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原文地址：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一）作者：cuitongqing37 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一） 题记： 本文写于十几年前，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未送学刊发。考虑到所提出的问题仍有现实意义，现将本文置于我的博客中，以供同好参考。 作为铸造工艺装备的母钱之存在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货币文化中的特有现象，其科学、文化和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和收藏家为研究和寻找中国历代母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所认定的数百枚母钱已成为中、美、日等国家的博物馆、银行以及收藏家的珍藏品。但是，我们认为，由于以往的母钱研究、鉴断的方法论缺陷，那些已被认定的母钱之真实可靠性等于零。因此，在考察、分析百余年来母钱的研究、鉴断方法论缺陷的基础上，提出母钱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势在必行。 一 勿庸讳言, 上述断语否定了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和收藏家为研究和寻找母钱所作的种种努力。但是，客观事实迫使笔者得出了上述较难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结论。 （一）迄今为止，无任何一枚被认定的母钱经过严格而科学的证明，亦即，既无钱监局的原始著录档案的证明，也无真正具有重合关系（coincident relation，或称为“母模子肖”关系、同型关系、同模关系）的子钱的证明。由于母钱的特殊性质，母钱性质的断定必须以上述两种方法之一予以证明。除此之外，绝无其它证明方法可以用于母钱的证明。 母钱的研究与鉴定始于1876年鲍康图录按语。鲍康对其认定的四枚母钱没有给出证明，其四枚母钱的鉴定按语均为臆说。 母钱是朝廷的钱监局用于铸钱的工艺装备，显然具有机密性质，所以文献史料极少涉及。这就给崇尚考证、唯书是尊的晚清学者和藏家鉴断母钱带来极大困难。在此情况下，他们既不能面向实际，也不能走近冶铸实践工作者，只能求助于思辨、猜测、预设之类。鲍氏在其《大钱图录》中认定四枚母钱时称：“咸丰元宝当千钱,宝泉局铸。案当五百、当千大钱户工两局铸者并紫铜, 此乃黄铜，或云当系母钱。……咸丰元宝当千钱，幕有星月, 克勤郡王铸进, 幼云所收云。黄铜铸，其边隆起如虬脊，取便印范，亦母钱也。……胡石查尚藏有当二百者一种，户局铸，黄铜，甚致，轮郭、字划亦隆起如虬脊，自系母钱。想当日试铸未议行使。”[1] 上述充满主观随意性的论断直至20世纪90年代还被许多学者和藏家奉为圭臬，用以鉴定其藏品的母钱性质（马定祥主编的《咸丰泉汇》以及《收藏》杂志所刊发的一些关于母钱被发现的报道文章，等等）。试问，下述问题如何作答：(1) 为何行用钱为紫铜铸，母钱就必是黄铜铸？根据何在？这里，鲍康显然预设了钱炉作坊必须用不同于行用钱的铸料铸制母钱，以在生产过程中易于区别二者。若无此预设，则黄铜者为母钱的结论即不能成立。从金属工艺学看，若黄铜铸是母钱的充要条件，则当五百、当千的铸量极大且无黄铜行用钱。但是，当时的计划铸造量和实际铸造量并非巨大，且黄铜行用钱并非鲜见，所以，“黄铜铸”不是母钱的充要条件。事实上，就此而言, 黄铜铸料至多是母钱的必要条件之一。(2) “或云当系母钱”可以作为证明当五百、当千大钱的母钱的根据吗？他人的猜测或推断本身就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靠性，如何能作为论据用于证明？(3) “取便印范”之“边（道）隆起”，即拔模斜度，是母钱的特征吗？这里，预设了以母钱印模所产生之子钱没有拔模斜度。若非如此，则拔模斜度即不是母钱特征，因特征为独有属性。既非特征，说它何益？可以证明，若母钱有拔模斜度，则其子钱在铸出之后必保留拔模斜度，否则加工耗损必超过法定火耗率，而超过法定火耗率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拔模斜度被作为母钱的特征是臆造出来的。由此可见，鲍康的母钱鉴断纯系臆测。 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二） 应该指出，晚清钱币学者和藏家深受乾嘉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崇尚书本，脱离实践。