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

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 古滇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云南境内的地方政权,与大致同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上众多的诸侯国一样,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兴盛、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由于古滇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成份构成,以及经历的历史事变等诸多因素与中原的诸侯国不尽相同,故而呈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经历了自春秋末、战国、秦至两汉的历史时段,其复杂性在于先后有部落联盟、国家、中央所辖郡治等形态共存于一体。对古滇国的认识和了解,由于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和史料佐证,这就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带来了困难。借助现有的历史资料、大量考古以发掘出的历史文物和延续至今的滇国主体民族的文化血脉考证、分析和判断,古滇国产生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发展于战国至秦,盛兴于汉初,衰落于西汉晚期,消亡于东汉初年。滇国的历代滇王,尽管留下姓名和史书有载的极少,但他们连亘数百年,命运都与滇国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最后一个滇王隐没于东汉初年因王莽“新朝”改制而引发的益州境内大规模各族人民反抗的战乱之中。 滇国发展阶段周边的形势。滇国地处滇中地区,当时,就其周边地域政治而言,其东面,隔着一些民族聚居的小国、部落、氏族集团和部落联盟,是强大的楚国。楚国一直怀有向西拓展,将势力范围伸入西南夷地区的雄心。在北面,隔蜀地是早有气吞六合,虎视眈眈,想统一中国的秦国。西面,是社会发展水平稍低一些的“昆明”人的游牧之地。南面,是众多的濮、越等少数民族散居的区域。滇国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主要来自秦、楚两国,并随两国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而变化。 公元前401年,楚国悼王即位,任用吴启实行变法,国力迅速增强,国威显现,军事上“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虽经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时国内旧贵族、大臣乘机发动政变,攻杀吴启的内讧,但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楚国仍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拥有长江和淮河流域广阔地盘的霸主。当时局势是,“天下莫强于秦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两国势均力敌,在称雄中互不相让,互为消长。 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君王在争霸中总结楚国吴启变法的经验教训,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秦国“商鞅变法”中迅速崛起,国力增强,占据黄河、崤山天险,威胁与之为邻的魏国、韩国、并与楚国争强斗胜。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向南扩张,出兵蜀地,先灭蜀,后取巴,设置了蜀、巴、汉中三郡,在蜀地修筑了成都城。前310年,原先臣服于蜀的丹、犁两个“西南夷”少数民族部落被纳入秦国的统治区域。丹和犁两个土着部落地处今云南滇西北,地近滇国。前303年,秦国出兵讨伐楚国,大军深入楚国境内,连战皆 捷,大破楚军,攻夺城池16座。前286年至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拔黔中”(今贵州遵义、贵阳一带),秦国的势力范围又从东南方向扩张到了黔地。前285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秦国的蜀郡太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笮”在今天的四川盐原和今云南的华坪、永胜、宁浪一带,“江南地”为金沙江西岸、南岸的丽江、大姚、姚安一带。秦国的势力蚕食到了滇国的家门口。 