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

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 [摘要]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启动虽晚但成果丰富。拉美环境史研究在森林史、采矿史、外来物种侵入史、土著民族与国家的环境关系史、环境主义史等方面成果突出，但也存在突出当下主义、忽视城市环境史研究等问。 [关键词]拉丁美洲环境史 世界体系环境史 研究领域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103,06 在国际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拉丁美洲不但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贡献了像依附论这样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成果。在环境史领域，拉丁美洲虽然是后来者，但也努力做出了具有鲜明区域特点的研究。巴拿马环境史学家吉勒莫?卡斯特罗?赫雷纳曾经指出，拉丁美洲存在两种环境史，分别是“拉丁美洲环境史(Lat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和“拉丁美洲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前者指来自拉丁美洲的学者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研究的本地区的环境史，后者指不论什么文化背景、也不管来自哪个地区的学者对拉丁美洲环境史的研究。显然，赫雷纳更多的是从认识论角度强调视角和立场的不同。这样的区分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中国读者而言，从写作这样一篇史学史的文章来说，本文更愿意包容所有的关于拉丁美洲环境史的研究。 拉丁美洲具有丰富的环境史资源，但它的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起源于1970年代初，相反，从发达国家开始的国际环境主义运动不但没有在拉美激起应有的回应，反而还遭到正处于发展狂热阶段的拉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嘲笑。不过，这种情况随着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发展而迅速得到改变。拉丁美洲陷入几近绝望的悲观主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中，国内外的各种力量开始反思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探讨拉美发展的前景。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启动的。推动研究拉丁美洲环境史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分别是国际发展组织的关注和学者们自己的探索。 就国际组织的关注来说，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C)”。它邀请社会学家N.格里古和经济学家O.桑克尔在1980年编辑出版了《拉丁美洲发展与环境论文集》，其中包括N.格里古和J.莫雷诺合写的论文《拉美生态史导论》。它从整个地区的视角对拉美环境史做了概要性的论述，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设想。这篇文章的发标志着拉美环境史研究正式起航。国际组织之所以关注拉丁美洲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像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和美洲开发银行(IDB)都关注拉美的发展中断问题，其中不可避免要涉及环境问题，不过，它们都是从结构而不是历时性方面关注环境问题。尽管如此，它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必然诱导那些需要从这些机构得到研究经费的学者和研究中心对环境史感兴趣。二是拉美内部缺乏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重要文化需要。在当时，人们熟知的是先贤们把自然看成是可以为建设民族国家而开发的资源的价值观。这就客观上给外来组织不自觉地推进环境史研究提供了空间。这个原因也导致了拉美环境史研究在兴起时缺乏具有本地区特点的概念和理论。 拉美环境史研究的兴起除了国际组织的推动之外，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研究拉美历史、人类学、地理学和生物学等的过程中不得不探索环境史。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拉美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最初一定受到了离它最近的美国学者的影响，其实不然。这一方面的典型是曾经写出名著《羊灾:墨西哥征服的环境影响》的艾丽诺?G.K.麦维尔。《羊灾》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她论文的最初选题是研究西班牙殖民主义在入侵后的几十年对当地市场体制的冲击，但当她在西班牙搜集和分析有关当地人社会和移民对生产形成的限制的 档案资料的时候，她被大量的关于殖民化过程中环境变化的资料所吸引，于是她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环境问题。当她被告知她研究的正是已经存在的环境史时，她惊诧莫名。随着越来越多的专业历史学家开始自觉进行环境史研究，拉美环境史研究中缺乏自己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不正常状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变。 