成，1954 年回美国时，很庆幸地知道麦加锡已经下台了。 为什么耶鲁要聘一个当时尚未拿到学位，而且论文是研究理嘉图的年轻人？因为那时在耶鲁教经济思想史的人是William Fellner (1905-83) ，曾任美国经济学会长(1969) ，他因另有要事，所以想找人来接这门课。也就是说，1954 年布劳格27 岁尚未取得学位时，就在耶鲁大学教博硕士班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了。那时每年约有20 到30 位精挑细选的耶鲁研究生来上这门课，师生的年龄差距很小。这对布劳格构成很大的压力，为了应付课程，他在几年内写了几千页笔记，「做了过度的准备」。 1990 年3 月，我得到国科会的「邀请讲席」资助，邀他来台一星期，在清华、台大、中研院、中华经济研究院讲了四场。听众尚称踊跃，没想到他在台湾的经济学界还有点名气。蒋硕杰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在福华饭店开设两大桌晏请他。我从接机到送机，以及在各机构之间往返的一星期中，有充分的机会请教他诸多问题。其中也问到，当时 ​​是怎么写出那本经济思想史的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初版）。 他说有位Richard Irwin 出版社的人来拜访他，看到书桌上成堆的稿子，就问他那是什么？没谈多久，就拿出支票付了一千美元当定金，签下那本稿子。在那种压力之下，他日以继夜地写；耶鲁寒暑假时人烟稀少，而他还在拼命。那时刚好和首任太太离婚，他就买回TV food （边看电视边吃的食品），一手吃东西另一手继续写。出版社把稿子送两位外审，其中一位反对（他后来知道是谁），另一位赞成，但总算出了书。 1962 年那本书出版时（33 岁），正好是他在耶鲁任教的第六年(1954-62) 。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在六年后须由系上评鉴，看是要改为长聘或不续聘。当时经济系决定不续聘他，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有个人长期在系上教经济思想史。其中最主要的反对者，是James Tobin （1918-2002 ，1981 年得诺贝尔奖）；虽然Fellner 极力替他辩护，但仍无效。 这件事对自视甚高的布劳格是一大打击，他说在30 年之后内心还是有点苦楚(bitter) 。1987 年左右，他正在拍摄一部一小时的电影，介绍凯恩斯的生平、思想与影响，有必要访谈美国的凯恩斯派经济学者；而耶鲁是此派的重镇之一，所以他就和Tobin 见了面。Tobin 对他说，其实25 年前真该留下他在耶鲁任教。此时的布劳格已近60 岁，地位与声誉已有目共睹，他以一贯冷静讥讽的口吻回答说：当初不就是你极力反对的吗？Tobin 涨红了脸，久久说不出话来。 1962 年失业后，他回到英国找工作。原本以为不乐观，没想到伦敦大学的教育学院肯聘他，当教育经济学的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1963-5) ，之后升到Reader (1965-9 ，英制职称，介于美制的正教授与副教授之间) 、教授(1969-84) 。1963-78 这15 年间，他也在伦敦政经学院经济系兼课，并在世界各国当政府顾问，主要是提供教育与就业方面的专业咨询。1984 年退休后，他转到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英国的惟一私立大学）和Exeter University ，目前在荷兰（他的出生国）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 以上是他的简历。有兴趣的读者，可在amazon.com 上查他的著 ​​作，或到图书馆找Who's Who in Economics（1999 年第三版），看他的详细生平与主要著作。1994 年他在The American Economist（38 卷2 期页12-27 ）发表一篇自传：“Not only an economist: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这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从他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谈起，到后来如何受到麦加锡调查的影响，如何脱党，为何选择经济思想史作为专业，他对教育经济学有哪些研究成果，以及为何他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还写了一本最有名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他的文集Not Only an Economist (UK: Edward Elgar, 1997) 内，郑重推荐。以下评介他的《经济理论的回顾》，我认为这是他众多著作之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流传最广，同时也是我相当熟知的好书。 为什么这取名为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 1990 年3 月底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他的老师Stigler 在1949 年发表一篇文章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retrospect”? 他说不是，但也没说明白为何选此名。那为什么把这本书献给My ​​son, David Ricardo? 是不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理嘉图，重新彰显了之前不够清晰的理嘉图学说，等于给了理嘉图一个新生命，所以才To my son, David Ricardo? 他哈哈大笑，说这是个太聪明的解释。真正的原因是，在写完博士论文一个月左右，他儿子出生了。