在此期间,楚顷襄王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付烂摊子,外受强秦侵凌,内临“庄跷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治”。抗击秦军军事上的失败和国内农民造反几乎使楚国崩溃。面对内外交困的险境,楚顷襄王被迫采取妥协屈辱的外交政策,“嫁子娶妇”同秦国构和,取悦秦国赢得“二十年不攻楚”的喘息机会,腾出手来收拾国内的残局,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庄跷起义失败,从而引出了庄跷入滇的传说。 庄跷入滇是古滇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庄跷入滇“变服,从其俗,王之”的历史事件,被后世西汉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记入了史册,为后人认识和了解古滇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权威史料,庄跷(尽管史学界对其身份有争议)也成了滇国史上有名有姓的国王。在自庄跷入滇至汉置益州郡之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滇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古滇国独具特色、绝无仅有、深远影响后世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古滇青铜文化走上峰巅。 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2】 庄跷,生卒年不详。史书上有的写为庄跷,有的写为庄蹻,也有的写为庄豪。在古文献中,跷字的原始本意作“草鞋”讲。有的学者认为,跷为草鞋,庄跷的身份自然就是穿草鞋的人,进而联系史书中的楚国农民起义军领袖庄跷,断定入滇的庄跷就是楚国农民起义失败后被迫西征寻找生存发展空间的领袖人物。在《吕氏春秋》中,庄跷又被称为“企足”。即使用饴糖粘住门枢,使得开门无声,便于入室行窃的人。不论作何解释,楚国历史上确有庄跷其人,他是不争的历史人物。庄跷起义时(公元前301至300年),声势浩大,所向披靡,攻下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北),史书如是记载:“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斩断人身。”在庄跷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楚国的统治者焦头烂额,“楚分而为三四”。 庄跷为楚国将领说。关于庄跷其人,又有专家认为,庄跷是楚国的贵族,军事将领,楚王为开拓西部疆域,派遣庄跷率军队西征,从而进入滇国。庄跷进入滇国后,凭借其军事实力、能力与智慧降服了滇国,正要回国报捷时,探知回国必经的黔地已被秦国占领,归途被阻,无法返回,只好停留下来,并按原来滇国世代沿习的部落联盟会议推选,担任了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滇王,落脚在滇国的土地上生存和发展。 不论说庄跷是楚国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好,还是认为庄跷是楚国派出西征的军事将领也罢,庄跷确有其人,并由楚国越境到达了滇国,成为一代滇王,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庄跷是如何入滇的呢?这是一个应弄清楚的问题。 公元前286年,庄跷率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由湖北出发,开启了西进的漫漫征程。关 于庄跷入滇的行军路线,有人认为是“溯江而上”,也就是溯长江上行,至巴(重庆),转而西南前行,由陆路进入滇国。此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大可能。原因在于:在庄跷动身前的公元前316年,秦国就吞并了巴、蜀两地,并在那里设置郡县,派出官吏进行治理。庄跷统率的几千人马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通过秦国的统治区。再说,即便是经过交战闯过了秦军的占领区,那郡守遇上如此重大的事情,理当及时奏报秦廷,秦史当有记载,但秦史中没有这方面的半点记录,从而可以推断庄跷“溯江而上”一说不足为训。根据零星的史料和后人的考证综合分析,庄跷入滇的行军路线大致是:从湖北出发,到湖南,经黔中(沅陵),至且兰(郁兰渡),过夜郎,达滇池(滇国)。公元前286年庄跷率军西征时,恰逢秦将司马错也由巴地向黔地武力扩张,至前280年占领并控制了黔中。这在时空上就出现了6年的真空,庄跷也正是抓住这一难得机遇顺利达到滇池地区,此后此道便为秦军阻断。这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庄跷为何要向西进军,并得以顺利抵达滇国,其中有历史的机遇,人为的努力。历史选择了庄跷,庄跷选择了历史,并用行动书写了历史。