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

　2010年3月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Mar.2010第18卷　第1期　　　　　　　　　　　JournalofXi'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　　　　　　　　　　Vol.18.No.1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刘爱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山东日照276826)摘　要:生态学的发展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向促生了“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理清两者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一新兴翻译研究视角大有裨益。本文介绍“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的研究成果,比较分析并厘定它们在命名原则、术语使用、研究、核心理论、研究侧重点及发展轨迹等方面的异同,得出结论:两研究有一定的交叉,但更多的是互补性差异,是一种可以称为“背靠背”的关系。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学;介绍;比较;关系厘定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10)01-0075-04Abstract:Eco-TranslatologyandTranslationEcologyarisefromtheexpansionofEcologyandtheinterdisciplinarytendencyofTranslationStudies.ClarificationoftheirrelationshipwillprovideinsightsintothetwobranchesandthenewperspectivetoTranslationStudies,andthusthepresentpaperintendstomakeacomparisonbasedonintroductions.Bothapproachingtrans-lationfromanecologicalperspective,Eco-TranslatologyandTranslationEcologydiffermarvelously,withfewsimilaritiesofcourse,intermsofdevelopingroutes,namingprinciples,terminology,methodology,corepointsandresearchpivots,etc..Aconclusionisdrawnthattheybackoneachotherwithintersectionsbutmorecomplementarydifferences.Keywords:Eco-Translatology;TranslationEcology;introduction;comparison;relationshipclarification1.导语人类是自然之子,任何人类活动必然与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人类交际活动之一的翻译活动也不例外。在其他学科的带动下,翻译活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迎来了它的另一次变革———“生态转向”(胡庚申2007/2009b:26;孟凡君2007/2009:48)。生态学视角把翻译研究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为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增砖添瓦。这一新视角的领军人物非胡庚申教授莫属。自2001年至今,胡庚申教授在国内外发表了数十篇文章,2004年出版了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在2005年7月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研讨会”上,作为会议主席,胡教授将“翻译生态环境”等列为大会议之一,还在第二届澳门研讨会中提出了“生态转向”的命题;特别是他于2008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及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正在引导许多学者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领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的强大解释力。2009年,许建忠教授著《翻译生态学》一书出版,也声称是以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同样以生态视角研究翻译现象,“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名称上又近似,因此,一时间许多读者难以区分。“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是否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两者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笔者认为,澄清以上问题对于生态学视角这一翻译研究的崭新领域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别对“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基本研究范畴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展开全面比较,以辨异同,进而厘定两者关系,以期对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做出进一步解读。2.“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考2.1“生态翻译学”简介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基础,论证和构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1;胡庚申2004),并将该理论定位为“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Hu2003:290)。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又于2006年8月在“翻译全球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生态翻译学诠释”(UnderstandingEco-Translatology)的研究,诠释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础、内容和方向,从而使“生态翻译学”之名在国际翻译学界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Hu2006;胡庚申2008b:11)。这一理论“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75·述和解读”(胡庚申2008b:11)。