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读书官僚政治的朝代特色、官僚本身及文化、制度的本质挖掘姓名吴俊指导老师华翔专业名称外交学学号xxxxxxxxxx时间2016年10月23日本月阅读的是吴宗国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这本书是有很高的含金量的，对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了解与感悟是有很大帮助的，开始的时候读起来有很多的专业的词汇，读起来是有些吃力，但是随着不断深入，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断的惊喜，一种突然觉悟的欣喜。另外这本书是由不同的学者写的，他们的笔锋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的深入且高度凝练，有的简洁且深入生活及人物性格，对本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丰富。总的来说，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分析来展开的，在官僚政治的具体描述中有所取舍，并没有所有的构成因素进行阐述分析，主要是对于前后朝代的继承关系、制度变化与创新、突出的政治问题和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深入分析，从前期的萌芽到后期的发展成熟以及变化淘汰都有很细致的描写，对于古代政治重要方面的整体把握是很大丰富作用。另外在具体阐述时还有总结性的语言出现，上下承接、史论结合，论述逻辑思路非常清晰。以及加入各朝的对比、制度沿革，能够让你快速领略古代官僚政治的起伏变化和发展趋势。这便是我读这本主观的一些感受。在读完整本书之后，首先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构成有了些了解，虽然书名是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但是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是在相互交叉影响发展的，所以本书是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以及运行机制和官僚本身统一的一个整体。因此了解了基本构成是对官僚政治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之后在本书思路的指引下有了些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整体发展变化趋势的认识,现在我对其做一简单的整理，叙述一下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些现象及本质问题。在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方面出现了这些现象：政治体制发展愈加完善和成熟，官制机构更加精细更加繁杂，行政理性化大大提高，分工更加明确；由临时设立的管制，随着使职体制的发展，使职化的趋势下促进了新的常规机构的出现，丰富了行政机构，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彼消此长，两者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成为常态，各朝遵守的规则，是由于统治者一直维护着乡社传统，用宗族、家族、血缘去自我团结维护基层社会，用社会的士族去控制基层平民，另外对于地方的高度控制，常常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再增设机构去控制地方，而增设机构往往演变成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还会出现重内轻外的现象，重京官轻地方官；唐宋以后体制重大变化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古时代帝国官僚政治体制逐渐由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到以整个朝廷转变。在官僚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皇帝家务逐渐从国家政治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并且走向制度化；国家行政和决策开始在一起，最后逐渐分离，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各司其职，制度化合理化运行；在行政与决策的分离想象下，政治中心从行政走向决策；在制度方面的成熟完善下，机构的运行之间发展向以分权制衡为原则；在官僚机构和机制运行中可以发现国家对地方和编户的控制，对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实行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会发现在国家政治的运转当中，非理性政治和变态政治，往往是由于皇权次生以及官僚之间的主属性和附属性所造成的。那么在最后看官僚本身：在官僚主体首先就出现了文吏之争，再到文吏融合，最后官员的素质能力的综合性；在选官上，从方式、等方面经过不断变化，最终落在科举考试之上，在此变化当中，科考选官，官员升迁等不断制度化；传统文官等级制由汉代禄秩的“职位分等”类型，在魏晋以下转向了“品位分等”，文武官阶制度不断形成品位化；官僚组织体系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大，与它的官僚制度的完善有很大关系，但是与官僚在经济、政治、司法及社会有着特权是分不开的，是盛久不衰的根本驱动力；君主必须与官僚合作才能治理好国家，从开始的君臣共治天下，合作关系最后演变成明清的主奴关系；看官僚政治的在文化方面的支撑基础，是来源于学士群体的发达，这样才能维持官僚政治的构建。这些便是我们在阅读之中总结出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些总的趋势与变化，以及一些本质问题。那么现在我在就各个朝代的官僚政治制度的突出特色的发展及变化进行一些概括。秦汉时期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候，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包括官僚帝国体制的奠基、文吏体制和律令秩序的建立、尊儒改制与儒吏分分合合、官僚阶级的士族化。秦汉还逐步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务运行系统，并逐步形成一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作为政务运行的准则，也就是秦汉时期的官僚制的主要特点；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和严格依照规章法典、理性行政是由严格受训的专业吏员承担、行政机器严格依照法律规章运转。以及文法吏逐渐与儒生的融合，也是重要的时代走向。