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惶恐-反思

荣耀-惶恐-反思 荣耀?惶恐?反思 唐太宗存世不多的辞赋中(共五篇)，《威凤赋》“言有浅而托深，类有微而喻大”，是一篇体制独特、内涵深邃的作品。就赋的标而言，它似乎属于赋史上屡见不鲜的禽鸟类咏物赋;但细察全篇，它与传统的咏禽鸟名赋，如贾谊的《鸟赋》、祢衡的《鹦鹉赋》、张华的《鹪鹩赋》、傅咸的《仪凤赋》等，在构思和意趣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唐太宗没有借助凤鸟抒写自己胸襟的高远或志趣的超群，也不大注重体物状貌与意象刻画的契合，而是多用曲折、隐晦、象征的笔法，处处比附、影射自己人生的经历、际遇、悲欢，往往言在禽鸟而所指却为人事，仿佛一篇叙事的、纪实的自传体赋作;而且，渗透其间的情感和意旨也是繁杂多元的——既有荣耀岁月的回忆，又有惶恐不安的追叙，还有对人生、权位、功业、社稷的沉重困惑、思索和反省。所以，认真研读、剖析《威凤赋》，对于全面认识唐代的社会历史进程，公允唐太宗的人品道德、功过是非，以及洞悉封建宫廷争斗的残酷与血腥方面，都令人大开眼界。 《威凤赋》的创作缘由，《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有说明:“(贞观七年)太宗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又作《威凤赋》以赐无忌。”《新唐书》同传亦云:“帝又思所与共艰难，赖无忌以免，作《威凤赋》以赐，且况其功。”两书都强调“追思”、“又思”，明此作并非心血来潮、凭空虚构，而是事出有本、有感而发的;而“王业艰难”、“与共艰难”，则欲语又止，耐人寻味。唐太宗在开创王业的道路上，究竟有什么“艰难”让他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呢,让我们顺着这一线索，结合相关史实，透视、破解《威凤赋》文字迷雾背后的事实和真相。先看开篇第一段: 有一威凤，憇翮朝阳。晨游紫雾，夕饮玄霜。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训群鸟于南荒。弭乱世而方降，膺明时而自彰。 这段笔墨雄健、气势酣畅的赋文，写凤乎,写人乎,抑或亦凤亦人乎,凤在真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本是传说中的神灵和百鸟之王，它的出现往往喻示着乱世中“天降大任”的圣贤或伟人，如《论语?微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显然，这只沐浴着灿烂阳光，在紫气祥瑞中翱翔，饮食仙药玄霜茁壮成长的灵凤，正是少年唐太宗——秦王李世民的形象化身，一个担负着“济世安民”大任的天才临世。唐太宗曾说过:“朕以二九之年，属天下丧乱，毒流区夏，祸遍郊畿，群凶则蜂骇云兴，猛将则风驱雾合。年二十有四，慷慨京邑，电发中原，震荡三川，扫清八荒。及至壮年，获临宝位。”(《述圣赋序》)这些充满荣耀和豪情的话语，正好可作赋文的注脚。如同出自“朝阳”、“紫雾”的灵凤，生于关陇豪门望族的李世民，史称“少尚武略”、“素习弓马”、“临机果断”，很小就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抱负。十八岁那年，他应募抗击突厥的侵扰，在忻口(今山西原平)一役中出奇制胜，初露头角，就如灵凤的“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接着，他审时度势，策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不久攻入长安，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封李世民为秦王。此后，李世民挂帅亲征，西灭刘仁杲，北破刘武周，东败王世充，南逐刘黑闼，历时七年，终于翦灭群雄，统一全国。赋中的“西翥”、“东飞”、“化垂鹏”、“驯群鸟”诸句，就像他的一些诗篇:“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夷。”(《幸武功庆善宫》)“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经破薛举战地》)都是那一场场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天下平定了，大唐稳固了，李世民对自己对赫赫战功何其志得意满、气宇轩昂:“弭乱世而方降，膺明时而自彰～”然而，人生之路不可能一马平川、一帆风顺的，尽管李世民“打天下”时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坐天下”的过程却非常辛苦，非常坎坷，并非“及至壮年，荣获宝位”那样顺乎自然、轻而易举。