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选读2009级研究生主讲教师：郭镇方制作时间：2009年9月引言 1999年9月份英国BBC评千年十大思想家，马克思位居榜首； 西方现代四大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评价： （法）德里达：“不反复阅读马克思，将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德）哈贝马斯：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英）詹姆逊：我同马克思的联系，完全是出于兴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科学。 （英）吉登斯：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引言 俄新社莫斯科10月15日电“金融危机使《资本论》热销”，其中写道：“据德国出版商预测，由于金融危机肆虐，马克思的《资本论》将成为最佳圣诞礼物。这是德国《新莱茵报》15日报道的消息。该报援引柏林一家出版社营销部主任舒特伦普夫的话说：卡尔•马克思再度成为时尚”——《参考消息》2008年10月17日第3版。 据路透社柏林10月16日电，“金融危机过境东德重新思索共产主义”（记者埃里克•基施鲍姆），马克思的《资本论》“如今一跃成为德国畅销书”，迄今“这本大部头名作已经销售了约1500本，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三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甚至连银行家和经理都开始读《资本论》。”——《参考消息》2008年10月20日第3版。《资本论》概况 《资本论》包括了四卷内容，其中理论部分共三卷。在这三卷中，共有17篇98章（第一卷共7篇25章，第二卷共3篇21章，第三卷共7篇52章）；第四卷是剩余价值学说史，分三个分册，共24章和一个附录。卷轶之浩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用18学时来了解这部著作，只能采取概要、简介的方式进行。整体安排 为便于大家对《资本论》有一个概要式的了解，我准备用四个专也就是四讲来进行简述。第一讲，《资本论》的产生;第二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第三讲，《资本论》的研究；第四讲，《资本论》的基本内容。第一讲《资本论》的产生 一、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历史背景；三、《资本论》产生的具体过程四、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所作的贡献五、恩格斯逝世后《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情况一、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 （一）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之前的有关状况 （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一）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之前的有关状况1、马克思的身世与家庭影响2、中学时代马克思的思想3、大学时代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倾向4、担任莱茵报主编1、马克思的身世与家庭影响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因省摩塞尔河流域的特利尔城。其祖父马克思•列维，是特利尔城的一名犹太律法学家，按希伯来语，汉译为“拉比”。（是专门研究和负责解释犹太教教律和教义的学者，裁断有关教律的争执问题，同时也是教团的领导者和祭司。——见弗•梅林所著《马克思传》第6页；第694页注6）。其父为亨利希•马克思，在特利尔城当律师，后又做了司法参事。 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所讲，她的祖先一连许多代都是犹太律法学家[1]。这种家学渊源，传袭到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时，注入了当时可谓先进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因而使其形成了稳健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这对少年马克思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之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后来给拉萨尔和海涅造成“不愈的创伤”的那些东西[2]。 [1]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2]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页。2、中学时代马克思的思想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思想十分活跃。在1835年9月毕业前所撰写的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中，他不仅如主考所评论的那样，“以丰富的思想和完善谨严的结构而引人入胜”，而且还第一次达了他的崭新的人文主义观点。 他写道：“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1]。这明显反映出了马克思在此时已经形成了贯穿于他一生的人道主义思想。[1]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3、大学时代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倾向 1835年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翌年转入柏林大学。在其当律师的父亲的影响下，他选择了法律专业。但其兴趣却在哲学和历史领域。他首先积极地学习黑格尔哲学，结识了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等人，成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 从1838年起，他开始转入到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阅读并摘记了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怀疑论学派的大量哲学著作。 从1840年起，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 1841年，他避开了当时极为反动的柏林大学，在耶拿大学提交该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4、担任莱茵报主编 从1840年以后，普鲁士政府的文教政策开始逐渐反动起来，在此情况下，布鲁诺•鲍威尔被剥夺了在柏林大学从教的资格。目睹此情况，马克思决定放弃在柏林大学担任助教、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打算，而开始准备撰写文章，直接同官方论战。 这样，从1842年4月起，他开始为当时激进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报纸——《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他开始担任主编，开展了同普鲁士政府及莱茵省的反动政策的论战。（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1、论战的主要问题2、对研究经济学最初动因的认定1、论战的主要问题 论战是在各个领域内进行的。当时最为突出并影响了马克思以后一生学术生涯的论题主要有：（1）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2）关于地产析分的讨论；（3）关于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的讨论；（4）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为了保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倍受压榨的贫苦农民，对莱茵省议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不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从法律方面加以论证的”。他描述了“那些践踏逻辑和理性、蹂躏法律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也侵害了国家利益的林木占有者的卑鄙无耻，描述了他们怎样牺牲贫民而发财致富。”[1]。[1]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59页。2、对研究经济学最初动因的认定 马克思在1859年1月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我学的专业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6月第2版第31页）。 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证实的那样，“正是对林木盗窃法的研究和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关系，从而研究社会主义。”[1] [1]转引自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说明，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Ⅻ页。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历史背景 （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 （二）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界的基本状况 （三）马克思完成构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个人条件（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要求 这一背景首先体现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要求上。 18世纪末，英国率先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现代工厂已经广泛地确立起来；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已经暴露出来和发展起来。 