这种全新的视角把生态学的“生态环境”、“适应/选择”、“适者生存”、“汰弱留强”、“共生互动”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引入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明确提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尤其注重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等翻译本体研究(胡庚申2004;胡庚申2008b:13)。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的选择活动背后就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机制(胡庚申2004:76),翻译活动应该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进行“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提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同上,2004:128-147;2008a:2-4;2008b:13)。胡教授还指出,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事前预防”和“事后追惩”的制约作用(同上,2004:108-117;2008a:5),“译有所为”则指向译品的客观效果和译者主观能动性(同上,2004:10;2008a:3)。概括来说,它“将翻译活动放入`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重新审视,探索和建构了翻译研究的生态学理论新途径(刘云虹、许钧2004:40-43)。强调翻译涉及各因素之间的有序关联、多维转换和整体互动,以“译者为中心”作为核心理念突出译者的地位和能动性,并运用“适者生存”的法则制约“译者中心论”的翻译行为等观点直指翻译实际,使这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区别于以往各种翻译理论(李亚舒、黄忠廉2005:95),对“变化”的突出强调也是这一理论的特征之一(蔡新乐2006:59)。此外,胡教授利用“关联序链”这一术语解释翻译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互联关系,由此得出翻译是一种“跨科际的`关联互动'”,加之“生态学对其他各学科具有包容、统领的意义,是`元科学';生态取向是一种综合学科取向”,因此胡教授提出“以生态学为基石的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相关学科的跨科际综观整合”,把各翻译研究视角囊括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翻译本体生态系统”中去,“向一个功能更强、效率更高的解释系统进军”(胡庚申2009a:4-6)。宏大的“多元一体”研究视角,把纷繁复杂的各学科翻译研究视角“熔入并归宿于生态学视阈之中”(同上,2009a:6),“既体现了思维方式的整合,又体现了研究视角的交集,还表现为科际研究的会通”,具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同上,2009a:7)。这种生态视角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为解释和研究翻译现象带来了全新的方法和理念。2.2“翻译生态学”简介许建忠教授的新作得益于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米歇尔·克罗尼恩《翻译与全球化》一书。许建忠教授“充分肯定”了克罗尼恩首倡的“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E-cology)”这一提法,书中“强调一元化和地方化的同等重要性”的相关论述(Cronin2003:165-172)也引发了许教授的学术兴趣,产生了“对翻译生态学做系统性探索,完成将生态学这一自然学科和翻译学这一社会科学(在西方称为人文科学)充分融合来研究翻译”的强烈愿望(许建忠2009:15-16),由此出现了《翻译生态学》(2009)一书。翻译生态学,“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翻译研究,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同上,2009:3)。这种同样以生态视角研究翻译现象的观点“强调整体论”(同上,2009:5-6),“……把多维、多参数的系统观、翻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观,看作翻译生态学的最基本观点”(同上,2009:8),认为“翻译是译者同其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同上,2009:8),把翻译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看作其中心课题(同上,2009:5)。《翻译生态学》以翻译生态学的定义、对象、任务、研究方法和发展及意义开篇,围绕“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的生态结构”、“翻译的生态功能”、“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翻译生态的基本规律”、“翻译的行为生态”、“翻译生态的演替及演化”、“翻译生态的检测与评估”和“生态翻译与可持续发展”等九个议题展开讨论。许教授分析了“翻译生态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环境等外部环境因素”及“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镶嵌性”特征,也论及“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等内在的环境因素”。接着,许教授引入诸多生态学理论研究翻译活动:“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与最适度原则”、“花盆效应(或局部生境效应)”、“生态位原理”、“生态链法则”、“社会群聚性与阿里氏原则”、“整体效应”和“边缘效应”等理论探究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各种因素和影响法则,分析翻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指出必须规范翻译市场以促进翻译全方位发展(同上,2009:112-167);“迁移与潜移律”、“富集与降哀律”、“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等理论探讨翻译生态在物质、能量、知识方面的显性与隐性变化,点明翻译生态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必须通过良性竞争达到协同进化,才能实现整个翻译生态的良性循环(同上,2009:168-195);利用“行为生态”剖析翻译著“者”的各种行为,提出对学习者与教学者有益的策略(同上,2009:196-231);“演替和演化”则用来论述翻译的历时发展及趋势。此外,《翻译生态学》的最后两个主题:“翻译生态的监测和评估”,强调翻译活动的“动态”特征,以便做出正确判定、科学预测,进行能动调控(同上,2009:232-276);“生态翻译与可持续发展”则呼吁译者以国际化视野做好份内之事,以确保语言的多样性和生态性,达到自然、社会及包括翻译在内的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同上,2009:277-291)。3.“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辨3.1同与异———“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76·“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都是生态学与翻译学结合的产物,皆借鉴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现象进行重新阐释。