这便使他们对钱币实物的解释具有浓厚的主观随意性，从而导致一些离奇见解的提出。鲍康的母钱说，李佐贤的试范说，这些有悖于客观实际的见解出自于当时泉界的代表人物，因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的母钱研究和鉴定，概括地说，基本上因袭了鲍康等晚清学者的方法论及其母钱鉴定结果。20－30年代，王荫嘉、张絅伯、黄鹏霄等钱币学者和收藏家收集、研究了母钱。有充分理由使我们断言，学识渊博的王荫嘉对冶金铸造理论与实践、金属物理等缺乏了解，因而其母钱研究必然停留在猜测臆断的水平上。就目前所知，王是第一个发现锡母（光绪通宝宝浙小平锡母）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承认铁范铜试铸钱与铁母并存的学者[2]。我们已经证明，锡母非母钱[3] ；我们还可以严格地证明，铁范铜试铸钱绝非客观存在物。既然如此，王的母钱研究并未在研究方法上与鲍康、李佐贤划清界限，未脱离鲍李之窠臼。至40年代，王的认识有所发展，认为前人李佐贤的试范钱名称不妥，应改称铁母[4]。这一发展不能说明他已脱离鲍李之窠臼。试问，如何证明铁母必是铜质钱？正因无此证明，当今钱币学者有主张铁母为铁质者[5]。王认定一枚“元丰篆书折二铁母钱”，其特征为“文有廉锷，光芒四射，如初发于铏”[6]。试问，此种钱文如刀切的未启用的新母钱如何证明？未启用的原因如何证明？若以为钱文如刀切为母钱特征，则必须证明母钱在印模过程中不会磨损。而不磨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证明该铁母未启用的原因。这种证明显然是无法给出的。因此，王的母钱鉴定仍然是一种猜测，如此而已。就此而言，王并未在前人鲍康、李佐贤的路上再向前跨越一步。 张絅伯于二三十年代从北京东安市场钱商王筱德处购买了不少清代母钱[7]。 这些母钱于50年代辗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8]。王筱德所出售的清母钱是真实的母钱吗？我们不认为，凡古钱商贩都造假卖假，但钱商造假卖假确多有事实存在，包括学者型的钱商亦有造假卖假者[9]。我们认为，王筱德所出售的清母钱不可能有真正可靠的母钱，因为母钱过去（晚清、民国）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可靠的鉴定之标准。王筱德鉴别、认定母钱的标准和能力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鲍康的水平。或问，王筱德于清末在钱局工作过，其所售母钱的真实可靠性还不能保证吗？不能。因为，“王筱德于清末在钱局工作过”不是保证“其所售母钱的真实可靠性”的充分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有充分理由使我们断言，二三十年代泉界没有母钱鉴定标准，否则今天对母钱鉴定就不会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员黄鹏霄在其所撰的《故宫清钱谱》中确定六、七号钱和八、九号钱分别为重合关系钱，即两对彼此相对应的祖钱和样钱（后者由前者直接或间接产生）。事实上，六号钱不是七号钱的祖钱，因为，两个“宝”字中的“王”部笔划搬家，这种情况在祖钱→母钱→样钱的产生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八号钱也不是九号钱的祖钱，因为样钱的满文高于祖钱的满文，而二者的“当”字却等高，这在印模铸造中也是不可能出现的[10]。这一错误断定表明，黄氏之鉴定也无钱局的原始著录档案依据，由此推知其母钱之断定亦系臆断。黄氏在其著作中首次援引了《皇朝文献通考》关于祖、母、制钱的记载：“凡铸钱之法,先将净铜錾凿成二钱三分者曰祖钱，随铸造一钱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制钱。”但是，黄未对之加以研究，因而他不知一钱六七分重的母钱是康熙前期颁布的铸制一钱四分重制钱的母钱。显然，他是把一钱六七分重作为小平的母钱重量定制加以援引的[11]。由此也可断定，黄氏未对母钱作过较切实的研究。三四十年代，马定祥从北京黄鹏霄、王希贤等处得到多种祖、母、样钱。既然黄氏的鉴定也是主观猜测臆断之类，那么，马从黄处购得的祖、母钱的真实可靠性则无从谈起。 顺便提及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事实。约二三十年代，王荫嘉受戴葆庭之赠而获得咸丰重宝宝泉当十铁母一枚，而马定祥也有一枚与之完全相同的具有重合关系的咸丰重宝宝泉当十雕母。经测量，二者拓片尺寸完全相同（直径均为38毫米）[12]。这证明马的钱必不是祖钱。