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逢雨“我抗议”

汤逢雨“我抗议” 汤逢雨:我抗议～2008-07-04 22:18 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出资2.5万元在《中华工商时报》刊登半版广告，对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表示民间的极大愤怒 汤逢雨:我抗议～ 元月23日，《中华工商时报》刊登海南青年汤逢雨“我抗议”的广告后，笔者迅速与汤先生取得联系。元月26日、27日晚汤连续两次接受笔者采访，详细介绍事件经过，披露一些他“从未向人提起”的细节。 “我抗议”正是民意的反映 “我们，以德报怨;有人，变本加厉，我抗议”。 2000年元月23日，一位名叫汤逢雨的热血青年自费在《中华工商时报》刊登半版广告，以个人名义最强烈抗议和谴责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以否认“南京大屠杀”为主的无耻集会;同时以个人名义有偿向全世界征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物证、人证。并资助对有关人员进行采访、录音、录像等报道活动。 “我抗议”广告刊出后，国内媒体立即作出反映，对汤逢雨的行为表示支持和声援。北京卫视当晚8时左右便电话采访汤逢雨，并在晚上11时的新闻节目中播发消息。紧接着，上海东方电台、《北京青年报》、陕西《华商报》都报道这一新闻事件;随后，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凤凰电视台、《羊城晚报》等各大媒体都予以报道。 境外媒体新加坡《联会早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也迅速对此事件作出了反应。 元月24日晚11时，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制作一档新闻直播节目，专门邀请汤逢雨电话参与。当时西安一位70多岁的王姓老人打来电话，愤怒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1937年老人一家7口被日军炸死，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老人情绪悲愤，在电话里唱起《松花江》这首歌，一字不差，唱得主持人、汤逢雨等人流下了眼泪。 与此同时，汤逢雨的电子信箱开始忙碌起来，他收到的电子邮件每天都在增加，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和声缓汤逢雨的行动。 一位20多岁即将下岗的青年发来电子邮件说:明天他就要下岗，而且不得不卖掉电脑，这是他卖掉电脑前发出的最后一个邮件。他表示自己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有实际行动支持汤逢雨。 北京一位科技工作者发来邮件:汤逢雨，正义的中国人与你同在。 南京一位80多岁的老人，曾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他表示要把他所搜集的日军侵华资料免费送给汤逢雨。 一位华侨说要把“我抗议”广告发到美国的中文报纸上去。 《成都商报》新闻中心发来邮件，称一些成都市民表示向汤逢雨捐款。 日本大阪一位市民也发来邮件表示支持汤逢雨的行动，并以个人民义向中国人道歉。 •••••• 汤逢雨说，他没想到广告刊登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但他认为:“我抗议”广告引起巨大反响，正是民意的反映。 “我抗议”绝非一时冲动 今年元月19日，汤逢雨和几位朋友在海口一间茶坊里喝茶聊天。席间，大家谈起23日日本一些人将在大阪举行主题为“南京大屠杀——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的集会，十分气愤。尽管中国政府18日就表示抗议，但日本政府还是借口民间行为而不加干预。当晚汤逢雨和朋友商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一种民间方式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只是茶余饭后谈一谈，我们要有所表示，要有行动，哪怕做一些文化衫。汤逢雨想，能不能通过登广告的形式表示心中的愤怒和抗议。朋友们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没想到汤逢雨真的会去做。 当晚回家后，汤逢雨一直考虑登广告抗议这件事。在他的印象里，解放后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先例。个人刊登广告一般只是征婚或寻人启事，这类广告让不让上报，需要多少钱，自己能不能拿出这笔钱,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良知和正义促使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尤其在元月23日这一天。”下定决心后，他初步考虑了3家报社:《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因为《南方周末》是周刊，23日没有报，于是他决定先与另两家联系。 