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冲突

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冲突 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冲突 摘 要:《在酒楼上》是鲁迅本人的一篇“自叙传”，具有自我宣泄的性质。该作品的主要人物是叙述者“我”和吕纬甫，两人虽以 ”相称，但实际上分别现出了对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不“朋友 同价值认同，因而存在着一种并不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人又都同鲁迅本人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矛盾可以视为鲁迅内心矛盾的一种外化形式，而矛盾的实质乃是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冲突。 关键词:鲁迅 《在酒楼上》 男子汉气概 女性气质 文学是作家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研究《在酒楼上》的主要人物之间及主要人物同鲁迅本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洞悉鲁迅内心世界的某一侧面。《在酒楼上》的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以叙述者身份出现的“我”，另一个是吕纬甫。从性别文化的角度看，“我”与吕纬甫之间虽以“朋友”相称，但实际上分别表现出了对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不同价值认同，因而存在着一种并不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人又都同鲁迅本人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矛盾可以视为鲁迅内心矛盾的一种外化形式，而矛盾的实质乃是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酒楼上》乃是鲁迅本人的一篇“自叙传”，具有自我宣泄的性质。 一 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是在男女不平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两种性格范型和价值系统，被认为是男性和女性应该分别具有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具有价值尺度的意义，因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含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因素而被用作衡量“好男人”和“好女人”的尺度。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刚健、强壮、勇敢、主动、理智、有责任感和竞争心等属于男子汉气概的特征当作正面的价值，而将柔弱、顺从、被动和多愁善感等属于女性气质的特征当作与之相悖的负值。因此，当人 们说一个男性“像个男子汉”时，明显带有激励的语气;而对一个女性提到“女性气质”时，往往总带有限制其行为举止的意味。同时，说一个男子有“女人气”，肯定是对他的贬低，而说一个女子“像男子一样办事”时，往往就有了赞扬的意思。 上述认识为“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切口。首先，“我”对北方的“干雪”与南方的“柔雪”褒贬不一，令人深思。北方纬度高，且多山脉、高原，气候干燥;南方纬度低，又多丘陵、平原，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气候湿润。北方与南方地理环境不同，雪的情态也各异。在“我”的叙述里，一方面，“朔雪„„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另一方面，“这里积雪„„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一动一静，一刚一柔，恰如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不同特征。为了突出南方积雪“柔”的特点，“我”还描写了“几株老梅”和“一株山茶树”:“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我”描写了什么，而在于“我”对所描写的对象物的态度。在此，需要谈谈对叙述者使用的“惯”和“不比”这两个关键词语的确切含义的理解。在汉语里，“惯”有习以为常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默许、认同之意。从“我”叙述的具体语境来看，“惯”的对象是“北方”，但由于“北方”一词在外延上具有笼统的、界线模糊的特点，将北方的“干雪”当作“惯”的对象物也无不妥。“不比”相当于不及或比不上，含有一物较之另一物差的意思。同样，如果结合“我”叙述的具体语境来看，“不比”的具体含义指的显然是南方的“柔雪”不及北方的“干雪”。可以看出，“我”对北方的“干雪”与南方的“柔雪”是褒贬不一的，从而以隐而不宣的方式表现出了对男子汉气概的认同和对女性气质的否定。 吕纬甫的自述也不容忽视，因为正是他的自述表明他具有女性气质的某些特征。按照吕纬甫的自述，“迁葬”和“买花”两件事都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而是因为母命难违。当“小兄弟”的墓穴被掘开之后，令吕纬甫颇感意外的是，“小兄弟”的尸骨已踪影全无。虽然 如此，吕纬甫仍然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棺材里”，将他埋在父亲的坟旁。吕纬甫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足够去骗骗”他的母亲，“使她安心些”。同样，给阿顺买纸绒花最初为的也是完成母亲的嘱托。当吕纬甫四处寻找终于买到纸绒花之后，却又意外地得知阿顺早已死掉，因而只好将纸绒花送给了阿顺的妹妹，这样，“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可以看出，吕纬甫柔弱、顺从的特征表现得非常鲜明。如果将吕纬甫与阿顺比照一下，那么，对吕纬甫的这一特征就可看得更清楚一些。阿顺“很能干，十多岁没了母亲，招呼两个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亲，事事都周到;也经济„„”显然，阿顺是一个很柔弱、且敬顺父亲的女孩，阿顺的“顺”字可说是对她的一个极好的写照。