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重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1950年，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上一经发，就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被多家报纸转载并即刻被搬上银幕。但就在小说发表的第二年(《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各大刊物上便陆续涌现出一批针对该小说的批判性文章，《中国青年》编辑部甚至专门为此召开了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对此番批判风潮发表了综合稿。直到1951年10月，萧也牧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一文，才使此次批判告一段落。若对小说的文本进行深入的整体性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小说实际上是想从日常生活题材升华至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超验意义，也是对所谓“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典型文学观念的创作实践。而小说之所以会在发表后的第二年就招致如此大的非议，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小说的书写方式致使其目的意义与当时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接受产生了悖反。 小说的情节设置十分简单，仅仅讲述了一对革命战争年代结合的干部夫妇进城后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又最终和解的故事。纵观历年来对该作品的评论(不论是批判还是赞誉，几乎都围绕着夫妻二人的“矛盾”来展开。对该小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将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思想斗争”这一政治主题“庸俗化”与对工农干部的“丑化和嘲笑”上。但也正如现今很多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这对夫妇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城乡生存方式之间的审美趣味、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对该小说的评论也主要是看重其以新的角度来反映解放后新生活的现实，并从其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城乡文化差别问题”…的角度给予了肯定。可见，无论是批判其在表现“思想斗争”这一严肃主题时对工农干部的玩弄和嘲化，还是肯定其对解放后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城乡文化差异的敏锐的洞察力和表现力，都是针对小说的“矛盾”情节所作出的论断。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仅仅从“矛盾”这一情节出发去分析文本是不够的，“因为小说最终意图的表达是通过另一核心情节——„和解?达到的”。如果将“矛盾”与“和解”割裂开来对文本进行评判，难免会得出小说的“反意识形态”化的结论。若将小说的文本情节结构作整体性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小说真正的目的意义指向。 小说通过对一个个独立的事件的描述的串联来完成整个叙述，即矛盾从无到有再到和解的过程，而起串联作用的便是丈夫“我”的情感和观念变化。小说一开始便以“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这一政治化的话语界定了夫妇二人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但小说中对夫妻生活场景的描述却与政治思想、阶级觉悟等泛意识形态话语实质没有多大关系，而只是一般意义上出身、经历各不相同的夫妻的愉快与融洽的生活场面。但小说的第二章随即展开了核心的“矛盾”情节。城市知 ”进城后对都市的一切都感到“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对都市环识分子出身的“我 境所带来的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欣喜地期待，而农民出身的“我的妻”却对这种新环境感到种种不适，夫妻二人的矛盾由此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从出自妻谈吐间对城市居民穿着打扮的嫌恶到对城市消费方式(如下饭馆、抽卷烟等)的否定，也都是在琐碎的家庭生活实际中形成的，即使矛盾的发展、激化也仅仅是围绕在“稿费事件”、“跳舞事件”这种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存在的司空见惯的日常矛盾的叙述上。小说中也写道:“恰好正是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至此，可以说是矛盾发展的高潮，也让“我”认为妻的“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但小说紧接着又写道:“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有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首先是妻对保姆小娟“阶级平等”的亲切可人的态度 和教其识字达文的坚持不懈让“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在这里，与“倔强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感动”(而不是“狭隘、保守、固执”。其次是在舞厅老板打小孩事件中，“我”虽没有表达自己的肯定态度，但也是从对正义的坚持和身为革命干部对信念的坚守来表现妻的“倔强”，情感色彩已然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这时矛盾已经开始缓和。“我”也已经开始思考妻对“旧社会的习惯”绝无妥协余地背后的深意，而不是只一味地对妻的言行作出片面的评断。“尤其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来都是,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而就在“我”认为自己对妻的“分析和结论”已经“很完满、很公平”时(却发现妻“还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首先是妻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些许变化，而让“我”彻底改观的是妻在小娟偷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和勇于自我批评的高尚情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矛盾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围绕着夫妻问的日常琐碎事件展开的(而标志着矛盾缓和及和解迹象的事件则跳开了夫妻生活的狭小圈子(而表现出妻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普泛的阶级关怀，以及在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实际工作能力的,步步改进。