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精品-doc】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精品-doc】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军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特点(1) 在宗藩体系下，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步入一个新时代，具有新的特点。 (一)中国开始承认朝鲜半岛上的国家是外国，而不再将朝鲜半岛视为中国领土虽然薛居正修《旧五代史》时，已将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政权列入《外国传》，但是，其《外国传》中还包括契丹、吐蕃、回鹘、渤海靺鞨、黑水靺鞨、党项、昆明部落、于阗等中国的地方民族政权，显然，这里的“外国”指的是中国的“属国”，而不是指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宋史》也是如此。《辽史》、《金史》的《外国传》都仅仅提到西夏与高丽，认为二者性质相同，也还是把高丽政权看成是中国境内的地方政权，而不是中国之外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元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政权之间虽然已经确立起宗藩朝贡关系，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仍旧将朝鲜半岛视为中国的领土。发展至明代，原来在正史的《外国传》中与朝鲜半岛内政权并立的各“属国”，绝大多数都已经被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内，朝鲜半岛内的政权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逐渐演变为中国之外的国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明王朝与北元之间的争夺使明朝无力将势力延伸到朝鲜半岛;另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半岛封闭的、边缘化的地理位置对其独立具有保护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对臣下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明实录》(96)《明太祖宝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0年校印本，第485页。并在祖训中，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爪哇、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这些国家中，如朝鲜、安南等，与中国陆地相连，并不是真正的“海外”国家，可见朱元璋所谓的“海外”，不是指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海外，而是指中国传统观念“四海”之外。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君天下曰天子”，“天子，谓外及四海也”，《礼记?曲礼》及郑玄注。中国与“四海”中的蛮夷戎狄构成同一个政治实体“中国”，在同一位君主“天子”的治理之下。在“四海”之外，也就是在中国之外。这种观念在朱元璋对朝鲜使臣张子温的谈话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第26页。尽管朱元璋也常常将朝鲜视为“四夷”之一，自称是一统华夷的君主，甚至派道士赴朝鲜半岛祭祀名山，但是，这种以朝鲜为与中国对称的外国的观念，毕竟是以前所没有的。此后，中国逐渐将朝鲜与中国之内的其他地区越来越明确地区分开来。到清末，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朝鲜就是一个“内治外交，向来均得自主”的“中国属邦”了。《朝鲜国王奏本》，《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302页。 (二)中国与李氏朝鲜确立了具有东亚特色的国家间交往的特殊模式 中国虽然承认朝鲜是中国之外的国家，不再试图将之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内，但直至清末，中国人一直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属邦”、“属国”，而不承认朝鲜是与中国有着同等地位的国家。 中国人不仅认为朝鲜是比中国次一等的国家，而且认为，世界各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中国构建起东亚世界的国际体系，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论述过的分层级的宗藩体系。在这种宗藩体系之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模式 是，以中国为宗主国，而将其他国家都视为中国的属国;作为宗主国，中国有义务保护各属国，也有权力干预各属国的内政 外交;作为属国，各国要向中国请封、朝贡，接受中国对其内政外交的干涉——虽然这种干涉是非常罕见的，各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自主。中国与朝鲜间的关系，就是宗藩体系内的等级制下的国家间关系的典型。包括朝鲜在内的各属国，虽然也不乏仿照中国建立自己的宗藩朝贡体系的企图，但他们能将这种理想化为现实的情况并不多见。在更多的情况下，各属国都是把双边或多边的正常交往视为对方向自己朝贡，但这种意识都是得不到对方国家认同的，只是他们在虚拟状态中模仿中国的作法以求得大国地位的幻想。 这种宗藩朝贡体系是东亚世界特有的国家间交往的模式。当东亚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之后，双方对属国性质的认识上的差异也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人胡夏米在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说:“朝鲜国服事大清国，似本国为外国之仆奴，真是凌辱贵国之体面„„盖贵国有本法律，本主宰，非奉事外国之君帝，非禀尊外国人旨意。遵照贵国之版图，据《大清会典》朝鲜系进贡之国而已矣。天下英国与安南国并与暹罗国彼此进贡的国交易，何妨与朝鲜国交易耶,”转引自〔韩〕金在善:《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26页。胡夏米是将各属国间虚拟的朝贡状态与各国对中国的实际存在的朝贡关系混为一谈，而且是从西方不认为朝贡国是属国的观念出发来看这一问题的，而这种认识显然与东亚世界的现实不符。 (三)经济越来越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间互动的主要方面 自宋代开始，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越来越发达。虽然宋朝政府经常对与朝鲜半岛的贸易作出种种限制，如“庆元间，诏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宋史》卷487《高丽传》。“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但宋代对朝鲜半岛的贸易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北宋与南宋合计，共有商人135批4940人赴高丽贸易。特别是北宋，共有103批3169人赴高丽从事贸易，以上数字皆据《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台湾学者宋晞统计两宋赴朝鲜半岛的中国商人共有129批5000余人，韩国学者朴玉杰统计两宋赴朝鲜半岛的商人总数达7200人。参见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260,261页。几乎每年都有中国商人前往朝鲜半岛。在高丽首都“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船至者”。《宋史》卷487《高丽传》。高丽文宗九年(1054)，高丽政府曾同时分三处宴请宋朝商人，被邀赴宴的宋商达240人之多。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37页。甚至有些商人还肩负起政治使命，“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宋史》卷312《韩琦传》。 明代与朝鲜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出口商品多无限制，甚至严禁出口的各种军需品，也破例可以对朝鲜出口。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214页。清代，“作为宗藩关系的最佳典范，清朝不但在政治上给予朝鲜特别的待遇，在主要的经贸往来，即使团贸易问题上，其政策也是最优厚的，除对出口物资有一定的限制外，朝鲜使团似乎可以携带任意数量、任意品种的物资，在几乎任意的地方(使团行经沿途)，与任何商人或民众进行贸易。”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除正常的朝贡贸易之外，无论是中国的使臣还是朝鲜的使臣，都经常从事走私贸易。王剑:《论明代中前期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双方在边境地区还存在互市与走私贸易。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第256,258页。明朝还曾向朝鲜方面征购耕牛与战马，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第124页、第171,173页。仅永乐二年一次就购进耕牛1万头。 清代一向禁止粮食出口，但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朝鲜因灾荒请准在中江地方贸易米粮，清政府准予所请，当年即出口粮食2万石，还允许朝鲜来华使节自己采办米粮，一同带回国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又遣吏部侍郎陶岱运米3万石去朝鲜，1万石作为赠送，2万石作为贸易。同时还准许商人再贸易米粮2万石，帮助朝鲜度过了荒年。雍正六年(1728年)，政府将朝鲜的贸易欠款白银6万两，全部无偿赠送给朝鲜。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215页。 (四)朝鲜始终对中国保有较强的向心力 自统一新罗起，朝鲜半岛内形成统一的国家，但由于历史上臣属于中国的传统，以及现实中与中国方面密切的经济往来，使朝鲜半岛内的政权对中国始终保有较强的向心力。在辽宋金对立时期，高丽政权向辽金、两宋称臣，同时与双方保持联系。在元明之际，高丽摇摆于明朝与北元之间，一时难以抉择是依旧臣服于号称中兴的北元，还是臣服于新兴起的明王朝，但是却未考虑过乘机独立、完全摆脱中国的影响与制约。 自李氏朝鲜建立，朝鲜对中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事大”不仅成为朝鲜的基本国策，而且被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朝鲜初年，儒士卞季良即指出:“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不可紊也，则事大之礼，固不可以不谨矣。大小之势，如白黑之不可以相混也，则事大之礼，亦不容于不谨矣。”梁成之认为:“事大以礼，盖以小事大，礼之常也。”李滉在答日本将军书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大明为天下宗主，海隅日出，罔不臣服，亦贵国之世修朝贡者矣。”甚至有人提出:“小之事大，大之役小，此固天定之君臣也。”“今我朝鲜之人也，则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把朝鲜看成是大明的朝鲜，明与朝鲜几乎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至于《明史》认为:“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朝鲜方面也有类似的看法:“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本段引文皆转引自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 至清代，朝鲜方面对中国仍然保有这种向心力。当英国人胡夏米请求与朝鲜通商时，朝鲜方面的答复是:“朝鲜服事大清国，只遵大清国的旨。”转引自〔韩〕金在善:《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在清末，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时，往往也要说明，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朝鲜国王为与法国订约事致礼部咨文》，《朝鲜国王为与奥国订立通商章程税则致礼部咨文》，见《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287页、第370页。在内政外交自主的情况下，朝鲜仍能主动向各国表示，自己是中国的属国，这显然是对中国存在较强向心力的表现。 (五)中国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关系基本是和平的、友好的 中国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之间也发生过战争，但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时期持续比较短，像隋、唐时代那样，中国与朝鲜半岛内的政权长时期处于敌对的状态，在唐以后未再出现过。辽代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有前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与王氏高丽的关系相对紧张一些，战 争也更为频繁，更重要的是，还保有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战争多爆发于中国或中国的地方政权比较强大时期的特点。而自金代起，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战争不仅次数在逐渐减少，而且往往都是爆发于中国王朝更替之际。总体说来，在宗藩体制下，中国与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密切的经济往来，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成为宗藩朝贡关系的典型。 由于中国不再试图将朝鲜半岛纳入自己的统治，因此，当中国强大时，不仅不再构成对朝鲜半岛的威胁，而且成为保证朝鲜半岛稳定的力量，明代的援朝抗倭与清代的助粮救灾、出兵平叛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自明代起，鉴于日本的逐渐强大与对外扩张，朝鲜半岛的主要威胁已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于海上。虽然冲击朝鲜社会的力量后来由日本转为西方各国，但威胁来自于海上而不是大陆的格局却一直持续下来。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开始趋于瓦解，至19世纪80年代，在宗藩体系下臣属于中国的各朝贡国纷纷中止对中国的朝贡关系。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丧失了最后一个朝贡国，也是在宗藩体系下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贡国——朝鲜，这意味着宗藩体系的终结。 宗藩体系的终结，同时也是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终结，东亚世界从此被西方拉入近代社会，成为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殖民主义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因为西方列强主要通过缔结条约调整内部的关系，也主要通过缔结不平等条约实现对东方民族和国家的殖民统治，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殖民主义的国际体系称为“条约体系”。东亚不再是按自己的模式运行的孤立的、封闭的世界，而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了。 面对列强对中国属国的鲸吞，清政府也曾作出一定的努力，试图维持宗藩朝贡体系。朝鲜因为与清王朝的发源地中国东北地区相邻，所以，尤其受到清政府的重视。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清王朝的是，一方面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一方面，劝使朝鲜与西方列强开关通商，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中国与朝鲜签订的《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2年)中规定:“朝鲜久列藩属，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1883年)规定:“边界陆路交易原系天朝优待属国，专为便民而设。”《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1883年)规定:“朝鲜久列藩封，勤修职贡”，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第1241页、第1245页、第1249页。一再强调朝鲜对中国的藩属关系。出于同样原因，对朝鲜1882年发生的“壬午兵变”与1884年发生的“甲申政变”，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派兵协助镇压。特别是在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清政府不仅立即派天津道台马建忠、水师提督丁汝昌到朝鲜“查办”。随后又派吴长庆带兵到朝鲜，诱捕执政的大院君押送回中国。清政府为维持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已经一改容许朝鲜“内治外交，向来均得自主”的态度，要求行使在宗藩体制下宗主国所保有的干涉属国内政外交的权力。 1885年11月，清政府委任袁世凯为驻韩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后改称驻韩办事大臣，从此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9年时间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对朝鲜的内政外交无不加以干预，参见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66,368页。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对此，连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觉。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六日，内田定槌致陆奥的信中谈道:“近年来朝鲜国对清国所表示的藩属关系，不 止于朝鲜国王对清国皇帝虚礼，即驻朝官吏干涉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且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转引自〔韩〕金在善:《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28页。、 1879年6月，总署大臣丁日昌首先倡议由朝鲜和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他说:“如朝鲜能与泰西诸国通好，将来两国(指朝鲜与日本)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转引自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01页。