东汉至魏晋时期，官僚政治制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阶段，豪强大族及官僚利用原有的政治体制、选官制度、经济实力和特殊的文化优势，逐步取得了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大权，西晋时期门阀制度开始形成，在东晋到达高潮，出现了典型的门阀政治，以及出现了政务官员是由门阀把持，寒门的官员只能担任负责具体事务处理的事务官。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对官僚政治的贡献更大，本朝大多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而政权，重视军功和吏治，加之汉化逐步形成了一些创新与发展官僚制度，成为官僚政治复兴的动力和起点，并且为后世隋朝的制度发展有很大借鉴作用。隋朝和唐初在政治制度的发展是一个过渡时期，对前代制度的扬弃，进行了制度的创新，在唐代逐渐形成成熟的中央政务职权的分化以及平衡相互牵制配合的有机的三省制，以及这个时期的使职体制的发展与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唐代的官僚政治制度不断在调整中发展。宋朝最为突出的便是“祖宗之法”，处处体现着防弊的原则，但是并不是制度上毫无创新，宋朝政治制度是在不断调整之中。由于使职体系的发展逐渐形成新的中央官僚机制，三司制的形成。宋朝的政治风气，以及在制度设置上面，还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精神，制度更趋精致，运作程序也更加严密。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官员的综合素质提高，综合型官员出现。君臣关系上面也是非常合理的，君臣共治天下的观念成为共识。在金元时代，由于外族对中原的统治，揉和了一些贵族政治的一些不成熟的草原旧制,不够细密，呈现简明的风格，并且也做出了一些创新，行省制度的逐渐形成及其它制度化的特殊历史原因，并且在过国家政治中还呈现出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另外明朝的制度主要是在金元制度的基础上整理、改革而形成的，对明朝政治制度设置有很大影响。那么在明朝时期，也有其特色的政治现象，丞相制的废除打破了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原有平衡，形成了新的关系。在这些基础上明朝的设计了内阁为中心的辅政机构，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其实也体现了明朝明显的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官僚集团的产生途径更加制度化和社会化，其构成更为平民化，官僚集团的膨胀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形成绅士阶层，而绅士阶层的崛起明代官僚政治的重要特色。明朝的官僚士大夫自我意识和政治人格日渐成熟，在面对皇权的高压，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在抗争中表现出较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独立意识，维护着制度和道统。明朝的宦官问题也是很凸显的，但在维护皇权的角度来讲，明朝对宦官的控制基本上十年成功的。清朝时期，制度机构上的安排，军队处与内阁以及翰林院、通政司等构成清朝中枢机构一内一外两个部分。清朝的政治制度的设置机构的设计，已经非常合理、精细化和制度化，中央在地方之间设置新的巡抚制度，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在清朝达到顶峰。官僚集团基本完全死气沉沉，沦为为皇权服务的奴隶。但是在清朝后期，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官僚政治制度已经僵化，加之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外部刺激下政治上开始了近代化，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出现了一些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和机构设计，但是在清朝的内外交困下走向覆灭。以上便是我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整体把握，以及各朝代出现的特色政治和制度上创新变化的认识。宰相权力的下移不是单纯的权力转移，而是财政、军事这两大部门事务增加，职掌扩大的结果。他们在行政系统中越来越处于突出的地位，到宋朝终于独立出来，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并存的体制。行政系统权力扩大的而结果，宰相所需要决定的事情，只剩下军国大事、高级官吏的任免和新出现的重大事务，而这些都是需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宰相就显得多余。因此，明初取消宰相，表面上是宰相权力太大，而实际上是宰相事权下移，行政各部门权力扩大的必然结果。唐宋以后，皇帝的权力越来越集中，相权日益削弱，最后乃至于被取消的秘密就在于此。摘抄理由：吴宗国先生在绪论当中谈的宰相问题，是非常有总结性的，也揭露了宰相权力变化以及最后宰相制被废的本质根源。而后面在各个朝代的论述都比较零散，没有这么有概括性。绪论这段很有价值，把宰相手中能把握的真正权力做以分析，在官僚政治制度的变化之中，行政系统权力的扩大，最终削弱了相权，宰相制不断萎缩而最终消失。心得体会：上面所论述的是唐宋以后的宰相制的变化，在唐宋之前，宰相的地位还是不可撼动的，宰相统帅六部，百官之首，掌握全国的政务以及部分决策权和兵权，权力仅次于皇帝。在唐宋以后，三省六部，以及后期的中书门下制和三司制，宰相的相权开始不断向行政系统转移，其他的权力开始向其他机构转移，权力的相互制衡和事务处理的相互配合，慢慢成为宰相制衰落的重要因素。再到明初朱元璋元朝时期宰相权力过大危及皇权，加之官僚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国家事务增多，行政各部门的权力扩大是必然的，重大事务则是皇帝亲自处理就不需要宰相的存在，并且不断加强君主权力，这些本质的原因，在胡惟庸这个借口下废除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古代政治的宰相制。从这个宰相制的废除，我们不能简简单单从皇权对想权的压制作用以及对相权的被分割和削弱来看，应该落实整个政治体系各个因素的变化，国家政治制度以及机构运转的大方向趋势来认识这些权利的变化，进而认识宰相制渐变中的根本导向因素。另外宰相制的废除，对明朝政治制度的有很大影响，还形成了一些制度的创新。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吏主要来源，对于官僚政治制度具有深远影响。第一，官吏世代担任高官由少到无。第二，上下交流的活跃。第三增加了政府的活力。事实上，隋唐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工作内容的扩大，在政务处理的过程中不仅是政策性加强了许多，而且事务性的和技术性的工作也大为加大。