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姓入闽”说不可信[试题]

“八姓入闽”说不可信[试题] “八姓入闽”说不可信 “八姓入闽”说不可信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 对隋代以前移民迁入福建的史实，虽已有若干研究论著问世，但一些重要方面仍未有全面论述，近年来 " 四姓入闽 " 一类错误的旧说又颇为流行。本文从文献记载的辨正和行政区划的设置过程两方面，论证了从东汉后期至永嘉之乱以后迁入福建的移民基本都是平民，并无高门大族，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西，数量相当有限， " 四族 " 是南朝时就已形成的土著家族，并非外来移民。 在中国南方诸省中，福建的开发可以说是最晚的一个，特别是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和地方行政区域的设置，更晚于周围的浙江、江西和广东。不仅如此，福建在西汉还有过大部分人口外迁的记录。因此，其早期移民也即其开发的动力来自哪里，是福建开发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以往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所谓 " 四姓 " 或 " 八姓 " 入闽，即在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的四个或八个大族迁入福建，以后繁衍为大姓，成为福建人的主要来源。还有很多家族也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中原，自称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的 " 衣冠望族 " 。 朱维幹所著《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第五章《中州人民入闽》的结论是: " 自冶县设立，至东汉末，时间经过了三百年之久。一定有中州人民陆续入闽。黄隆弃会稽市令入闽，就说明了这一点。当贺齐入闽时，闽中人口，当有十万户左右，才会有建安的立郡。自贺齐入闽，到西晋统一，闽中有七十余年的安靖，才会有晋安郡的添设，和许多寺观的建立，但都在永嘉之乱以前。所以八姓入 闽自永嘉始的传说，是完全不足信啊～ " 朱先生认为八姓入闽的传说完全不足信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用于证明这一结论的论据却并不可靠。在论述永嘉之前就有中州人入闽时，他也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史料，而且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人口的实际来源。 在《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 一文中，美国学者毕汉思( Hans Bealunstine )根据福建各县的设置年代，从公元 1 年开始每 150 年为一阶段，论证各区域移民的来源和迁入时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中直接记载的不足。由于作者将福建的移民来源置于包括浙江、江西、广东这样一个大范围中进行考察，所以得出了比较合理的结论。但该文没有注意与相关史料的结合，还不足以说明福建早期移民的具体情况。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有关福建早期历史、移民和客家源流的研究中，一些人却继续热衷于重复 " 四姓入闽 " 一类错误的陈说，甚至根据方志或族谱中毫无史料价值的片言只语，来证明某些家族早在汉代或西晋末年就已从中原迁入，因而客家人的最早来源确实是东汉时南迁的中原人。 所以，对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论述辨正的必要。 一 永嘉之乱以前究竟有没有中原人迁入福建,如果有，又是什么人,从哪里迁来,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文献记载。但到目前为止，能找到的直接证据寥寥无几，而一些论著中经常引用的材料却大多出于误解或曲解。如《福建史稿》所举: " 一是亡命者。如七国之变，吴太子驹国亡后走入闽越。 " 这是见于《汉书》卷 35 《吴王濞传》的，《汉书》卷 95 《闽粤传》并载 " 吴王子驹亡走闽粤，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粤击东瓯 " ，则刘驹确实逃亡在闽越。