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宏的歌名

王力宏的歌名 【摘要】徽商是与晋商齐名的中国古代著名商帮之一,作为中国古代成功的商业队伍,徽商具有丰厚的商业文化价值。本文主要从徽商的经营理念、创业精神和品牌形象等方面对徽商文化进行。 【关键词】徽商 文化价值 儒家思想 品牌 文化是一个外延极广的概念,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的知识水平,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其当文化与某一种现象或事物产生了联系,它就成为由信念、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一个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融入了与事物、现象相联系的民族传统思想和意识,并进而形成一种有着自己民族传统、地域特色的文化。此时,事物、现象不是孤立、单一的现象陈列,而是有着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一种文化。它不仅在当时彰显一种文化象,更对后代形成一种深远的文化影响,从而使其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徽商文化即是如此。 徽商是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始于东晋,到唐宋而发展壮大,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与北方的晋商一起成为“南有新安,北推山右”的商界双雄,左右着当时中国的商业经济。中国古代商帮中最为著名的徽商和晋商,有着自己的经营理念,在文化性、组织性、地域性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对后代中国商业经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晋商在企业的模式上给后代以借鉴,徽商的贡献则突出表现在文化方面。 一、徽商的经营理念体现儒家文化的做人准则 经营者们生长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穷乡僻壤,有限的耕地资源使当地百姓的生 徽商的 活极其困窘,脱贫致富是他们的强烈愿望。然而致富的手段多种多样,以何种方式和手段发家致富往往考量着一个人的良心和人品。 中国传统文化在看待“农商”关系时毫无争议地偏向于重农轻商,对待“义利”关系则旗帜鲜明地表现为重义轻利,甚至可以“舍利取义”。王朝的统治者抑制商人,百姓的是非观中存有“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偏见,天然地将商人和奸诈、狡猾划上了等号。即使民间流传着范蠡、吕不韦的故事,而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散财好施,财富的聚敛方式和过程往往被忽略。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儒家道德中极力倡导君子应“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就曾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被沿袭了几千年,对后代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商的根本出发点是“取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人的最大愿望,而要实现这一愿望,商人们一般都会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这恰恰与儒家的思想文化背道而驰,所以商人的形象与行为往往为人们所不耻。人们骨子里不排斥财富,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财富才值得肯定,徽商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儒家文化相一致。他们发现了家乡土特产的市场价值,也看到了新安江水的通江达海,他们利用上天赐予的这些优越条件,以自己的勤劳朴实、坚毅勇敢为自己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他们以诚信为本,建立起广泛的市场,以真诚之心在民间和官府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从而树立起徽商的整体形象和经营道德。他们经商中恪守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及儒家文化的基本准则。 “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此时已不再单纯地是徽商从商敛财的手段,它已跳出了商业经营理念这一狭隘的范围上升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道德层面,并且与儒家做人的道德标准相统一。因此,徽商 “诚信”的经营理念实际上是商业经营道德的标准化。反过来说,徽商将中国儒家文化中做人的理想运用到商业经营中,是儒家的做人道德标准在商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两者的高度统一。有人曾将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行儒教 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行经商之事。无论哪一种,他们已将经商与奉行儒学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诚做人、热情待客与商业经营相交融。 二、徽商的执著与坚毅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写照 胡适曾将家乡人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精神赞誉为“绩溪牛”、“徽骆驼”,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徽商的经营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并且成为徽商各行各业经营成功的原因之一。徽商的从业者们大都按当地风俗“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年龄尚小就从最苦最累的活开始干起。在经营中,要冒战争的风险,要受自然灾害的威胁,要提防同行的排挤,还要预见市场上各种变数。但他们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永不放弃的执着精神,最后在商业经营上取得成功,徽商的代表人物胡雪岩、胡沇源、胡天注莫不如是。即使在商业经营上失利,他们也不轻言放弃,“徽之俗,一贾不利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形象地说明了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国”与“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提高，非常注重个 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