他打算给小孩取个经济学者的名字，但他又不喜欢英国剑桥著名的女经济学者Joan Robinson （以不完全竞争理论闻名），所以有点担心会生女儿。感谢上天，是个儿子。我又问他：「那你平常叫他David 吗？」「不，叫他Ricardo 。」「那你儿子在哪个行业呢？」他叹了一口气：「心理学。他发表的每篇论文我都看得懂，也都有意见。为什么他不去研究核子或我不懂的学门呢？」有这种博学的父亲还真可怕。 此书在1968 年出了增订二版，还是由美国的Richard Irwin 出版，他那时在伦敦大学当Reader ，翌年就升任正教授。第三版在十年后(1978) 改由剑桥大学出版，我没读过前三版，也没去对比，只听说第三版已把全书的架构定了下来。此时他已近50 岁，在经济学界有相当的名声，只要谈到经济思想史，大家就会联想到这本书。我所熟悉的是第四版(1985) ，那是我到清华经济系任教的第一年，请台北的美亚书局（当时是主要的版权西书翻印者），得到授权后印了一千本，后来听说都卖完了。 我仔细读过全书的每行每字，1987 年6 月列了一张更正表给他：有些是排版上的，有些是论点上的。他很快就回信，用粗体钢笔写的漂亮英文。我同时寄一篇英文稿请他评论，内容是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是以何种表达方式译成中文的（严复在1902 年以古体文译出）？清末的知识界对史密斯的自由经济学说有过哪些回响？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不错，提了一些问题。这篇研究发表之后，我也想知道其他非英语国家是如何译《国富论》的，以及有过哪些相当不同的回应。1992 年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一年的资助，去哈佛商学院图书馆的「Adam Smith 馆藏」研究这个题材，几年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2000) 。后来我把最初的文章扩展成《亚当史密斯与严复》，2002年由三民书局出版，离1987 年和布劳格所讨论的初稿已经间隔15 年了。 《回顾》的第五版是1997 年，结构和第四版(1985) 一样，都是17 章，排列顺序也相同。主要的更动是内容方面的小论点，增加一些新材料，删去一些段落，补充新的研究书目。增删之后的第五版，正文反而比第四版少了8 页(704) 。1990 年春他告诉我说，第五版将是最后的定版，他那年63 岁。1997 年出第五版时他70 岁，今年(2002) 他虽已75 岁，但还很活跃，不时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力的论文。所以日后若见到此书的第六版，也不必太惊讶。但我猜测这本书的结构大概已经确定了，若有变动也是小幅的具体议题，应该不会有基本观点的大调整。 《回顾》的17 章内容如下：(0) 导论：经济理论有进步吗？这是对整个学门以及本书的史观作评比解析，可读性很高。(1) 史密斯之前的经济学（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2)亚当史密斯。(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报酬递减与地租。(4) 理嘉图的体系。(5)Say 法则与古典货币理论。(6)John Stuart Mill 。(7) 马克思经济学。(8) 边际革命。(9) 马歇尔经济学（效用与需求）。(10) 马歇尔经济学（成本与供给）。(11) 边际生产力与要素价格。(12) 奥地利学派的资本与利息理论。(13) 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14) 空间经济学与古典区位理论。(15) 新古典学派的货币、利率、物价理论。(16) 总体经济学。(17) 经济学方法论。 我最喜欢的是(0) 导读与(17) 方法论，由此也可显现我的抽象偏好。最不喜欢的是(12) 奥地利学派，我想过要建议他在新版时删去此章，因为他所介绍的B ö hm-Bawerk 利息理论，既沉闷冗长又无大意义；他对Hayek 的Ricardo effect ，解说得也不够清楚，我什至怀疑Hayek 的这个理论有什么重要性。其余诸章我都觉得很好，其中的(3) 理嘉图，是他最拿手的题材；看他在(7) 马克思经济学内的精彩辩驳，真是令人佩服。 此书的另一项特色，就是他在论几位经济学大师之后，会再加上长篇幅的「名著解说」。以(7) 马克斯为例，他先写了22 小节的分析，之后的23-46 小节，则是从《资本论》中挑出24 个题材，一方面解说马克斯的观点背景与论点，二方面提出他自己的评论与解说。全书共有九项这类的名著作解说，都用另一种字体编排，以和正文有所区隔。 每位读者对此书的的观点不同，所预期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在这个领域教学将近20 年，大概相关的教科书都用过了；我还是觉得这本最有深度，作者的心智能力明显地优越。书内的错误，有些是排版上的，有些是作者的论点不一定正确，我累积了一些更正表，想建议他再版时调整。有人会批评他完全忽略德国历史学派的贡献，也缺乏文化面向的解释，但我确定作者对这两个主题的知识够丰富。只是这本书已超过七百页，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在对所挑选的题材提出观点，而不是做百科全书式的知无不言。 这本书对台湾的一般读者太难，主因是他所预设的读者是研究生和专业经济学者。虽然他的文体清晰，论理有力，但也不是读一两次就能充分掌握。十多年来我读了好几次第四版和第五版，每次重读都获益良多。大陆已在译此书，但尚未见到，或许日后还值得去做以台湾读者为考量的译本。（完） Mark Blaug：不要谈思想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 （高景仲、赖建诚译） 众所周知，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被主流经济学家看轻，有时还被公然奚落为嗜古成癖。