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新史揽要

试析《泰西新史揽要》的内容及影响 《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是书原名《The nineteenth century》(即十九世纪史),出版于1880年,作者为英国历史学家马肯西( Robert Mackenzie)。经李提摩太“煞费经营”“几经点窜”后,中文译本最初以《摘录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名(后省略摘录二字)连载于1894年3月至1895年5月间的《万国公报》。1895年广学会正式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泰西新史揽要》,凡二十三卷,附记一卷。 该书出版后,在中西方的遭遇大相径庭,对其评价亦迥乎不同。在有关欧美近现代史学史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对此书及作者的介绍及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这样写到:“传教士翻译的所有非宗教内容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麦肯齐的著作,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的庸俗颂赞,科林伍德把这样的著作描写为‘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⑴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样一部三流的历史作品,在中国近代史和史学史上,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书初版时即行销了30000册,其后连年重印,不少书商还私自翻刻为节本刊行(如周庆云节录的《泰西新史揽要八卷》就有三种不同的版本,此外还有《泰西新史揽要四卷》本,等等),成为当时“最风行的读物”。戊戌维新的主将梁启超将此书收入《西学书目表》中,作为启蒙读物推荐给广大士子,并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指出:“《泰西新史揽要》(初名《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对此书推崇备至,更是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⑵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将此书与《列国变通兴盛记》和《列国岁计政要》一并上呈光绪皇帝,而“光绪帝(他在丁韪良的间接督导下已学了几年西学)已经研究过麦肯齐著作的中译本,并且产生了深刻印象”。⑶小小的一部史著,竟然能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可谓功 1 莫大焉。这的确令人深思。 《泰西新史揽要》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令近代中国的精英士子心折? 这部史著全书连附记共二十四卷,卷下分节,实即章节体结构,为西人编纂史著的一般方法。书中叙述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十九世纪英、法、德、奥、意、俄、土、美诸国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工商、交通、教育、新闻、社会、救济、民族问题、殖民地等方面的历史,最后简要记述了罗马天主教廷的史迹,附记叙述了会党、欧洲新政和学校的情况。由于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的资本主义国家,作者又为英国人,故对英国内政及殖民地情况的记载有十一卷之多,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法国“为欧洲乱之所由萌,亦治之所由基”⑷,亦着墨颇多,专门记载有五卷;其余各国及教皇等均作简要的介绍。 从此书的思想倾向来看,马肯西属于自由主义史学家。所谓自由主义史学家“坚信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的逐渐过程”,他们“一般地既肯定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又宣扬尊重历史传统和合法权威;既歌颂启蒙运动的反专制主义精神,又鼓吹妥协改良的道路;既承认联合民众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必要,又畏惧下层人民的激烈行动,特别是以他们为主力进行的暴力革命。”⑸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在书中反映得非常明显。作者对英国式的温和革命道路很是赞赏,如对1832年的英国国会改革,他推崇有加:“此百年中,英国加惠于民为他国之所不及者,舍1832年改制度之外莫与属也”,“既改制度,凡昔之所定律法,专利于一业及一门一家者,悉予删除,而以平等视众人……所谓分利于众人也”。⑹实际上这次改革,只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分权的要求,从而使英国成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共同统治的国家,但在改革中起巨大作用的工人、小资产阶级仍然被排除于政权之外。因而才有三四十年代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普选权的宪 章运动,此书称之为“英民公廪”。对这此运动,作者则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查议立民约诸人恃众要求之法固属不善,然其所请六事,则民间大半已被其泽”,并诬蔑工人“一日捉鱼,三日晒网”,从而使得“公私凋敝”,把统治者的镇压称为“部署大定,民不敢逞”。⑺从其对法国革命的立场态度,更可窥见作者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推崇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认为法国“以暴虐闻于时”,“不独王之无道也,世家大族……类多干法犯纪”,“小民呼吁无门,激而生变,揭竿四起,皆求改弦更张”,并借一英国官员的话“亘古来民主之国,未有如法国此次新改典章之公正者也”,表达了作者对资产阶级革命进步作用的肯定。同时他又反对激进主义,在《杀王党》一节中,他慨叹:“二年中法国人民,死亡残害之众,遂为欧洲千古以来未有之大劫,亦惨矣哉。”⑻对拿破仑更是充满偏见。