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以1831和1834年法国里昂纺织工人的两次起义、1836年发生在英国并持续数年之久的“宪章运动”和1844年发生在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标志的三大工人运动，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是迫切需要有一种科学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的。（二）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界的基本状况 其次是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状况上。 这主要体现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三大思想领域内。 1、哲学领域的思想状况 2、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状况 3、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状况1、哲学领域的思想状况 当时在哲学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 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代表了当时关于世界本原的最高成就，但费尔巴哈实际上是一名“人本主义者”，缺乏辩证思维，因而凡是在涉及人类历史领域的问题上，都不可避免地会滑入形而上学的泥沼；更由于费尔巴哈离群索居。躲在乡下从事理论研究，对当时思想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所知甚少，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固步自封的局面；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最高思想成果，但由于唯心论的外壳所造成的束缚，使他的辩证法呈现出头足倒置的状态。2、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状况 当时政治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名著《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1817年，大卫·李嘉图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标志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发展与最后完成。 但在1823年李嘉图逝世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让位于庸俗经济学思想，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科学探讨的精神被辩护的意图所取代这一根本转折。3、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状况 当时与哲学与经济学同时存在的另一思潮，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理论。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付利叶、欧文以及他们的先驱和追随者，虽然大胆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批判了这一制度并描绘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热衷于社会改良，厌恶政治斗争，主张通过银行贷款，成立工人新村、兴办合作工厂等方式，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但由于他们的主张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还由于他们所采取的诸如兴办合作工厂和成立工人新村的试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因此也不可能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道路。（三）马克思完成构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个人条件 1、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更“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6月第2版第777页）。 2、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的一切优秀成果。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6月第3版第580页）。 3、马克思高度负责的科学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为他承担为无产阶级创建科学的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三、《资本论》产生的具体阶段（1843-1867） 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原著，主要是马克思在1843—1867年这24年间完成的。在这24年时间内，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旷世巨著《资本论》的创作。这一创作进程可主要划分为五个阶段[1]。 [1]这里采用的是陈征教授的划分，参见《马克思怎样写作〈资本论〉》，《〈资本论〉创作史研究》陈征、严正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1页。对《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国内学者有不同看法。陶大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经济学研究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第二阶段：从1859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第三阶段：从1867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参见上书第2页）；杨国昌提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论》的萌芽，从研究政治经济学到1847年，第二阶段：《资本论》创作的最初尝试，1850-1860年；第三阶段：《资本论》草稿的完成，1861-1867年；第四阶段：《资本论》的出版和进一步完善，1867年1883年（参见上书第7-16页）；丁之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论》创作前史，1843-1849；第二阶段：《资本论》创作完成的最初阶段，1850-1859；第三阶段：《资本论》创作彻底完成阶段，1860-1883（参见上书第23-37页）；肖灼基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1849年为准备阶段；第二阶段：1850-1865年，为写作《资本论》手稿阶段；第三阶段：1866-1883年，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和学说广为传播阶段（参见上书第58-67页）。三、《资本论》产生的具体阶段（1843-1867） 陈征教授所划分的五个阶段是： （一）第一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基阶段（1843-1847） （二）第二阶段：《资本论》的最初准备阶段（1850－1853） （三）第三阶段；《资本论》第一稿的形成阶段（1857-1859） （四）第四阶段；《资本论》第二稿的形成阶段（1861-1863） （五）第五阶段；《资本论》第三稿的形成与第一卷出版的阶段（1863年8月——1867年年底）（一）第一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基阶段（1843-1847）1、该阶段的主要著述2、该阶段的主要成果3、第一阶段的总结1、该阶段的主要著述 1843年年底，因《莱茵报》被停刊和反动政府的驱逐令，马克思被迫迁居巴黎，以后又移居布鲁塞尔。在这四年间，马克思阅读了他所能搜集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四年间，马克思共摘录了70个不同作者的著作，写了24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这一阶段所形成的名篇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等。在这些论著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以下一些显著的成绩：2、该阶段的主要成果 （1）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础 （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3）初步形成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有关原理 （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5）确立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2、该阶段的主要成果（1）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础 在1843年夏，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5——404页）；同年年底，马克思又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16页）。 在这两篇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论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认识到了政治经济学对于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1]在《导言》里，马克思阐述了“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认为德国的解放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251页、第345页。[2]《〈黑格尔发展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467页。