从隋唐开始，历朝都是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得。第一，职官制度上。第二，官僚选用上，隋唐时主要强调才学。随着科举逐步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对官吏实际从政经验，越来越引起重视。第三，在具体运作上，程式化的加强，除了保证政务运行的效率和性，也便于各级官吏进行操作。摘抄理由：这一段还是一样对科举出现以后，在官僚构成和用人体制上以及科举对官僚集团产生的影响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但是这里主要讲到的是隋唐之后的制度化趋势的选官的用官的模式，所以我想把前朝的加以描绘。以及把这些内容加以理解消化。毕竟官僚的构成和来源是了解官僚本身最直接的因素，在对官僚的构成以及来源的理解之后才会更加深刻和理性的去分析官僚政治。心得体会：秦朝时期，主要的选官标准就是军功，而在用人对象上主要是文法吏。西汉时期主要是以当朝的官位的高低和财产的多少为依据的，而后出现了辟举和察举以才德为标准选官。东汉到晋逐步形成以门第为选官的标准，形成世族和寒门之分。南北朝逐步用军功才学打破门第限制。隋唐科举制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僚的考试制度，最后一直沿用至清末。那么现在我们看科举的不断推广而产生的影响，官吏世代担任高官由少到无，隋唐之前四世三公、世家大族的例子是很常见的，而在科举制的不断发展之下，官僚的平民化加深，寒门也不断涌入政治高层，虽然当朝为官的子弟尤其文化优势以及经济教育条件的优势，但如果无心上进，是不能世代为高官，官吏世代担任高官的逐渐消失。另外科举提供了各个阶层的上升渠道，以及后期明清的绅士阶级的崛起，在政治与社会方面上下层交流活跃。区别与以往的世家大族文风以及政治观念大都趋同和受其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腐化，从寒门上来的中青年官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基层经验和较为新的观念和活力，为政府增加了活力。另外在选官的途径，标准和具体运作上都体现了制度化的特征，由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官僚的要求也在变化整体是向综合型课考，程式化和规范性加强以保证政务运行效率。这些是究于官僚本身的标签特性做以分析的，这对各朝的制度创新、机构和机构运行的深入体会有很大帮助的。以后也需在事物的来源上去分析，加之相关主要因素去加以了解，比如国家政治制度对官僚本身也是很大影响力的，因此对事物有完整了解。外戚政治构成汉代政治的重大特色。汉初去古未远，“家天下”色彩仍很浓厚，还有一些母系氏族遗俗的残留物，例如皇室子女往往系以母姓，皇室视外戚如宗室而不称异性，太后及长公主在宫廷中拥有发言权。进而，变衍生出了外家帝舅的贵重之局。摘抄理由：以往认为汉代的外戚是依附于皇权而产生，是专制本身滋生出来的，是皇权的次生品。对于其他的观念并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但是在读到这里，想到汉代的外戚是最明显的，虽然皇权是比较强大，但是其他朝代并没有出现那么严重的状况，这肯定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所联系，而闫步克这里的观点很有启发。心得体会：文中说的很正确，汉初毕竟离先秦不是很远，一些母系氏族的和“家天下”的观念，对其汉初的外戚提供了一些思想的支持，由母系而延伸出来的外戚力量对汉代政治影响巨大。当时汉代皇帝对宗族参政比较敏感且有诸多限制，这样一来外戚更有了做大的方便途径，以致在最后王莽以外戚身份夺去了刘姓王朝。我们回到当时背景，去古未远和母系遗俗以及家族色彩浓厚为外戚提供了生长的条件，当时的“家”的因素在汉廷的权力争斗中起了很大作用，王子的往往依靠母亲家族的势力来提高自己的实力，而反过来又成为舅家利用的机会，加之汉代后期幼主上位较多，大多成为外戚所利用进而影响朝纲。另外在我思考之下，发现当时还是家事即国事的观念，皇族家事还没有从国事中分离在出来，所以外戚也不被视为异姓，所以在对国家事务操控上是很便利的。所以纵观汉代的吕氏、窦氏、薄氏以及后来王氏等在国家政治中权倾一时，但是也会随着母姓的更替外戚也有所变化，所以最终落在外戚是附着在君主上存在的。在这点上更加丰富了思考问题的方式，本质原因以及时代原因来更好理解汉代外戚问题。三公府之外，尚书组织又发展成政务系统，意义深远重大。尚书、丞、郎的任命都由大臣提名，吏部任命，也不是令、仆所能自决的。所以尚书省的长官与僚属关系，具有更多理性行政色彩，个人依附关系大大淡化了。尚书组织之所以颇具发展潜力，一是君主专制集权意图的促成，二是行政合理化需要的推动。东汉以来事权日益向尚书台集中，而三公府诸曹掾属，则逐渐闲散化了。汉代有三公分部九卿制度，但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汉以后诸卿，则转而与尚书各个部门逐渐确立了承接关系。尚书台最终变成了政务中心，在隋唐之际发展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制，并沿用到了明清时代。摘抄理由：这一部分着重讲了中央行政的合理化，尚书组织的不断发展，发展成为政务系统，最终转变为政务中心。也对这一变化的过程进行了简单而富有总结性的描述，从它的尚书等下面机构的任命、皇帝对其的重视程度、事权在尚书组织的集中和行政合理化的推动等方面看起尚书组织的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并且这种制度的活力一直沿展至明清。其中发展转变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心得体会：在秦朝建立的三公九卿制，汉朝也对其继承，三公本是政务中心，把握着中央的大多议事及部分决策权。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求，皇权日益集中的要求，那么在处于宫中的尚书令等组织官员就更容易被皇帝控制，进而来控制朝政。第二个就是国家机构的不断扩大，社会的发展，政治事务增多，这就迫切要求尚书组织的扩大，事权不断向其流动。第三，在理性行政的驱动下，以往汉代那种门生、故吏的现象大为减少，个人依附关系大大淡化，尚书省长官和其部下是平等的幕僚关系，都为皇帝办事，三公府对其尚书组织的牵制也少了。而后演变三公府日益萎缩，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常常用来安抚功臣，作为一种荣誉，并没有实权，最后被废除（废除时间各有说法）。总的来看尚书组织的发展符合了当时君主集权和行政合理化的要求，而当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潮流，所以它一直沿用至明清。官僚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和严格依照规章法典，严格依照法律规章运转是官僚制的又一突出特征。秦律篇章之多，律条之细，充分显示了行政所达到的法制化程度，秦汉行政严格遵循法律精神，往往为后世难以企及。吏民对王朝法律的了解是法制贯彻的基础，秦汉王朝都非常重视普法工作。对文书和档案的利用程度，代表了官僚制度的发展水平，行政的书面化可以大大提高精密性、规范性和可靠性。摘抄理由：这一段的摘抄并不是一段完整的段落，是我在秦汉时期官僚制的重要特点下，分段摘下我所想论述的集中点，后面也没有合适的总结性语言。