在《拿破仑行状》中,作者对拿破仑的记述偏重于记载其对外战争,对其统治,则用“从未有如拿破仑专擅之甚者也” ⑼一语概括,对拿破仑颁布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部法典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则不予提及。最后,作者道:“法国大乱以来,……民多失业,商务未能振兴,……贸易场中生财之道,几于澌灭殆尽矣”,而英国“则以在上之人讲求商务,整顿市情之道,运以精心,贞以毅力”,从而“忽焉蓬蓬勃勃如釜上气者”,⑽一贬一褒中,其倾向溢于言表。贯穿书中的另一基本思想是进化史观。作者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向前发展的,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信思想学术的进步亦能推动社会的前进,而政治制度也是在逐步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国家走向富强。他也强调宗教的作用:“亘古以来,变化世界之大经大法,惟有广行教术为上上等”。⑾总之,这部书是运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编定而成的,偏重于叙事,文字浅显易懂,介绍了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此书虽没有科林伍德所贬的那么低,但充其量仅能算作普通的历史通俗读物。从欧洲近代史学史的发展状况看,资产阶级 史学自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以来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至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史学特别发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在历史研究方法的革新上,在新史料的发现和考证上以及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校勘上,成绩辉煌,在解释历史问题和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方面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相比之下,《泰西新史揽要》则大为逊色,因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名不见经传,就不足为奇了。 但在中国,《泰西新史揽要》出版之时,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正在酝酿之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史学观点正处于由封建史观、传统的三世观向进化史观的转变过程中,其特点是杂揉中西,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还不甚明确。当时一些较有影响的史著如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虽在编纂体例上吸收了一些西方的东西,基本仍属于传统的纪传体或典制体。鉴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这种状况,《泰西新史揽要》章节体的结构、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贯穿于全书的进化史观,无疑对中国新史学的产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泰西新史揽要》更重要的意义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书出版适值甲午战败之际,泱泱大国,竟不能敌一蕞尔小国,国人无不痛心疾首。考究中国战败之原因,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在于闭关自守和昧于世界大势,维新变法思潮遂蓬勃兴起,而这股思潮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学习西方。《泰西新史揽要》的出版正是适应了这一学习西方的潮流。李提摩太在序言中明确讲:“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中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明镜足以鉴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又说:“要视此书为振兴中国之鸿宝”,⑿其宗旨就是要唤醒国人,以西方历史为鉴,进行变法自强。相对其他传教士著译的历史著作,如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初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以及谢卫楼“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于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外部世界获得了 一些初步的概念的”的《万国通鉴》,一方面本书内容较新,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勾勒出从法国大革命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大略轮廓,另一方面详细叙述了英国的政治沿革,并在附记中简略介绍了欧洲各国的议会情况,正好适应了饥不择食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维新派改良变法的需要,故而备受康、梁等人的青睐,在他们的大力推荐下,《泰西新史揽要》在戊戌变法时期乃至以后,能风行一时,多次再版。 注释: ⑴.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24页。 ⑵.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32页。 ⑶.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32页。 ⑷.《泰西新史揽要》,凡例。 ⑸.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谭英华序,商务印书馆。 ⑹.《泰西新史揽要》卷五。 ⑺.《泰西新史揽要》卷七。 ⑻.《泰西新史揽要》卷一。 ⑼.《泰西新史揽要》卷二。 ⑽.《泰西新史揽要》卷二。 ⑾.《泰西新史揽要》卷十一。 ⑿.《泰西新史揽要》序及凡例。 (作者: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