它们都强调以系统观点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重要性,同样注重整体中的多维/n维层次或结构研究。此外,术语方面,两研究相隔七八年之多,但均使用了“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等词汇。以“翻译生态环境”为例,术语定义措辞虽有不同,却异曲同工: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与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4:73;2008b:13),“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胡庚申2004:73);翻译生态学则认为“翻译生态是翻译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总和”(许建忠2009:177)。两定义中,“互联互动”与“相互关系”可谓异曲同工,“世界/整体/集合”与“总和”都强调全部因素,区别在于胡教授列举细致、并与形成翻译文本的操作层面有直接关系,而许教授只从生态概念出发、略显笼统概括,但都指向翻译活动涉及的内部及外部诸因素。两研究研究侧重点不同:生态翻译学侧重翻译本体研究,明确提出译者为翻译活动的中心,站在译者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读,同时又以生态学视角对各翻译理论以及翻译生态系统进行综观整合;翻译生态学主要研究翻译本体与翻译环境之间的关系,宏观考察影响翻译活动的翻译生态环境以及翻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上述观点由两研究的中英文命名即可窥其一二: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与翻译学各分支名称相似,与“描写翻译学”、“应用翻译学”、“规定翻译学”及“功能取向翻译学”、“过程取向翻译学”、“成品取向翻译学”等一脉相承①(Holmes2007:67-80;谭载喜2005),它是以生态学为基点、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学。而从“翻译生态学”的命名来看,“翻译”是定语,来修饰中心词“生态学”;与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Ecology)这一名称更接近的是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例如,“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化生态学”、“行为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它更多的是以翻译学为基点、或者从翻译学的视角研究生态学。当然,与这些生态学的不同的是,翻译生态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许建忠2009:2),以翻译学为后盾研究翻译生态环境(许教授本人也将翻译生态学定位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参见注释②)。从发展脉络来看,生态翻译学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基本原理和生态整体思想,首先构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而后发展成为现在的生态翻译学(胡庚申2008b:13;2009a),其理论基础雄厚,论证严谨而充分。翻译生态学同样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发端于米歇尔·克罗尼恩的论述③,借用生态学及其相关各领域的研究视角及成果发展而来。可以看出,两研究起点虽有相似,而发展轨迹和方向却相异。3.2关系厘定———“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背靠背是否可以说,“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及以此为基础的生态翻译学———笔者注)代表了当前国际上翻译与生态研究的最高境界。然而,该理论也仅涉及到了翻译生态学研究的一部分”(许建忠2009:8)呢?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是否是“翻译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呢?依笔者拙见,至少就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胡教授借鉴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本体研究,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是其重点研究领域,是名符其实立足翻译学与生态学交叉点,背靠生态学,以生态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而许教授则主要是套用生态学的基本研究模式和内容,探讨翻译的外部生态环境问题,侧重对翻译的周边环境及翻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进行论述,虽然也是立足于翻译学与生态学交叉点,但却背靠翻译学进行翻译外围因素研究。也可以说,胡教授的研究既有翻译的“内生态环境”,也有翻译的“外生态环境”,而许教授则只侧重于翻译的“外生态环境”,两研究并非一个涵盖另一个的关系,而是有一定的交叉领域、在更大程度上存在互补性差异的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两项研究又不是“面对面”、完全不同,而是“背对背”、相互补充。当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它们会逐渐渗透,交叉领域会不断扩大,甚至研究视野日臻融合也未可知④。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不仅引导读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翻译问题,而且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强调动态和谐与整体关联的研究背景当中,必定也会揭示出更深层、更全面的翻译活动机理与规律。4.结语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其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探索都鞭辟入里;许教授的新作若能加强生态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其说服力必定会更强⑤。整体说来,作为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角,生态学与翻译学的结合必定会打开一片不同的翻译世界,为翻译研究向更广阔的跨学科、多学科发展推波助澜。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刚刚起步,以上对“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生态学”的考与辨是这个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也是笔者的一些个人见解,如有不妥之处,请两位教授及译界人士批评指正。注释:①不同的是,霍尔姆斯将“翻译学”这一学科定名为TranslationStud-·77·ies,而胡庚申选用另一名称Translatology。②《翻译生态学》第二章“翻译的生态环境”中提到“……这些中心事物与周围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机制,这正是各种生态学(如鱼类生态学、鸟类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翻译生态学)所要研究的课题”(许建忠,2009:11)。