从摘抄的主体看，主要论述的是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行政的法制化、理性化、制度化和书面化，对官僚制发展水平要所能达到的客观要求，所以对于文本的指导，我想简单的把秦汉的时期的官僚制度的特点做以分析。心得体会：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国，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厉行法制，想借以法律的手段，建立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把所有人民纳入自己的统治，同时也非常注重行政的效率，追求行政完全的理性化。汉朝在这方面也是继承了秦的风格，也是注重法制的，比如众多出名的酷吏出现，行政按照法律规章制度运转，重用文法吏，但后期的汉代后期的儒吏之争也是非常明显的，提倡君子治国，但这里先把这些因素做以别论。首先看秦朝的所用的法家基本精神就是理性行政，正所谓商君之遗，心于进取，而在汉朝时也是秦俗盛行。对于当时的行政效率的要求，对文吏的任用也是理所应当的，文吏的行政能力是非常强的，国家政治主要由严格受训的专业吏员担任，充分利用文书档案和严格依照规章法典来运转国家机器。另外秦汉时期对于普法工作也是做得很到位的，有利于法制的贯彻，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是以文吏治天下的，以及对于官僚制度的制度化，精细化的发展，在行政上的理性化，是非常接近现代理性官僚体制的。当然我们在另外一个方向去看，这种官僚制度是非常早熟的，它也有很多不合理和粗糙的地方，如此的严苛的绝对统治，极权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是达不到的，没有完全控制社会的技术基础，平民化的进程特别快，这样的最终结果，社会是分离的，国家可以用极权来组织社会，或者就是倒向无政府主义，所以当时秦朝乍亡。汉朝在平民化的进程中，以及理性行政的指引下，这种早熟政治社会趋势蔓延对统治者没有利处的，因此出现了儒家的用道义去融合官僚之中，以保持社会平稳发展，所以政治发展还得迎合时代的步伐。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其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缘此，忽略了帝国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经常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冲突与变迁。这样一个特点的形成，秦汉时代堪称其奠基阶段。两汉儒生与文吏间充满矛盾冲突，但又在日益接近、彼此交融，最终是“吏服训雅，儒通文法”。由此形成的亦儒亦吏、非儒非吏、学者兼备为官僚的政治角色，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摘抄理由：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奠基时代就是秦汉，而当时的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及它的文化基础是需要去深刻认识的，这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基本定型之前的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秦与汉初的文法吏是治天下的主体，而后加上儒家的崛起，出现两者的斗争，以及最后最后走向融合，儒生吸收文吏的思想，吏员再学习经术，而最后在尊儒之后，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就构成了这一中国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心得体会：按照现代官僚制度的理论来看，。理性行政对应的官僚，是严格依照法律工作的受训专业人员，秦汉的文吏就很接近这种定义。而到了文帝之时就有所改变，下昭举贤良，这就可以看出文帝以有所赞同儒家的观点，以及贾谊也主张恢复儒学，恢复礼制，儒生群体就开始崛起，到了汉武帝时期，直接尊儒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兴办太学，尽管武帝并没有真正重用儒生，而是利用儒家之礼来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对儒家进军政治阶层是一个大好时机，这是这样帝国官僚的成分来源不断被儒生更新和换血，秦朝那种君主绝对专制、文吏忠实的执行的政治形态，到了汉代，由于儒生群体进入政权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也开启了两者的激烈斗争，在西汉中后期儒生逐渐赢得了优势，对于社会的整合起到了很重要的的作用，儒家的“礼”发挥了很大的整合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以及太学生的参政议政，天人三策以及谶纬之学，儒学愈来神道化，神秘色彩浓厚，儒生缺乏行政能力，对西汉君主执政确是是一种麻烦，国家政治很难走上正常的轨道，随着西汉社会的危机加深，王莽走上了政治舞台替代了西汉王朝。而王莽则是响应时代的号召，直接彻底的儒家化，进行变法改制，并且赢得社会认同，政治到达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完全抛弃了秦汉法制及其理性行政的精神，他的失败势所必然。法家和文吏造就的深厚的理性行政传统，它体现于文法律令之中，已成为帝国体制的基石。他的失败，东汉帝王的吏化方针，文法吏再度活跃起来，恢复了一度遗弃的理性行政精神，王朝的政治的整体方针是“经术”和“吏化”并用，儒学的吏化也就清洗掉了神秘色彩以及谶纬之学的非理性的因素，承认吏法对国家的治理的重要性。秦政和王莽新政，在文法和儒术是相互排斥而偏枯了一方，东汉政治则让他们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两者相互吸收，王道与霸道相互调试，文吏儒生化和儒生学习吏法，由儒吏合流而迎来了士大夫政治的初步定型。这么看来也就是秦汉官僚来源主要先经历文法吏在走向儒家文学之士，再到儒吏结合的亦儒亦吏，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色形态，也为以后官僚政治做出了奠基。另外我想补充一点，我对王莽改制失败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它完全抛弃了理性行政，用道统来维护统治显然是违背社会潮流的，违背国家专制统治所需要的理性的官僚体系。早期社会的发展状况，造成的专制官僚的不成熟性。秦汉仍处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前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依然有限，原生性的社会关系—如宗族关系、依附关系以及种种私人化的非法理性关系—依然大量残留或渗透于组织当中，而在当时政治体制还没有发展出足以抑制这些因素的成熟机制，像唐宋时期的科举时代那样。所谓的“封建化”进程和豪强大族的抬头，则在侵蚀消解着帝国对地方和编户的控制能力。