2、该阶段的主要成果（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1844年马克思居住在巴黎期间，撰写了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被称为《巴黎笔记》。该手稿的主要成就包括：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一，研究了资本积累的增大就是劳动者被剥夺的增多马克思从资本、地产和劳动者三者分离这一前提出发，阐明了资本的利润、地产的地租和劳动者的工资这三者的对立和竞争关系，并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中，得出资本积累增大的过程，就是“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的手中被剥夺”的过程[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二，资本积累就是工人贫困的产生。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考察，使他得出结论：资本积累必然要造成生产过剩，造成工人的贫困，这时，“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则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6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三，从以上的论述中进一步推论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首先，马克思确立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一种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由此形成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变成了“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的变化结果，产生了异化劳动。 所谓“异化”，也叫“外化”、“疏远化”，是指工人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而同他相对抗[1]。 [1]以上引文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92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三，从以上的论述中进一步推论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结果的异化。也叫做劳动产品的异化。这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来“考察”“工人的异化、外化”[1]。其结果是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积累起来，成为进一步剥削工人的手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三，从以上的论述中进一步推论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第二种情形，是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这种异化的标志是：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其结果则必然是工人“自身的丧失”[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三，从以上的论述中进一步推论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第三种情形，是人的“类存在”的异化。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作为这样的“存在物”，人在理论领域中，一方面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作为“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人在实践领域中，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人靠自然界生活”[2]。 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因为，“正是在改变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但异化劳动不仅“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而且还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三，从以上的论述中进一步推论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第四种情形，是“人从人那里异化”。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1]。这实际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在社会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要从他人那里接受既定的异化劳动关系，产生一种否定、压抑和贬低自身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异化关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三，从以上的论述中进一步推论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再次，马克思由异化劳动的上述四个规定，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资本家占有的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社会要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就必须要采取“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2、（2）研究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第四，对工资的初步探讨 在研究工人解放的问题中，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情况，对工人的地位及其生活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指出：“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养护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一样的意义。”[1]这些观点形成了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述的主要思想观点。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2、（3）初步形成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有关原理 在1844年9月—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他们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已经接触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1]；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他们合著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书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做出了下述贡献：[1]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说明，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Ⅻ页。2、（3）初步形成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有关原理 第一，初步认识到了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的社会性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看作永恒不变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完全相反，认为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是受历史限制的、暂时性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例如他们认为：“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1]。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5页。2、（3）初步形成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有关原理 第二，提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性质就是为建立起“联合的个人”创造各种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从共产主义“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的特征出发，提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2、（3）初步形成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有关原理 第三，初步形成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基本原理。在对共产主义经济性质的认定基础上，马恩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只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他们还指出，交往的条件会“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也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81页。