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来，提到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要喟叹自二次大战以来，经济思想史的日趋衰微，甚至几乎从大学课程中销声匿迹；不仅在研究所，甚至在大学部也一样。（注1）这个趋势在美国比欧洲明显，但举世皆然。（注2） 虽然大学的经济思想史课程愈来愈少，却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出席经济思想史会议，并发表相关论文。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急速增长，质量佳，而且愈来愈好。除了创刊于1969年的龙头专业期刊《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1981年的《经济学史评论》（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之外，还有自1983年起每年出刊的《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1990年起的《经济思想史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3年起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及《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美国经济学史学会在1973年成立时，仅有两百多名会员，1974年的首届年会只有五十人出席；1999年时，会员总数已超过六百，其中有三百人参与年会，并在三天的会议中发表大约一百五十篇论文。此外，欧洲目前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每年都出版会讯，并在英国与欧陆的两个地点举行会议。日本与澳洲也有类似的学会在运作。Schabas（1992）推估当时全世界约有五百至六百名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大概有千名学者教授在做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现在若将Schabas的数字更新，成长的幅度应该有百分之五十。 经济思想史一方面在课堂中衰微，但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研讨会、专业期刊却又在增加。我们应该如何解说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 经济思想史的伏与起 我们先看正统经济学者，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如何衰退。这相当容易解释，以致于任何尝试都会出现方法论上的「过度解释」。 先谈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强势影响力。Alfred Whitehead（怀特海1929, p. 162）曾说：「不能爽快遗忘其创始者的科学，是个失败的学门。」这句话已说明一切。Jean-Baptiste Say（萨伊）曾更简洁地表达相似的概念：「愈完美的科学，历史愈短。」（引自Barber, 1997, p. 93）。自然科学不管自身的历史（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现在要打折扣），（注3）因此，若经济学是真正的科学，那就应该轻忽自身的历史。 第二个解释较温和，是个标准经济学的例子。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来一点经济思想史课程作为学生的娱乐，当作学生狂热钻研数学或统计学之余的休憩，当然不是什么错事。但是，最重要的稀少资源是时间。经济思想史在众多课程的权衡取舍中，因而不能自保。如Paul Samuelson（萨缪尔森 1988, p. 52）所说：「研究生每晚至少要睡四个小时，那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因此，经济学的课程中有些必须割舍。」此外，经济思想史对就业没有帮助。有谁曾经听过，任何学术圈之外的雇主，会因为求职者修过经济思想史而对他印象深刻呢？ 但是，若以上的说法成立，那我们要如何说明，有愈来愈多人参与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以及经济思想史专业期刊的持续增加呢？ 一个过度简化的解释是：在这个人口持续增加、高等教育的参与率、教师人数皆上升的世界，所有的数字都必然会增加，其中也包括不愿被淘汰而积极著述的年轻教师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这个纯数量的论点是有几分道理，但有点过度简单。各国念经济学的学生人数并未增加。此外，在重量级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固然有助学术生涯，但大学系主任对经济思想史的专业期刊评价并不高。（注4） 经济思想史学者之所以会增加，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经济思想史吸引了异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具数学天分者，学习物理、工程、现代经济学时，会有如鱼得水之感。具哲学天分者（知识分子而非技术专才），会因经济学与政策具有相关性，或是认为社会的基础在于经济，因而被经济学吸引。这种人很可能会选择经济思想史，作为研究的专长之一。由于经济思想史的论文鲜少有大量数学或经济计量，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经济思想史是个软柿子。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经济思想史会比主流经济学更艰难、更精妙、较无法依样画葫芦。