清廷采纳了这个意见，令李鸿章致书朝鲜的李裕元，劝导朝鲜与各国立约。李鸿章曾在1876年和1878年两次写信给李裕元隐示此意，此次是奉旨行事，于1879年8月又致书李裕元，指出“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李鸿章覆李裕元书》，见《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305页。在清政府的劝说下，更主要的是在形势的逼迫下，自1882年起的四五年时间里，朝鲜先后与美、英、德、意、法、俄等国签订条约，结束了闭关锁国政策。 但是，清政府的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首先，清政府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虽然是中国作为宗主国对属国保有的权力，因而“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已执行数百年的朝鲜“内治外交，向来均得自主”的惯例的破坏，不能不引起朝鲜方面的猜忌与反感。其次，朝鲜的开国，使西方列强势力迅速渗入，引发朝鲜社会的深刻变革，朝鲜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这与宗藩体系这种与东亚传统社会相吻合的国际体系是不相容的，反而加速了中国与朝鲜间宗藩朝贡关系的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受日本保证朝鲜独立口号的诱惑，在朝鲜内部出现了依靠日本、中止与中国的藩属关系、独立建国的主张。 壬午兵变后，虽然中国驻朝部队迅速平定了这次政变，但日本已决心利用兵变推行其侵朝计划，因此派花房义质带兵至朝鲜办理交涉，并于1882年8月30日，迫使朝鲜签订《仁川条约》，除勒索赔款55万元外，并取得了在朝鲜京城驻兵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它在朝鲜的侵略地位。《仁川条约》订立后，日本极力笼络朝鲜政府。朝鲜政府派往日本道歉的使臣金玉均、朴泳孝一行到日本后，日本朝野对他们大事诱惑，多方怂恿朝鲜“独立”，甚至表示可以给予财力和武力的援助。日本公使竹添进一甚至以取消赔款未偿额40万元来劝诱朝鲜“独立”。 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朝野出现独立改革的倾向。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在京城邮政总局新厦落成时，举行政变，杀戮了一些守旧派大臣，并使朝鲜国王召日兵入卫。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政变”。“开化派”宣布结束同清王朝的“封建藩属关系”，朝鲜完全“独立”。 甲申政变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暗中支持，1884年9月，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从日本来到汉城，直接同开化派要人“约定”:开化派一旦发动推翻守旧派政权的政变，日本政府将给予开化派以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美国驻朝鲜公使富特也对开化派的行动表示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第72页。 虽然甲申政变很快为吴兆有、袁世凯统率的清军所平定，但是，朝鲜方面脱清独立的思 想却仍旧存在。1894年，袁世凯曾在电文中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日大队陆续来汉，日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渐炫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意渐携贰，如日队到汉后吓骗，尤易为力。我以空口劝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臣乐从，即各国亦皆默许。”《直督李鸿章致枢垣袁电日驻仁川兵调汉城并干预韩政美英法俄员同请中日同时撤兵电》，见《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1612页。说明自甲申政变后，朝鲜对中国的离心力渐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崛起使东亚世界面临新的问题。在此以前，对东亚各国构成威胁的主要是西方列强，从地理区域上讲，都是来自东亚世界以外的国家。它们虽然也有着统治东亚各国、掠夺东亚各国的欲望，但由于距离的遥远，使它们在某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西方各列强最终打消了瓜分中国的念头，距离遥远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因而，西方国家对东亚世界也只能满足于从外部操纵它、控制它，而不可能完全占领它。日本则不同，它是在东亚世界内部生成的近代绝对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不仅仿照西方进行各项改革，而且仿效欧洲列强推行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而对于日本来说，其扩张的首要目标显然就是东亚世界。也正是日本的崛起，最终从内部导致了东亚古代国际体系的崩溃。 对朝鲜的侵略，不过是日本征服大陆计划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日本又陆续迈出了第二步，侵略中国东北、建立所谓的满洲国;第三步，全面侵略中国;第四步，侵略东南亚，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是在试图将东亚世界全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日本是在军国主义体制下，进行着中国在接近1300年以前就已经中止的尝试，要取代中国在东亚世界的地位。而取代中国成为朝鲜的宗主国不过是这一系列举动的第一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未能遏制日本向朝鲜半岛的扩张，中国的势力自朝鲜半岛内缩，这在战略上已经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埋下了以后一系列悲剧的种子。历史的事实证明，中国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不能保持朝鲜半岛的独立地位，中国也就面临巨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