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塌不下来的

天是塌不下来的 任芙康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6月12日 03 版) 凭着“新批评”专刊，仅用两年左右，《文学报》声名鹊起，带给文坛空谷足音的惊诧。 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实际就是写家与评家的关系。但看今日文坛，二者眉来眼去，早已过从甚密。《文学报》组织二者良性互动，可谓用心良苦。互动不难，难在对良性的判断。其实判断也很简单，只要不缠绕理论，正面标准一目了然，无非就是遇风作浪，有理取闹，鸡蛋里挑骨头，化玉帛为干戈，生怕天下不乱;无非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既不看僧面也不看佛面，锦上不添花，雪上偏加霜，讨人厌来逗人嫌。总而言之，无非就是互相戗火，彼此找碴儿，不让“百家争鸣”这句老话，仅仅成为一条体现宽容的口号。 上述若干“无非就是”，符合艺术规律，就好比冬天的雪之于麦苗的返青，春天的雨之于竹笋的破土。但对评论者而言，属于高风险劳动，动辄引出笔墨之外的麻烦，故而不是谁都可以胜任愉快。比如，对文学团体内的评家，就不必指望过高。不妨一试，屈指扒拉他们中名角儿的人头，怕是四五双手不够使;但要数出有过“杀人放火”前科的好汉，可能一根指头也用不上。当然，寄望正规军去干民团的勾当，本身就愚不可及。寻常日子，正规军的将士衣冠楚楚，巧言令色，以栽培人才为己任。目光如炬，能洞察小弟小妹最模糊的优点;慈悲为怀，能忽略才男才女最致命的缺点。每逢年终岁尾，更可大显身手，拖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喝几瓶不三不四的酒,翻几页不三不四的书，遂完成归类命名、列位排榜，盘点出一笔笔指鹿为马的烂账。十几年前，中国文联一位懂文学，又懂人情的首长说，《文学自由谈》能做到放言无忌，与你们身处文联系统有关。同一个原因，《文学报?新批评》能做到畅所欲言，与他们所属报业集团有关。换句话说，创作与评论之间，能否展开良性循环的互动，与评论者的隶属身份有关。 正是文坛长期病态的互动，将为数不少的写手出息成贻笑大方的怪胎。常有新人一朝露头闪光，便飘来多方宠爱，张嘴讲话，被赞颂为口吐珠玑;提笔写字，被推崇为锦绣文章。其自信、自尊，伴随互相抚摸，扶摇疯长。男性迅速成了老子，是无人敢摸的老虎屁股;女性迅速成了老娘，是无人敢碰的金枝玉叶。但如果哪天出门未看黄历，迎面撞上不信邪的愣头青，十个老子有十个心律失常，十个老娘有十个花容失色。顺风顺水的写手，虚名越响，越脆弱。风闻质疑，如当头一记闷棍，或者被敲昏，或者被敲傻，或者被敲疯，之后三年五年，活在咬牙切齿中。稍稍缓过劲儿来，往往又宣称“复出”。终因手艺荒废，加上心思不良，拿出的货色，强弩之末，连句子都弄不通顺了。文坛风水奇异，容易露脸，也容易现眼。你自觉身价不凡，俯视群雄之时，实际上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自觉不可冒犯，闻过则怒之时，曾经的精明往往与智障殊途同归，划上等号;你自觉与你般配的名号只有大师、文豪、巨匠之时，其实你根本就入错了行，混迹文坛只是一种人生的误会。 许多年来，我时常想起贾平凹。此人凡有新著揭锅出笼，无不引发神仙吵架，有的奉为香饽饽，有的贬成豆腐渣。贾平凹口拙心灵，应对批评自有章法。他从不亲身拍马应战，从不要挟行政维权，从不纠集粉丝起哄，从不诉讼击鼓鸣冤。他的关注点似乎只在“下一部”，于是新作迭出，如母鸡下蛋。本人服务的刊物，热衷批贾，且始终精神抖擞，从无小骂大帮忙，更无假骂真帮忙，尖锐甚至“恶毒”，常令观点不同的朋友讥讽嘲笑。我同贾平凹数次接触，进过他的书房，看过他的陶罐。面见了，饭吃了，回到天津，读到“骂”他的文稿，心痒难捺，照旧编发不误。瞧人家亮节高风，想自个儿无情无义，时而难免心生愧疚。也曾有猜想，贾同志伏案之余，独坐书斋，会不会窃喜，所有的批评无损其半根毫毛，都是帮他营销广告，而自家分文未付，岂不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久经沙场而从容不迫，这是不是算得一种大聪明,那些畏惧敲打的怯懦之辈，受到的冲击，无人赶上贾平凹，真要摊上他的遭遇，恐怕得活活气死几回了。贾平凹出作品多，得扬多，受批评多，而反弹少，疑似无。这恰 是一种典型的良性互动。依我的从业体会，当代写家里，贾平凹大约是从如此互动中获益最多的高手。 而今文坛同其他行当一样，做事情难，做正经事更难，做高风险的正经事难上加难。《文学报?新批评》倡导良性互动，堪属知难而进。创作与评论，如无正常的拉锯，表面天下和谐，但首先干扰他人的自由，同时限制自己的自由，最终剥夺文坛的自由。从古至今，承受口诛笔伐的“文人相轻”，其实于文学的健康前行功不可没。说这话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只图以正视听。建议创作的人，评论的人，都这样去想，都这样去做，然后看看我们头顶的天，会不会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