其间的惊心动魄、艰难险阻，《威凤赋》中亦有曲折、隐晦的表述: 俯翼云路，归功本树。仰乔枝而见猜，俯修条而抱蠹。同林之侣俱嫉，共干之俦并忤。无恒山之义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苇而居安，独怀危而履惧。鸱鸮啸乎侧叶，燕雀喧乎下 枝。惭己陋之至鄙，害他贤之独奇。或聚咮而交击，乍分罗而见羁。戢凌云之逸羽，韬伟世之清仪。遂乃畜情宵影，结志晨晖，霜残绮翼，露点红衣。嗟忧患之易结，叹矰缴之难违。期毕命于一死，本无情于再飞。 赋文的情感格调发生大逆转，由上段的荣耀、豪放、开朗，一变而为压抑、忐忑、惶恐。所谓“俯翼云路，归功本树”，喻指天下平定、班师回朝了;但曾经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立下盖世功勋的威凤，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褒奖，反而受到同伴们无休无止的猜忌、妒恨、攻讦、陷害，被迫处于“若巢苇而居安，独怀危而履惧”的艰危境地。到处是阴谋的“分罗”(罗网)，时时有狠毒的“矰缴”(暗箭)，令人防不胜防，乃至万念俱灰，企图一死了之:“期毕命于一死，本无情于再飞。”为什么会这样呢,司马光的一段话可以解开这个谜:“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通鉴》卷一九〇)原来李渊称帝后，封长子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弟元吉为齐王，他们各自拥有重兵，形成东宫、秦王府、齐王府三大势力集团。按封建王朝“立嫡以长”的传统，李建成当为皇位继承人，他又勾结李元吉，共同倾轧、排挤“功名日盛”的李世民，甚至诬告其谋反，要加以杀害:“秦王常违诏敕……违戾如此，岂非反道，但须速杀，何患无词,”(《旧唐书?李元吉传》)赋中的鸱鸮之啸、燕雀之喧等，就是比喻建成、元吉之流。当然，雄心勃勃的李世民也不会坐以待斃，无论功劳还是才能，他是远远超过其兄弟的，怎么可能满足于一个秦王而不觊觎皇帝的宝座,只是秦府势力尚嫌单薄，比不上东宫和齐府的联手，他只能暂时忍气吞声、收敛锋芒:“戢凌云之逸羽，韬伟世之清仪”，在韬光养晦中加紧策划、调兵遣将，等待时机作绝地反击。且看赋文: 幸赖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风云，濯斯尘滓。披蒙翳于叶下，发光华于枝里。仙翰屈而还舒，灵音摧而复起。盼八报以遐翥，临九天而高峙。庶广德于众禽，非崇利于一己。 尽管笔墨曲折委婉，而后面隐藏的却是古今震骇的“玄武门之变”。所谓“幸赖君子，以依以恃”，指的就是秦王府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心腹干将，他们磨拳擦掌，日夜鼓动李世民先下手为强，诛杀建成、元吉:“且大王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于是，一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争斗终于在唐武德九年(627)六月四日爆发了。这天早晨，李世民预先布署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率兵埋伏于玄武门(皇宫北门)，伺机劫杀上朝的建成、元吉。兄弟俩毫不防备，待行至临湖殿发觉情况有异，为时已晚了。李世民一箭射死建成，尉迟敬德又跃马斩杀元吉，并持两人首级恐吓、瓦解东宫、齐府的士气;接着又直奔李渊住处，名曰“宿卫”，实为逼宫。为斩草除根，李世民还派人诛杀了建成、元吉的五个儿子，可谓心狠手毒～但赋中仅用“引此风云，濯斯尘滓”八字，把这场骨肉相残、血雨腥风轻轻一笔带过了。清洗了“尘滓”(污垢)，扫除了“蒙翳”(蔽障)，李世民终于在两个月后正式即帝位，登上权力的顶峰:“盼八极以遐翥，临九天而高峙。”他虽然把自己逼父、杀兄、灭弟、诛侄的行为辩解为造福天下苍生，不是个人谋私利:“庶广德于众禽，非崇利于一己。”其实是心不安、理不直、气不壮的。“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既违反“立嫡以长”的封建政治传统，也背离“孝悌仁爱”的儒家道德传统，在法统和道义上都缺乏正当性、合法性。