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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科舉特色新論

2018-01-24 36页 pdf 2MB 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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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一分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元代科舉特色新諭蕭敢慶.科舉制度是中華帝國中期及晚期政治、社會與文化相互連鎖的重要機制。這一制度在漢族王朝時代固然重要,在征服王朝時代亦扮演了特殊角色。元朝是第一個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本文擬重新評估元代科舉的特色、影響及其在科舉史中的地位。除去「前言」及「後語」外,本文核心共有五節。第二節討論元代科舉的施行如何與為何長期延誤,並指出其延誤的主要原因為:科舉制度的精神與蒙元政治社會組織的中心原則大相抵觸。第三節論述元朝斜耳里的規模反共政治侷限,指出當時科舉...
元代科舉特色新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一分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元代科舉特色新諭蕭敢慶.科舉制度是中華帝國中期及晚期政治、社會與文化相互連鎖的重要機制。這一制度在漢族王朝時代固然重要,在征服王朝時代亦扮演了特殊角色。元朝是第一個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本文擬重新評估元代科舉的特色、影響及其在科舉史中的地位。除去「前言」及「後語」外,本文核心共有五節。第二節討論元代科舉的施行如何與為何長期延誤,並指出其延誤的主要原因為:科舉制度的精神與蒙元政治社會組織的中心原則大相抵觸。第三節論述元朝斜耳里的規模反共政治侷限,指出當時科舉僅為任宮的一個輔助手段,因而錄取進士在近世各朝中總數最少,在政治土產生作用不大。第四節探討元代科舉獨特的族群配額制的意義及後果,此一配額制為當時政治社會現實的忠實反映,原意在保障征服族群一一蒙古、色目人一一的仕進特權,無意間卻加迷蒙古、色目人漠化。第五節討論元代首創的區域配額及大考區制的意義及影響,指出區域配額有礙於人口繁瀾,文化水平較高的南人的錄取,大考區"*'1則不利於偏遠地區的考生。第六節探討考試內容,顯示元代科舉著重經學,尤其獨尊道學,是科舉及文化史土的重要變化,但也指出並未廢除文學。在「後語」中則探討元代科舉對明、清二代的影響。總之,在中圈科舉發展史上,元代是一段明顯的變異,也是一個重要轉折。關鐘詞:元代科學進士族群典區增配額道學*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1-重且星一﹒前言:科舉制度與征服王朝延祐甲寅設科始,初場經義主朱氏。二場古賦兼詞章,左榜fJtJ殊右榜士。.......五百春秋彈指過,風流未沫賴有此。當年四路兩宣慰,十一行省各大比。1這是乾嘉史學大師錢大昕(1728-1804)為元代延祐元年(1314)(江西鄉試錄〉所題七言古詩中的二聯。錢氏學問淵博,考證精密,元史是他的一項主要研究範疇,對元代科舉文獻用力尤勤。2在這兩聯中,他道出元代科舉的幾項重要特色:獨尊程朱道學、著重經學而不廢丈學、右(蒙古、色目)左(漢人、南人)分榜而待遇有殊,以及採行以行省為單位的大考區制。這些特色反映出科舉制度對近世學術文化變化及「征服王朝」環境所作出的重大調適。中國近世是夷、夏王朝相互更送的時代,既有宋、明等漢族王朝,亦有北方遊牧及半遊牧民族所肇建的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征服王朝的國家結構及菁英組成與漢族王朝差異甚大,因而科舉制度在征服王朝時代發生不少變異,也起了特殊作用。過去學者對征服王朝時代科舉制度的特色未多加注意,這是今後應該加強的一個研究領域,元朝即為其中之一。元代在唐、宋、遼、金之後實行科舉,自然承襲前朝不少規定,但是由於元朝是第一個主宰全中國的征服王朝,統治民族蒙古人的固有文化及政治傳統與漢族不同,而且其治下疆域之廣大及民族、文化之多元亦屬空前。加以南宋以來中原的學術文化發生重大變化,即是道學的興起成為學術的主流。元代科舉不得不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形成若平與前朝不同的特色,對以後明、清科舉乃至文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有關元代科舉的論著已有不少,較為完整的有姚大力、丁崑健、桂柚鵬、余大鈞等教授的大作,可說各真勝義但讀者對元代科舉的特色及影響仍不易獲1錢大昕輯,王嗚韶編,(宋元科舉題名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串串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21冊),<延祕甲寅江西鄉試錄),頁255-256.2關於錢大昕對元史研究的貢獻,參看黃兆強,(清人元史學探研一-,青初至1青中葉}(金北:稻鄉出版社,2000),頁73-206;吳宗僑,(清代學風與清僑的元史學)(臺北:固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52-64.3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6(1982):26-59;丁崑俊,<元代的科學制度(土)),(華學月刊)124(1982):“--2-元代科舉特色新論致全面印象。本文係根據筆者長期從事元代進士名錄重構所作之研究,4參酌上述諸教授及其他作者的相關論著而作的綜合論述,主旨係在征服王朝特質、科舉制度發展與近世學術文化變遷等脈絡中探討元朝科舉的特色、影響及其在科舉史中的地位。本文之重點不在於研究科舉制度的本身,制度中的種種規章有現存各種史料可稽考亦有前述諸論著供參閱,以下僅在必要時簡單敘及,不再一一徵引。二﹒環境不利、發展顛皺中國近世各朝,皆於立國不久即採行科舉制度,作為收攬士人與建立正統的重要手段,以後皆能賈徹始終。漢族王朝如此,征服王朝也是如此。而在蒙元統治下,環境不利,科舉在北方中斷八十年,在南方亦有三十餘年。即在採行之後,科舉的發展途轍仍然頗為顛籬,與其他各朝不同。大蒙古國時代(1206-1259)立國草原,蒙廷未採用中原式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因而並無採行科舉考選大量文官的需要。