1997年，赫雷纳在桑克尔的环境概念的基础上，从拉美研究注重体系和结构的学术文化特点出发，提出了自己关于拉美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构想。桑克尔认为。环境就是“自然的生物物理范围和此后人为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在空间上的扩散”。赫雷纳认为，拉美环境史就是“研究拉美在实施一系列发展模式时人对自然生物物理过程的改变”。它应该注重对三个方面的研究，分别是自然、社会和生产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作为从结构方面对世界进行的伦理想象，内化于这三个过程中。拉美环境史研究从时间上看，必须注重历史分期，既要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在特点，还要反映这些时期的变迁和连续性。从空间上看，它不但要注重对民族国家环境史的微观研究，还要注意对拉美地区的中观研究和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环境史的宏观研究。因此，赫雷纳的拉美环境史构想也可以看成是历史一环境一体系取向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注重体系的环境史不是从北大西洋工业化国家的视角来观察，而是从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认识的，是以拉美为主体的世界体系环境史。 在赫雷纳看来，拉美环境史具有以下几个地区特点。第一，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特点就是“掠夺经济(raubwirtschaft)”及其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利用(destructive use)”。第二，这种掠夺经济逐渐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外资垄断统治下的、为了满足北大西洋社会的各种需求的与自然的关系模式。第三，与非洲和亚洲不同，在拉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早在19世纪初就形成了大地产寡头政治势力，他们利用自己具有商业价值的资源和未开发的土地来换取海外的资金和技术。第四，拉美的非资本主义因素在1850年代遭到暴力打击而赤贫化，并没有形成西方社会常见的中小资本家。第五，在此生产和社会基础之上，对待自然的问题变成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其中隐含的是进步的意识形态。第六，在拉美人与自然关系中，一直是由寡头精英代表的“帝国式”态度一花独放，看不到在北美和西欧同时存在的那种“阿卡狄亚”式态度。第七，拉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和重组只能通过政治及其极端形式暴力来完成。赫雷纳从理论出发总结的这些特点有些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有些则得到了必要的修正。 在拉美环境史研究中，下面几个方面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资源开采及其环境破坏史是最先得到研究的领域。在森林滥伐研究中，瓦伦?迪安出版了两部著作。第一部从环境史的视野探讨了巴西在世界橡胶种植史上的兴衰。第二部研究了巴西大西洋沿岸热带森林消失的过程，着重分析了从1.2万年前狩猎采集者进入森林到1990年代工业化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人类生产活动对森林产生的影响，其中还包括开发者和保护者在对待这片森林上的不同态度和争论。所以，这一著作不仅仅是热带森林史，同时也是从环境史视角对巴西历史的再认识。迪安还提出了关于工业化与内陆腹地森林的关系的“木材假设”，即20世纪前半期圣保罗的工业化是建立在木材燃料和木炭基础上的。这 一观点曾经得到广泛关注，不过，在最近受到了后辈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他不但低估了工业中消耗的化石燃料的数量，其估算来自森林的潜在燃料供应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学者提出了修正，强调圣保罗的工业化是建立在三种能源供应基础上的，分别是来自不同生态区的生物燃料、化石燃料和水电。迪安的核心观点即森林滥伐是人类活动的必然结果也受到了巴西学者的质疑。肖恩?米勒认为，并非是人类的目光短浅和寄生性造成了对森林毫无节制的剥削和毁灭，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差劲的利用(poor utilization) 和过分利用(overutilisation)，这无疑阻碍了对森林的有效利用(productiveuse)。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森林政策并不像迪安所说，是限制当地人进入森林的利用性保护。而是制约了负责任的木材工业发展和鼓励对森林进行糟糕利用的政策。 拉美的采矿业主要包括秘鲁的银矿、智利的铜矿、巴西的金矿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开采等。它不但在拉美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对拉美采矿业与环境的关系史归纳最完整的应是伊丽莎白?多尔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环境与社会:拉美采矿业中的长期趋势》。在这篇论文中，多尔把拉美采矿业的发展分为6个阶段，即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征服时期(1492,1570年代)、殖民国家主导时期(1570,1820年代)、新殖民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以及外债危机时期。从拉美矿业和环境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资本的扩张摧毁了生态的可持续性，但当环境退化制约了利润增长的时候，资本就有可能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障碍。