这件事说明，祖钱的鉴定也应该给出可靠的证明，否则，将一枚铸作精美的常钱用雕具处理一下而冒充祖钱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因为制作祖钱的基本雕具至今尚未弄清，从而无法判定其雕痕的真实性。这不是孤例，至少还可举出几组祖、母同径重合关系钱（关于祖钱必须证明的论证将另文给出）。 从鲍氏至黄氏的这种臆断式的研究方法和鉴定方法发展至4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亦即“一望而知其为铁母（母钱）”。当时的学者藏家所见钱币实物无论如何之多，而对于多如翰海的两宋钱币而言，仍是苍海一粟。就此而言，他们所认定的铁母是极不可靠的。当时广穿宋元通宝铜者被定为铁母，今被证明它未必是铁母，因为广穿宋元通宝铁者铸于西川，铜者铸于华北地区[13]。与此类似者有背“陕”宣和小平铁母，昔极少见今多见，于是只能被看作铜铁两铸现象。由此可见，凭直观的印象、凭有限的见闻去鉴断铁母显然是不可靠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泉币》中也有些文章不轻言“一望而知其为铁母”，而代之以“当系铁母”或“当为铁母”。既然是“当为”，其鉴定自然是猜测或推断。讨论铸造铜钱用的印模母钱，《泉币》中少有文章刊发。为什么？铁母似可据铁钱之式作某种推测，尽管这种推测并非可靠。而印铸铜钱的母钱，则无有或少有可作推测的前提。在此情况下，便有违反论证常识的非常困难的论据被提出：“同好定为母钱，当有由也。”[14] 这与鲍康的“或云当系母钱”何其相似乃尔。 40年代的这种臆断方法成为20世纪后半期钱币学者和藏家鉴定母钱的方法，且一直沿用至90年代初期。此后有人试图对母钱进行定量研究，其方向正确，但因其以合金收缩等金属物理学的概念与理论作为母钱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失误而导致研究结果与客观实际相悖[15]。 （二）90年代的母钱研究与鉴断运用了母钱特征研究不可或缺的比较方法，但均违反可比较原则，即在非同一关系下进行比较，且无客观的比较标准，因为，比较时所用的同版别、同版、同版同式等概念本身从未被界定清楚（这导致迄今所见个例比较未有符合母模子肖客观规律者，其证明另文给出），比较的标准也从未真正找到（定性比较标准是真实可靠的母钱实物，定量比较标准则是符合砂型铸造规律和古钱加工实际的客观的数量标准）。 （三）正由于上述原因，以往所有关于母钱的论述中充斥着逻辑矛盾、预期理由、循环论证等一系列初等方法错误，这样的母钱研究根本无法称之为研究。既断定锡质印模母钱存在，又断定母钱重于子钱；既肯定母钱尺寸大于子钱，子钱尺寸小于母钱，是由于铸后加工所致，又肯定铁钱往往只锉平铸口的毛茬；既断言清母钱具有外轮尖削典型特征，又断言有的清母钱没有外轮尖削的典型特征；既承认母钱重于子钱，又承认母钱为黄铜、子钱为红铜；既断言母钱的边郭字文具有拔模斜度特征，又断言拔模斜度通过铸造遗传给子钱（亦即，拔模斜度既为母钱独有，又不为母钱独有）…… 诸如此类说法或直接构成逻辑矛盾，或隐含逻辑矛盾[16]。 至于预期理由、循环论证更是俯拾即是。先将几枚钱“定”为母钱，然后据之母钱特征，最后再据此特征去论证已被认定的母钱[17]。这些问题显然产生于母钱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缺陷。 （四）许多有关母钱论述中，充斥着种种违反科学、历史常识的说法，从而导致释义性语言迷失，这种情况甚至影响了自然科学史学者的正常思考，如锡母等问题。在以母钱数以万计高频次印制型腔的生产条件下，硬度仅为 HB5的锡金属显然不可为母钱，而可以增其硬度和耐磨性（且不改变锡的颜色）的砷、锑、镍三种可加入元素在宋明两代尚未得到生产性利用，因此锡质印模母钱绝非客观存在物 (我们已给出锡母非母钱、实为夹锡铁钱之样钱的逻辑证明 )[3]。还有学者论证咸丰母钱之边道具有车削特征, 但中国始用车床车削金属于同治中(1869年)，如何车削此前的咸丰朝之母钱？诸如此类违反常识的母钱论说俯拾即是。此类问题产生之关键，不在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而在于其方法论前提之缺陷。 由上所述可知, 以往的母钱研究是在无一枚真正的母钱实物（这本身即违反蒙德柳斯方法论原则，它强调sicherer Fund 即真实可靠的实物为考古研究之基础）、无任何恰当的理论基础、无任何科学的研究方法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研究活动不可能具有合理性、正确性和有效性，其研究结果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 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三） 二 根据母钱这一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我们认为，必须以边缘交叉研究的整体方法，构造以科学比较为具体手段的母钱定量分析假说理论，借以寻找真实可靠的母钱实物，否则，寻找母钱便是空话，其研究只能停留在连钱币学者们自己也不满意的那种“各抒己见”的“估计”阶段。 