但仔细分析，他最终定居或留下后裔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因为到武帝建元六年(前 125 年)，汉军兵临闽粤，曾经发兵攻东瓯和南越的闽粤王郢就被其弟馀善所杀，馀善献其头向汉朝效忠。可以肯定，作为汉朝叛臣及闽粤王谋士的刘驹如果不是已死，就是被杀了。退一步说，即使刘驹在闽粤留下了后人，到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将闽越民全部内迁时，也不可能再逃脱了。 这也说明，即使有中原人在公元前 110 年之前迁入今福建的话，经过汉武帝的强制迁移，都已被重新内迁了。因为汉朝的内迁尽管不可能进行得非常彻底，但大部分闽越(粤)人的确是被迁走了。有人认为 " 汉迁闽越，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于江淮之间，主要是把它的贵族、官僚和军队带走 " ;是想当然的说法，并无根据。因为《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着 " 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 " ，显然是包括当地居民的。而且这一带的行政区域一度完全撤销，至二十多年后， " 遗人往往渐出 " ，在今浙江南部和整个福建省内还仅仅恢复了两个县 ，即在今福州的冶(东冶)县和在今浙江椒江市东南的章安。可见逃避迁移的人民虽然不能说没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一个冶县就足以管理整个今福建省境了，否则就不至于要到近三百年后才有第二个县的设立了。 在东汉建安( 196 , 219 年)以前，福建始终只有一个东冶(后改名侯官)县。这既说明这一地区的人口还相当稀少，也证明汉朝统治者还没有扩大其直接统治区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东冶县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统治当地，还不如说是维持交通线的需要。建初八年( 83 年)以前，岭南今两广和越南北部中部向首都长安或洛阳的贡献和物 资运输，都是由海路经东冶转运的 。此后尽管翻越南岭的山路已经修通，官方的运输已改走陆路，但民间的运输不会就此中止，而且从岭南到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或华北的东部，也还是海路比较便利，所以东冶的海运中转作用依然存在。东汉末年中原发生战乱后，许靖等人由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南奔交州(治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避难，也是由海路经东冶而行的 。 侯官县到建安元年还只设长，根据汉朝的，这意味着该县还不满万户。当然，在中原人口稠密地区，有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一万户的县并没有及时升格，但在这样一个人口极其稀少的地方，如此的例外可能性不大。作为汉朝的一个行政区域，当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本族人口，如当时的县长商升等。另外，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它所连接的岭南交州和会稽都可能有一些人因经常来往而定居。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还是越人，所以许靖等人从会稽出奔后，并未以就近的东冶为目标，而是远走交州，因为他认为所经历的 " 东瓯、闽越之国 " 不是 " 汉地 " ，到了交州才是汉地 。 正因为如此，有关建安以后至孙吴政权期间迁入的例子也不能轻易肯定。《福建史稿》称: " 四是避乱入闽者。如惠安锦田黄氏，始祖隍公，为东汉末会稽市令，于建安岁，避乱入闽。 " 按汉代在一些大城市的商业区设有市令、市长，但只有西汉长安的二市中有一位市令，另一位就是市长了。而东汉时，连首都洛阳也只设市长，秩四百石 。且不说会稽是否置专管市的官员，即使有，总不至于比洛阳市的级别还高，称为 " 市令 " 吧～再说，如前所述，会稽郡避乱的官员都南奔交州，太守王朗与孙策战败后逃往东冶，但不久就又兵败投降，据他自述: " 从者疾患，死亡略尽。 " 那位黄隍会在当地定居下来，倒真是不可思议的。作者没有交代这条资料的出处，估计不是来自族谱，就是抄自方志，属于胡编乱造是很明显的。 