尽管如此，令人讶异的是，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竟然会吸引不同比例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Sraffa学派、经济学派、后凯因斯学派，等等的各路人马。这些人都不是新古典，或甚至是反对新古典学派；他们在这个会议里，才有机会与自己狭窄学术圈之外的学者对话（Vaughn, 1993, p. 180）。换言之，经济思想史是异端者的避风港。这种异端，无疑地会有许多根源；但我认为，从另一种心灵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从某些意气相投的思维出发。 为经济思想史辩护 然而，经济思想史有「任何」功用吗？面对这个问题，有些文章的标题采取痛苦护卫的语调，来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角色：＜经济思想史，多少钱一斤？＞（Winch, 1962）；＜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Stigler, 1969）；＜在Samuelson之后，谁还需要Adam Smith？＞（Boulding, 1971）；＜经济学家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Corry, 1975）；＜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Backhouse, 1992）；以及＜为什么要教经济思想史？＞（Vaughn, 1993）。从这些辩解中，可以感受到痛苦的意味。那是因为要替知性的偏好做有力的辩护，原本就不容易；尤其所面对的，是本来就心怀疑难的对象。看看Schumpeter （1954, p. 4）在其巨着《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所提出的软弱辩护。他自问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思想史，接着回答说：「教学上有用、会有新的想法、会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 「教学上有用」，是指在宽广的历史与知识背景下，去传授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机会成本、依边际法则作决策、个人成本vs. 社会成本、利润诱因、跨期协调、市场结清、市场失灵、讯息不完全、道德风险、交易成本，等等）。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大三学生有一些经济学的底子之后，以及在大四决定是否要继续念经济所之前，最合适讲授经济思想史。 较少被提及的理由是：发现「新的（或是被遗忘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Pareto的最适境界」被忽略二十六年之后，于1930年代重新被发现；Coase早在1937年就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要在三十年之后，这个概念才有人探索。这类例子，在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中并不多见。 某些经济思想史的评论者相信，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透过由期刊、书籍、研讨会与会议所组成的通讯网络，新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相当有效率地传布，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会流失。这个「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说：经济思想史可以被当代经济学家忽略而无损失，原因是具有价值的概念，应该已经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中了。Stigler（斯蒂格勒 1969）既能忽略经济思想史，但也能针对经济思想史中的某些议题，做出许多极具价值，至今仍称得上经典的研究。「思想市场」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任何反对这种说法的声音都无须讨论。「市场」是学术（或任何）货品的质量仲裁者，所以也必然会受到流行风潮或势利眼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学者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或是在接受补助的高等研究机构工作。（注5）此外，在经济思想史的领域中，我们所忧虑会流失的内容，并非无法修复或是会完全失去的想法，而都只是一些酝酿中的想法（例如交易成本）；这些见解对当前经济难题的深刻洞见，都尚未被适当地探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把Edgeworth经济理论中的「核心」（core）概念，与非合作赛局的Nash均衡联系起来，前后花了多长的时间！ 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实用功能，Stigler只提出一项。这有点奇怪，因为他说经济思想史能教人「如何阅读，以及如何对所阅读的东西作出反应」；他表示，这种技巧从过去真正的伟大著作中最能磨炼出来，因为这样最能透过时间的差距，来显示出不同的观点。Boulding（1971, p. 235）也有相同的观点：阅读《国富论》这类的经济学巨着，「让我们对一位真正出众之智者的工作方式，有约略的了解。」这个说法和Schumpeter（熊彼特）对经济思想史的第三种说法类似：对人类的心灵方式产生洞见。但对Boulding来说，事情还不只是这样。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idiots savant）。（注6） 当Schumpeter替经济思想史辩护时，他心里想的是经济「分析」史。