庄跷入滇时,战国七雄纷争的局面是,楚国地处江淮流域,居南蛮之地,北面是韩国和魏国,东北边为齐国,正东面临大海,南面为百越之地,西北方是秦国,惟有西面是势力弱小的部落、部落联盟、小国林立,各自为政,多民族聚居的膏腴之地。楚、秦两国都想获得这块宝地。庄跷西征入滇,秦军南向蚕食,都是为了夺得这块地盘,就看谁的势力强大,谁的步伐快捷,获得先机。 庄跷入滇并成为新一代滇王,史书对他的高度评价是“西南外徼,庄跷首通”。庄跷作为史籍有载的第一个由中原进入西南边疆,开发西南地区的历史人物,其历史功勋在于:他所率的数千人入滇时,把较为先进的中原、楚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滇池地区,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的大发展,推动了民族融洽,促进了周边部落、小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打开了古滇人认识、了解、接受中原文化及外部世界的窗口,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县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形成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统一国家,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道路,进入世界民族之林创造了条件。 从庄跷入滇到汉置益州郡,历史穿越了170余年的时空。在此期间,古滇国进入了快速发展,走向鼎盛时期历史阶段,这在后世的史书中有较多的记载,在滇池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鲜活的反映。从庄跷算起,若以一代君王的执政年限为20年计,到滇王尝羌时,滇国应经历了大约8代国王的承袭。在滇国发展的同时,中原的历史局势也发生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3】 秦始皇时(前246--前209年),秦国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治理蜀地。在此期间,李冰父子主持修筑了都江堰,疏通岷江及其他水道。水利的开发,使得成都平原变得更加富庶,秦国的经济实力更为强大。为经营云南,开始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主要采用火烧水焠),修筑通往滇东北地区的“五尺道”。 秦王赢政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派出常頞继续修筑“五尺道”,延伸李冰修出的道路。该路从四川宜宾一直延伸到了今天云南的曲靖附近。由于这条道路穿山越岭,艰巨,路宽仅有五尺,史称“五尺道”。 “五尺道”的修筑,打通了云南与四川的交通,“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往来其间,滇东北、滇西北乃至滇国的牛马及奴隶输入四川,四川的铁器、盐、布帛等物资贩到云南。 秦亡之后,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一度中断。 当是时,云南境内分布着许多部落或小国。滇西北有笮人,滇东北有僰人,滇东居住着夜郎人,滇池地区及周围是以“滇”人为主的劳浸靡莫之属,洱海及其附近广大地区则是巂、昆明(彝族人先民)人的游牧之地。 到了西汉初年,云南境内的“西南夷”包括许多部落和小国,其中的滇、夜郎、邛都“耕田、有邑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社会形态进入了兴盛的奴隶制时代。而巂、昆明则在滇西、滇西北数千平方公里的广阔大地上“随畜迁徙”,处于“毋常处,毋君长”的状态,过着半农半牧、主要以牧业为主的游牧生活。 西汉经休养生息的调整,历“文景之治”的财富积累,到汉武帝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亟需打通时常受匈奴人干扰、阻隔的通往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蜀地商人在对外贸易上,也开辟出了两条商路:一路由蜀地出发到滇中,再由滇中向西至腾冲后转印度,然后通大宛、西域;另一路始发蜀地经滇东北走贵州直达南粤(两广、越南)。 公元前153年(建元六年),西汉王朝出兵击败东粤,派出唐蒙作为使者前往番禺(广州)劝说割据南方的南越王赵佗内属。在那里,唐蒙吃到了四川特产的“蒟酱”(蒟果做成的酱)。想到蜀地商品在南越市场上出现,其中必有商路转运方可到达。经询问,得知从四川出发经夜郎,再顺北盘江而下,有一条通往南越的商路。回朝后,建议武帝修筑此路。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并委以重任到黔地权宜行事。唐蒙动用夜郎精兵十万顺红水河、浔江乘船南下东进,出奇兵一举攻下了南越。为感谢夜郎人,汉王朝送给夜郎侯许多礼物,并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犍为郡。