2、（3）初步形成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有关原理 第四，发现了生产方式的概念及其运动规律，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马恩改造了“市民社会”的含义，认为“在过去一切社会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的、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在内容上，“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也就是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41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1847年7月，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又名《经济学的矛盾体系》）进行了批判。这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按1880年马克思自己的评价，这本书已经包含了未来的《资本论》的胚芽。 在该书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范畴作了新的说明，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0-95页）。马克思第一次把工资规定为“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同上第94页）。其中主要涉及到的内容可撮要如下。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一，对分工与交换的历史考察。马克思针对蒲鲁东没有阐述清楚分工与交换的缺陷，指出：“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要有分工。要说明分工就必须有使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1]以此为开端，马克思考察了交换的历史发展阶段。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一，对分工与交换的历史考察。 首先是在中世纪，“……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随后出现的是“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则是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道德、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1]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作出对照，那么马克思这里谈到的交换的三个阶段，大体上应相当于西方中世纪时期、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的重商主义时期和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80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二，对供求关系和交换价值关系的探讨。 首先，马克思针对蒲鲁东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的错误，马克思强调了供求对交换价值的作用：“如果需求不变，那么产品的交换价值随着供给的增长而下降，换句话说，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它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低。反过来说，越是求过于供时，供应的产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高；换句话说，供应的产品越少，产品也就越贵。产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不过这总是对需求而言的。假定某种产品不仅极为稀少，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如果对他没有需求，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太多，也是多余的。相反地，假定某种产品有千百万个，可是如果它还不能满足需求，也就是说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大，那么这种产品仍然是稀少的。”[1]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二，对供求关系和交换价值关系的探讨。 其次，马克思指出：供给是由生产者提供的，但“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他就不得不出卖”；而消费者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二者都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来决定的，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1]在社会现实情况下，“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2] [1][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6、87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三，对价值、工资、劳动力等范畴的界定。 在评论蒲鲁东的“构成价值”时，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1]。马克思按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推论道：“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个劳动时间是“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2]这里的“劳动”，马克思在1876年曾在其后添上了“劳动力”一词，1896年的法文版中也加上了“劳动力”这一词。[3] [1][2][3]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94、100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四，对价值规律的初步阐述。 在批驳蒲鲁东“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个简单的用语中已经包含着产品相互交换的某种关系的概念”，“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们刚才解释的比例性关系。”但蒲鲁东把问题弄反了。他强调的是：“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么供求就必然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费相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顺利地进行交换，而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就恰好表现产品的真正价值。”[1]这是把“构成价值”看作价值实现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构成价值”是在供求、竞争等因素作用下，价值实现的结果而不是价值实现的原因。就像天气好的时候人们都去散步，但人们的散步不是天气好的原因一样。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中，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在七个说明中，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首先，经济范畴有自己产生的历史运动 (a)马克思指出：以往的经济学家“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但这些关系本身有其自身的“历史运动”[1]。而蒲鲁东“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因此也就只能在“纯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了”。但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理性即“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2] [1][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140、140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首先，经济范畴有自己产生的历史运动 (b)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本来，体现经济关系理论抽象的经济范畴，应该通过理性思维的抽象来予以把握，而且，当理论抽象到达最后阶段，“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些逻辑范畴成为思维的对象或“实体”，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如果仅仅从这些抽象范畴出发，那就会忽略这些范畴所体现的客观关系。因此，无论在抽象的起点还是终点，都需要密切结合这些范畴所体现的客观关系。所以，马克思写道：“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3]这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3]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141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首先，经济范畴有自己产生的历史运动 （c)按照这一思想，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抽象方法时，确立了自己的科学抽象进程及其环节。这就是：“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1]这一概括似乎是指蒲鲁东构造思想体系的方法，但实际上，在确立了这一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并始终坚持它，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时也是可以采用的。