然而，几乎所有后来为经济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如同上面提到的Stigler和Boulding的说法，都是有关经济「学说」史，亦即在讨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社会、哲学与政治概念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思想在国际间的传布，以及如何把经济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相关问题（特别参见Winch, 1962; Corry, 1975 p. 260; Cesarano, 1983）。从这个较宽宏的角度来看，要替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辩护并不难。事实上，唯有透过经济思想史的教学，才能让学生更理解，经济学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社群内的相对位置，也才有能力辩解学术分工之优缺点，这类的重要问题。我们在教授过往经济学大师的思想时，若能留意他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方面的概念、以及他们写作时的制度环境，那么就能做到Schumpeter所提出的第三个理由，亦即「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但更要紧的是，我们因而能进一步了解，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如同Karen Vaughn（1993, p. 178）为经济思想史所做的强烈辩护：「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学史之所以"有用"，并非因为它能帮助学生磨练理论技巧，或给他们一点跨学门的广度，而是因为它能影响学生对经济学本身、它的潜在成就、它的主要限度有所了解。」她的结论是，有好些理由要多学一点经济思想史，少学一点数理经济学与高阶的计量经济。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 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多面向、多层次的。经济学的知识包括分析、数据、历史、制度与政策问题。某些具有深度的概念，只有在仔细区分研究之后，才能和其它有密切相关的概念，一齐得到较好的理解。因此，知识的宽广度要看如何去做细腻的区分与深入的探讨。这些知识的层面，在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经济思想史对许多学生而言，具有潜在广泛的应用性，能帮助他们对广博的观念，有深入的根本理解。 如何重建过去 有些经济思想史学者，试图对系上同事证明经济思想史的价值。他们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然后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所谓现代的外衣，是让他们的文章看起来，像是最近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政治经济学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数学模型。我称之为「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并用它来和「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相对照，后者是从Richard Rorty（洛蒂）的哲学史学借来的（Blaug, 1990; 也参见Backhouse, 1992, p. 24; Khalil, 1995, pp. 46-9）。Schumpeter（1954）所说的「经济分析史」，其实是一种理性重建。Schumpeter在其伟大著作的首章，虽然宣示了他的意图，但他其实一直陷在他当时所称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 geistesgeschichte）里（p. 303），这种做法和我所说的「历史重建」，几乎是同一回事。（注7） 我刻意用「重建」这个词，目的是要向Jacques Derrida（德里达）与Michel Foucault （福柯）在结构主义上的洞见致敬。他们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并不是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文本既然必须重建，问题在于我们要怎么做：是要以我们现在的全部所知来重建，或是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 选择前者的诱惑几乎难以抵挡。这么做的话，我们是在让经济思想史与当代经济学家之间，有清楚的关联；同时，我们也在运用现代的专业技法，看是否能对当代的问题有所帮助。当然，用三条联立方程式的成长模型，来表达Adam Smith的见解，或用两条微分方程式来说明Malthus（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都必然是时空错置的做法。但我们终于可以用理解Samuelson 的方式，去了解Ricardo。在这种情况下，「时空错置」的代价，怎能和那种狂喜的感觉相提并论？ 相对地，历史重建是在运用过去思想家、同时代追随者所能接受的方法，来正确地描述其意图，来解释其思想，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历史重建必须仔细阅读这些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历史重建犹如驾驶着经济学的列车，借着后照镜在时光中回溯。这时我们就会安慰自己说：毫无疑问，无论就心理面、智识面、或甚至逻辑面而言，严格来说，历史重建都不可能做到这几个面向的要求。