总的来看，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法理秩序的维持变得艰难了，随机的政治斗争和私人性、依附性以至“封建”性因素，频繁冲击着正常行政，侵蚀着官僚机器，而使制度流于空文或发生扭曲。摘抄理由：这里从根本上阐述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阶级严重侵害者官僚政治制度，破坏了原有的运行模式，此时得皇权都受到削弱，皇权衰弱。可谓当时非理性的因素对官僚政治的影响大，出现一些时代特有的现象，政府实力大大削弱，行政效率低下，所以我想顺着这一思路对这个变态的扭曲的时代做以分析，去探索门阀的形成和官僚组织发展所遇到的阻碍，以及如何破除这些非理性因素重新回到官僚政治的正轨。以及门阀形成的实质。心得体会：首先我们从士族形成的条件看,由于经学大家的产生，且在朝担任高官，师传和家传形成文化优势，加之与地方豪右的结合，士与族的结合，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在社会中成为名族，并且参与政治，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以及阶级特权，逐步形成大的门阀家族。从他们的发展来看依附性的逐步强化和士族地主对依附农的占有，来看其“封建化”的特性，官族、学门、豪右相互结合，由于宗法关系并未消失，宗族自我维护观念很浓厚，他们相互依附，又因为土地兼并的严重，士族形成自己的庄园，有着很完善的经济政治系统，拥有大量的部曲、依附农、门生，动辄上万人，社会力量非常大，依附人口政府无法控制，经济来源也被切断，致使君主基本无法与之作斗争，况且君主在经济文化实力上都无法与之抗衡，并且还需去依靠士族。那么看门阀士族的出现导致了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当时各种政治举措取决于各大在族的平衡和盛衰，并非皇帝所能决断。随机的政治斗争因素经常导致了制度的变态，制度及变迁并不仅仅依据行政，所以政治的扭曲是很正常了。门阀的形成大都经历了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士族名士玄虚放诞、“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对吏员的贬低，对行政事务并不关心，放荡无序，严重侵蚀着官僚行政秩序。他们的文化追求和特权享乐所消耗的大量社会资源，与其政治业绩很不成比例，完全弱化了政府的组织能力，社会管理职能基本丧失，官僚政治的理性化，行政的滞缓，社会毫无进取之心，也无法组织社会力量来统一国家。而到了南朝的此等士族和土豪的崛起，以及北朝的军功立国的思想注重行政理性化，逐渐压制了士族的发展，由此衰落，最终把国家政治带回官僚政治体系的正轨。我看一些实质性的东西，魏晋南北朝时的士族政治并不是春秋贵族世卿政治，只是有所相识，他们世代为官，说明他们还是依附在帝国体制之内，准确一点说还是在官僚组织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官僚政治。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皇权的沉浮盛衰，呈现出一个两边高、中间低的“鞍马形”历程。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官僚政治与门阀政治之间的斗争，以及君主对士族压迫的反抗。我们又可以回到官僚政治制度的不成熟上，官僚在秦汉时期的强加，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关系、依附关系、私人性因素的在社会上复兴，对官僚政治有大的侵蚀，士族政治又盛行，这是官僚政治体制不完善的体现，但是最终又要回到正轨，走向官僚政治制度。这就像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想要代替旧事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不断的斗争冲突之中，途中还会有过渡交融的阶段，甚至出现反复，但最终新的符合时代的制度就会代替旧的，引领时代潮流。在南北朝后期，北朝显示了蓬勃活力，北朝最终得以统一南方，绝不仅仅来自部族的骑射传统和强大武力。和南朝相比，北朝的官僚政治在运作上更为富有效能，而且在制度上赢得了众多进步。所以我们认为，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而体制的进步活力，则可以最终归结为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由北朝而入隋唐，军功贵族们的自身文化水准在不断提高，在向士人官僚转化，民间普通知识分子因社会安定，教育普及而悄悄抬头，科举制为之提供了入仕通道。最终，“进士集团”标志着士人官僚再度崛起，在这个时候，帝国政治就真正回归于“常态”了；当然，同时也迈上了一个崭新台阶。摘抄理由：本来这点不想拉出来说，放在前一段里说，但是在南北朝冰层下的潜流：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胡汉融合北朝成为历史的出口，开启科举制度和唐宋文武阶官制度的先声，以及对御史台的监察权力已大为扩张，北朝的为唐代的“三司推事”和分道巡行制度提供历史的药引。行政的合理化的逐步驱动，逐步复兴了官僚政治制度，帝国政治也在创新中迈上新的台阶。隋唐的文韬武略是也需要注意前朝所开创的的制度的先声，这些是不能忽视的。心得体会：北朝的历史贡献确是高于南朝，北朝显示了蓬勃的活力，最终统一南方，这仅仅是北朝的强大武力，北朝的官僚政治在运作上更为富有效能，而且在制度上赢得了众多的进步，是体制内的力量，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北朝的监察胜于南朝，不断加强御史台的监察权力，监察体制在调整磨合中日益协调，尚书左丞的纠弹限于台内，百官监察权归于御史台，这就逐渐形成了分工制衡关系，说是唐代三司推事制的先声。孝文帝和宣武帝设东西道大使和畿内大使，这种分道出巡为唐代建立分道巡行制度开了历史先河。北周的军阶和官阶一致化了，文散官初次形成了一个首尾完备、清晰整齐的品官序列，武官也向戎秩转化，在唐朝逐渐演变成品、阶、勋、爵体制。北朝的制度方面的创新虽然不完整，单是为后面隋唐的的制度规范与创新，提供了借鉴。所以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不能有意识的忽视这些分裂时代，只看重强盛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虽然这些强盛时代开创不少，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分裂时代的所创造的东西，一个分裂时代的出现就是一个新的强盛时代的先声，因为这分裂时代是所有落后的腐朽的会被战争所打破，所有的因素在这个大融合的时代，进行重组，最终在大一统时代爆发出新生的力量，为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需要要完整的看待历史，要有头有尾。由政事堂改称为中书门下，并不仅仅是名号上的该变，而意味着中枢体制的重大变革。过去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三省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明确分工但又互相制衡的整体，三省以其在不同环节上分工制衡有互相配合的关系构成完整的宰相权力，政事堂只是作为宰相的议事之所。