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这几年是吴虞最不得意的几年，内忧外患一并袭来。 民国成都的人贩交易市场，在现今青石桥、盐道街一带，从吴虞日记里可知他与人贩有长期的往来。 我们惟一能说的便是，一个社会把人也当作交易的商品，允许人之买卖，是一个不正常且不文明的社会。 一 吴虞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让许多人以为他是像胡适先生一样的新派人物。其实在那个旧式气氛浓厚的时代能真正新起来的人是很少的，就连胡适、鲁迅这样弃旧启新、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身上也都有不少“旧”的痕迹，何况彼时的一般人呢。打倒孔家店的既是个“老英雄”，当然就得有点老英雄的特征。什么是老英雄的特征呢,“英雄”一“老”，虽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越“老”与过去的瓜葛越多，不免就由“老”而旧。 闲读一些有关民国人物的纪录特别是日记，常能看到蓄妾买婢的记载。军阀财主、闻人大款固当然是买妾蓄婢的大户，最令人叫绝的，恐怕当数《胡适日记》里的记载:“上午，严敬斋(庄)自山西来，他是陕西人，新近到过陕西，故能谈陕西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他说郭坚有七十几个妻妾，陈树蕃每年亦必死几个妾，讨几个妾”(1921年5月11日)。陈树藩、郭坚都是借满清覆亡、民国初兴而成势力的陕西军阀，二位不仅在军事上争斗，在买妾蓄婢上亦难分轩轾，完全是一幅买妾蓄婢的“竞赛图”。 文化界人士在买妾蓄婢上，虽无法与有权有势者相颉颃，不过外界不乏传闻，但像吴虞这样把其间的根底详加记载者，恐怕还是比较少见的。彼时四川僻处西南一隅，风气未开固是事实，但除成都之外的许多地方地脊民贫，才是引发买婢蓄妾之事的真正现实诱因。由于吴虞在城市里过着中产者的生活，他看到卖儿鬻女的事是很少的，但他在1915年3月17日写道:“饭后出少城至西御街闻人言，早间有贫民卖二孩，共钱五百文，一孩仅得钱二百五十耳。惨矣～”卖儿鬻女，在吴虞看来，也许都不算什么，因为买婢蓄妾于他是常事，惨者乃“一孩仅得二百五十耳”。换言之，如果卖儿鬻女能得高价的话，他也就不发这番议论了。尽管他在日本学过法律，也深知人权之重要，但面对现实时他只有缄默。几乎每页的《吴虞日记》里都有诸种物价记录，我们就拿与这则日记前后不几天的日记来看，两个孩子的卖价惨到什么程度。在新繁龚家碾米是1390文一斗，在离城较近的洞子口则为1430文一斗，订《西蜀新闻》一月450文;“永发生送来杉木墩子二人，银十一元八角，脚钱七百五十文”;更为直接的对比是，两个人贩送来，吴虞并没买下所送之人，但“赏钱五百文而去”。从上述所列三件相隔不及半月的事来进行价格兑换，卖一个小孩所得之钱，按一斗米1400文均计，一个小孩只值5斤多不及6斤米(1915年民国政府尚未统一度量衡，当时尚属老斗，每斗为33斤)，即卖两个小孩所得的钱买不到12斤米;如订报纸，卖两个小孩所得之钱只可订《西蜀新闻》一个月零三天;如给吴虞送两个杉木墩子的脚力钱，尚差250文;刚好够吴虞给两个生意不成之人贩子的赏钱，即两个小孩的卖价是吴虞这样的读人可以随便赏给的。这便是吴虞所谓“至惨”的原因。 四川的穷乏贫病乃至吃人，1936年到四川的黄炎培仍有很仔细之记载，其事见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如“万源曹家沟某家七人，饿毙四人;余三人气息奄奄，竟为逃荒饥民杀死，分割炙食无余”。后物价大涨，人肉价格五百文一斤， 在去掉诸种物价因素的情况下，正是二十一年前那两个被卖小孩的价格。可惜吴虞1936年的日记不存于世，不知他看到这则报道时，会有何感想,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这几年是吴虞最不得意的几年，内忧外患一并袭来。