忽必烈(1260-1294在位)建國中原後,情勢與大蒙古國時代已不相同。金朝遭士曾紛紛倡議恢復科舉,但是爭論57;<元代的科舉制度(下)),(拳學月刊)125(1982):28-51;桂椅鵬,(元代進士研究)(蘭州:前州大學出版社,2001)令大鉤,(關於四等人制下的科舉取士),(國學研究)7(2004):209-233。關於近年元代科舉研究的發展,參看渡邊健哉,(近年仿元代科舉研究{三弓ντ),(集刊東洋學)96(2006):83-93•4此項工作現已完成,名為{元代進士輯考),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關於此,書的由來反其主要內容,參看蕭矗立慶,(虜續錢大昕的未竟之業:談元代進士錄的重構),(科舉學論叢)2009.1:2-8。5元代科舉規章載於:宋2脹等,(元史)(北京:中攀書局,1975),卷入一,<選舉志﹒科目),頁2017-2027;卷九二,(百官志﹒選舉附錄),頁2344-2347;(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全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2),卷三一,(禮部﹒學校﹒儒學﹒科舉程式條目),頁9下﹒16上;方齡責校注,(通制條格校1主)(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五,(學令﹒科舉),頁220-244;不著撰人,(元婚禮貢舉考)(收入王弱點校,《廟學典禮(外二種))(杭州:是丹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145-165;J劉真等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日本:靜嘉堂文庫藏至正元年建安務本書堂刊本),卷首,(聖朝科舉進士程式),無頁碼;j'Jl魅李編,(新結事文類眾翰墨全書)(收入{四庫全書存自叢書)(壹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辛集,卷九,(科舉〉。關於上述各文獻內容的討論,參看陳高箏,(元朝科學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1(2002):153-172;森田憲司,(元朝仿科舉資料C::-?~\τ一一錢大昕仿編著是中心t三),氏著,(元代知識人主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4),頁166-195•-3-董且產未決,遷延達五十年。關於元朝長期未曾施行科舉的原因,論說己多。6學者多強調兩點原因,第一,漢族士人之間對考試內容爭議過大:宋金對峙時代南北學風不同,兩國科舉亦互有差異。金朝士人注意的是詞章聲律與諸經注疏之學,而其科舉亦重詩賦7與南宋晚期道學興起後,科舉轉重經學不同。雖然在窩闊台汗(1229-1241在位)時代,道學北傅,流行甚快,但仍不普遍。因此在忽必烈初年討論施行科舉時,金朝遺士仍多主張應延續金朝的詩賦取士,而道學家對此則懷有強烈反感,認為應罷去詩賦,著重考生之德行並考試諸經、時務等科目。由於道學派與詩賦派意見爭持不下,無法作出結論。第二,胥吏獲得重用,取代儒士地位:蒙古、色目「根腳J(見下文)子弟充任上層官僚,倚靠胥吏出身之官員辦理實際事務。忽必烈時代業已形成一種歲貢儒吏的制度,為高層官衛拔揮胥吏,然後由胥吏出任官職。B這種歲貢儒吏制度可說是科舉中斷時代一種變相的科舉。科舉之遲遲未能恢復乃「因為它實際上為另一種用人制度所取代與排擠J09上面兩種說法皆得部分的真相。過去學者往往未能重視一項事實:即是科舉制度的精神與蒙元政治社會組織的中心原則大相抵梧。科舉制度的產生原是對世襲任官制的反動,著重在機會均等的原則下憑藉個人成就作公開、公平競爭。蒙元選官用人卻是偏重出身。蒙古社會重視世襲權利。而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國家具有強烈的「家產制」(patrimonialism)性格,即是:國家是大汗的私產,政府是大汗家事機構的擴張,主要官員則是由皇室家臣擔任。10忽必烈面上採用中原的中央集權官僚制,但未揚棄蒙古傳統的「家產制J實際上,蒙元政府是一種蒙漢混合的「家產官僚制J(patrimonialbureaucracy)。在官僚制的表相之下,政府用人著重「根腳」(ijaghur'根源、出身),高官厚祿幾乎為少數「大根腳」、「老奴牌根腳」的6見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頁26-59;丁崑健,<元代的科舉制度(上))元代的科專車制度(下))7姚大力,<金朱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捨),(元史論叢)2(1983):217-224;周良霄,〈程朱理學在南宋金元時期的傳播及其統治地位的確立),(文史)37(1993):139-1680s許凡(王敬松),(元代史*'1研究)(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7),頁128-13509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頁37010關於「家產和1J之定義,參看MaxWeber,Theory01Socia/and&onomicOrganization,trans.A.M.HendersonandTa1cottParson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7),pp.341-358.-4-元代科舉特色新論家族所壟斷。所謂「老奴牌根腳」即是指與皇室淵源深遠的勳臣世家。11科舉的功能原在於為平民子弟提供「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機會,在根腳制度之下,高門貴胃卻往往是「不用識文字,二十為高官J012這種保障世家子弟蔭龔特權的制度可說是蒙元立國大法的最重要部分。若改以科舉為主要用人方法便會背離上述原則,引起嚴重政治危機。科舉停頓數十年後,在元仁宗(1311-1320在位)時代終於獲得採行。仁宗時代的儒學學風已產生重大變遷。元朝平宋'南、北學者交流更為廣泛,而且北方道學家許衡(1209-1281)執教國子學,教學方法與內容悉尊朱熹(1130-1200),此後其門人長期控制國子學。地方官學及書院的教學皆受圈子學影響。13這些學校對道學的傳播實獻甚大。仁宗議行科舉時,道學無論在朝野或在南北的士人群體中皆己穩居上風。14詩賦派遂無力反擊。外在環境的變化固然重要,仁宗的態度及其老師道學者李孟(1255-1321)的影響更真有決定性作用。仁宗生長於中原,自幼師事李孟。15李孟輔導仁宗長達二十餘年,在文化及政治上對他薰陶甚深。