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质量而发起了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但在拉美，工人并没有成为这样一支力量。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有可能激起工人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斗争，但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性。 外来物种的输入和“新欧洲”的形成也是拉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美国世界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他在1986年出版了《生态扩张主义》。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欧洲殖民者是用“生态旅行箱”征服了美洲，通过一系列的从人口到物种的替代，在与欧洲气候条件相近的世界其他地区制造出“新欧洲”。欧洲人带到拉美的疾病如天花、流感、斑疹伤寒、麻疹、腮腺炎等流行病对印第安人造成了致命打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印第安人口的毁灭性减少。欧洲人带到拉美的动物如猪、牛、山羊、绵羊和马在这块处女地上疯狂繁殖，不但新增了畜牧业并改变了拉美传统的农业结构，还引起了牧场主和农场主为争夺土地而形成的社会冲突。欧洲人带来的植物如柑桔、香蕉、葡萄、苹果、小麦、甘蔗、咖啡等不但改变了拉美人的饮食习惯和营养构成，还改变了拉美的土地利用方式，形成了对拉美土壤和森林环境产生极大影响的种植园经济。欧洲殖民者用自己的生物武器彻底改造了拉美的景观和经济社会。约翰?麦克尼尔在克罗斯比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把疾病与地缘政治联系起来，既拓宽了研究范围，又深化了研究主题。 拉美环境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土著民族与国家的环境关系。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克里斯蒂安?布兰斯特罗姆的《领地、商品和知识》。在出口商品的带动下，民族国家要突破原有的环境局限，就要不断向土著人的传统领地推进，攫取他们传统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当然，这个进程是由国家、当地精英和外资合作完成的。这种出口商品种植面积的扩大不仅让土著人失去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还进一步取代了他们的环境文化，当地土著社会在生态上完全被边缘化。这种取代是在一系列科学机构的帮助下，打着促进科学进步的旗号完成的。在19世纪后期出口繁荣之时，从出口所得中拿钱支持成立的许多科研机构尽管主要关注公共卫生和农业技术改进，但也引进了外来技术和外来的有机论。外来的以技术为中心的知识由于它即时的实用性而大行其道。在殖民和外资权力作用下对当地知识形成歧视和贬损，认为当地土著的农业知识不但落后，效率低，还造成水土流失等环境破坏。这种论调得到了一些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结论的证明，如对墨西哥米乔阿肯的湖中心沉积物的研究表明，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当地就发生了严重的土壤侵蚀。不过，在环境主义运动兴起后，与此相反的观点也提出来了，认为土著的农业知识对我们的未来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土著先辈留下的足迹或者可以变成我们建设未来的蓝图，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在保证土著农业体系的可持续性和现代农业的高生产率之间达到平衡。其实，不同认识背后隐藏的是技术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区别。技术中心论认为，人类社会通过科技的发展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人为改造的环境并不是疏离或退化环境，而是创造或形成了新环境、新生态体系和新的混合景观;相反，生态中心论认为，人类是内在于自然中的一员，在当前情况下人类是生态系统中一个寄生的物种，自然体系为人类提供了行为和社会组织应该效仿的典范，科技并不是万能的。 尽管拉美的环境史研究主要是由外部组织启动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1990年代，拉美环境主义运动的历史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出版了一些著作，逐渐改变了拉美环境主义不发展的陈旧印象。代表性著作有兰尼?西蒙尼亚的《捍卫美洲虎的领地:墨西哥自然保护史》和何塞?奥古斯特?帕杜阿的《毁灭之风:1786,1888年间奴隶制巴西的政治思潮与环境批评》。西蒙尼亚的著作是这一领域的开拓之作，帕杜阿的著作则是扛鼎之作。帕杜阿不但把巴西的环境主义思潮追溯到了独立初期。还有力地改变了一些环境史学家先前对巴西历史的片面认识。他通过分析50多位思想家在1786,1888年发表的政治文本，发现巴西环境主义思想的根源分别是欧洲启蒙思想、重农经济思想和林奈的“自然的经济”思想，赴欧洲留学的知识分子把这些思想传回到巴西，并与巴西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发展出进步、科学和政治取向的、独特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认为持续的毁林和水土流失并不是“进步的代价”，相反正是“落后的代价”。同时认为独立后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是殖民时代遗留的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必然结果，巴西如果要捍卫自己社会生存和进步的自然基础的话，就必须迅速采用能够克服环境破坏的现代化的政策。