征发四川士卒修筑从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沿途设置邮亭,此路史称“南夷道”。 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武帝派司马相如为使臣,王然于、壶充国为副使,采取巧妙灵活的外交政策和通过由已设郡县的地方官赠送礼物给“西夷君长”的方法,招抚了邛、笮、冉駹、斯榆等部落,并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十余县。由此四川西南部,金沙江以北的地区纳入了大汉的版图。 另一位着名历史人物司马迁年轻时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登名山,游大川,访民俗,曾到过四川西南部作考察,但由于当时的交通、关卡等原因,他没有越过金沙江进入滇池地区。但在当地,他从土着人口中访知了云南境内有几十个小国和部落,还听说了150多年前庄跷入滇的一些民间口头传说和有关滇国的情况,以及风土人情。这为他后来写《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滇国的相关情况集累了第一手素材和资料。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也曾说过,西汉之前的秦国曾在地笮地设置过郡县,可惜史书和文献没把具体的地名、郡县名记录下来,实为遗憾。 在西汉王朝内部,就开发“西南夷”问题,朝廷内的大臣们也各抒己见。巴蜀父老、曾到西南地区考察过的大臣公孙宏、官吏徐乐、严安等人觉得“弊所割齐民以附夷狄”,“罢 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认为此事无用。而以朱买臣为首的一些大臣则力主开发“西南夷”地区。争论的问题被汉武帝提到了朝议上,并让朱买臣与公孙宏在皇帝和众大臣面前公开论辨。朱买臣据理力争,所持的十条理由让公孙宏感到理屈。汉武帝综合全局,权衡利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内心支持,面则不表态,开发“西南夷”一事暂时被搁置。 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4】 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张骞经千难万险从中亚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出使情况时说,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市场上看到蜀布和邛竹杖(夜郎物产),经询问得知,该物品是从身毒(今印度)贩运到大夏的。身毒在大夏的东南方,“西南夷”地区的物产在大夏出现,那大夏经身毒再到“西南夷”地区,一定有条商路相通。他向汉武帝建议,打通蜀地经滇国至身毒的商路,可以替代被匈奴阻断的通往西域的道路而大汉照常能保持与西域的交往。这是一条新的、安全的商路。汉武帝对此很感兴趣,及时下诏“复事西南夷”,派出一批使者分四路出发,深入“西南夷”地区刺探和了解情况。其中一路使者到达氐笮(今川西、川西南),另一路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较为顺利地抵达滇国。好客的滇王热情有礼地接待了他们,并派出向导帮助使节西行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途中使节被“昆明”部落阻劫,终莫得通,中途作罢。此行的收获是了解到“昆明”部落以西千余里的地方有“乘象国”,其名为“滇越国”(今腾冲),蜀商有时私贩货物到“滇越”,再由商人接手倒贩往身毒。汉朝使者回归长安,觐见武帝汇报说,滇国很富庶,滇池也很大,可以经努力争取内属。这引起了武帝的兴趣和注意。 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汉王朝在长安“象滇池作昆明池”,周围40里,操练水兵,演习水战,积极备战,准备讨伐滇国。 公元前119年,西汉王朝出兵深入大漠击溃了北方匈奴主力,取得了“漠南无王庭”的决定性胜利,剪除了来自北方的令大汉王朝一直头疼的军事威胁。这就为汉王朝腾出手来经营“西南夷”地区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汉王朝发兵征服了南粤,随即派郭昌、卫广出兵平定“南夷”地区,在该地设置了牂牁郡(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加封早已归顺的夜郎侯为夜郎王。在“西夷”地区,诛杀了不听大汉王朝命令,敢于反抗的邛君、笮候,在该地设置了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云南楚雄以北)和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 在军事胜利和拓疆开边面前,汉王朝再次派出王然于作为使臣再次至滇国。王然于采用外交手段劝说滇王内附入朝,但居于滇东北地区与滇王“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两个部落不肯听命。