仁宗即位後推行了一系列政府儒家化的政策,學者稱其統治時代為「延祐儒治J而「排泉議,出震斷J採行科舉則是李孟對他長期影響的結果,也是「延祐儒治」的最重要一環。據首科進士黃清(1277-1357)說,其座師李孟曾建議仁宗採行科舉,主要論點為:一,古來取士用人以科舉最為有效;二,行科舉則「必先德行、經術而後丈辭J仁宗接受這兩個論點,遂決意施行科舉。1611蕭最先慶,(內北圍而外中國)(北京:中攀書局,2007),下冊,(元代四大蒙古家族>'頁509-578012陳高,(不繫舟漁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金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三,(戚與>'頁10下。的陳禹箏,(元代的地方官學>'(元史論叢)5(1993):169-189;察庚完,(宋元書院與科舉>'王德毅編,(宋史研究集﹒第三十三輯)(金北:前查出版社,2003),頁49-124。14PeterK.Bo1,“ExaminationsandOrthodoxies:1070and1313Compared,"inCu/tureandStateinChineseHistory,ed.TheodoreHuterseta1.(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30-57.15李孟~漠中著名儒者王得與(1219-1292)的弟子。得與受許衡影響,以道學自任,李孟亦應如此;見蒲道源,(閒居叢稿)(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固立中央圖書館,1970)),卷一四,(西軒王先生傳>'頁1上丟下;卷二六,(西軒王先生行實>'頁1土-5下。16黃淆,(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上海:土海商務印書館,1922)),-5-重且星仁宗採行科舉的主要目的在於以儒士壓抑胥吏,改善吏治,無意改變以「根腳」為主要評準的菁英徵募制度。因而,進士名額設定在甚低水平。但由於科舉取士在統治階層中並無共識,仍不免常受攻擊。加以元朝中期政局混亂,漠北派與漢法派之大汗更送執政,科舉遂成為政權更替的犧牲品,在英宗(1320-1323在位)及泰定(1323-1328在位)初年科舉都經歷重大危機。17科舉於至元元年(1335)遭受右丞相蔑兒乞氏伯顏(?-1340)廢止。伯顏是順帝初年的權臣,18他以尊用忽必烈「舊典」為號召,推行一系列反漠、反儒的政策,企圖將歷史推回半個世紀,以求鞏固統治族群之地位。伯顏舉出廢科之理由多為似是而非,19唯一值得一提的是r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J020伯顏所謂「實妨選法J可指科舉妨礙根腳子弟入仕'可指侵奪由吏入仕者的權利,也可能是兩者兼具。當時男一名首科進士、中書參政許有主(1287-1364)曾與他論辯,著重科舉入仕者不過每歲三十餘人,遠少於由通事、知印出身者,可見當時論辯的重點在於科舉及胥吏入仕之孰重孰輕問題。科舉仍不足以威脅根腳子弟之入仕'但大多數之根腳子弟亦不會支持科舉。科舉之恢復則是在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顏遭推翻後。由於伯顏「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J在朝野引起廣泛反對,其娃御史大夫脫脫(1314-1355)害怕禍及自身,結合久受伯顏威壓,敢怒而不敢言的順帝(1333-1370在位),發動政變,放逐伯顏。脫脫幼師漸東儒者吳直方(1275-1356),受儒學黨陶頗深。21當權後,在直方輔導下,一反乃伯之政,大行「更化J,22而科舉之恢復是其最重要的政策。不過,科舉之得以恢復,不應完全歸功於吳直方,因為復科不僅是漢族士人的普遍熱望,此時蒙古、色目官員中士人業已增多,以此為言者亦不乏其人。可見當時恢復科舉的壓力很大,並已超越族群分野。科舉遂得在至正元年(1341)恢復。卷二三,(文忠李公行狀),頁10上。17許有丑,<至正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二二,(送馮照磨序),頁18上。18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頁45-46.19<元史〉卷一四二,(徹里帖木兒傳),頁3404-3406.20同前文,頁3405.21宋漲,<宋*全集)(羅月霞主編,杭州:新江古給出版社,1999),第1冊,(集賢大學士吳公行狀),頁292-297。22邱樹森,(諭妥權貼睦爾),氏著,<賀蘭集)(南京:江ii.古繪出版社,1997),頁87-105•-6-元代科舉特色新諭整體言之,元朝科舉施行五十二年,扣除中斷六年,實際上只有四十六年,其間共舉行會試十六科、鄉試十七科。在近世主要王朝中,元代科舉施行時間最短,科次最少。三﹒規模狹隘、作用有限元代科舉,有如姚大力所說r從最初起就被限制在過分狹隘的規模裹,先天地缺乏自我擴張的能力,所以雖歷近十科,仍然不能在朝廷和社會上形成擁有足夠能量的一翼,為自己的地位而抗爭J023元朝科舉自始即規定,全國鄉試各考區共錄取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色鄉貢進士三百名,會試按四族均等、三中取一的原則,錄取一百名,而廷試不再點落,僅釐定甲次。24故原定各級錄取名額便不多。施行前期由於參試蒙古、色目士人寥寥,程度不夠,無法錄取足夠名額的考生。如延祐元年(1314)江漸鄉試右榜應錄取十五名,結果僅五人合格。25明年全國參與會試者僅一百三十五人,26錄取進士五十六人,27其中左榜為四十人28右榜則僅十六人。叉如至治元年(1321)科錄取六十四名,其中左榜四十三名,右榜二十一名。"顯然,最初數科蒙古、色目合格考生不足,漢、南人進士遂亦無法足額錄取。後期則由於戰亂影響,錄取人數愈形減少。十六科中只有元統元年(1333)科取足百人之數。前後共錄取進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平均每科僅錄取七十一點二人,每年僅二十一點九人。23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頁50024宋代廷試亦不點落,鄉試取解難,會試中式亦不易。據李弘祺統計,宋代會試中式比例約為十五分之一至十七分之一,如包括特奏名則為百分之十;見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金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164-166。而元代為三中取一,較宋代容易甚多。