“内忧”是因与父亲的矛盾日趋激化，弄到大打出手、对簿公堂，身心俱疲，物质名誉双受损;外患则因排孔非儒，引起以徐炯为首的四川教育界人士对他的排挤，不能觅得教职，致使生计堪忧。不特此也，与此同时，四川学政赵启霖、都督王人文先后对其加以打压，欲搜捕他以治罪。到了1914年他参与创办《群醒报》亦因其所写排孔非儒的言论，而被内务部长朱启钤勒令停刊，真有四面楚歌之慨。1912年7月17日他为了生计，落难到乐山帮朋友、乐山知事方琢章写判词，做案牍劳形的工作，劳作之余与夫人曾兰频繁鱼雁往返。到半月刚过的8月3日，在与高等教员龚旭东喝酒时，便有欲买婢之记载:“绍酒甚佳，来嘉所饮，以此次之酒为上。旭东言，此间买婢甚易，余托其物色，未知何如”。这说明吴虞买婢是久有的打算，这久有的打算，一来是彼时买婢蓄妾的风气，大家甚至以此作为互傲骄矜于人的资本;二来是他虽处境相对困境，但毕竟在新繁乡下有水田103亩，还没有困窘到连婢都买不起的地步，何况彼时婢的价格并不太贵;三来是吴虞自他的儿子阿迁在新繁乡下病死后，一直没有接续香火的人，他的夫人曾兰自然并不反对。因此，我说吴虞热衷买婢蓄妾，只是个事实描述，并不存在用今人之道德去衡度约束他的企图。起死人于原下，鞭尸而快之，并不能使我这样能揆诸彼时情形的人得到快感。 二 民国时期买妾蓄婢，只要你有钱，就像今日富家买几幢房子一样平常。《吴虞日记》不仅记载着他买婢蓄妾的事，而且也对其他文化人买婢蓄妾之事，亦多有记录。“豫波前妾已死，近纳一妾，年十七，身价洋一百四十元”。刘豫波是吴虞的舅舅，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名重一时。其纳此妾时，已经五十八岁，这时纳妾多半就是为了老来找一个服侍自己的人而已。1932年春天，国立四川大学刚成立不久，留日的秀山人王兆荣任国立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来以后当然要重新聘一批教师和职工。民国时期的教职员，聘与不聘，校长有很大的权力。吴虞与王兆荣通过他的弟弟吴君毅早已在十几年前都已认识，并且也常有交往。初来时聘了他，一年以后便没有续聘。在第二次王对其聘与不聘之间，吴虞在川大做教工的侄子吴肇海说:“向仙樵送王弘实一婢，二十岁矣。闻我之倪平欧。平欧曾见其人也”。向仙樵作为川大的教授，是吴虞的同事，且执掌文学院。有留学经历的文化人纳妾蓄婢者似乎不在少数，如果有人作一个民国留学的文化人纳妾蓄婢之研究，可以看出教育的影响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西风东渐的男女平等理念逐步来到中国的过渡历程，一定是个不错的社会学题目。 民国成都的人贩交易市场，在现今青石桥、盐道街一带，从吴虞日记里可知他与人贩有长期的往来。不仅他熟悉买卖人的情形，连他的佣人也甚为熟悉此道。1915年吴虞于栅子街置房已近三年，不再东躲西藏，任职川西道署，兼在一些报纸发些文章，生活不似先前那般急惶。在逃难的过程中稍有暇日都有买婢蓄妾之念的人，哪能放弃大把安稳的闲暇时光，不思所图呢,1915年4月吴虞似乎特别有闲，在4月份的头二十天里的日记里，多数都涉及到一桩买婢交易，我便以此来观察民国成都人市的一些粗略情形。这次买来的李姓姑娘亦即他后来取名之李道华，集中记载于1915年4月2日至22日之间的日记里。这二十天里，他日常的应酬并未断绝，如读小徐的《说文》，如赠送他出版的诗集《秋水集》等;记载了1915的四川将军陈宦手下大卖知事以及一位名叫王绍凤的人买妾的事，“王绍凤辛亥变乱所得之妾，现引回威远，在省又另买一妾矣”。看来这位王绍凤一来有钱，常买不休;二来可 能有势，不然何敢于“辛亥变乱”之时“得”妾,这“得”妾是买“得”还是抢“得”便语焉不详。从吴虞把这事与军阀联在一起，并且特别提到“辛亥变乱”、“现引回威远”，大抵可能是霸王硬上弓地抢“得”吧。 据李道华自述，她生母在其三岁时早死，生父姓左，她依其姐姐长到七八岁，便抱与吴姓。