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二战中英美绥靖政策之必然

浅析二战中英美绥靖政策之必然 浅析二战中英国绥靖政策之必然 摘要:每一段历史的发生，都是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而最终形成的，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英国当年的绥靖政策，包含着众多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萧条的帝国经济，忽略掉的军事，长期奉行的均势原则，一战遗留的反战求和的思想等，这些必然因素的出现，再加上英国为了继续维护自身在欧洲的霸权，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就不得不走上绥靖政策这条道路，却为给人类带来无限灾难的二战的爆发，加上一条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历史必然 绥靖政策 经济 政治 思想 一、经济的必然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生命，战后衰败的经济无疑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动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虽取得胜利，但经济却一片萧条，昔日的大国实力也日益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把绥靖政策作为维护其霸权地位所采取的策略。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巨大损失，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同时还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直接影响到英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直线上升;1929年，又爆发世界经济危机，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其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下降迅速，尤其是生铁和钢的产量，还严重影响了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使经济恢复极其缓慢。 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内政出发，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并把重整军备看作是恢复经济的主要障碍，采取忽略对军备力量的巩固。因为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 1 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仅没有使经济困境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反抗斗争和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在张伯伦上台前的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现象，造成内阁更替频繁，这也是后期英国不能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政策的原因，他们甚至还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企图采取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以达到保住其霸主地位的目的，这无疑对以后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的雏形。 总之，英国的颓势是其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基础。 二、政治的必然 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安排是对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这也是绥靖政策的又一动因。 1、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 “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上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改变了这一局面。战后，《凡尔赛和约》奠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法国进而成为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就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和提高其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用以维护和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根据这一政策，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达到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势力均衡”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影子使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的位置，扶德抑法成为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 2 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德反法”。由此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它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欧洲霸权的地位。 2、以德反苏，祸水东引 与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而战后新生社会主义苏联的迅速崛起，引起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德国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他们相信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均势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张伯伦把《慕尼黑协定》吹嘘为“辉煌的胜利”，以为祸水东引已告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 。对于三国轴心的成立，英国更是毫无警觉，因为在他们看来，联全不卷入了” 系三国的纽带是《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反苏反共正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 出于嫁祸于人的初衷，英国自然对德百般纵容，绥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词。 3、不战而和，维护霸主权益。 如果说反战求和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思潮，那么，不战而和则是一种侥幸的政治追求。一战中，英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战争导致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统治阶级不敢奢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担心战争会动摇霸主地位，因此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由此可见，对于统治阶级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能维持霸主地位的稳定。 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息事宁人的怀柔外交政策，通过避免战争，可以防止战患的进一步摧残，然而，却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扩张态势，以达到不断满足侵略者扩张领土的欲望以求避战的境地，这就是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 3 《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也为英国在二战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埋下了祸根。然而，张伯伦却说:“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如果绥靖获得成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欧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严重的挑战。”显而易见，不战而和不仅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种维护霸权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静;另一方面则是牺牲局部利益和他国利益，并以此为条件而与德国达成政治交易，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势力和影响，以及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4、低估局势，德国形式分析有误 错误估计当时德国的实力，认为一战之后的德国，不会再对自己构成严重的威胁，对于德国的迅速崛起，没有充分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错误的估计德国的野心，以为以牺牲效果为代价，就能填补德国的需要，避免战争的爆发，完全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真正的图谋。 三、思想的必然 绥靖政策的推行，与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思潮有很大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给欧州各国留下惨痛的记忆，伤亡重大，经济损失惨重，甚至有报道称“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使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因此如果进一步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相对应的，和平主义思想盛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战后英国统治者，既受当时这种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又是这一思潮的推行者，而绥靖政策正是他们推行这一思潮的产物。 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1936年，进行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可见，反战求和思想的深入人心。 4 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模糊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混淆人们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认识，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 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对政府参战造成舆论压力，制约政府的决策。面对反战求和的思潮，英国政府调整对外策略，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 这种一味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 总论:英国因为自身与国际等原因，最终走上了绥靖政策的道路，这个决定，影响的不止是一个国家，也不只是一个欧洲，而是将整个世界带向战争的灾难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只不过是二战爆发诸多因素之一，但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却紧紧地把握住这一因素，可见，一个决定对一段历史的重要意义。 谁又是历史时至今日，我们再去回首那段历史，当年到底谁是历史的必然， 的偶然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想到更多的应该是，让世界更加和平与繁荣，让战争的警钟长鸣。 参考文献: 李际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马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 吴友法，《德国法西斯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潘人杰，《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包奕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集》，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