又如引《邵武府志》卷二八《古迹》云: " 孙策建检其江左时，邻 郡逃亡，或为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 " 这段资料，无论是史实还是文字，都是解释不通的。 " 建检 " 一词，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怎么可能又衍化出一个 " 将检 " 来,如果 " 将检 " 就是将要 " 建检 " 的话，难道这些人都是在孙策 " 建检 " 之前就迁到了闽西北吗, " 长乐 " 与孙策的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何以见得这个村名出现于那时呢,实际上，据《三国志?吴书》中《孙讨逆(策)传》和《贺齐传》等记载，孙策在建安元年遣贺齐等进占东冶，但直到孙策去世的建安五年，闽西北的建安(今建瓯东南)、汉兴(今浦城)、南平(今南平)等地的反抗还没有平息，至建安八年才 " 复立县邑 " 。如果说 " 悉投于此 " 是出于孙策的命令，显然他不可能将这些逃亡或破坏者迁移到自己控制不了的地方去的;如果是出于这些人自己的主动，那么充其量只会有邻近地区的一小部分，因为孙策尚未控制的山区很多，怎么舍近求远都集中到闽西北来呢,其实，《太平寰宇记》卷 100 已有这样的记载 " 将乐县，„„其地在越已有将乐之名。按《后汉书》云: """" 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乡立将乐县。 """"" 所引《后汉书》内容虽不见于今本，但应有所本。可见 " 将乐 " 或 " 校乡 " 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到了明代，《邵武府志》的作者才望文生义，编造了出这样的出处。 孙吴时的确有一些获罪的官员或他们的家属被迁至建安和侯官二地，但除了死在当地者以外，绝大多数人以后都已返回。例如:吴主孙亮被废后被降为侯官侯，途中自杀，夫人全氏居侯官 。孙皓曾将 " 诸父与(孙)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 " ;受魏国派遣的吴降将徐绍被杀后，家属被徙建安;会稽太守郭诞因未揭发临海太守奚熙的 " 妖言 " ，送付建安作船。 左丞相陆凯死后，家属被迁建安，如陆式、陆 等 。但这些人或其后裔并没有在闽地定居，《全夫人传》注引《吴录》明确记载她 " 吴平乃归 " ，这应是通例，所以在吴国被灭后，被孙皓流放的宗室、官员及其家属都应得到赦免。有的返回的时间更早，如陆式在建安只住了三年，就被召回并复位将军、侯，所以陆氏家属可能都已迁回。而且晋灭吴后，凡是吴国旧臣及其家属 一般都被北迁中原或其他地方 ，作为一项政治性措施，被流放在闽地的吴国旧臣自然也不会放过。 至于方志中一些伪造的例子，稍具常识的人是不难看破的。如《福建史稿》所引嘉庆《惠安县志》卷三十《寓贤传?黄兴》: " 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弃官入闽，居邑南之凤山。 " 黄兴其人以往从未见于可靠的史籍记载，直到一千多年后才由方志发掘出来，连古人最重的原籍和官爵都弄不清，却知道妻子姓曹，并且是与他一起 " 弃官入闽 " 的，作假手段相当拙劣。若果有其人，弃官并非犯罪，尽可在原籍优游林下，何必千里迢迢迁到连县治也不是的地方来呢, 顺便指出，作者将此人列为 " 驻闽将士 " 一类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即使按县志所说，黄兴也是弃官后才迁入福建的，并非以 " 将士 " 身份驻闽后才定居。 总之，从可靠的文献记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晋末年之前，尽管不能说没有外来移民迁入福建，但数量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并没有什么有地位或有事迹可考的代表性人物。根据《三国志?吴书》有关纪传的记载和县治的设置过程，闽西北的人口增加较多，这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二 第二方面，可以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过程来考察移民的来源和过程。毕汉思的论文就是从这一思路入手的: " 那就是考察福建各县的设置年代，这些年代提供了该县附近地区开发的标志时间。如果把每个新县城的位置标在连贯的、按年代分档的地图上，将出现一幅表明福建开发过程的连续画面。 " 他认为， " 只有当中原移民在某地已经聚居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并且土地已经垦殖以后，当局才会以建立一个新县的方式认可这一地区的开发，并选择某一村庄作为县治， 以之表示该行政区的地理位置 " 。 