吴妪之母家姓李，故姓李。这次是吴妪母子在左家不知情的情况，诳其走人户而领至，来人贩处住，因此被卖予吴虞。这买卖的过程，明争暗斗，有许多道程序要走，可以表明民国早期买妾蓄婢的“化”和人市的内情。李姑娘看中了吴虞及吴家，自己先同意了，约其母兄只不过是走个交钱的过场而已，议定果盘银六十元，每岁逢年遇节，准其生母来一看，女不回家。吴虞的要求是苛刻而不近人情的，不准李姑娘去探视亲人，亲人也只准母亲来，别的一概拒绝，而且以前后记载来看，此女生母范氏已死，这和软禁有什么区别。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桩买卖，剔掉道德评判不说，总是强势者占到便宜，这似乎也符合商品的供求定律。我们惟一能说的便是，一个社会把人也当作交易的商品，允许人之买卖，是一个不正常且不文明的社会。 三 1915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吴虞曾记载两小孩只卖了五百文的事，与两小孩相比，李女的卖价费六十元，是他们的120倍。小孩只是花费，费神费钱，养他们的成本比较高，远期收益都是不可期的;而李姑娘可以帮助做家务，藉此可以创造些价值，且最大的价值是有可能给吴虞续后，可以疗吴虞“无后为大”之痛，这是那两个小孩的价值所无法比拟的。这桩买卖的实际花费，以吴虞的精明，当然是不会以六十元作为成交的价格。六十元加上人贩中介费六元，范心亭写纸费一元，专写契纸一元，铺保费一百一十文，轿钱总共二百六十文。总共费六十八元又三百七十文。李女买进屋，只是交易的结束，但这只是一系列程序的开始。如还要择吉日开脸，在买回家五天后，“香祖(吴虞太太———冉注)与李姑娘开脸，以今日为三月之第一日子也”(1915年4月14日)。接着要训练她适应吴家的规矩，“李姑娘不听教训，余大不喜，非俟改过，断不赏脸”(15日)，“李姑娘将余卧毯污秽，蠢而执拗，令人鄙厌”(16日)，毕竟是没有读过书的乡下姑娘———吴虞的太太曾兰相当有文化且书法造诣过人，但像这种女性怎么可能如此买到手呢,只有这种大字不识的人才能花钱买到。当然吴虞或许正因其没文化而买下，亦未可知。经过慢慢调教，便作为仆人长期在吴虞家中服务，最终没有生育。1921至1925年吴虞在北大教书，其间他在北京频繁逛妓院，喝花酒，给一位著名的妓女娇玉写诗，却也不忘成都的一家子:他续玄的太太道玄，以及几个小女儿。当然最令他挂心的是，是盛传李姑娘李道华似乎有红杏出墙的传言。“道玄夫人来信，„„又言道华不守规矩。„„予当作复，„„道华可令其改适，以符予一夫一妻之主张”(1921年11月5日)。道玄夫人在家中是除吴虞之外，最有地位的，她的话当然有相当的份量，之后道玄又写一封信说:“道华现在稍守本份，可不必谴嫁”(1921年12月12日)。吴虞爱的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及面子，并不是要遵守一夫一妻的主张，不然他后来近六十岁时还买妾就无法理解。 吴虞一生没有子嗣，是他椎心之痛。其女儿言其吴虞的堂兄，有一种有儿子的傲气，吴虞亦多有记载。他早就与堂兄吴君毅达成过继儿子吴机给他的协约，但后来又悔约，并且常在日记中说吴君毅、吴机的坏话。说无后已使他心态变得比较坏，绝不是诬妄之辞。他在北大教书时，遇着朋友郑淡成，大概也是对吴虞无后之事颇关心的人。“十一点半过郑淡成公 馆，淡成言予为木火形人，宜早留须，方可早得子。满五十务必留须，尚可生子二三人也。渠去年又新买一妾，用银六、七百元。云渠平日独宿，惟二妾每月落红后一御之，以少阴借被老阳，故近来身体较强，亦是一说也。”(1921年5月12日)想接续烟火之儿子，想到这样的地步，不惜道听途说，怪异偏方，一并采来，近乎走火入魔，可堪怜悯～他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以及成都的一些人贩，都知道吴虞有接续香火之迫切需求，所以就此事往还者特别多。为增加成功率，同时也为了能够知根知底起家，往往是新繁那一带的年轻小女子引起特别的注意。