政事堂改中书门下之后，三省机构依然存在，且三省出入命令的分工在形式上日趋严密和完善。但三省与宰相的分离，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超然于三省之上。摘抄理由：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表面是名字的变化，但是实际上隐含了中国官僚政治的走向，是皇权的的加强的表现，以及为后来宋及后朝的这方面制度创立了基本的格局。在它们之间职权的变化，以及使职体制的发展，为中书门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心得体会：政事堂制度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长官在固定的时间、地点经常性地讨论军国大政、平衡互制、协调共济,最后由皇帝裁定的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由于中央使职行政体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得对地方政务的领导权，中枢体制中三省制受到冲击，所以不得不向决策行政合一的中书门下体制过渡。这么看来，使职的发展及中书省和政事堂职权的转化，是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制度性背景。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论政是政事堂的正常态，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在这种体制下，中书门下直接指挥诸使、诸郡、诸军执行政令，宰相对于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这是中国中古时期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的行政体制的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原有行政体制的转换，不是简单的不同官职之间的职权的转移，最终也不可能通过对原有行政机构职权的转变来完成；而必须产生新的机制，形成新的行政体系。安史之乱以后的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正是这样一个行政体制的转换的过程。经过晚唐五代延续到北宋前期，直道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才最后完成。不过在唐朝后期的冲突的转换过程中，尽管尚书六部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使职行政体系实际上已经确立下来。摘抄理由：安史之乱之后，唐后期的使职行政体系不断发展，是非常明显的政治现象。使职系统在与尚书六部的的冲突中，最终形成新的机构制度，这对后来宋朝政治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这种使职从皇帝特派人员到宰相机构的下属行政职务的转变，是中古时代帝国官僚政治体制由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到以整个朝廷转变过程的重要一环。使职体制的形成对唐朝后期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促进制度的创新，以及官僚本身政治素养的提高。心得体会：观察这个使职化的过程，应该先了解使职化的确立的一些标准和具体表现，再去分析它的产生就更加明了。使职开始产生是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导致的一些新问题、新事物的出现，需要临时性的使职派遣。使职行政体系的确立，首先表现在使职本身的体系化及使职内部的机构的严密和完善。财政系统、军事系统、司法系统、选官系统、礼仪系统等几个主要的行政系统都进行了使职化，并且不断发展出完善的组织体系职权也更加明确，有些使职还有直贯地方的职能，比如说财政使职，其实也解决了部分条块矛盾。使职体系确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各部司和寺监已不遵从以往的按事务不同环节分工负责的运行机制，而是打通运行的各个环节，突破了律令规定的限制，更富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形成了对于所管事务贯通处分的使职运作机制。构成使职确立的因素已经齐全，它代替原有机制是很正常的了。在了解它的确立之后，我们再看看它的影响力。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严重冲击原有的田制、户籍制度和赋税兵役制度，使职的产生，虽然能提高效率，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使职而衍生出的地方实力的扩大，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优势，加之军事的使职化，以及军事系统的使职以宦官为主体，当宦官拥有了军事行政权，对皇权是一种严重的侵害，另外以及节度使的做大，成为后期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另外使职系统的确立也有其积极作用，各行政系统中的使职，都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特点，那么在使职系统任职的官员，参与了地方的事务管理，又能便利提拔到中央做官，中央官和地方官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流动，也为科举官员提供了宝贵的基层行政的工作经验，不断的提高了士人的政治素养，为宋代综合型官僚和士大夫政治做出了积淀。所以唐朝的使职化在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宋代的“祖宗之法”，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的交汇作用的结晶。作为“祖宗之法”的核心内容，所谓“防弊之政”，出发点着眼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的稳定。从客观效果来看，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具体措施以“务实”为特色。不拘一格，体现出不少合理的思路，事实上渗透着创新的精神。摘抄理由：宋代的遵循祖宗之法和以“防弊”为本的立国之制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很多政治制度调整的思路都是由此展开的，所以这两点对了解宋代官僚政治是很有帮助的。并且以往总认为宋代遵循旧制，制度变革上毫无新意，但是在这段的阅读之后，可以明白宋代的政治制度透漏着创新的精神，并且这些所遵循的原则也有很大的社会作用，当然这些原则也有其弊端，对官僚及行政也有很强的阻碍作用。所以需要正视一个时代的所遵循的一些原则，不能一概而论。心得体会：宋代所遵循的祖宗之法是结合前代王朝的治国历史经验，它所含的精神对于君王的治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法则。