应该指出，这一理论和方法并非毕氏首创。早在 1947 年，先师谭其骧先生发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就已成功地用于浙江省的实例。他总结道: " 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罢，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恒，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间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 " 当然，毕氏未必看到过谭先生的文章，但作为学术的发展过程还是应该说清的。 不过从移民史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还应该注意排除一种特殊的情况，即不同民族聚居区之间，由相对先进的民族所进行的开发、特别是行政区划的设置，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移民过程，而不能全面反映两个民族的移民过程。例如在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由于土著的越人或多或少地存在，在某些地区还拥有一定的数量，所以新县治的设立就不仅取决于汉族移民定居的数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族政权的开拓需要和土著居民对汉族政权的服从程度的影响。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东汉的前期、中期一百多年间，这一地区新设的县很少，而在东汉末年孙氏政权据有江东以后的数十年间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县。显然，对政治中心远在长安或洛阳的中原王朝来说，这一地区不过是遥远的边区，甚至可以不当作 " 汉地 " ;但对在江东立国的孙吴政权来说，这里就是必须巩固的后方和值得开发的前沿了。肯定了这一点，就不会将新县治设置的时间和过程机械地与移民迁入的时间和定居的过程等同起来。 毕汉思认为，迁入闽西北的移民是从浙江西南而来的: " 中原移民沿着钱塘江上溯，经其两岸的沃土转入支流的河谷。公元 191 至 195 年，有两个新县先后在金华江上出现。还有一些移民沿着官溪上行，直趋松明溪上游。 192 年，在江山港与钱塘江(译者按:实指其支流衢江)汇合处建立了一个新县，它表示移民们已经沿着江山港进行开发。 218 年，江山港畔设置的一个新县证明了这一点。浙闽界山上的一道隘口充当了进入福建南浦溪上游的通道。„„于首批移民沿着江山港上行，穿过上述隘口，由北边进入福建。随之三个县城被置于南浦溪畔，这些县的设置至迟不过公元 204 年，也许就紧接着 196 年以后。部分移民从南浦溪转入崇溪，稍后，公元 205 年时在崇溪畔也建立了一个新县。 " 毕氏的推论基本是正确的，可以印证的史料是《三国志》卷 60 《吴书?贺齐传》: 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建安)八年也。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馀干。军讨汉兴，经馀干。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长丁蕃留备馀干。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阵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二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 这段史料能够说明的问题很多。 首先是三县设置的时间。贺齐在平定反抗后，称 " 复立县邑 " ，那么三县的设置都应在 " 复乱 " 的建安八年( 203 年)之前。从三县有如此多的人参加反抗，贺齐在平定后又 " 料出兵万人 " 来看，三县设置的时间肯定还很短，所以贺齐所采用的方法与对付新开辟的山越地区的办法完全相同。另外，已作为贺齐后方的松阳县，据《太 平寰宇记》卷 99 ，置于 " 汉献帝八年 " 。尽管原书没有交代出处，但很可能是依据某一旧籍。毕氏以 " 汉献帝八年 " 为建安八年，因而定为 208 年。但从贺齐的部署看，松阳不可能是当年新置的县。松阳长丁蕃与贺齐曾是 " 邻城 " ，那么贺齐自建安元年任永宁长后，松阳县应该已经设置了。