可以看出,许教授其实是把翻译生态学定位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的。③其实克罗尼恩并未提出“翻译生态学”,只是在其TranslationandGlobalization一书的第五章“Minoritylanguagesinaglobalsetting”中谈到语言政策问题、英语的霸权对其他小语种的影响问题,仅在末段使用了一个术语“ecologyoftranslation”,意在提醒“注意`翻译的生态',保持不同语种之间的平衡”。④生态翻译学已有研究翻译“外生态环境”的尝试和成果:胡庚申教授2009年4月10-12日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宣读的论文“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翻译生态体系”主要论述由四个主要的生态子系统(翻译管理生态子系统、翻译市场生态子系统、翻译教育生态子系统和翻译本体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综融一体的翻译生态体系。许教授的翻译生态学研究涉及前三个翻译生态子系统。⑤颇为遗憾的是,许教授出书前未见其有相关文章发表;出书后也未见其有后续研究进行。笔者期待着许教授有深入的研究和后续的成果发表。参考文献[1]Cronin,M.TranslationandGlobalization[M].London:Routledge,2003.[2]Holmes,J.S.Translated!PapersonLiteraryandTranslationStudies[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7.[3]Hu,Gengshen.Translationasadaptationandselection[J].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2003(4):283-291.[4]Hu,Gengshen.Understandingeco-translatology[A].Paperpresentedat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ranslatingGlobalCulture—To-wardsInterdisciplinary(Re)construction,August11-14,2006,Bei-jing.[5]蔡新乐.《翻译适应选择论》简评[J].上海科技翻译,2006(1):58-59.[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Z].国际译联第三届亚州翻译家论坛宣读,香港,2001.[7]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8]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a(2):1-5.[9]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b(6):11-15.[10]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J].上海翻译,2009a(2):3-8.[11]胡庚申.从“关联序链”看翻译研究的“生态转向”[A].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主旨报告,澳门,2007年11月22-24日。载于胡庚申主编.翻译与跨文化:整合与创新[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b:26-39.[12]李亚舒,黄忠廉.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读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J].外语教学,2005(6):95-96.[13]刘云虹,许　钧.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翻译适应选择论》评析[J].中国翻译,2004(6):40-43.[14]孟凡君.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新转向略论[A].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大会报告,澳门,2007年11月22-24日。载于胡庚申主编.翻译与跨文化:整合与创新[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48-54.[15]MarkShuttlewoth＆MoiraCowie,编著.翻译研究词典[Z].谭载喜,主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6]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作者简介:刘爱华,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学。收稿日期　　2009-09-09责任编校　　和　风(上接第66页)求全,继续她“受人一饭,听人使唤”(鲁迅1995:529)的奴性生活。芬的悲剧,不仅是克蒂丽娅式的命运悲剧,更是男权社会以女性个人对抗男权的社会悲剧。芬追求爱情又排斥男权,否定传统也被传统否定。在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下,芬的努力是注定失败的。女人就如同男权社会之网中的鱼,“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只能依靠鲁迅先生所说的“艰苦卓绝的社会革命”,这样,才有希望“打开另一条生活的路子”。参考文献[1]丁　玲.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A].丁玲文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鲁　迅.关于妇女解放[A].鲁迅文集:第四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527-529.[3]鲁　迅.伤逝[A].鲁迅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29-250.[4]鲁　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9-37.[5]梅　娘.鱼[A].柯灵.梅娘小说———黄昏之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1-48.[6]索伦·克尔凯郭尔.一个诱惑者的日记[M].徐信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2.[7]索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M].一谌,肖聿,王才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8]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1998.作者简介:柴旭健,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比较。李向东,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教学、英语教学。花萌,徐州幼儿师范学校外语系助教,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收稿日期　　2009-09-09责任编校　　采　玉·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