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 中国的难题,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唐 钧 前不久，《经济》杂志发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性难题，10年后谁来为中国两亿民工养老》，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但至今仍然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忽略的大问题。虽然为农民呼吁“国民待遇”和社会保障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和媒体的热门话题之一，今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又就此提出了不少议案。但是，决策者对此似乎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其实，如果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会在农村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估量的话，想必决策者也会惊出一身冷汗来。 一(“超级老龄化”将使中国农村前景黯淡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迈进了“老龄化”的门槛，自此，老年保障问题成为政府及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但是，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正在误导我们，这就是，20多年来，生育的基本国策对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人口研究的影响，使我们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关注远甚于“人口机械变动”。 2003年末，去日本讲学，到四国岛的农村地区走了一趟。访问中，惊悉当地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30—40%的地步。这就是人口机械变动——年青人都到东京等大都市“务工经商”去了——所造成的“超级老龄化”的社会后果。从日本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明天，因为日本也曾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其实，2000年“五普”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因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当时的“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城市，前者是7.35%，后者是6.30%。 这个数据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以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计算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20%上下，按国际，早就该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出现。 200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5万，占总户籍人口的18.98%;预计到2005年，上海老年人口的比例会在20%上下，即5个 人中有1个老人;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约33,，即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上海市计生委的官员忧虑道:“不考虑人口流动的因素，上海将变成一个‘白发城市’”。 至少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忧虑恐怕是多余的，也有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因为“人口流动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在上海市的户籍人口出现负增长以来，机械变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对这个特大城市影响最大的人口变数。2003年，在1752万常住居民中，户籍人口是1354万人，而外来人口是398万人，占总人口的23%。虽说这个“外来的”社会群体所占比重还不到四分之一，但基本上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就是这将近400万的外来人口为本来有可能“垂垂老矣”的城市注进了青春的活力。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广东省的情况更可以乐观。前不久，广东省的媒体自豪地宣称，广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在1100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7900万，而外来人口3100万，占28%。正因为这个原因，五普时，广东省的老龄化居然还没有达标。深圳市则更不用说了，将近600万常住人口中，有400多万是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差不多是70—80%。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以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天然的区位优势，“老龄化问题”有可能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源源不断的外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支持下，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足以对“辖区内”的“户籍人口”提供充分的养老保障。且不说地方政府会对此倍加关注(可以想见，在上海市计生委官员忧虑的背后，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回应)，就是由市场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解决一大块问题。 讲上海、广东的优势，是为了衬托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农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当外来人口进入老年期时，因为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性的经济福利保障，他们的收入就会成为问题;其次，这个社会群体的下一代，进城讨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到现在这一代“外来人口”进入老年期时，如果回乡养老，子女在身边的概率可以说极低，他们的生活照料和亲情抚慰更成问题;其三，上述问题其实所有的农民(不管他进城不进城)都会遭遇到;其四，迄今为止，他们的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进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视野。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现在“城市职工”的养老问题还是一团乱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的职 责规定了他们只需对“户籍人口”负责。外来人口的“劳动力”是他们需要的，但仅此而已，当外来人口的青春和汗水被榨取一空之后，他们养老的问题却没有人愿意负责任——可能说得严重些，但现行政策的结果必然如此。没有全局观的城市发展可能使农村和农民跌入“超级老龄化”的泥淖，这意味着对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的再一次社会剥夺，同时也完成了对这个社会群体社会剥夺的终身化。 总而言之，如果外来人口不能在他们为之献身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合理回报，如果他们在劳动力被榨取一空后就不得不回到他们在中西部农村的家中度过凄凉的晚年，如果他们的子女仍然需要外出打工挣钱养家从而再度进入上述的轮回之中，那么，未来“超级老龄化”的农村和农民的社会生态依然是前景黯淡。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