所以 " 献帝八年 " 应该是献帝登位后的八年，即建安二年( 197 年)。三县的设立则应在此以后至建安八年之前，即 198 , 203 年间。 其次是三县估计有多少人口。《福建史稿》据 " 率各万户 " 推算，洪明等五人合计就有五万户，再加上吴五与邹临所部，就有六万二千户。这样的结论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实际却不符合前因后果。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贺齐只有五千人，而且是从各县征发的，由各县长分别率领。而对方如以每户四口计，就有 25 万人;即使每户出一兵，也要有六万多人。尽管贺齐兵少而 " 贼众 " 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会稽属县只能征以五千兵，而此三县居然能动员那么多人，平均每县超过二万户，在中原人口稠密地区也并不多见。从战争结果看，贺齐杀了六千，俘虏及征发了一万，如果反抗的人口真有六万多户，平均每四户才有一人，那么其余的人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继续反抗呢,从驻军形势看，汉兴屯有六万户，而其他两地每处才六千户，而贺齐的五千人在 " 分兵留备 " 后，依然以六万户为目标并能加以击破，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我认为， " 率各万户 " 必定有错讹，正确的内容应该是 " 共 " 万户，就象贺齐的部下虽是来自各县的的兵，并且由各县长所率，但五千人也是指总数一样。这样问题是迎刃而解了:三县的反抗力量共有二万二千户，约十万余人，被贺齐杀了六千，俘虏或征调走了一万，剩下八、九万人。由于贺齐对反抗人数的统计不可能精确，地方官上报敌情也免不了要夸大，所以这些数字大概就是当地的人口数的上限了。 最后，根据《三国志?吴书》其他有关征山越的记载分析，贺齐所 " 料出 " 的兵基本上是属于 " 山越 " ，包括已在越人区域定居的汉人，而不是设县前后迁入的汉人或直接受县治管辖的居民。尽管越人内迁 后遗留下来的人口数量有限，但经过了三百余年的繁殖会有很大增长。以每年 5 ?的平均增长率计，三百年内就将增长 4.46 倍。也就是说， &127; 如果当时在三县地区留下了一万越人，东汉末就有近五万人了。而闽西北恰恰是留下越人较多的地方，所以我推测，这十万余人口中越人占一半以上。孙吴政权在置县之初不可能迁入大批人口，附近地区也没有新的移民来源，三县地区的汉人看来是在此前一些年间陆续迁入的，他们的迁出地也不会离得太远，是钱塘江和衢江流域的人口向上游渐次开发的结果。建安十年建平县的设立是这次军事征服的结果，因为建平县治(今建阳县东南)正位于反抗力量的主要据点大潭、盖竹一带，新县的设置是出于治理的需要，而不是当地移民的增加。 在福建西部，毕氏认为移民来自江西， " 公元 257 年，江西的抚河及其支流同时设置五个县城。东江的源头已经靠近福建边界，此处有着一个通向富屯溪的宽阔隘口。这个隘口是移民的又一个通道。中原移民沿着富屯溪下行直到金溪口，然后折向西行，沿金溪上溯。接着，在 260 年就有两个县城分别在富屯溪和金溪岸边出现 " 。 从地理条件和交通路线角度考察，毕氏推断移民的来源和迁入路线是不错的。但这两个新县(昭武、将乐)的设置离江西五县的设立才三年时间，很难说移民就是在这一阶段迁入的。关于五县的设立的原因虽然找不到直接的史料，间接的证据还是有的。《贺齐传》载: " (建安)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 豫章东部即以后析置为临川郡的地方。《周鲂传》: " 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惕。 " 裴松之注已指出，当时尚未设置临川郡，故所谓临川郡实际上也即指豫章郡东部。此事虽未载明年代，但据《陆逊传》，逊于黄龙元年( 229 年)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因此应发生在黄龙元年后。吴主孙亮太平二年( 257 年)， " 以豫章郡东部为临川郡 " 。前后经历了四十 多年。从建安十八年( 213 年)彭材等就能聚众万余人这一点看，当地的人口已有相当的数量。所以，尽管这五县和临川郡的设置要迟至 257 年，但当地的人口至迟在 213 年已经有了数万之多。正因为如此，由江西迁入的移民定居于福建西部的富屯溪、金溪流域，至迟在 213 年就已开始。不过，直到西晋末年，这一带也没有再设置新县，可见移民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西晋期间福建境内行政区划最大的变迁，是太康三年( 282 年)晋安郡的设立。