王然于劝说无果,出使无功,只好返回长安。 公元前109年(元封2年),因劝说无效,汉王朝决定对滇国动武征讨。首先征发蜀、巴士兵数万人进攻劳浸、靡莫部落,灭之,乘胜“以兵临滇”。滇王尝羌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无力抵抗,欲战不能,战则亡国,乃举国降汉,“请置吏入朝”。汉王朝在滇国的统治区域内设置了益州郡(郡治在今晋宁县晋城镇)。同年,汉王朝派遣郭昌、卫广率军队前来征讨滇国以西曾经阻劫汉朝使节,不肯听命的“昆明”部落。随后的前107年、前105年,郭昌又两次出兵往击“昆明”部落,“数年后,复并昆明地”,将其纳入益州郡管辖。至此, 益州郡统辖的地域扩大到23个县。即:滇池(晋宁)、建伶(昆阳)、双柏(双柏、新平、易门一带)、连然(安宁)、铜濑(马龙)、同劳(陆凉西)、俞元(澄江、江川)、谷昌(昆明东)、秦臧(禄丰)、牧糜(寻甸)、味(曲靖)、昆泽(宜良东北)、律高(弥勒南)、毋棳(开远)、胜休(石屏、通海)、贲古(蒙自新安)、邪龙(魏山)、叶榆(大理喜州)、不韦(施甸)、巂唐(保山)、弄栋(姚安城北)、比苏(云龙)、云南(祥云)。 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先后设置了巂越、牂牁、犍为、益州四郡,原滇国及以西大部分地区纳入大汉版图,置于郡县制的统辖之下,云南也自此有了同全国一样统一的行政区划和建制。 汉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郡,当时称为“初郡”。为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宽松怀柔的政策笼络人心,初郡待遇很好,无赋税徭役。当时全国共有初郡17个,湘桂1个、南粤9个、西南夷7个。皇帝下诏:“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初郡官吏士卒的俸食用具皆由内地临近郡县提供,不在本地征取。 随后,为开发边疆,保障驻戍士兵和筑路民工的衣食供给,汉朝招募内地豪民(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垦荒,以屯垦所得的粮食供给当地官吏,官史开给凭据,豪民再到长安按市价兑取粮款。这种方式称为商屯。后来又募徙死罪(重罪犯)及奸豪(奸商)到滇池地区从事垦殖。到东汉初年,文齐为益州太守时,已在滇池地区“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垦田移民政策的实施,对开发和建设云南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置益州郡后,经几次征讨,征服了云南西部的“昆明”部落,随后便着手实施打通通往身毒商路的。征募士卒民工开筑博南古道(今永平一带),该路由叶榆至永昌。开山凿路的工程十分艰辛,过跨越澜沧江的藤桥更是险象环生。筑路民工编唱出一首《渡澜津》的歌谣,其辞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其中既有对汉王朝开边的赞美,也流露出被奴役压迫的忧怨。由于该项工程翻山越岭,跨江过河,地质复杂,工程量大,加之地方官吏巧取豪夺,原先不征税赋的政策有所改变,奴役、剥削和压迫使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地显现出来。 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5】 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后的第二年,益州郡内居住在洱海地区部的廉头、姑缯等24县(邑)的“昆明”族人不堪压迫起来造反,牂牁郡内的同并(今弥勒)、谈指(今贵州兴义)等处的各族人民也纷纷响应。起义声势浩大,攻城夺县,驱逐、杀死朝延委派的官吏。汉王朝急忙派遣水衡都尉吕破胡为将招募吏民,征发犍为郡、蜀地的“精勇”前来镇压。起义很快被平息。3年后,叶榆(今大理)地区的姑缯又再次奋起造反,吕破胡带兵前往镇压,但这次没有上次幸运,结果战败。第二年朝廷撤换吕破胡,另遣大鸿胪田广明挂帅前来镇压。田广明专恃杀伐,残酷镇压,深入叶榆地区征剿,斩首捕俘义军5万人,缴获牲畜10万余头。起义最终被镇压。在这次征剿中,需要一提的是,牂牁郡内的渠帅亡波率部参与,助剿有功,被汉王朝封为钩町王。境内的两次部族反抗被镇压下去,益州郡内获得了短暂的平安。 西汉王朝在滇国设置益州郡,将滇国纳入大汉的行政区划之内,置于郡县建制的管辖之下,直接委派州牧(太守)、县令等官吏处置地方上的政治、军事、经济事务。自此,滇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奴隶制跨越式向封建制发展。滇国国王在这一事件中“始首善,以故弗诛……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授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汉王朝赐给滇王尝羌王印,让他仍做滇国名义上的国王,有信印、有领地,有食邑,爵位可以世袭,受到宠爱,但一国之王与中央郡治下的王已不是同一层次。