由此可见，吕纬甫与阿顺竟是多么的一致。诚然，吕纬甫在“过去”其实并不缺乏主动精神和竞争意识，“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在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吕纬甫语)。但由于“现在”的吕纬甫在价值认同上的“转折”，他彻底地放弃了自己曾经对充满竞争的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而沉湎于个人狭小的生活空间，就像一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这里的“原地点”一词或许还暗示了吕纬甫本来就具有的柔弱、顺从等女性气质的特征。当“我”在酒楼上无意中遇见吕纬甫的时候，只见他“精神很沉静，或许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去了精彩”;“行动„„格外迂缓”，这些虽是只言片语，但已可看出，吕纬甫明显缺乏主动精神和竞争意识，缺乏男子汉气概。 如上所述，“我”与吕纬甫分别表现出了对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不同价值认同，这样一来，“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表面上，“朋友”重逢，喝酒谈心，这些都是平常的事，然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并没有建立或形成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相反，两人之间自始至终都是对立的，亦即存在“本者”与“他者”的对立，其中，“我”以“本者”自居，而吕纬甫成了一个被察看、被审视的“他者”。上文已指出，传统上，男子汉气概被认为优于女性气质。因此，较之吕纬甫，“我”便有了一种优越感。从相逢、 交谈以至告别，在大部分时间里，吕纬甫都在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但实际上并没有掌握交谈的主动权;而“我”虽很少说话，却在不断地察看对方的举止神态，并适时地挑起新的话。这表明，支配交谈过程的是“我”，而不是吕纬甫，在这一过程中，吕纬甫不知不觉地 ”的主体意识，成为一个被评判的对象物。吕纬甫一遍进入到了“我 遍地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评判目光。至此，不难看出，“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矛盾实质是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冲突，亦即传统上两种对立的性格范型和价值系统的冲突。 二 鲁迅小说惯于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叙述者直接进入小说虚拟的现实，成为小说人物之一，从而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展现出一幅幅个人化的生活画卷。《在酒楼上》所采用的正是这样一种写法，其中，“我”既是一个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一个主要人物。由于这一点，叙述者得以充分地展示“我”与鲁迅本人之间的特殊联系。如果将“我”与鲁迅做个比较，不难看出，“我”与鲁迅在个人经历和价值认同等方面是颇为一致的。首先，在个人经历方面，叙述者自述“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了“S城”。众所周知，鲁迅祖居浙江绍兴，但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携全家住进了北京，自此以后，鲁迅曾经多次往返于北京与江浙之间。因此，所谓“北地”，可说是鲁迅曾经生活过的北京，“东南”则意指江浙一带，至于“S城”，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乃是“‘绍兴’二字威妥玛式拼音的头字”?。这样看来，“我”发出“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的感叹，不妨说是鲁迅自己的声音，亦即对自己生活上漂泊不定的一种感叹。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认同方面，“我”与鲁迅之间也无歧异之处。早在留学时期，鲁迅就曾提出:人之为“人”，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健全的精神，亦即应当具有勇敢、理智、主动、有责任感和竞争心等心理素质?，而这些正是“我”所认同的属于男子汉气概的特征。 关于吕纬甫自述的“迁葬”和“买花”两件事，周作人也有一个说法:“都是著者自己的，虽然诗与真实的成分也不一样。”?吕纬甫提到的“小兄弟”乃是鲁迅的四弟周椿寿，因患急性肺炎不幸夭 折，但死时已有五岁，而不是“三岁上死掉的”。由于被当地人挖掘，埋葬周椿寿的坟地也的确有过塌陷的危险。当1919年鲁迅回绍兴时，他母亲非常惦念这件事，叫他将坟迁往他家后来购置的安葬他父亲的茔地里，但“关于迁葬的情形，他不曾告诉过人，别人也不曾问过他„„”?喜爱纸绒花的阿顺则是鲁迅邻居家的一个女儿，很能干，由于自幼丧母，从小就得替父亲料理家务，阿顺的“叔叔来借钱，也就由她应付。叔叔耍无赖，说她的未婚夫比他不如，去挖苦她也是实有的事”?。但她的病却不是肺结核，而是因“伤寒初愈，不小心吃了凉粉石花，以致肠出血而死”?。她的未婚夫也不是一个船夫，而是一个小店里的伙计，然而，倒的确有过哭吊之事。总之，吕纬甫的自述与鲁迅生活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在细节上和无关紧要的地方有出入。如果这样说不算错的话，可以推断，吕纬甫表现出的女性气质的特征可说是鲁迅本人所固有的。实际上，像吕纬甫那样，诸如柔弱、顺从等特征在鲁迅身上也不难找到，只是这一方面的特征不如相悖的另一面那么显露罢了。如果允许打个比方，那么，“我”可以比作鲁迅的正面，而吕纬甫则可以比作鲁迅的背面。 至此可见，“我”与吕纬甫都同鲁迅本人有着密切的关联，由此观之，“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鲁迅内心矛盾的一种外化形式，而这种内心矛盾乃是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冲突。进一步说，鲁迅的内心深处不得不同时遭爱两种相悖的传统价值力量的撕扯。 