就方法论而言，我们认为，母钱研究采用整体方法既要引入、移植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具体结果及其研究方法，又要对相关学科作拓展补充研究，既要有钱币学者个人的努力，又要有相关学科学者集体的合作[18]。这是因为母钱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极为广泛，且有大量与母钱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是以往任何相关学科所未探讨者（如火耗的含义、历代火耗率、金属烧损率等）。 整体方法是为完成边缘交叉研究的具体目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目标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差异。例如，与铁母相涉的铁范铜问题的研究，只要引入铸造工艺学、冶金铸造史等学科的已有结果，辅以钱币实物的化学分析或仪器分析，铁范铜试范的情况在客观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便极易被证明（铁范铜之臆造性质的证明另文给出）。但还有大量与母钱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是以往任何相关学科未探讨过的，这些问题就需要用整体方法去解决，以完成母钱研究的目标。例如，与锡母性质研究相关的问题是夹锡钱及其钱料，而这些问题在相关学科（钱币学、货币史、冶金铸造史、化学史）中尚未最终解决。而解决它们至少需要货币史、文献学、宋西夏辽金史、冶铸史、矿冶史、金属材料学、考古学等学科已有的结果，研究方法上需要引入语义分析（预设、蕴涵分析等）新方法。否则，夹锡钱及其钱料问题难以彻底解决。明代黄铜钱料问题也与母钱研究相关，这也是化学史和冶铸史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明代母钱定量研究必须解决的前提之一。为此，笔者于几年前最终证明了矿炼二火黄铜为含锌量约23%的铜锌合金，矿炼四火黄铜为含锌量约39%的铜锌合金（这一研究结果已经报道，其逻辑证明尚待发表）[11]。此类问题尚有许多，勿需多述。简言之，整体方法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又非一成不变的研究方法，它的具体实施取决于研究对象和目标的性质。 构造母钱的假说理论，首先要以整体方法准确地确定其核心的理论基础（铸造工艺学的工装理论）和对象领域（铸造工艺学、铸件形成理论、金属材料学、金属技术史、货币史、手工业史等学科的相关领域），以及假说的逻辑证明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如金属物理、金属化学、冶金学、冶金史、化学史、通史、考古学、语言哲学、语义学、社会学、文化史，以及仪器分析等工具学科）。上列相涉学科之多表明，母钱研究非用整体研究方法不可，否则寸步难行。其次，要寻找并准确地确定建立假说所必需的基本事实（真正具有重合关系的钱币实物）和假说理论的原始概念和基本概念（如重合关系、母钱寿命、火耗率等）。火耗率是母钱定量研究的逻辑中介，仅有铸造收缩率的既有结论而无历朝火耗率所包括的不同的烧损率和加工耗损率之可靠研究结果，母钱定量研究无法进行，假说无法建立。火耗率概念的界定及其证明，以及历朝烧损率的确定，涉及众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这可进一步证明没有整体方法便没有母钱研究。上述两个前提条件的解决为母钱假说理论的构造提供了基础，但对其困难仍不可小视，因为一个母钱假说理论所包含的内容至少不少于一部砂型铸币工艺技术史。 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四） 三 根据上述母钱研究的方法论的讨论，试拟一份体现笔者所提倡的整体方法应用于母钱研究的研究提纲如下： 基于重合关系概念的母钱研究提纲 一. 构造母钱假说理论的必要性 二. 母钱研究的历史回顾 1.19世纪的母钱研究 2.20世纪的母钱研究 三. 母钱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1.母钱研究的对象领域 2.