25繁盛,(水來自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一二,<胡石塘送諸生序),頁126026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卷三五,元明善〈送馬翰林南歸序),頁2下。27(元史}卷入一,<選舉志),頁2026;卷二五,<仁霈紀),頁568。28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卅古籍出版祉,1989),第49冊,歐陽玄書〈許熙載神道碑),頁193-194029崔渣,(拙稿千百)(故入〈緯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景仁文化社發行,1996)),卷二,<送率使李中父還朝序),頁6土。-7-重且星歷代科舉多隨政府官員需求之增加與考生人數的膨脹而擴大其規模,錄取人數由少而多。元代科舉卻因屢受攻擊,缺乏隨著冗官增加而擴張的條件。事實上,至正初年恢復科舉時,國子貢試因與科舉會試合為一試而侵佔科舉進士的名額。進士法定名額遂由一百名減為八十二名。30歷代進士錄取名額表朝代榜數實行科舉時間進士總數每榜平拘數年平拘數北宋69共167年(960-1126)19,149277.5114.7南宋52共153年(I127-1279)20,562395.4l34.4宋代120共320年(960-1279)39,711330.9124.1遼代53共188年(938-1125)2,2114l.71l.8金代31共96年(1l39-1234)4,160l34.243.3元代16共54年(l315-l369)311,l397l.221.1明代85共274年(l371-1644)24,594289.389.8清代112共260年(1646-1905)26,747238.8102.9資料來源:陳昭揚,(征服王朝下的士人),頁42'表2之6032由此表可看出:元朝進士總數是近世各朝代中最低者,而每榜平均數及年平均數僅高於遠代,但還代僅統治中原東北一隅。與其他各漢族主朝及征服王朝相比,元朝科舉的規模在這幾方面都顯得微不足道。科舉規模小,錄取人數少,對元朝官僚構成成分之影響自然不大,無法望宋代進士之項背。兩宋科舉出身者(包括特奏名)約佔官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強。3330(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聖朝科舉進士程式﹒都省奏准科舉條畫)•31應為五十二年(1314-1366)。32關於金代科專車榜數及進士總數,陳氏在此表中未列入天卷二年(1139)以前各料,乃因其前史料不足,開科年限又不雄定,難以估計。又過去論著中對進士總數估算出入甚大,部分學者高估總數為一萬五、六千人,乃因誤將〈金史〉所記的會試錄取人數視為廷試錄取人數,由於金朝廷試尚有,也落,會試錄取人數與進去人數並不相等。見陳昭揚,〈征服王朝下的士人一一金代漢族士人的政治、社會、文化論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37-43。33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26-27,160,258,表16.賈志揚(JohnW.Chaffee)則認為南宋前後具有學銜者(包含諸科出身者)在全體文官中之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七至五十七之間;見JohnW.Chaffee,TheThornyGates01LearninginSungChina(Albany,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5),p.27.-8-元代科舉特色新論而元朝科舉出身者僅佔仕途總額的百分之四點一而已。34絕大多數之官員仍係由怯薛、恩蔭及吏員出身,因而進士不能成為文官之主流。從仕進前途言之,晚唐、宋、金三朝的進士構成宰執的一個主要來源。唐代自憲宗(805-820在位)以後進士出身者在宰相中佔大多數.35宋代更是如此。{宋史﹒宰輔傳〉所列一百三十三名宰相中,出身科舉者多連一百二十三名(92.5%)036金朝用人偏重女真,但僅就漢人而言,世宗(1161-1189在位)以後就任的三十四名漢人宰執中,僅有三名的出身與金朝進士資格無關。"元代進士能致貴顯者不僅較唐、宋遠為遜色,比金朝亦有所不如。據桂植鵬研究,進士千餘人中,仕至三品以上的「顯宜」不過一百五十一人次,佔進士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其中位居核心職務者寥寥可數,無人任中書、行省左、右丞相,任平章者亦不過一二人,而漢人,尤其南人進士在仕途備受歧視,即使升至高位,也多為文學侍從。38由於進士人數少,地位低,不足以構成一個具有自衛或擴張能力的群體。在唐代,中期之後進士人數漸多,勢力日大,在牛李黨爭中,進士出身的官員足以形成派閥,與山東士族對抗。"元朝進士顯然缺少這種能力。伯顏廢科時曾奮力抗爭的許有圭事後寫道r封繳不武,匡救無術,有愧於七科五百三十七人者多矣,尚敢以療墨者為辭哉!J猶自憤恨不已。4。可見科舉對元代政治未能起多大作用。四﹒族群配額、蒙色漢化漢族王朝時代的科舉原是以漢族士人為對象,即使有少數民族人士參加也為34姚大力根據〈元典章﹒支部}所載元代文戰品官數一萬九千人,推算出自延祕間科至元亡一點五代之間入仕總人數約為兩萬八千人,除以進士總數一千二百人,得出進士為文官總數的比例為百分之四點三;見〈元朝科學制度的行廢-&.其社會背景).頁480但姚氏所謂進士總數包括圈子貢試中選者在內,若扣除之,進士總數應為一千一百三十九人,佔文官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一。3S吳宗圈.(唐代科舉制度研究)(洛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頁180-182。36何忠禮.<科舉制度與宋代文化).氏著.(科舉與宋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67-95037陳昭揚.(征服王朝下的士人).頁44。38桂椅鵬.(元代進去研究)•<元代進士顯官考).頁4-48039陳寅憾.(唐代政治史略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132-174。相〈至正集〉卷七一.<題楊廷鎮所it首斜策題).頁48上。-9-重且星數不多。各征服王朝為保存固有文化與族群認同,或禁止本族人士參加科舉,或別設本族語文的考試供其族人參加。屬於前一類的有遠朝,其科舉是專為漢族士人而創設,本族契丹及其他北方遊牧民族不許涉足科場。“屬於後一類的則有金、清等朝。金朝在漢文科舉之外設有女真進士科,限女真人和「諸色人J(即契丹、英、瀚海)參加,以女真文字考試策論並試以騎射。42以後滿清初起,嚴禁八旗子弟參與科舉,以免削弱「以騎射為本,右武左丈」的傳統。