我们读Karl Marx时，怎么可能，或甚至假装不管当代经济学？为什么可怜的Marx，会试图把产出的价值归因于单一的投入（劳动力），而对边际生产力一无所知？怎么可以跟心理分析师谈自己的童年，但又假装在青春期曾经发生失忆症？ 展读Paul Samuelson、Michio Morishima（森岛道夫）、Hans Brems（汉斯） 、Jurgen Niehans（尤尔根·汉斯）、Takashi Negishi（根岸隆）等理性重建大师的作品，（注8）我们无疑地能学到许多用数学模型表达的经济思想史，甚至还能多学到一些对Smith、Ricardo、Mill、Walras、Wicksell（维克塞尔）的理解。然而，无论理性重建的手法如何地理所当然，但到了某个时间点，其败象就至为明显。我们可以写出数学模型，来描述农业经济体系内的土地具有稀少性，而且没有补充的可能，这种手法是在用现代的外衣来包装Ricardo。这么做的话，会削去整个大问题中不少难以处理的棱角，但这只是在把Ricardo当作个广告商标，他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若你手上有一把铁锤，那么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会像是钉子。经济学家拥有现代的数理工具，每个议题在他们眼中，就像是可以运用这些工具的好机会。铁锤若能有新钉子可敲，总是件好事。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建终必会使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 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挞伐的罪行，但我还是要下结论说：历史重建才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唯一路径，这么做才能尊重所研究素材的独特本质，而非只是迁就现代分析工具的应用。理性重建会使过去的思想家看起来更像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历史重建会使他们显得较不像我们，但会较像他们的原貌。我们无法重建Adam Smith的心灵状态，以及他所继承的知识遗产，但我们可以尽力尝试趋近。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进步，正如经济学整体来说也是在进展一样。阅读Jacob Hollander与Jacob Viner这些前辈学者对Adam Smith的研究，就可以了解近数十年来我们对Smith研究的重大进展。我们知道，要把过去的思想以其「原貌」还原重建，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重建1792年巴黎、或1917年莫斯科的革命热潮一样。若经济思想史对历史重建的问题确实难以克服，那么任何写作历史、政治或经济史的尝试也就都免谈了。 鱼与熊掌兼得 如果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必然泾渭分明，区分这两种诠释便不成问题。然而大多数奉行理性重建者，都自认比那些只能重现过去的纯粹经济思想史学者，更能以历史的眼光对思想大家作更深层的解读。我曾多次指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例子（Blaug, 1990），在此我仅藉两个有力的例证，说明经济思想史如何能厘清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并启发经济思想的开展。 Adam Smith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是经济学文献中最知名的比喻之一。Kenneth Arrow（阿罗）与Frank Hahn（汉）在《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的「历史导论」中（Arrow and Hahn, 1971, pp. 1-2），向Adam Smith致敬，因为Smith在两百年前已洞知，完全竞争会导致Pareto最适的多重市场均衡。对Smith作这样的解读，在许多初阶教科书中也以可看到类似的说法（Blaug, 1997a, p. 82）。这种褒扬其实是历史的大乌龙。Smith所说的竞争，系指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我们今天所说的竞争，对Smith而言是「明显且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意谓没有人为的限制，尤其是不对进出产业或职业设限。无论是竞争或垄断，皆与市场内的卖方人数无关；垄断所指的，并非卖方只有一人，而是指生产要素因未能完全流通而造成供给缺乏弹性；竞争的相反并非垄断，而是合作。简言之，所谓的竞争，是我们从「竞争」这个动词所联想到的商业行为模式，亦即进入能获利的产业、以削价来扩张市场占有率，以及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取利益。「完全竞争」这个概念，是到了1838年才由Auguste Cournot（古诺）提出。在完全竞争下，厂商为数众多，每个厂商都必须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仅能自由调整自已的产量。这种厂商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概念，完全异于Smith以及所有自他以降古典经济学家思考竞争的方式。再者，若把古典经济学家从竞争过程所得到的「动态效率」概念，等同于Pareto与Arrow、Debreu所提出的「静态效率」，那就更是乌龙加乌龙了（Hutchison, 1999）。 此外，Smith在三个不同地方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汇。