以及防弊的思想的，对官员制度都是职权分离，以及重文轻武的思想，将不识兵的现象，这种防弊的思想指导之下所制定的政策，正面来看他们对宋朝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眼中的祖宗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各个朝代都进行了不同程度调整，有所创新的，并非是固有的稳定的法规，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并且其具体措施以“务实”为特色，不拘一格，体现出不少合理的思路，当时宋代政治风气度体现着理性而务实的精神，于宋代的官僚政治的稳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在另外一方面来看这种原则，也存在很大的弊端，“防弊”之针对性相对具体，不幸却缺乏远识卓见。在这一政治体制长期运转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习熟政务、舒展有效的官僚受到器重，而真正以天下为大任、具有气魄的政治改革家则往往受到猜疑。新政往往受到假以祖宗之法的旧党的攻击。太过平稳没有很大的政治功绩，文风过重和朝堂之上党政也很严重，也没有开创强盛的时代，也并没有开阔疆土，最终还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灭。这就是辩证所认识的宋代的“祖宗之法”和“防弊”的立国之制。台谏官作为皇帝的耳目，得以“风闻言事”，监督朝政运转，台谏官员的遴选、去留，或由皇帝亲自指定，或经侍从臣僚建议而取决于皇帝。作为对于政府施政的主要外在督覆力量，宋代台谏地位明显上升。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台谏官员起着纵横捭阖的重要作用。摘抄理由：这一点是讲的是宋代的言官特色，以及不合理的地方，我这里想用言官引出宋代官员的这个官僚本是，去看到时的官僚政治，从而引发的一些政治问题。为何宋代出现了综合性官员，官员的综合性素质都很有大的提高，为何所在时代并没有很大作为。心得体会：宋代的官僚一般本着务实和理性的政治作风，理学兴盛，爱国观念也很浓厚，也非常的忠君，君与臣共治天下，君臣关系融洽，综合素质也在提高。但是在这些表面之下，也有一些具体而更本质的因素在限制着官僚的活力。宋代官员的中庸的思想也比较浓厚，安于现状，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太久，大多没有政治魄力。另外言官的监督对象发生了转变，从对皇帝的监督到对朝臣的监督，这样就导致官员受到很大限制，政治上非常容易受到言官的阻碍，而且逐渐产生朋党之争，没法完成政治上的改革和突破，没有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有能力的政治家都被排挤出去。所以掀去宋代官僚政治的风光，底下还有很多不合理，甚至平庸的地方。以及太过的监督，在古代的君主专制是无法施展其作用的，往往其独立性自主性受到侵犯，所以体制内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限制了官僚行政的效率，影响其正面作用的发挥的。所以对于一个问题得看待得拨开表面的浮华，去看背后的本质。但是宋代官僚政治以及制度，也是更有理性、更为开放了；制度设计更趋精致，运作程序也更加严密，这些地方也是值得肯定的。金朝两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一是君臣关系的变化，二是佞幸和近侍的活跃。它们的背后，都隐含着皇权膨胀的趋势。在元朝，这两个现象都继续所有发展。君臣关系方面，由于主仆、主奴的色彩，皇帝对臣下施以责罚更为方便。元朝皇帝正是通过这种内外朝人员不断的往来流动，对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了有效的控制。这与明朝皇帝在朝廷内外遍设宦官机构的做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摘抄理由;这两段很有总结性的拨正了我的以前错误的观念，认为明朝才开始对臣子进行廷仗，君臣关系变为主奴关系，以及利用内朝的官员机构来控制外朝。这些都是在金元时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明朝在这一点是继承了金元的。而这些因素大大影响后来的官僚政治，皇权的高度膨胀，在明清达到顶峰。心得体会：本来贵族政治在宋代已经绝迹了，在金元却又再度回归，影响了官僚政治的理性化的发展，以及皇权至高无上，家天下色彩浓厚，官僚机构对皇权的约束和限制明显减少，士大夫集团在政治领域中的活跃程度大大降低，官僚政治的成熟程度与宋代相比大为削弱。金元时代的贵族政治的而回归以及皇权的膨胀的历史现象对明朝产生了很严重影响。明朝时期的廷仗，皇帝对大臣的随意施以暴行，君臣关系不再是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逐渐走向主奴关系。对于官僚集团活力的激发是一种严重的限制。另外此时皇帝利用内外朝人员的流动来控制整个官僚机器，而明朝就是用宦官来抑制官僚，让宦官来维持两者的平衡，所以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伴随着整个王朝。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甚至是一种错误的走向，无疑走上皇权极端的死胡同。尽管行省在元朝的制度化具有某种“不得已”的背景，但它与传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的不协调因素并未在其制度化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反，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行省极少扮演体现地方独立性、代表性地方利益的角色，而主要起到了巩固中央集权体制、维护大一统局面的作用。元朝中央分权与地方，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是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摘抄理由：我们看行省制度在元朝的产生，那种地方行政长官权力之大，为何没有造成内轻外重的情况，反而维护了大一统，以及与传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有所冲突，但是依旧阻挡不了其制度化的发展。那么，观察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就可以探索到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些对我了解元朝的行省制度以及为何明朝依旧把行省权力一分为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心得体会：首先，从制度上讲，就地方局部范围而言行省权力比较集中，但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元廷依然能够通过许多制度杠杆对行省进行约束和控制。