而在順治八年(1651)專為八旗子弟別立一科,以滿文考試。但行之未久,即行廢除。的可見征服王朝欲藉科舉的特別設計以保存本族文化,殊為困難。鼓勵本族學習文化以便統治與族群認同的保存,殊難兩全,這可說是征服王朝宿命的一部分,元朝亦不例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議行科舉時,太子真金(1244-1286)曾命中書省商討蒙古與漢人進士科設置事宜,科應是準備模仿金朝進士科與女真進士科的並置。這次議行科舉卻無疾而終,設置蒙古進士科的構想以後未見重新提起。仁宗時採用的為一涵蓋多元族群的單一考試制度。一方面為減少征服族群對科舉的抵制,另一方面為彌補蒙古、色目人須以漢文參加考試的不利。的故設置族群配額制,原意在保障蒙古、色目人的仕進特權。這一配額制成為元代科舉最重要的特色。在族群配額制之下,蒙古、色目人在考試內容及錄取名額兩方面均享受優待。鄉試、會試及廷試皆分右、左榜。在考試內容方面,右榜僅考兩場,左榜則考三場。右榜經學所考僅為四書經間,左榜所考除四書外,尚有五經經義。三級考試兩榜皆考策,右榜策題限於時務,左榜則兼及經史。此外,左榜叉須考辭賦及詔話、章表。右、左二榜難易不同甚為明顯。至正初年科舉復興後,右榜在四書之外,亦須加考一經,遂使蒙古、色目「鼓僅場屋者,類以未暢全經41都興智.(遼金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有關途代科舉的幾個問題>.頁12-21•42陶晉生.(金代的女真進士斜>.氏著.(邊疆史研究集一一宋金時期)(全北:全灣商務"p書館.1971).頁64-76;徐秉愉.(金代女真進士料制度的建立及其對女真政權的影響>•(金大歷史學報)33(2004):97-132.43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頁393.44(元史}卷入一.(選舉志>.頁2017.45王風雷吉思為:在考試中應該有用蒙古語答卷的蒙古、色目人;見〈補諭元代科舉考試中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11-18。但此說與規定及現存記載中的實例不合,當誤。-10-元代科舉特色新論自惕J“固然右榜考試的難度較前加大,但其餘部分仍較左榜容易。由於難易相去甚大,(考試程式〉規定r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J,47以示獎勵。在錄取名額方面,蒙古、色目受到優待亦很明顯。鄉試對各族群皆有配額,全國每一族群各七十五名,共三百名。會試、廷試錄取名額亦是各族群平等分配。右、左榜第一名分別限為蒙古、漢人,色目、南人則與榜首無緣。從各族群人口多寡及漢學熟諾程度言之,此一配額皆不公平。自人口言之,據估計,蒙古、色目僅佔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三,漢人、南人則佔E分之九十七。“自漢學熟語程度言之,蒙古、色目與漢人、南人自然頗有軒鞋。但是科舉卻規定給予各族群相等名額,對漢族士人頗為不公。總之,元代的族群分榜制與配額制嚴重連反考試公平的精神,卻是當時特殊政治社會結構中所必須採取的措施。不過,過去學者多以「民族歧視」一詞形容元代的族群配額制,固然不錯,但須指出:在此配額制之下,蒙古、色目考生登榜固然遠較漢族容易,可是由於分榜錄取,各族群考生皆只與本族競爭,而不與他族對抗,故蒙古、色目考生受到優週並不妨礙漢族考生登第的機會。在族群配額制的鼓勵之下,投身科場的蒙古、色目人遂與日俱增。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說:延祕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卷官百五十人。或朔方、于閩、大食、康居諸土之士,成囊書彙筆,聯裳造庭而符問于有司,於時可謂盛矣!49蒙古、色目人的踴躍參與遂使元代科舉成為前所未見的多族體制。蒙古、色目人的大量置身場屋產生統治者所不樂見的一個後果,即是這兩個族群的漠化(亦可稱為士人化)。蒙古、色目人的文化與漢族原本不同。色目各族群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蒙古人則原來大多為丈盲。施行科舉前,蒙古、色目人中熟譜漢學者主要侷限於少數家族,這些家族或來自早有漢學傳統的西夏、汪古,或因種種原因而於徙入中原後即研習漢學,在科舉初興時享有甚大優勢,如46陶安,<陶學士集)(收入{景印文淵闖四庫全書)(臺北:壹灣商務fp書館,1983-1986)),卷一二,<送篤彥識之官紹興序),頁20上﹒47<元史〉卷八一,<選舉志),頁2019048日本來亞研究所編,<異民族仿支那統治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祉,1945),頁172049馬車且常,<石田先生文集)(李叔毅、傅瑛點校,鄭州:中州古給出版社,1991),卷九,<送李公敏之官序),頁182。-11-藍藍星高昌偎氏、廉氏、汪古馬氏、蒙古答祿乃蠻氏、遜都思氏等。5。其中俱氏、馬氏在科場中最為成功。偎氏為歷經突厥、回舵、畏兀等國的顯赫政治、文化世家。"徙居中原後在蒙哥汗(1251-1259在位)時代即已開始研習漢學。大德(1297-1307)中,俱文質(?﹒1340)任職江西,居於隆興(南昌),延師教授子娃,有如江西名儒劉岳申所說í親見元帥奉親教子,當時豈知後有科興?蓋十年貢舉始行。貢舉行而偎氏一家兄弟如拾芥,此天也。」52可見俱氏以漢學教育子弟至少早於科舉十年,因而兩代之間,登進士第者九人,中鄉試者一人,是元代最為成功的科第世家。與偎氏相較,汪古馬氏僅略為遜色。53首科進士馬祖常(1279-1338)、祖孝昆弟之曾祖月合乃(1216-1263)於蒙哥汗時代即以拯救流亡之儒士知名。祖常稱他「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J054月合乃顯然深通漢學。他叉羅致名儒教授子弟55足見馬氏漢學淵源深厚,以致祖常兄弟子握有四人膺選進士、三人由國子釋褐。這些科第世家之成功顯然皆有歷史原因。科舉的施行導致漢學研習與仕進機會發生連鎖,激勵更多蒙古、色目子弟研習漢學。有如清顧樹立(1665-1722)所說:自科舉之興,諸部子弟,類多成勵奮發,以讀書稽古為事。56元代鄉舉十七科產生蒙古、色目鄉貢進士約二干人,而鄉試不幸落榜者可能十倍於此。換言之,科舉的採行誘使數萬蒙古、色目子弟埋首經籍,投身場屋,企圖以學問干取祿位,邊加速這些族群漢化的步伐。50蕭屆主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金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元朝蒙古色目進去背景的),頁117-146。