而也正是在这些夫妻之外的事情上让“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并对自己过去不知反省的态度表示出切实的“后悔”。小说正是通过将所叙述的事件由夫妻二人的家庭生活圈逐渐扩展到与他人的交往及作、社会问题的处理上来，以期能够过渡并融入到政治话语的宏大叙述中去。 并且，将夫妇间的矛盾置于夫妻之外的更具道德伦理和政治工作意义的事件对“我”的观念、立场发生转变性影响来解决，更体现出作者在情节安排中的“政治”深意。最为重要的是。结尾中夫妻二人间的深谈被作者上升到整个小说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高度，从而将夫妻二人的“私”矛盾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政治化、体制化的解读(并在“党的教育”下得到政治化性 的解决，使其具有绝对的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意义。因此，从小说整个的情节结构设置来看，作者还是以从日常琐事中推演出超验的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为目的的。 然而(小说却在当时被指责为“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提倡,种新的低级趣味”，“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判者从小说文本中体察叶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低级趣味”，从叙述学的角度上来说，都根本地与作品中的叙述眼光有关。 叙述眼光指充当叙述视角的眼光，其涉及叙述者对事物的特定看法、立场或情感态度。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很明显是一篇由第一人称“我”来担当叙述职责的回忆性作品。“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述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深入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叙述眼光是同时存在的。如小说开头写道:“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送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三年前”、“当时”、“有一次”这些时间指示词明显地标示着文本中的叙述者“我”是采用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来叙述的，而“我很感动”则是在“有一次”时的心理感受，应属于“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所带来的。两种叙述眼光的交织互渗在小说的行文中比比皆是，造成了两套针对“过去”的评价系统。“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按照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是“很伤脑筋的”。 但就目前追忆性的眼光来看，却是“说也笑人”的“芝麻粒大的一点事”。“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 由此反观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小说一开始就交织着“过去”与“现在”两套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小说开篇描绘了一幅“我”与“妻”在农村时甜蜜、和谐的婚姻生活图景。紧接着却笔锋,转， 讲到夫妻二人“不到一年光景”就吵起架来，甚至使“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曾经”一词在文本中具有关键的提示作用，其暗含一种对过去状态的否定。小说在一开始就暗示“我”的情感和判断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而转变前后的两种价值判断一直交叉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由此也形成了小说的表层文本和潜在文本的互渗。在标志着矛盾发展的“稿费事件”中(就典型地体现出了小说叙述中所暗含的这两层具有悖反意义的文本的互渗。就在报纸不断刊登冀中、冀西一带闹水灾消息的之后几天。“我”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淇淋?……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但当钱被妻发现后寄回了闹水灾的家乡引发了夫妇二人的争执时(“我”将满足自己“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虚荣心标榜为“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这显然是“现在”的“我”以目前追忆往事的叙述眼光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作者有意为之。在“我”的这种“言行不一”的叙述表现中，隐含了作者自身的评论。“这种隐蔽性的评论往往有赖于叙述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实际情况之间所形成的某种对照，这种对照从层次上来说(属于叙述话语与所述故事之间的对比。它的存在迫使读者进行双重解码:既要了解叙述者在话语层次上附加在„事实?之上的某种表象，又要根据生活经验和语境来建构出所描写的„事实?，同时要把握两者之间的微妙辩证关系”。在这里，作者“故意”将“我”的心理和言行的错位呈现在文本中。就使得读者很容易地便将自己的评判天平倒向了妻的一方。 随着小说行文的进行(文本中再次出现“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曾经”一词再次暗示读者两套价值评判体系的存在，也成为一种不着痕迹地续接双文本结构层次的方式，防止潜在文本为表层文本所覆盖。因此，虽然表层文本显示:“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妻的“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而正如前文所分析论述的，“倔强的人”的情感色彩已伴随前后不同的了 文本语境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在小说的行文过程中，两种叙述眼光由对峙渐趋弥合，并使得两套价值评判体系趋于同一，并在小说第四章得到根本地重合。“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反的!