具体来看，在许多重要的权力对行省长官是有很大限制的，在于官员的任用管理权、财政的重大开支、军事的支配权等都是要受朝廷的直接控制，另外完善的监察制度对其进行严密的监视，行省还需要受到中书省的领导。这是制度上的制约因素。第二，就元朝的具体的历史状况而言，行省的采用及其制度化具有很强的民族征服背景，行省权力主要掌握在蒙古、色目官员手中，这些人更多的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元朝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巩固统一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地方分权之弊可以又种族控制来弥补。因此我们在看待元朝的行省制度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为何没有形成地方的割据势力，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也就常规性的制度约束，以及特殊的种族控制的手段。在看待这段特殊的历史，不能单纯的从汉族社会去分析，更要从其当时社会背景去分析问题。政治上，面对皇权的高压，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在抗争中表现出较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独立意识；社会生活中，绅士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摘抄理由:这两点基本概括了明朝特有的政治现象以及由政治衍生到社会的社会现象，宰相制度的废除，以及对大臣的暴行，皇权的极度膨胀和对大臣的高压又出现了官僚的个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对道统的坚决维护,也对皇帝行为是一种制约。以及科举不断制度化，选官制的相对平等，教育的广泛普及，官僚构成更加平民化，士人阶层大大扩大，逐渐在社会中形成绅士阶层。这两点和宦官问题成为明朝的时代特色。心得体会;明代皇帝虽然没有宋代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是他们明白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行必须依靠官僚，所以必须与之合作并且在官僚集团的关系中必然存在妥协的一面。但是皇帝经常坚持自己的意志，与整个官僚公然为敌，士大夫集团在与专制皇权的对抗中处于极端弱势的情况下，其中一部分士人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捍卫道统的牺牲精神，制度和道统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制约，所以明朝的士大夫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对专制皇权有自己的思考，并不是由皇帝自由摆布，这是清朝所不具有的，当然也是明末党政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个时代的官僚士大夫有着对政治的自我思考，并在明末清初出现对君主专制的批判的“民主思想”，士大夫的独立的思想意识在官僚政治分析中也是该受到重视。官僚产生途径更加制度化和社会化，其构成更为平民化，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更完整地纳入官僚政治体系，科举和学校在入仕的垄断地位，由学校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准官僚集团，在与职、居乡官僚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特殊身份的社会群体，对明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就是绅士崛起明代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它反映了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和向基层社会渗透，也对后来社会特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是它也在内部滋生着微妙的异己因素，第二个就是官僚在整个社会的扎根，在基层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社会特性，我认为这种官僚体制的影响在现在仍然存在并且有很大的生存土壤，这种绅士阶层的崛起进而向社会的广泛渗透对于至今还存在官僚风气具有着划时代的影响力。清朝改制已经走出了传统官制改革以裁省冗官、节约经费的为宗旨的老路，而走上了政体改革的新路。走向立宪新路的根本原因，是清朝在二十世纪初期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中。问题似乎还是从经费问题引起的，但庚子一役再一次使有识之士看到，在经费问题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摘抄理由:这就说明了清朝改制背后的问题，以及内部体制的根本问题和内外部的压力下走向灭亡。另外也是值得认可的，它改变以往的官制改革以及一些立宪的具体做法为后来民主也作出了贡献。心得体会：对于清末改制为何放弃了裁省冗官的老路，其实是它无法撼动原有机制官员的利益，以及无法解决其安置问题，着也就是为什么维新变法中对于裁剪多余的詹事府、通政司等编制，之后又重新恢复，由于国家财政吃紧而进行的官员的裁剪，在王朝的末期已经无法实施，除非一场大的战争的洗礼，负责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清末改制必然要放弃这个办法。对于清末存在的空前的社会危机，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体制内根源的制度问题，但是改革者在新政实施过程中缺乏坚决的改革决心，反而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所以说新政并没有挽救清政府的统治还是清朝覆灭的推动作用。内部矛盾冲突是清末改制不能成功的首要也是根本性原因。另外一方面看，清末改制确实是对君主立宪、对民主迈进的巨大的一步，这也是民国以后政治改革的起点。这些问题的阐发与思考，让我对清末的一些了改革措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以及放弃传统官制改革老路的深层次原因，也认识到了不是以往认为的清末新政就是统治者的阴谋，打着民主的幌子的专制。另外也明白一个重大的体制改革是需要时间去准备，也需要时间去与社会不断的磨合的，不能一蹴而就、拔苗助长。以上便是我对这本书的认识和所做的读书笔记，这本书的信息量确实很大，一些观点较为零散所以整合吸收比较麻烦，但是它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研究是很到位的，有很多观点对我深有启发，还纠正了我一部分错误的观点，对我看待如何正确的看待古代官僚政治做出很大的帮助，让我对官僚政治这个概念有了更本质的认识，一本书下来真的是收获非常大。我的历史积淀毕竟比较浅薄，所以在问题的思考和阐述可能有所误差，还请老师做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