晋安郡析自建安郡，所辖八县中，原丰、侯官、同安、晋安、温麻都位于沿海，新罗则处于西南山区，宛平、罗江今地无考 。毕氏推测此无考二县可能是连接沿海与新罗县的中间环节，是不无道理的。当时沿海开发的余地还很大，在沿海地区定居的移民还没有向西部山区扩张的需要，所以新罗县居民的来源显然应该是相邻的江西东南。只是因为该县隶属于晋安郡，与郡治间的联系才成为必要。 《晋书?地理志》载建安、晋安二郡在西晋太康初年的户数合计为八千六百户，以每户五口计，则不足五万，平均每县不足六百户、三千多口。考虑到西晋初的户口统计存在很大的隐漏 ，而福建本来人口稀少，居住分散，游离于户籍之外的人口可能更多，因此实际人口可能在十万以上，但不会超过很多，因为到三百多年后的隋大业五年( 609 年)，福建的户数也只有一万二千多 ，实际人口最多不超过一倍。这固然是由于孙吴政权从福建掠走了大批青壮年越人，导致其人口锐减，但也证明外来移民的数量并不多。如果移民占当地人口之半，就只有五万余人。考虑到移民的迁入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即 190 年前后，到西晋初已经过了 90 年时间，这五万中有一部分已是移民后裔，那么迁入移民的数量还应更少，估计不过三四万人。前面已经指出，除了地方行政官员等人外，移民都是由相邻的浙江、江西就近迁入的平民，或许还有少量来自广东，既没有名门望族，也没有可靠的事迹记载下来。 《福建史稿》称 " 当贺齐入闽时，闽中人口，当有十万户左右，才会有建安立郡 " ，一方面是误信了《贺齐传》中的数字(且不说这些数字本来就是夸大的)，另一方面也完全没有作必要的比较，《晋书?地理志》中户数不足一万的郡比比皆是，为什么在此前数十年闽中一个郡就非要有数万户才能设置呢,至于作者所称闽中在永嘉前建有很多寺观的例子，其实没有一个是出于较早史籍记载的，大多是方志的附会。例如引民国《连江县志》卷 21 《祠庙》称 " 温麻庙，在县尾铺。晋太康三年建。祀晋太尉吴、李二公 " 。可是实际上，不仅太康三年以前，就是整个晋朝也从未有过姓吴、李的太尉 ，又怎么会有为他们建造的庙宇,当然，永嘉以前福建既然已有了郡县等行政区划和数万来自邻区的汉族移民，建有寺庙或留下一些文物遗址也是很正常的，但不能随意夸大。 三 永嘉之乱后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并没有直接波及福建，因此在东晋初年不可能有什么移民直接从黄河流域南迁到福建 。此后直到南朝梁陈之际，迁入福建的移民数量还非常有限，而且他们也是来自长江流域，并没有什么世家大族。 关于 " 四姓 " 或 " 八姓 " 入闽的传说，《福建史稿》已作有力的驳斥，但对四姓的来历似乎还没有予以指明。 目前所见有关 " 四姓 " 最早的出处应为林諝的《闽中记》。林諝《闽中记》十卷见《新唐书》卷 58 《艺文志》二，但原书已佚，林諝其人也不详，仅见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8 : 唐林諝撰，本朝庆历中有林世程者重修，其兄世矩作序。諝，郡人，养高不仕，当大中时。世程亦郡人也。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可以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 陈氏这段话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林諝是唐大中时人，这就是说，他生长的时代离永嘉之乱已近五个半世纪了。在没有可靠史料的前提下，林諝的说法并不具有原始史料的价值。第二，林諝是福建林氏家族的成员，也就是他所说的永嘉后入闽的中原仕族四姓之一的后裔。在崇尚门阀世族并盛行附会圣贤望族的唐朝，林諝的说法自然是很值得怀疑的。第三，至南宋时，闽人已普遍自称为光州固始人之后，而不是自称中原其他地方的移民之后，连林、黄、陈、郑也不例外，所以陈氏才用此例来证明 " 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 " 。要是此四大姓真是永嘉乱后中原移民之后，子孙何至于数典忘宗至如此地步, 如果我们仔细发掘早期史料，则非但找不到能够支持林諝的证据，反而发现了此说最大的漏洞。《陈书》卷 35 《陈宝应传》: " 陈宝应，晋安侯官人也。世为闽中四姓。父羽，有材干，为郡雄豪。 " 《南史?陈宝应传》同。《陈书》始撰于隋开皇九年( 589 年)，作者姚察是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陈吏部尚书，卒于隋大业二年( 602 年)，可见 " 四姓 " 至迟在六世纪末就已著称，此时去陈宝应之死的陈天嘉五年( 564 年)不过二三十年。如果 " 四姓 " 真是中原移民后裔，《陈书》是不可能不提及的，因为依《陈书》的体例，无论是长期侨寓还是已经土断，都会载明原籍或加以说明的。