51關於禹昌俱氏,參看陳坦,(元西織人攀化考)(北京:勵耘書屋,1934),卷二,頁28下-39下;蕭段慶,(內北國而外中國}下冊,(蒙元時代高昌俱氏的仕言與漠化〉頁706-748;(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元季色目士人的社會網絡:以價百遼遜青年時代為中心),頁85-116。52劉岳申,(申齊劉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卷五.(三節六桂堂記).頁8下。53關於馬氏家族歷史,參看陳垣.(元西城人摹化考〉卷二,頁17下-24上(石田先生文集),附錄.(馬祖常年增楊鏈,(馬祖常﹒元詩史的也里可溫).氏著.(元西減詩人群體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331-337054(石田先生文集}卷一三.(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頁236-239055袁梢.(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卷二六,(馬公神道碑).頁16上-20上(石田先生文集〉卷一三.(樂郡夫人楊氏墓志銘〉﹒頁245-246056顧胡立.(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初集,庚,頁1729。-12-元代科舉特色新論這些蒙古、色目子弟甚多來自與漢學素無淵源的中下層官員及軍戶家庭。中下層官員子弟多無蔭讀權利可以倚靠,科舉則提供新的入仕機會。現以至治元年(1321)右榜狀元泰不華(1304-1352)為例說明。泰不華,57蒙古伯牙吾台氏。父塔不台,當代史學家蘇天爵(1294-1352)曾見其人r敦龐質實,宛如古人,而于華言尚未深曉J,58可見其家人全然不語漢學,與偎、馬二氏形成強烈對比。塔不台任台州路錄事判官,不過從八品卑職。"泰不華師事名儒周仁榮、李孝光(1285-1350),年十七便中鄉試,後來並成為蒙古、色目人中少見的全能士人。因科舉而研習漢學的最大生力軍來自軍戶。元初大多數蒙古及部分色目家庭皆編為軍戶,而在平宋以後,疆場立功機會不多,在軍職世襲制度之下,下級軍人子弟前程顯然有限。科舉採行後,這類家庭子弟往往棄弓馬而就詩書,男謀前途。這種趨勢充分反映於〈元統元年進士錄〉中,60此科二十五名蒙古進士中,現知其戶計類別者十一人,全部出身軍戶。色目進士二十五人中,現知其戶計者僅八人,其中軍戶也多達六人。蒙古軍戶十一戶中,僅三戶祖先具有仕進紀錄,色目六戶中,也僅有三戶為官宣家庭。其餘當為普通士兵家庭。如右榜狀元同同(1302-?)祖先三代全無仕進紀錄,顯然出於普通軍戶之家。同科蒙古進士阿虎歹(1306-?)、色目進士整體普化皆是如此。即使進士錄未記載其戶計,但實際是出身於普通軍戶之家者亦不乏其人。右榜第二名余闕(1303-1358)便是出身廬州西夏軍人社區。宋灘(余左丞傳〉雖稱其父沙刺藏←「曾官合肥J,61但在進士錄中三代皆無仕歷,顯然為一普通軍戶。總之,族群配額設置的原意在於保障蒙古、色目人的特權,卻促成蒙古、色目族群中的重大社會與文化變化。一方面,科舉不僅給予上層子弟在蔭襲之外的57關於泰不拳,參看陳垣,(元西域人攀化考}卷二,頁12上;蕭敘廈,(內北國而外中國}下冊,(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579-702;王壩,(蒙人兼善:伯牙吾氏奈不攀事蹟補考),氏著,(西域:對海史地考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423-444。58蘇天爵,(滋j吳文稿)(陳高拳、孟繁i青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三0'〈題兼善尚書自書所作詩後),頁511•59(元史〉卷一四三,(著急不華傳),頁3423-3426.ω參見蕭雇主廈,(元代進士緝考﹒正編﹒第一部﹒元統元年進士錄)(內北因而外中國〉上冊,(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一一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頁185-215。61(宋派全集〉第1冊.(~守在丞傳).頁245.-13-重且星男一條入仕途徑,也為平民子弟(甚多出身軍戶)提供一個上昇的階梯,為原來甚為閉鎖的蒙古、色目統治菁英階層注入數量不大,卻甚重要的新血。62男一方面,士人群體在這兩個族群中日益擴張,並由上層家庭向下層蔓延,同時此一士人群體並非血立於漢族士大夫主流之外,而是與後者聲氣相通,緊密結納,相互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遂形成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多族士人圈。的五﹒大考區制、區域配額科舉中的區域配額制原是為維持考試之公平競爭而叉兼顧人口多寡及文化高低不同地區的考生而設計。“北宋英宗(1063-1067在位)時代曾發生著名的司馬光(1019-1086)與歐陽修(1007-1072)之間分路取人與憑才取人的爭議,但宋朝始終未曾實行區域配額制。宋朝的鄉試(即府州試)的解額不過是各地根據前幾科參加考試人數而設定的比例,與其他地區無關。柯睿哲(EdwardA.Kracke)因而稱唐、宋兩代為科舉史上的「區域間自由競爭時期J而與元、明、清三代之為「區域配額時期」相別。“金朝入主中原之初,一度實行「南北選J為宋、遼舊境士人舉行不同考試,分別以經義、詞賦取士,乃係牽就兩區原有的學術風氣而制定,但僅曇花一現,未能持續。“元代科舉的區域配額有兩個層次,一為漢人、南人的配額,一為省區的配額。漢、南人的配額表面看來似為族群配額,實際是區域配額,略似金代南北選,以兩個不同前朝境內士人為分野,不過金朝統治地區侷限於華北,而元朝是以全中國為範圈,漢、南人的劃分是以准水為界,亦即金朝與南宋對峙時代的國界。在鄉試中漠、南人各有七十五個名額。62蕭且主』匠,(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元朝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頁143-145•63蕭屆主廈,(內北國而外中國〉上冊,(元代多族士人圓的形成初探>'頁476-508.制J.J海峰,(科舉取材中的南北地成之爭>'氏著,(科舉制與科舉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頁133-150;(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308-328.