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其次，经济范畴的历史暂时性 （a）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也都在不断地生产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概括地作出阐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其次，经济范畴的历史暂时性 （b）这是就经济范畴产生的物质基础而言的，在这一基础上，人们的作用会表现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由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间断的，因此：“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因此，蒲鲁东看不到这些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厦”，实际上也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2] [1][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145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再次，不能机械地搬用经济范畴 根据马克思对蒲鲁东错误的分析，在运用经济范畴时，应该避免采用一种相互隔离的“二分法”，单纯地提出一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简单地提出保持其好的方面和消除其坏的方面的主张。因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因此，“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1]可见，机械地搬用经济范畴和这种单纯的“二分法”，是一种“恶”的二分法。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第五，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 再其次，要研究和剖析经济范畴产生的客观基础 就蒲鲁东不是结合范畴的历史顺序而仅仅是研究其逻辑顺序的做法，马克思写道：“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但是，要真正说明问题，就必须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认为，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1]。以此为例，可以看到，研究和剖析经济范畴，必须要坚守这一出发点，这也就是经济范畴产生的客观经济条件。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149页。2、（4）初步研究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最后，对分工理论的初步探索。在分析蒲鲁东的分工与机器生产理论时，马克思初步探索了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11、12、13章中所研究的问题。马克思原则上指出：“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各有不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1]而对于机器的出现与运用，马克思写道：“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2] [1][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164页。2、（5）确立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 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所作的讲演《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都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的革命任务。尤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解为“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这样一个再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0页）。3、第一阶段的总结 以上情况说明，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来创立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1]。 但是，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尚未完成，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如还没有提出创造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还没有对价值形式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析，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还没有明确阐述，还没有区别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还没有区分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且在地租理论上还承袭着李嘉图的一些错误论断，等等。 [1]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84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二）第二阶段：《资本论》的最初准备阶段（1850－1853）1、马克思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工作2、马克思的主要工作3、主要研究内容1、马克思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工作 这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二阶段，也是《资本论》的最初准备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二部分第一卷前言中指出：“《资本论》直接产生的历史，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1]。 从第一阶段终止的1847年到第二阶段开始的1850年，中间间隔了1848、1849两年。这两年是欧洲大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工人运动，因此中断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对此，马克思自己曾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1]转引自陈征：《马克思怎样写作〈资本论〉》，《〈资本论〉创作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2、马克思的主要工作 马克思在这四年中，共写了24个笔记本达1250页的笔记摘录，其中包括马克思阅读过的专著、官方文件、定期报刊和对这些摘录的评注，还有标题为《反思》、《完整的货币体系》、《货币、信用、危机》等手稿。这些手稿被学术界称为《伦敦笔记》，没有收入到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中，而是由前苏联在1941年单独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单行本。笔记中的《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录、评注、笔记）》和手稿《反思》，后被前苏联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俄文版，1985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据俄文版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见该卷第71-153页和154-163页）。3、主要研究内容 从内容上看，这24个笔记本包括马克思阅读过的专著、官方文件、定期报刊的摘录和对这些摘录的评注，此外还包括《反思》、《完整的货币体系》、《货币、信用、危机》等专题论文的未定稿，一篇完整的笔记：《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录、评注、笔记）》。所涉及到的内容主要包括：（1）研究了货币、信用与危机问题；（2）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人口理论、级差地租理论等。3、（1）研究了价格和货币理论 笔记的前7本主要是研究价格和货币理论,其中摘录了有关通货原理学派和银行学派围绕货币流通问题进行论战的材料。这些摘录、评注以及随后写下的几篇未定稿表明，当时马克思在探讨货币的本质、职能及流通规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第一，对D.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提出了怀疑，阐明了商品的价格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也不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相反,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倒是由商品的价格、商品每日的成交额、信用以及工业的全部机制决定的；3、（1）研究了价格和货币理论 第二，在《完整的货币体系》中，马克思实际上已阐明了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第三，阐明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职能； 第四，批判了李嘉图学派的货币流通理论的错误，指出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后来马克思在评述密尔原理──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等于商品的价格总额除以流通速度时，进一步阐明了货币流通规律。他认为密尔原理只有当全部出售的商品都是借助于货币，而不是通过债券来实现时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