三 以上，笔者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对“我”与吕纬甫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与鲁迅本人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其中肯定还存在一些疏漏，在此笔者想就吕纬甫及鲁迅受传统束缚的问题再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吕纬甫这样具有女性气质特征的人物其实并不少见。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家》中的觉新、《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等，他们隐忍退让，对长辈的意志丝毫都不敢违抗。公允地说，如果仅就私人而言，吕纬甫等人对伦理、温情以及个人日常生活的热忱是有意义的，然而， 于公的方面，却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是不相容的。“五四”时期，吕纬甫为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潮所推动，曾积极探索过关于“改革中国的”，但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他便从激进的政治立场上退下来了，因为他缺乏相应的价值观作为这种政治立场的基础，对他来说，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比伦理、温情及个人日常生活更重要的了。吕纬甫等人都出身于富贵人家，其中，贾宝玉还有贵族血统，他们从小都受过“子曰诗云”之类的教育。或许，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子曰诗云”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教育将人定格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网络里，根本就是对人性的摧残。结果，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鲁迅曾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这种极不利于儿童心性自由发展的教育表示过极大的反感，但儒家教育对他的影响毕竟是潜移默化和长期的，并已成为他心理构成的一个部分，所以不会因为他的自觉的意识和强烈的反感情绪而被磨灭掉。鲁迅在《在酒楼上》中重新提到了“子曰诗云”之类的教育，显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反感，但吕纬甫不得不以教“子曰诗云”谋生的处境又似在表明儒家教育对鲁迅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因此，鲁迅和吕纬甫等人一样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女性气质的特征。 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曾广泛地接触过西方文化，并对来自西方的思想学说和文学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比照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如先知一般地发出了“立人”的呼声。“五四”时期，鲁迅更是将中国整个封建传统文化斥为“吃人”。因此，鲁迅堪称一位激烈的反传统者。然而，鲁迅对传统的反抗命定地只能在传统的藩篱中进行，因为，无论对新的文化的接受或建构，还是对旧的文化的拒斥，都不能脱离开原本具有的文化背景，亦即是说，旧文化向着新文化的发展只能是一种“渐进式”的质变，而后来的“新”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的质素，从而形成一种形新实旧、 新旧杂陈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作为激烈的反传统者的鲁迅内心仍然受着传统的束缚。 同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许多矛盾，而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以往，人们过多地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忽视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 通性。实际上，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建立在父权制的基础之上，都有着张扬男子汉气概和贬抑女性气质的传统。因此，当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子汉气概的沦丧就为西方文化的“侵入”打开了缺口，而传统文化中原本具有的男子汉气概 侵入”提供了价值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对的资源又为这种“ 西方文化的接受毋庸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虽然它是以“新”的面目出现，但其中实际上蕴含着旧的质素，而鲁迅的“立人”之说毋庸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子汉气概沦丧的隐忧和对重树男子汉气概的呼唤。因此，鲁迅愈是接受西方文化，在他内心男子汉气概与女性气质两种传统力量的撕扯就愈是激烈，并构成其心理苦闷的根源。鲁迅在《在酒楼上》中提到的“我”的“哀愁”或许正是这种撕扯的结果。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文学创作具有自我宣泄的功能，可以成为作家排解自己内心苦闷的一种有效方式。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和他的精神分析学都极具争议，但弗洛伊德这种看法现在却成为了人们常识的一个部分。鲁迅受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在《在酒楼上》中，鲁迅通过“我”与吕纬甫之间颇有意味的交谈，实际上重新确证了“我”的优越地位，从而使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的自信得以恢复。小说结尾描写“我”走出酒楼，在“寒风和雪片”中“很爽快”的感觉不仅是一种生理体验，更是一种心理体验，象征鲁迅内心由冲突构成的紧张获得了暂时缓解。 ????? 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第291页，第293页，第297页，第297页。 ??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