“EdwardA.Kracke,“Region,Familyandlndividua1intheChineseExaminationSystem,"inChineseThoughtandInstitutions,ed.JohnK.Fairbank(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7),pp.251-268.66趙冬暉,(金代科舉制度研究>'(途金史書信集﹒第四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212-235。-14-元代科舉特色新論省區配額是元代所首創。宋代的鄉試是小區域的考試,在府州試與會試之間別無考試。金朝會試之下原有鄉試(縣試)、府試二級,後來廢除縣試,保留府試,府試成為鄉試,府試原有六處,後演變為十處,已邁出由小考區走向大考區的重要一步。元代幅員還闊,州縣繁多,無法以府、外|為考試單位,遂設計出以行省為單位的大考區制度。全國共有十七考區,亦即前引錢大昕詩中所說r當年四路兩宣慰,十一行省各大比J十七考區中屬於漢人的有遼陽、嶺北、俠西、甘肅、四川、雲南、征東(高麗)等行省及直隸省部四地區(大都、上都、真定、東平)、宣慰司二地區(河東、山東),屬於南人的有江漸、江西、湖廣三省,而河南行省則兼有漢、南人鄉貢名額。67元朝的雙重配額制對南方士人,尤其對偏遠與落後地區之士人產生不利影響。(一)北方士人登科較易在鄉試中漠、南人錄取名額相等,在形式上待遇相同,實質上卻非如此,因為雙方人口比例及教育文化水平相差頗大。自人口比例言之,漢人不過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而南人則佔百分之八十二,68兩者鄉貢配額卻是相同。每十萬戶中,漢人平均產生四名鄉貢進士,南人則僅有零點六名,雙方比例之多寡相差近七倍,對南人甚不公平。自南、北二方教育文化水平言之,漠地在金朝原不及南宋統治下的江南。北宋中期以後,文化、經濟重心已南移,宋金的對峙更擴大南北的不平衡。金朝雖繼承北宋教育的基礎,但無論學校數目及學生人數皆較北宋萎縮。北宋末期地方官學學生總數多達二十萬左右,金朝學生總人數僅近萬人。南宋不僅官學較金朝發達,興建書院達三百所以上。金朝教育不及南方發達亦可由科舉鄉試人數看出:金代科舉最盛的泰和(1201-1209)年間每科參加府試的士人不過兩三萬,69的李治安,(元代鄉試新探),氏著,(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594-6240的據察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回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178-184'甲表490嶽北、雲南、征來三省各有鄉試配額,但缺少戶數記載,甘肅則記栽戶數太少,皆不列入統計。的據飯山知係估計;見〈女真蒙古統治下箏北科舉應試者數量初探),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科會年輕學者論文精進計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象主辦r傳承與創新:九至十四世紀中圓史青年學者研討會J(全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5-藍藍產遠少於南宋鄉試的每科約四十萬人。70金元之際,華北殘破特甚。金平之後,漢人菁英之家大多列為軍戶,成為元朝漠地高度軍事化的犧牲品。71元朝科舉復興上距金亡己八十年,士人數目無疑大為減少,以致考生人數不多。漢人考生不多,合格者更少。例如燕南(真定)原是漠地文化水平較高之地區,但是「其始也,或間郡不薦一人J072可見科舉施行之初合格之士不多。叉如挾西行省之鄉試解額往往「弗充J,73意即合乎標準者不足。燕南鄉試考生每科約六百人74錄取二十一名(包含蒙古、色目)。而山東參試者每科更僅四、五百人,錄取十六名。75皆是三十中取一,因而登科困難較小。在漢人核心考區已然,偏遠考區更是如此。偏遠地區考生即使鄉試中式,在會試中亦難與核心地區鄉貢競爭。偏遠各省中,雲南所產進士的記載最為詳備,該省每科漢人鄉責配額二名,十六科中不過產生進士六人。76此外,遼陽、甘肅亦各有配額二名,嶺北則有一名。筆者輯錄所得,遼陽前後僅有三名進士,而甘肅、嶺北則一無所見。上述幾省現知進士的稀見,固然可能由於文獻缺漏,但亦可能由於考生少、水平低。(二)商人競畢激烈、登科困難南方考試競爭較當時北方及前代南宋皆遠為激烈。事實上,延祐元年(1314)中書省咨文已指出r即今江漸、江西、湖廣三省所轄州郡,後進儒人比之腹稟(中書省轄境)頗多,叉兼江湖尤重,江西次之,湖廣叉次之J0772008.08.13-15),頁111-123;薛瑞兆,(金代科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7則估計約十萬人參加府斌,恐過禹。70Chaffee,TheThornyGatesofLearninginSungChina,p.35.71牧野修二,(金末元初{之拓付毛士人仿轉變>'(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紀念論集)(福同:中國書店,1987),頁529-553072(滋1英文稿〉卷四,(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言己>'頁45-47073同前書,卷三,(俠西鄉貢進士題名言己>'頁28-29074同前書,卷四,(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頁45-47075毛元廈,(至正十年山東鄉試題名碑>'收入{宋元科舉題名錄),頁256下-262上。%楊慎摸,倪串串輯,木芹會畫查,(南詔野史會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元南詔歷料進士>'頁374列有元代雲南進士五人。另有聲.)棋,貫德昌,元代德昌屬雲南行省。77(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聖朝科舉進士程式>'無頁碼。-16-元代科惠特色新論中書省臣對南北士人多寡的差異及江南三省間上下次序的觀察頗為正確,但未能設計出可以彌平差異的配額。叉與南宋相較,元朝南人之登鄉貢或成進士的困難,可分三方面言之:第一,就鄉試考區及配額單位而言,南宋是州府,而元朝是行省,廣狹不同而難易亦有異。有如明州(今寧渡)學者、進士程端學(1278-1334)所說:「音之舉士選於州,今之舉士選於省,省領州數十,而登名者不當一州之數,是一州不一人,於是有連數州不舉者J,78充分顯示元代以行省為鄉試配額單位所造成之困難。元季明初學者徐一要(1319-1399)就杭州路之貢額比較南宋、元、明三代鄉舉之難易:杭為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1174-1189)至景定(1260-1264)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是呀,領郡三十二,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矣。