Smith每次用它时，都不是用来说明市场必将能把个人的「恶行」（如自私），转化为公共之「德行」（例如众人之所得与就业）；而是要证明如Robert Burns(彭斯)所说的：「the best-laid schemes o' mice and men/Gang aft a-gley」（Rothschild, 1994）。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第四卷第二章谈到国际贸易时，「看不见的手」仅出现一次。Smith指出，对国内产业的自利偏好超过国外产业时，就会不经意地替捍卫本国利益出一份力（Grampp, 2000）。Smith还轻蔑地补充说，装模作样的商人刻意促进公共福利，所造成的伤害总是多过帮助。Friedrich Hayek与Robert Nozick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与Smith同时期的Adam Ferguson（弗格森1978），所提出的「个人行为的意外社会结果」学说，就是在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社会制度。Ferguson的说法，在Smith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所以呢，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再者，相对于现代盛行的终局（end-state）概念，若要了解竞争的过程概念（process-conception, Blaug, 1997a），这倒值得耐住性子，思索Smith对价格制度之优点的真正想法。 接下来所要提出的例证，更能清楚呈现我的观点。我确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的评价相当低，部份原因是他们将经济思想史视为很久以前的经济学史，所处理的议题或许是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对货币的看法，或是经院学派（scholastics）对高利贷的观点，或是重商主义学派对进口关税的论点。然而，对后世的学者而言，最近一期的Econometrica必然是后人眼中的经济思想史，其中所含的见解，和Pigou（庇古）谑称的「死人的谬见」其实并无差别。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可溯及昨日才出现的经济见解；活着的经济学家与逝去的经济学家，皆可为经济思想史学者所用。Robert Lucas（ 卢卡斯1996）以货币的长期中立性，作为诺贝尔奖演说的题材，正可说明此点。Lucas沿袭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的作风，只要一讨论到货币理论，就必先阐释David Hume（休谟）在1752年发表的＜论货币＞与＜论利率＞这两篇「宏文」。Lucas援引Hume两段讨论「我们现在称为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内容是︰（1）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会等比例地改变货币价格；（2）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不会对产出与就业有实质的影响。Lucas（pp. 661-3）也注意到Hume所宣称的：「事物在调整至新的情势之前，总有一段间隔空档。」Lucas于是提出疑问：若个人采取理性的预期，那么为何在货币扩张或紧缩的初期效应，会异于其最终的效应？货币的中立性变动，如何会使就业与生产作同方向的变动？ Lucas（1996, p. 664）认为Hume的论述有矛盾之处，他的解释是Hume欠缺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他说：「我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对一个仅具有文字工具的经济学家，即使是能力超卓如Hume，这个（问题）毕竟太难。」Lucas还指出，十八世纪缺乏有系统的货币与价格数据，迫使Hume相当依赖纯理论式的思考推理。「基于日常生活的知识，Hume确信货币变动与生产变动之间，存在着短期的相关性。然而这样的想法，经过非正式的测试之后，会与Hume的广博历史知识抵触。」Lucas（1996, pp. 668-9）针对Hume的论点，作更进一步的历史重建。他说︰ 「Hume比较不同经济体在不同货币成长率下的长期一般行为时，能作出严谨的理论化工作，而且我们也都看见，他在实证上也相当成功。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短期时，他就被迫采取较松散的思考推理，以及较粗糙的实证数据，来作出一般化的结论。经济理论经过十九世纪，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的演进，Hume论述的双重标准特征依然存活着。运用最新发展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货币数量理论说中的"货币中立性"。这项定理若用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则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 Lucas告诉我们说，Wicksell、Keynes、Hayek、甚至Patinkin（帕廷金）等人，都是以一般均衡的模式思考。在一般均衡下，人的行为被视为总是在追求极大化，所要解决的是跨时期的替代性问题。但Wicksell等人的做法，到头来和Hume一样，受到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之限制，无奈之余也只能诉诸松散的动态均衡。对Lucas而言，这一切「只是要强调，如果没有现代的数理经济学工具，任何解析困难动态问题的尝试必然徒劳无功。」Lucas的诺贝尔奖演说，在阐明此点之后，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