只是边疆地区情况特殊,凡事不可操之过急,得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和实际,实施羁縻政策,是安抚和治理初郡的最佳方式。 在汉置益州郡至西汉最后一个小皇帝孺子婴被废的一百余年的时间内,益州郡前期虽有激烈的战事,但后期大体上处于比较平和的发展状态之中,其间虽有几次小的部落冲突、族群反抗、利益搏弈,但“复长其民”的“滇王”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矛盾冲突并未造成重大的影响。最终造成滇国由盛至衰,隐没于历史云烟之中的原因,起于王莽新朝实施的一系列改制和郡内各民族的大反抗。王莽上台后,推行新政实施改革的主要内容为: 推行“王田制”。土地收归国有,禁止买卖,限制土地兼并。一户人家不足8口人而田满一“井”者,其余部分分与邻人;无田可耕者,集中到国家的公田中劳作,过集体生活,劳动成果由国家、集体、个人分享。 实施“尊王攘夷”政策。打着复古的旗号,中央高度集权,削除汉初所封的边疆民族地区的所有王号,降王为侯,且不论客观实际如何,一律削罢,措施强硬,不留余地。 币制改革。统一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钱,个人不得私铸,违者法办。铜钱、刀币、五铢钱越铸越小,面值越来越大,后来干脆禁用铜质钱币,改用布币。禁止民间或个人“挟铜炭”,一经查出,治罪流放西海或问斩。 均贫富,杀富济贫。诏令天下富户捐出家产的五分之一充公,以资国用,以振贫苦,引起既得利益者、富户的强烈抵制和反抗。 改制触及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聚居地区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博弈,矛盾升级,加之阶级和民族压迫沉重,吏治腐败,经济崩溃。造反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新政流产,王莽也为此改掉了自己的脑袋。 在西南夷地区,因王莽改制最先起事的是钩町国(今云南文山北部)。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地区时,当地部落首领率兵协助西汉军队征伐滇国以西的“昆明”人立了功,被封为钩町王,赐给王印,王号世袭。王莽推行的“尊王攘夷”政策削夺了钩町王王号,爵位降低一级,利益受到侵害。此事又操之过急,奉旨宣诏的“王威将”到达牂牁郡后,急于交差求成,草率指使郡中大尹周钦采用诱捕方式扣压并杀了钩町王邯,钩町王的弟弟承因兄被杀,怒而举兵攻打牂牁郡治,杀死大尹周钦,扯起反旗,宣布同新朝决裂,点燃了西南夷地区反抗王莽的战火。 滇国与钩町国山水相连,是友好邻邦,两国互有往来。滇王受封时间长了,难免与西汉王朝委派的郡中大员太守或大尹产生矛盾和利害冲突,受到压制与欺凌,心怀愁怨与不满,忍侮为王。“尊王攘夷”政策一来就开刀杀了钩町王,滇王难免产生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 感。下一个被剥夺王号,招来杀身之祸的,明显就是自己。与其一昧隐忍,束手就擒坐而待弊,莫若奋起一搏。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之下,为求自保,滇王很有可能卷入了这次反抗的浪潮之中。 公元14年,益州郡僰人渠帅若豆、孟迁等起兵造反,杀死了益州大尹程隆遣。同时,越巂郡姑复县夷人大牟也起兵响应。造反声势浩大,形成了“三边蛮夷愁扰尽反”的局面。西南乱起,王莽急遣“平蛮将军”冯茂率兵前来征讨。冯茂被困益州和牂牁地区3年,疲于奔命,加之士卒不服水土,时常遭起义军袭击,病死饿死战死十之六七,征剿失利。王莽无奈,只好调回冯茂,以征讨不力,贻误军机之罪下狱处死。公元16年,另派更始将军廉丹和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后勤供给二十万人,前来益州平叛。宁始将军廉丹总结冯茂的教训,不敢怠慢,手段更为残酷,血腥镇压。若豆为首的起义军在抗击官军中失利,受到重创。当时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宁始杀我!” 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6】 尽管廉丹凶残无情,步步紧逼追杀,但征讨的进展并不顺利,征剿大军在滇池周边地区被困3年,没有多大作为。公元19年,中原地区的农民义军绿林起义已进入第3个年头,赤眉军越闹越大,进逼长安。王莽如热锅中的蚂蚁,急忙下诏调回廉丹,另派大司马护军郭兴为主帅,率兵继续征讨益州郡的若豆。公元21年,又增派国师和仲等统领郭兴进剿钩町。益州、牂牁、越巂三郡的各族人民起义,在反抗王莽新朝的斗争苦苦坚持了10年。直至王莽倒台前,下诏“大赦天下”,但诏书中特意把若豆、孟迁的名字与内地起义军首领的名单并列,铁定为不在赦免之例的“罪人”。 王莽政权覆灭后,其残余势力公孙述占据蜀地称帝,“威有巴汉”,与刘秀对抗。时任益州郡太守文齐不归公孙述,割地自守,奉正朔属东汉,益州郡内战事处于对峙状态。 建武十六年(公元42年),滇池地区的滇池(晋宁)、建伶(昆阳)、连然(安宁)和洱海地区的姑复(华坪)、叶榆(大理、洱源、剑川)、弄栋(大姚、姚安)一带的“昆明诸种”在其首领栋蚕率领下扯旗造反,杀死东汉派到各县的官吏,占领了益州大部分地区。