因此，不仅当时人心浮动，谤议纷纷，后世抨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如司马光说:“贻讥千古，惜哉～”(《通鉴》卷一九一)王夫之的言词更为尖锐:“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读通鉴论》)面对如此不利局势，唐太宗是怎样美化“夺嫡”的合理性，以消除“宫门喋血”的后遗症，稳定天下人心的呢,再看《威凤赋》的末段: 是以徘徊感德，顾慕怀贤。凭明哲而祸散，托莫才而福延。答惠之情弥结，报功之志方宣。非知难而行易，思令后以终前。俾贤德之流戾，毕万叶而芳传。 唐太宗写作此赋之时，虽然君临天下、一言九鼎了，但七年前腥风血雨的一幕是难以忘却的。“是以徘徊感德，顾慕怀贤”，就透露了一种沉沉的愧疚、焦虑和反省的心态。唐太 宗没有被玄武门政变的成功冲昏头脑、得意忘形，而是清醒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所以在大行封赏有功之臣、牢牢掌控朝政之外，又采取几项重要的补救措施:一是大造舆论攻势，反复强调夺权的正当和合理。他说:“天子者，有道则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不言而喻，建成、元吉皆无道之辈，故而天怒人怨、弃而不用;自己则是有道之君，所以天下的“英才”、“明哲”，助其“祸散”、“福延”。他还从历史中寻找证据:“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贞观政要?文史》)这些说词对内对外都是颇有说服力的。二是实行宽大和宽容的策略。他大赦东宫和齐府的僚属，对其中的人才，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不但既往不咎，还大胆提拔和重用，显示了“弃怨用才”的雄豪器度。这些人也怀着“答惠之情”和“报功之志”，诚心诚意追随唐太宗，成为贞观朝的重臣谋士。同时，唐太宗还礼葬隐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并亲自送葬，痛哭致哀，回归“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通鉴》卷一九二)的道德伦理规范。这一招对稳定局势、收复人心大有作用:“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贞观政要?政体》)唐太宗放下身段，以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妥善处理了政变的后遗症，缓和了朝廷内部矛盾，上下同心，励精图治，终于开创了“俾贤德之流庆，毕万叶而芳传”的贞观盛世。 在中国辞赋史上，以帝王之尊而作的作品，有两篇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汉武帝刘彻的《李夫人赋》，让人们一窥皇禁后宫中嫔妃成群、争宠斗艳的宫闱内幕，一代英主“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茫茫”，伤感、怨叹中不乏细腻、真诚，雄才大略与多愁善感的糅合，堪为绝唱。另一则是《威凤赋》，它披露了皇室更为广阔复杂、惊心动魄的政治内幕。谁能想到，人们熟知的开明宽仁、虚怀纳谏的唐太宗，在私欲的驱使下，在权力的诱惑下，慈父可以威逼，手足兄弟可以杀戮，甚至下一代子侄辈也不放过。所谓孝悌之义，所谓骨肉亲情，在残酷的政治权斗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多么虚伪无奈～这或许就是人性的弱点和缺陷吧,唐太宗亦不能免俗，他可称明君，却非圣人，后世又何必为尊者讳,话再说回来，这场“宫门喋血”的悲剧，又是封建专制社会奉行皇位终身制和继位嫡长制下的必然产物，在唐太宗之前发生过，在他之后继续上演着。况且，富有远见卓识和奋发进取精神的李世民，较之刚愎自负、平庸肤浅的李建成继承皇位，确实更有益于“安社稷，利万民”，否则怎么会有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这里，历史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警示:在权力的继承上，应该坚持立嫡还是立贤,要说立嫡，唐太宗当然不合条件;要说立贤，则绰绰有余。而无数事实证明，嫡长制所确定的人选，往往不是贤才，缺乏治国安邦的能力;只有打破常规，重能立贤，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所以，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摒弃世袭，用人惟贤，方为社会进步的正道～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