母钱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3.鲍康的母钱研究方法 4.母钱特征猜想的非假说性质 5.母钱特征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 6.母钱论述中的逻辑矛盾及其他 四. 母钱研究的基本概念 1.母钱研究的概念基础 2.重合关系 重合关系的定义 重合关系的数学刻划 重合关系的派生概念 重合关系的直观特征 重合关系的数量特征 重合关系钱的审辨 非重合关系钱的审辨 3.母钱寿命 一多关系与母钱的工艺动态性 母钱寿命的定义 母钱寿命的推算 母钱形象的推断 母钱在印模中的磨损 寿终母钱与非寿终母钱 母钱寿命与母钱数量 4.铸造收缩 金属收缩的物理概念 铸造收缩的工艺概念 青铜子钱的铸造收缩 黄铜子钱的铸造收缩 铁碳合金子钱的铸造收缩 清代锌铅合金子钱的铸造收缩 五. 构造母钱假说的基本条件 1.经验事实（重合关系钱实物） 2.构造母钱假说的科学理论基础 六. 与母钱定量研究有关的铸钱工艺与铸钱管理问题 1.母钱印模翻砂铸钱工艺 2.唐宋明清钱币铸料 3.唐宋明清钱币铸料烧损率 4.照枝烧损系数的推算 5.火耗含义的证明 6.唐宋明清铸钱火耗率 7.铸钱加工工艺 乌背赤仄[19]、漉铜、镟边、金背、火漆、浸镀 8.铸钱加工耗损率的推算 七. 母钱定量研究 1.母钱直径定量研究 母钱的设计与制作 重合母子关系钱径差值率 2.母钱重量定量研究 母钱重量史料研究 重合母子关系钱重差值率 3.母钱厚度定量研究 重合母子关系钱厚差值率 4.20世纪90年代母钱定量研究失误原因的分析 5.母钱定量分析的可行性、准确性和合理性 6.母钱定量分析的操作技术 7.母钱的鉴定与母钱性质的证明 八. 母钱定量研究的概念与方法应用于若干问题的解释 1.母钱假说的解释能力 2.锡母的解释 3.铅质母钱的解释 4.白铜母钱的解释 5.铁母与铁范铜的解释 6.样钱的解释 7.雕母的重合关系钱的证明 上述研究提纲大致包括了构造母钱假说理论应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从科学哲学看，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个由科学概念构成的完整体系，换言之，概念是理论的基础。因此，在母钱研究中所建立的概念（原始概念、基本概念、导出的派生概念）是母钱理论的基础。上述提纲中的重合关系是母钱理论的原始概念和逻辑起点。一些与原始概念直接相关的概念是其基本概念，如母钱寿命、铸料、火耗率等。包括原始概念在内的基本概念可以派生出一系列母钱研究所需的概念。由重合关系派生的概念，如一级重合关系、二级重合关系、重合母子关系、重合祖子关系、重合祖母关系、重合母样关系、重合母子关系钱、重合母子关系钱径差值率、重合母子关系钱重差值率、重合母子关系钱厚差值率等；由母钱寿命派生的概念，如寿终母钱、非寿终母钱、寿终母钱形象、非寿终母钱形象等；铸料与重合关系概念直接相关，不同的铸料形成的重合关系钱具有不同的数量特征，所以铸料概念会派生很多概念，如青铜重合关系钱、黄铜重合关系钱、铸铁重合关系钱、钱体形成的铸料、照枝形成的铸料、工艺运筹铸料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概念与概念的组合所构成的命题以及由此所推演出的一些其他命题反映着人们对客观事物关系的判断。一系列命题的真实性分别被证明后就成为理论中的一个个具体的理论观点。当这些概念和观点构成一个完整体系时，一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就母钱研究而言，由概念组合构成的命题数以百计，它们一一被证明之后就成为母钱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黄铜重合母子关系钱的特征值大于青铜、铸铁重合母子关系钱的特征值，黄铜重合母子关系钱中的母钱重量必轻于其子钱的投料重量，子钱的笔划不必然细于或粗于其重合关系母钱的笔划，子钱外郭宽于母钱外郭时二者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重合母子关系，子钱加工耗损量与其成钱重量的百分数必在6%－7%范围之内，子钱加工耗损率必在5.5%－6%范围之内，等等。假说理论具有预测能力和解释能力，这种能力越强，假说的价值越大。上述提纲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用母钱假说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解释与母钱相关的问题。当构造一个母钱假说理论时，必须考虑它应该具有的解释能力。若假说无解释能力，则假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所以在提纲中纳入假说解释能力部分。