我总还是习惯从形式上去看问题!”自此，“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和“追忆往事的眼光”在情感和判断上渐趋一致。 可见(作者在行文方式上是想以“我”的叙述眼光来反映出“我”与妻的矛盾中的思想变化，展示出“我”对妻的了解由“不完全”到完全的过程，对自己则是由“没什么可反省”到“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的心路历程。表层文本是“我”对妻的观察和判断，潜在文本则是妻的行为方式对“我”的潜移默化的“改造”过程。 但这样一部在目的意义上完全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却遭到了当时文艺界的极力批判，与其说是小说本身的意义指向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小说的书写方式(或日叙述方式与当时的文学批评语境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有关。 毋庸置疑(新中国伊始的文艺环境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规范下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形成这种规范最为经典的权威性理论纲领(其潜在地规定了作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为观照来表现和反映“工农兵”生活(并引导今后中国文学沿着“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的方向发展。“这种规定既包括对生活的整体认知(这表现为一些重大题材，如群众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又包括对不同阶层人物的本质规定，比如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和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村新人?等。而那些不太能体现这种规定的，如个人的日常生活、悲剧和暴露生活阴暗面的„生活?等就不被提倡进入文学”。因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种以日常家庭生活题材为基点的作品在当时格外敏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我认为小说之所以受到强烈的否定批判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叙述姿态让当时的文艺界无法认同，其关键性的问题就在于作品以“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干部为视点来进行叙述。“小资产阶级”自延安文学传统的形成期始就一直是一个敏感的字眼，而以 其为主的知识分子更是重点改造的对象。由于他们对工农兵群众缺乏了解和研究，易于脱离群众，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感情世界(容易在写作主题上犯“渺小”和无意义的错误。因此，作家要“深入生活”，以便使“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作为在文学中被表现的对象也是处于附属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否定的对象。但在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我”却获得了主体叙述者的地位，以自己对代表工农兵典型的妻的观点和情感来左右整个文本的行进。虽然这种观点和情感经历是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但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却在整个行文过程中占据支配整个文本的主体地位，尤其在矛盾情节中处处以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方式来评判工农兵典型——妻的言行。更为重要的是，在小说结尾向政治意识形态的超验意义升华的关键之处，即“我”与妻和解时的一番谈话，作者的行文处理方式是:“工农兵”向“小资产阶级”主动地自我检讨从而引发了“小资产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虽则“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能最终在“党的教育下”成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但文本呈现出来的是“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高于“工农兵”的姿态的一番“说教”。政治意识形态的超验意义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书写。在当时是无法被批评语境所接受的。更致命的是，小说在表现“我”与妻的不融洽时，是以“土豹子”、“土气十足”、“狭隘”、“保守”、“固执”等带有戏谑和否定意味的语词对妻的言行加以评判和界定，这对新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接受的前期待视野中工农兵完美高大的形象无疑构成了“挑战”和“威胁”。更是在书写方式上冲击了当时的文学意识形态规范。而且，在行文中，“我”的眼光已下降至纯生活性的日常立场(尤其是在矛盾情节的叙述中)，而妻却在日常生活话语中仍渗透着政治体制的高度，但“我”却对此显得不屑一顾。这甚至表现在矛盾有所缓和的即将“和解”之际。如小说写到妻在某些行为方式上的变化——服装变得整洁、谈吐变得文雅等(而妻的这些改变都是基于“组织上的号召”和“代表大国家的精神”的需要，但“我”却暗地里作出了“女同志爱漂亮”的戏谑式的评判，虽然从整个小说文本的情节设置和叙述眼光的交织来看，这无非是一种“欲扬先抑”式的文学表现手法，更是为了在妻的“高大”和“我”的“渺小”中作出一种对比，但却无疑于在形式上使日常话语与政治话语产生了冲突和对峙。 综上所述，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目的意义上是遵循了政治性的主导倾向的(但却由于其书写方式不为当时的文学批评语境所容，导致其在发表一年后就受到了如此猛烈的批判，甚至被作了反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可以看出。泛政治化的文学导向给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公式主义”与“概念化”的倾向。应该强调的是。“生活”的“真实性”并非仅仅依靠权威世界观的合法性论证，其更多是来自文学文本中可直接感知的日常经验。《我们夫妇之间》显然是想为日常与“真实性”的弥合进行一次实践性的尝试。但经当时的现实批评语境证明(这种尝试无疑以失败告终，并被指责为“政治主题庸俗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失败潜在地证明了政治意识形态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意义进行了规范的同时(也对其叙述形式加以潜在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