益州太守繁胜亲自率兵前来镇压,被栋蚕打败,只得退守朱提(昭通)。公元43年,东汉派出武威将军刘尚,征调广汉、犍为,蜀郡兵和朱提夷卒共一万三千余人渡泸水(金沙江)进入益州与栋蚕作战,战争在滇池周边地区拉锯式地延续了3年。最后,栋蚕义军失利,节节西退,撤退到不韦(保山),刘尚紧追不舍,栋蚕兵败被杀。在这次血腥的镇压中,刘尚屠杀和俘虏起义群众7000余人,被掠为奴隶的昆明诸种5700余人,掠夺马匹3000匹,牛羊3000余头。十三年后,也就是公元58年(永平元年)姑复县夷人在大牟的率领下又再次扯旗造反,但很快被益州太守残酷镇压,大牟战死,起义被平息。 透过上述边地王号被削降和益州郡内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两件历史事件,多年一直困扰人们的有关滇国的消失和末代滇王的最终下落至此有了大致的眉目。 王莽实施“尊王攘夷”政策,滇王自然是被削夺王号的对象,封号由王变侯,荣誉地位、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祖先作为归顺大汉的藩臣,武帝所封的滇王,世袭子孙一直遵 纪守法,效忠大汉,忠于耿耿协助太守治理云南,无错无咎而被削号降爵,于情于理不合,循章问典史无先例,是可忍孰不可忍。遭遇同样命运的钩町国首先发难,滇王自然不甘落后,奋起抗争,或许能使君王收回成命。反叛浪潮中,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最终归于失败,含恨九泉。滇王金印后世在晋宁石寨山出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历史事件。滇王封号被削夺,象征王权和行使权力的金印失去作用,金印理应上缴朝廷,配发给新的侯印。但滇王或幕前或幕后参与了反抗,信印一直留着。按照秦汉时期的墓葬礼仪和习俗,墓地一般距离墓主生前的居住地不会太远,滇池县作为滇王的居住地,死后葬于附近滇池中的小岛鲸山(石寨山)之上,与当时习俗相符。从滇王墓葬形制上看,滇王入葬显得很仓促、很简单、有点草草了事的味道,这与当时紧张的时局和纷繁的战争,以及大敌当前、交战失利要马立撤离有关。汉时仍盛行殉葬,随葬品一般都是死者生前使用过、十分珍惜,常用和必备的物品。滇王金印与滇王命运息息相关,滇王将金印视为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王号传至自己时已不复存在,王印随身带入地下,也好对历代祖宗有个交待和说明。另外,在滇国濮人(今壮族的祖先)民间中口头流传着滇王金印失落的去向:“金印沉落水中,后人再也无法找”。当时的石寨山是滇池中的一个小岛,滇王葬于该岛,随葬品中有珍贵的“滇王金印”,说它沉落水中,已道明了它的下落。 益州郡僰人若豆、孟迁造反时,史书称若豆为僰人渠帅。在西汉末期,滇国境内的主体民族被统称为“滇僰”。自庄跷入滇,融入本地,已被当地民族同化,后世子孙成为益州郡主体民族中的一员,僰人渠帅即僰人首领、僰人之王,也就是滇王的另一种称谓。为何要称僰人渠帅而不叫滇王,原因在于,改制中滇王王号已被削夺,尊重历史现实,称僰人渠帅而不言滇王是称谓的记述。从这次反抗的范围、规模、影响、作用来看,领导这次反抗斗争的僰人渠帅若豆疑似滇王。若不是滇王亲自出马,打起滇王旗号,反抗不会有那么强的号召力、那么大的声势、波及那么大的范围,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也不可能轻易杀了封疆大吏益州大尹程隆遣。在后来王莽赦免内地和边疆起义人员的名单中,若豆被列为首要战犯,不在赦免之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栋蚕率滇池、洱海地区各族人民继续反抗时,史书称栋蚕为“滇王属夷渠帅”,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是滇王属下重要的民族将领,得力部将,继承滇王未尽之事,率军继续与官军作战。刘尚大军征讨推进到滇池地区,几经交战,战争失利后,他一路保护着滇王遗属退往滇西,坚持斗争,是在尽臣下的职责。若豆要是还活着,那必然要随同栋蚕一道退往永昌一带,无论是战死病死或者老死,下落只可能葬于永昌境内。再说,栋蚕起义反抗那段时间内,已经没有了先前有关“僰人”渠帅若豆的记述,由此推断那时若豆可能已不在人世。栋蚕节节抵抗保护着流落滇西的,应是新继任“滇王”。正因如此,后来才有人说自己是流落到白崖(今弥渡)的“滇王”的后世子孙。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古滇国,发端于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发展于战国,鼎盛于庄跷入滇之后,衰落于西汉,消亡于东汉初年。滇王封号被削夺,宣告滇国退出历史舞台。滇王金印随葬石寨山滇王墓穴,与末代滇王的最终下落相吻合。 一个历史古国,就这样在历史舞台上悄然谢幕。稳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吴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