如卷 32 《孝行传》: "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侨居于会稽剡县。 " 卷 11 《淳于量传》: " 其先济北人也，世居京师。 " 卷 12 《胡颖传》: " 吴兴东迁人也。其先寓居吴兴，土断为民。 " 《陈宝应传》只称其为晋安侯官人，世为闽中世姓，而不载明其另有原籍，或已经土断为民，则陈氏为土著无疑。 " 四姓 " 其余三姓未见记载，但陈氏既为林諝所谓 " 中原仕族四姓 " 之一，看来其余三姓也与陈氏一样，本是土著，到唐时才被称为移民后裔的。但在特别注重郡望的唐朝，这样一般地称自己是中原移民之后显然是骗不了什么人的，所以《开元录》依然指明: " 闽县，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 夷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 " 从《太平寰宇记》还在引用看，直到北宋初年人们还是没有承认他们是中原移民之后。 另一条较早的史料是《十道志》泉州清原郡下云: " 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 " 原书不存，见于《太平御览》卷 170 引。不过这条史料早已被人滥用或加以附会了，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00 在福州永泰县下云: " 按晋记，东晋永嘉之乱，渡江衣冠士族多依于此，以求安堵。 " 卷 102 泉州: " 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 " 但晋安郡置于西晋太康三年，明见《宋书?州郡志》，事在永嘉之前，《寰宇记》所说显然出于作者臆断附会，南宋王象之辑《舆地纪胜》时已作驳正，见该书卷 130 泉州。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十道志》中这段话究竟是不是放在泉州下面的。但《舆地纪胜》卷 128 福州《风俗形胜》中又引《图经》称 " 晋永嘉中衣冠趋闽，自是畏乱，无复仕者，故六朝之间仕宦故迹晦如也 " ;说明这类说法在宋代流传已很广。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永嘉之乱后不可能有北方移民进入福建，但可以肯定即使有，也只是少数的、零散的、一般的家族。因为永嘉时中原的衣冠士族如从陆路南迁，到达江淮间即可基本脱离危险，渡江后即能获得政治、经济地位，何必千里迢迢继续南迁入闽呢,大族由海路南迁的例子甚少，直接迁至福建的从未发现。如果有，一是史书不会毫无反映;一是其成员应该在东晋南朝求发展，不会蜗居一隅。而闽地并非完全新辟，少数分散的北方移民又岂能轻易凌驾于土著家族之上,南朝宋时北燕主冯氏宗族三百人由海路迁至新会，并世代受封为当地太守，应该够得上 " 衣冠大族 " 的标准了，但冯氏仍受到土著的欺凌，直到与俚族首领洗氏结婚后才获得土著支持 。此事可从反面证实前面的推断。 《陈书》卷 3 《世祖纪》载有天嘉六年( 565 年)的诏书: " 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 者，释为良民。 " 其中建安、晋安二郡基本就是今福建省境，这证明在梁末侯景之乱中，有不少人逃往福建避难。但这道诏书的结果必然导致其中大部分人返回故乡，特别是其中的 " 衣冠 " ，在这种条件下还回不了乡的就只能是底层贫民了。而被略为奴婢的难民无论是否真正得到释放，也无论是否定居在福建，肯定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大族。当时离永嘉之乱已有二百多年，难民中即使有北方移民的后裔，也已在长江流域生活了很多代，只能看成为来自长江流域的移民了。 前面我们曾估计西晋初福建的人口不过十万余，东晋、南朝期间福建很少受到战乱影响，当时也没有耕地不足的问题，即使以很低的年平均增长率 3 ?计，到隋大业五年也应该增加到 25 万左右了。而该年隋朝统计到的户口只有一万二千余户，仅六万余人。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我曾大胆推断，当时南方户口的隐漏达到惊人的程度，可能平均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入籍 ，那么福建的实际人口应有三十余万。两者相减，西晋以后的移民及其后裔肯定不足十万，大概有六七万，其中第一代移民就更少了。对于一个三百年的时段来说，这样的数量不会造成什么移民热潮，依然只是邻近地区缓慢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