元月20日上午，汤逢雨先打通《北京青年报》编辑部的电话。 “北京青年报吗,我想登一个广告。” “你打广告部。” “我要登一个特殊的广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对方。 对方说你对日本右翼集会有看法，可以写文章来，不一定要通过广告形式表达。 汤逢雨转而与《中华工商报》联系。报社记者李冰接到电话，态度很积极，但也不敢肯定能不能登，说需要请示领导再作答复。当天下午，报社答复“可以登”，考虑这是一个特殊广告，收费上给予了特殊处理，但广告款要马上转帐。汤逢雨随即把他自己拟就的广告词、个人等传真到报社。 元月22日下午5时，离报社定稿只剩下几个小时，汤逢雨把凑到的2.3万元现金送到《中华工商时报》海南记者站。23日，“我抗议”醒目刺激的广告就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笔者问:“你刊登这个广告，是不是一时冲动。” 汤逢雨说:事情的发生是很偶然的，但绝不是一时冲动，这其中有必然因素。“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也是每个炎黄子孙中最痛的地方。长期以来，汤逢雨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日本拒不认罪，为什么他们对二战时期在中国犯下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不但不承认、不道歉，反而百般狡辩、抵赖,为什么日本政府总是纵容右翼势力的活动，是不是要假借民意为战争翻案,而我们呢，每每到了日本右翼集团猖狂进行否定战争罪行的反华活动时，才被动地反击。中国老百姓要有自己的声音，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愤怒。 汤逢雨个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在一个问题上已达成了最大的共识，那就是讨厌日本人。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整个事件发生的基础。 汤逢雨说:“假如今年我不做这件事，明年后年一定会有其他人做。” “我抗议”还要继续下去 元月23日以后，我们一直在联系汤逢雨，但他总是很忙。元月26日他终于答复可以见面。我们在海口金贸区一家公司的会议室见到了汤逢雨。 汤逢雨戴着一副大眼镜，矮矮胖胖的，衣着朴素，年龄二十八九岁。他话不多，他说没想到反响这么大，他脑子里很乱，最好等他把思绪整理一下，再约我们。后来，他约我们在海口汇通酒店地下室的茶房相见。 第二天晚上8时，汤逢雨如约而至。笔者问:“要什么茶,”他说:“只要不加糖，什么茶都可以。”也许他认为今天的话题不适宜加糖。 汤逢雨一直平静地叙述着，思维清晰，语调平稳，与我们平常所见的热血青年完全不一样。 谈到他自己，汤逢雨总是闪烁其词，甚至不愿谈到自己的公司。他不愿谈自己，是为了避免社会上有人产生不必要的猜测，他不想让自己纯洁正义的行为带来任何“炒作”的色彩。 采访中，他不小心谈到公司的一些情况，但要求记者笔下留情，千万不要公开报道。 在我们反复追问下，汤逢雨不得不粗略介绍自己。 汤逢雨，男，1971年出生，湖南澧陵人，湖南某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1992年分配到一国企工作;1993年下半年辞去公职来海南，从事过房地产、金融投资、新闻等工作，期间回湖南某公司工作2年;现为海南某网络公司职员，平时喜欢炒股票。 笔者:你怎么会想到以广告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怒的心情。 汤逢雨:我这个人思维很怪，喜欢想别人不愿想的问题。 笔者:刊登“我抗议”这个广告花了2.5万元。你拿出这笔钱是不是也有压力。 汤逢雨:现在我还欠报社2000元广告费。我是打工的，收入虽然过得去，但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是不容易。我父母都是退休工人，收入很低，有个弟弟还在读大学，他们都需要我资助。 笔者问他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汤先生说暂时没有具体安排。对于他在广告中提到向全世界有偿征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并资助对有关人员进行采访报道活动，他说他会尽力去做，但不一定由他牵头——毕竟他个人精力、能力有限。他希望建立一个基金会，做好收集证据和资料的工作，但必须坚持民间的方式和不盈利的原则。 汤逢雨透露，以个人名义征集“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这是《中华工商时报》李冰记者的建议，他认为很好便采纳了。但汤逢雨最初的想法是想征集一部书稿，这部书应该是科幻小说，内容写假想30年后中国与日本再次爆发战争时的情形。征集这样一部书稿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汤逢雨认为，中国越来越开放，来自民间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毋庸讳言，中国老百姓对日本有着普遍的反感情绪，中国有13亿人，中国百姓心中有一股怒潮在涌动，日本必须听一听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