上述分析表明，所列研究提纲大致是一个构造母钱假说的研究提纲。 顺便应该提及的是，上述研究提纲强调了母钱理论的基本概念的研究，因为概念是任何学科、任何理论、任何问题的研究之基础。概念研究是任何工作都无法代替的、建立科学理论时必经的认识过程。目前有一种见解认为，鉴定是钱币学的基础。作为科学方法论原则，这一见解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现存学科的实际，也不符合整个科学史事实。所谓“鉴定”的方法论原则显然基于钱币学的基本对象──钱币实物而提出的。但是，由以钱币实物为研究对象推不出“鉴定”的原则。以实在客体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不胜枚举，如生物学以生物客体为基本研究对象，化学以元素客体为基本研究对象，显然不能把“鉴定”作为生物学或化学的基础。否则，作为重大理论发现的门氏元素周期表不可能建立，因为当时人类尚未发现的一些元素（自然不存在鉴定问题）也被准确无误地排入表中。从二百年来的母钱研究看，学者和藏家在母钱鉴定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迄今未建立起任何关于母钱的理论，即使是不成熟的理论也没有。母钱问题研究了近两个世纪，鉴定了数百枚母钱，却没有任何理论建树。这充分证明，把鉴定作为钱币学的基础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显然，这种说法至少在方法论上与旧古钱学未划清界限。有学者客观指出，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文物几乎都不是科学发掘所得，都是依靠专家鉴定而确认的[20]。既非科学发掘出土物，又无鉴定理论的指导，这种直观鉴定的结果有多少可靠性可言呢？迄今为止，连一个不成熟的母钱理论都没有，这就证明只靠鉴定是建立不起理论的。母钱的研究与古钱版别学研究多有相似之处，因此，也可以版别学研究来论证概念研究的意义。所谓钱币版别学概念已多见于书文中。二百年来，日本学者对宋钱版别作了许多研究工作，出版了以版别研究为主的图谱类著作，其功绩应予肯定。但是，连版别概念都未界定清楚的情况下，却谈什么版别学不是缺乏基础吗？几代日本学者对宋钱版别的研究、归纳、鉴别的工作量堪称巨大，但能说宋钱已有了版别之“学”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没有基本概念的研究是建立不起理论的。近读《宋钱的版别和对钱》一文， 受益良多[21]。有充分理由使我们认为，此文是建立古钱版别学之要作，因为其方法论恰当：深入探讨了建立版别学的原始概念和几个基本概念。若无原始概念和基本概念的研究，即使对具体钱币作再多的归类鉴别工作，仍与建立版别学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十分明显，版别概念的不同界定和由之所产生的不同归类标准，必将导致一些众说纷纭、缺乏基础的版别之学的出现。这样一些版别之学显然不能称为“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的母钱研究（以至钱币学中其他某些领域的研究）首先应把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提到日程上来。 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五）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鲍康：大钱图录，8,9,43页。 [2]邹志谅辑注:王荫嘉品泉续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56页，目录页。 [3]崔同庆：北宋锡母的讨论，高峰英主编：《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1,78-83页；崔同庆：锡母非母钱论，见《亚洲钱币》2002年第一期。 [4]王荫嘉：戴书咸丰钱质疑，《泉币》第7期，6-7页。 [5]邱思达：宋代的铁钱监和铁钱,《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21页；吴进等：河南永城出土北宋徽宗朝铁钱考，《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153页 [6]王荫嘉：元丰篆书折二铁母钱, 《泉币》第2期，48页。 [7]关汉亨：清代雕母钱收藏小记, 《中国钱币》1998年第4期，56-58页。 [8]马传德等：从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礼券谈起，《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59页；关汉亨： 郑振铎主持收购陈仁涛藏泉之经过, 《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70-71页。 [9]钱杰：谈麒麟钱币社私制的苏区银元，《中国钱币》 1985年第4期。 [10]黄鹏霄：故宫清钱谱，28-29 页。 [11]崔同庆：关于母钱重量的唯一史料之研究,《亚洲钱币》2001年第2期，17-25页。 [12]邹志谅辑注：王荫嘉品泉续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34页；马定祥：《咸丰泉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90页，1-3-255号祖钱。 [13]邹志谅辑注：王荫嘉品泉续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8页。 [14]罗伯昭：蒙文大元通宝母钱，《泉币》第9期，37页。 [15]曾志宏：论中国古代母钱之鉴别，《收藏》总75期；曾志宏：开元通宝母钱辨析,《收藏》总88期；郑泰鸿等：两宋钱形制成因及样钱母钱特征初探，《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202 页。曾文的错误是作者首先作了预设（子钱依合金物理性质收缩），然后进行大量的数学计算推导，并造成一种其结论正确无误的假象。因此才有董大勇在《收藏》总87期文中的错误评价：曾文“提出了科学的数据”。先作错误预设然后展开以严密的数学形式，这种错误论证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并非鲜见。郑文的错误之要害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头足倒置：先认定母钱，然后用已得到的数据削足适履地去寻找金属物理和金属工艺方面的理论数据。曾是金属研究工作者，而郑请了一位郑州纺织机械厂铸造工艺师“验证”其母钱研究结果，但所提出的数据都是错误的（证明文字另文给出）。可见解决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重要。 [16]华觉明等：宋代铸钱工艺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 年第1期，41,45页；钱卓：试谈雕母、母钱的鉴别，《中国钱币》1993年第1期 76-77页；钱卓：清朝母钱，《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16-23页；王文良：小议咸丰雕母、母钱与子钱，《收藏》总94期， 53页。 [17]钱卓：清朝母钱,《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17-23页。 [18]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多学科边缘交叉研究的整体方法的探讨在世界（特别是西方）各国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内容、结构和形式等问题尚处在探索之中。关于边缘交叉研究的整体方法的讨论，请参阅1987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第7届国际逻辑、 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LMPS)文集第4卷的第1和第2两分册中的有关论文。 [19]崔同庆：乌背赤仄的含义，《亚洲钱币》 2001年第1期，90-94页。在文中笔者所给出的与母钱定量研究相关的赤仄工艺性质的证明，可能会结束长期以来人们对赤仄工艺的种种猜测。这一证明的提出充分说明，在母钱研究中只移植、引入相关学科的结果是不够的，必须拓展相关学科中有关问题的研究，从而扩大相关学科的已知领域。显然，没有有序语义对应结构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概括就无法严格证明北宋赤仄工艺的性质。笔者对明代嘉万二火、四火矿炼黄铜性质的证明也说明了这一点。 [20]吴筹中：再说“两颗明珠”，《中国钱币》1987年第3 期，72页。 [21]阎福善：宋钱的版别和对钱，陕西省钱币学会编《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1年， 4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