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矣!79杭州為南宋舊都,亦為元朝人丈薔萃的大都會r三年或不能貢一人J比宋、明二代都少,反映出元朝江南鄉試競爭之激烈及取貢之困難。第二,就鄉試考生及配額間的比例而言:據估計,元代南人四省鄉試每科考生約為一萬(包括蒙古、色目,但兩者人數甚少),80遠少於南宋參加鄉試的四十萬人數。而元代南人貢額固定為七十五名,宋朝解額則在五干至一萬之間。就上引數字而言,元朝鄉試錄取率為百分之零點六八,而宋代則為一點二五至二點78程端學,(積齋集)(收入〈叢書集成﹒績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三,<送李晉仲下第南歸序),頁2上。79徐一婪,(始豐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卷五.<送越鄉貢序),頁18上﹒19下。s。這一估計是根據後文之江湖四千人、江西三千人,湖廣及河南參試人數缺乏記裁,但應少於上述二省,暫分別佑為二千及一千。湖廣、河南參試人數不多反映於現存文獻中,如越天筒.<茶稜州進士題名記〉云r江南三省,湖廢待才為近古J意I!pi胡廣在江南三省中得才最少;見張治修,(嘉靖茶陵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還刊績編)(土海;上海書店,1990)),卷四,<選舉志),頁10050又兩准為元河南行省南人區的重要部分,其中揚州曾為晴、唐兩堆名色,據是主天爵說r然自延祕以來,貢舉取士,閣郡不闖一人與計偕者J見{滋;英文稿〉卷二.<揚州路學回記).頁22。最主氏此記撰於後至元五年(1339),在此之前鄉試八料,揚州迄無人成為鄉貢,可見人材凋零,蓋自宋、金對峙以來,兩i雀頗衰落。-17-重且產五零,元代錄取比例亦較宋代為低。元代南人各省鄉試考生多寡不一,競爭激烈程度亦頗有強弱。有如前引中書省咨文所言,江湖、江西考生最多,今知至正十年江漸每科考生為三、四千人,角逐四十三個名額。81而江西每科亦有三干人參加,競爭三十一個名額。位上述兩省配額包括蒙古、色目,分別為江漸十五人、江西九人,實際上大多數考生皆為南人。若扣除蒙古、色目名額,這兩省南人鄉試錄取率皆低於百分之一。的第三,就進士層次而言,南宋每科平均錄取四百七十六名84而元朝南人定額則為二十五名,前者相當於後者的十九倍。現存若干地區的資料也顯示兩代間進士錄取難易之不同。徽州在南宋共有四百三十二人登進士第,的而在元朝僅有五人。86撫州在兩宋所產進士為六百二十八人,87而在元朝不過十二人。"衡81程端禮,(畏齊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卷三,<江浩特進士鄉會小錄序),頁5下-6下。但楊繭,(佩玉齊類稿)(收入〈景fp.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入,(江西鄉試小錄序),頁15下﹒17上。而傅若金,(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史序〉則云r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J與楊劇所言大體相符;見〈傅與稿文集)(枚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卷五,頁12上。的據賈志揚說,自大中祥符二年(1009)建立全國法定解頌後,比例由最初的十分之五降低至紹興二十六年(1l56)的百分之一乃至德祕元年(1275)的二百分之一。在競爭最激烈的福州鄉試錄取率僅為三百三十三分之一。但實氏之「鄉試法定錄取率」表中有令人越疑之處:表中所列紹興二十六年為百分之一,而治平三(1066)、四年(1067)、元桔八年(1093)分別為十分之一、十分之一點五及十分之一,何以在短短數十年間錄取率減少如此之多?殊難解釋;見Chaff說,TheThornyGates01LearninginSungChina,pp.33-39.其次,兩宋解試有多種,除州郡試之外,尚有圈子監斌、轉達司試等,其中以州郡試的解額為最窄;見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稱)(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5250賈氏表中所列顯然為州郡試解事頁,而未包含遠~寬大的圈子監及轉運司試﹒又福州為全國競爭最為激烈之地,他處處多非如此。南宋鄉解錄取率有如實氏所說罐已很低,但仍有不少探討空間﹒何況,宋朝解試在膺刑,若首詩元代府州考生中鄉試的機會,誠如程端學所說r一州不一人」、r.有達數州不舉者J或如徐一變所說「三年或不能貢一人J與宋時不同﹒84何忠禮、徐古軍,(南宋史稱),頁5280的HarrietT.Zurndorf跡,ChangeandContinuityinChineseLocalHistory(Leiden:E.1.Bril1,1989),p.37.86彭:華、汪舜民義修,(弘治徽州府志)(放入《四庫全書存自叢書)),卷六,(選舉志),頁20土-21上。87RobertHyrnes,StatesmenandGentlemen:TheElite01Fu-chou.Chiang-hsiinNorthernandSouthernSung(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24.-18-元代科舉特色新論州在宋朝大中祥符(1008-1016)至寶祐(1253-1258)二百餘年間,登進士第者六十一人,在元朝前八科不過五人,其中尚包括蒙古一人。"總之,從上述三方面看來,南人無論鄉試中式或膚選進士都很困難。江南士人在科舉劇烈競爭之下,家學深厚者享有頗大優勢。元朝滅宋後,江南士大夫大多籍為儒戶。儒戶享有不少特權,唯一之義務為就學。儒戶制度遂成為江南士人延續家學家風的保障。"據統計,元代南人進士出身於仕富家庭者約為三分之二,布衣子弟僅佔三分之一,而出身官富家庭者之祖先多具有宋代仕宜、科第背景,在元代叉具儒戶身分。可見甚多南宋士大夫家族因元代科舉恢復而在政治上復甦。明代元興,甚多宋元科第世家在明朝仕宜仍盛。"元朝科舉雖然規模窄隘,卻可說是宋、明士大夫發展中的一座橋樑,而不是一個斷層。(三)大考區制不利於偏遠地區元朝鄉試單位的行省幅員遼闊,不僅遠大於宋朝舉行解試的州、府,亦大於明清施行鄉試的行省。南人鄉試各行省中,除江漸(今江蘇南部、漸江、福建)各地區文化的發展較為均衡外,其他三省皆非如此。元代科舉未建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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