由此可见，帕杜阿发现了长期被忽略的、巴西社会中存在的另一种建立在独特的人与自然关系价值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的传统，尽管它是政治的、以人为中心的和实用的。 为了进一步促进拉美环境史研究的迅速发展，环境史学家还在2004年正式成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SOLCHA)”，总部设在巴拿马，第一任主席是吉勒莫?卡斯特罗?赫雷纳教授。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对拉美历史上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的关系的研究。至今已经举办了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是由美洲学家大会于2003年7月14,18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环境史会议”，研讨的内容包括:对自 然资源的剥削行为;农业和农业生态系统;工业发展和大气、水和土壤污染;环境社会冲突;人类活动和景观变化;城市发展和环境问题;环境话语、环境思想和环境政治;美洲环境史的进展和视角等。除了讨论学术问题之外，该次会议还寻求建立环境史学家之间的永久联系、对话和合作机制。换句话说，就是想建立自己的组织。第二次美洲环境史国际会议于2004年10月25,27日在古巴的哈瓦那召开，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环境史学家不但交流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还一起见证了SOLCHA的成立。第三次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国际会议于2006年4月6,8日在“母国”西班牙的卡莫纳召开，100多位代表发表了论文，并参加了学会命名的讨论。之所以最后决定使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学会”这个名称，关键在于以美国为基地的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实际上只是北美环境史学家的组织，也主要研究美国环境史。另外简单地从地理意义上使用拉美一词并不能反映这一地区文化的多样性，拉美大陆是拉丁文化传统，但加勒比海岛屿是另一个传统，尤其是古巴。第四次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史国际会议于2008年5月28,30日在巴西的米纳斯?杰雷斯大学举行，讨论的主题包括:环境史、环境政治和环境管理:历史在构建未来中的作用;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跨学科的视角;历史地理学;海洋、海岸和淡水生态系统的历史;环境史教学和环境教育;拉美城市环境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环境主义运动和环境主义思想;环境风险和自然灾害。从第一次和第四次会议讨论议题的变化来看，拉美环境史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学科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视角更加多元。这些变化不但实实在在地表现在研究成果目录中，还表现为出版了第一部虽然简明但比较完整的地区环境史著作，即肖恩?米勒的《拉丁美洲环境史》，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以可持续性概念为核心。检视了从印第安文明到当前大规模城市化的人类营造自己热带家园的历史，提出拉丁美洲历史不应该仅仅是人类史，还应该是让自然和文化这两 个相互影响和形塑的因素都进入核心位置的环境史。克罗斯比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里程碑式意义，认为:“今后的拉美环境史研究应该从参考这本书开始。”我们尚不能断定拉美环境史研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它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尽管拉美环境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第一，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存在严重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 or recentism)倾向。从美国《环境史》近10年和《历史地理杂志》近20年发表的拉美环境史论文来看，绝大部分是关于20世纪及其紧邻19世纪的。应该说，在环境史初创阶段，对当下的关注肯定有助其发展，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及时得到改变，就会制约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拉美环境史研究在强调本地区特点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它与其他地区环境史的共性。确实，大西洋南部环境史和北部的有很大不同，其特殊性应该受到特别重视，尤其是对多年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影响的拉丁美洲而言，但是，因此而忽视它与北方的一致性就有矫枉过正之嫌。寻找拉美环境史与其他地区环境史的共性不但是必要的，也仍有许多工作可做。第三，拉美环境史注重研究与掠夺经济和环境政治相关的题目，相对忽视了城市环境史。尽管拉美在殖民时代和独立后的很长时间盛行大地产，但是它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如果能在这一方面取得突破，不但能给拉美环境史研究增添新的维度，甚至能够改变目前只重视与出口经济相关的环境问题的简单趋向。拉美环境史研究需要均衡发展。 责任编辑: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