1931年5月他近六十岁时所纳彭姓之妾就是此中典型的例证。 “刘荫生来，言龙桥彭大旗之孙女，年满十六，愿与予作妾，且亦知予年大也。然予未见其人，尚不能定”(1931年5月15日)。从言语间和口气中可看出，吴虞放出了要纳妾的话已久，到处找熟人去物色。介绍人已向彭女介绍了吴虞的基本情况，但吴虞想谨慎行事，看人后再作定论。吴虞尽管言语上谨慎，但从实际的运作上来讲，一点也不慢。十天不到，5月24日吴虞便记道:“梅喜、卫林同彭女父过龙桥，交彭父母养育费大洋陆拾圆正。彭女不愿在乡，与其父母哭泣要来。盖家无食，终日劳作，不获一饱，仅食稀粥，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予本不欲留之，怜其归乡，生活仍苦，难以维持。曼君(吴之续弦)、柚子(吴之女儿)皆悯其困，劝留伺候，遂允之。”吴虞所述彭女苦情固属实，他对彭女有一定的同情之心也不假，但他是否“本不欲留之”，以吴虞欲纳妾得子的兴趣和急迫来说，恐怕是值得怀疑的。但彭女在吴虞家过了大半年后，的确无法适应吴家的生活，再者年龄太小不懂事(吴虞的实录是年刚满十五岁)，所以只好遣其回家。 吴虞对下人、使女乃至妻妾、子女的脾气都不是很好，他一向待人较苛，但对此事尚属想得开。一来那是“彭三爷”的孙女，是新繁老乡，他总得在那地方留些口碑。关键是彭女不愿与其行房事之实，所以“盖徒负纳妾之名”，“太不值”，否则他可能不会如此宽厚处理此事。可惜彭家太穷，彭女父母没有遵守吴虞不再卖女的教导，“卫林归，言彭女又卖与一流氓，身价银三十两耳”(5月15日)。彭女归家刚三个月就又一次被卖，其苦命若此，令人浩叹。 四 如果不是徒负纳妾之名，而且“值”的话，别人的说辞根本就不是问题。1939年至于1940年，他已年近古稀之年，仍对纳妾买婢兴趣不减。“刘天顺来，„„，云曼君与我看一人与黄钰华不相上下，须百余元，高小尚未毕业，能写算，较玉贞身分高矣”(1939年11月20日)。才纳玉贞，又买新人，吴虞真可谓乐此不疲。“天顺十七归返家，二十又来见我，言曼君看有一姑娘，要带钱去，而家中钱锁箱内不开，遂去，曼君亦无一字要之，皆不了了之”。曼君在新繁乡下给他看了个姑娘，但由于一时没拿出来，后来曼君再也没提及，“皆不了了之”，心颇恨恨。倒是当日的日记里关于女儿们的大事，只有轻描淡写的两句“九女似九日出阁，五女明日行”，九女出嫁用一“似”字，五女明天走，无聚餐之议，此处虽是小细节，可见吴虞为人之太过自私自我，正如他激愤时引用曹孟德之“宁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洵非虚语。其实四天后曼君就把人领回来了，“午时十钟，曼君、小原、刘蕙卿自龙桥归，刘天顺、陈嫂随之。蕙卿父乃开彩灯铺者，去世，现因米珠薪桂，度日惟艰，故将蕙卿卖与予，洋一百元。家中尚有一母同祖母弟妹。其年已满十六进十七矣。”(1939年11月24日)新繁乡下地处川西平原，也常有有女不能养的情形，可见军阀混战以及抗战期间对四川肥沃之地的伤害也是挺大的。但这刘蕙卿一来，似乎不懂吴虞的胃口，并不招吴虞 的喜欢，“昨夜仍玉真(也就是玉贞———冉注)过来，蕙卿过对门房内同高嫂宿，以其语言不逊，予不喜之也”(1939年12月13日);“夜微雨，蕙卿移出卧室，玉真移入”(1940年1月11日)，过了三天，干脆让刘惠卿走人，“刘天顺来，刘蕙卿自愿归家，亲书字据，令刘天顺送之”(1月14日)，送回去后，“刘天顺来，言刘蕙卿已同姚升、陈人贩等交与其母领去了事”(1月18日)。这次吴虞没说一百元送予刘蕙卿作嫁资，大抵是行了夫妻之实，不好再要回了。 刘蕙卿回家了，这李玉贞也因为吴虞不给高嫂垫付工资，而被高嫂带着出走卖给他人了。“今日与高嫂言明，植女嘱垫高嫂工资事，仍须植女自理，予不能承认”(1940年1月14日)。吴虞为人比较固执，与女儿之间的经济帐特别计较，是他一惯的作风，因为在他看来，女儿始终是别人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到七十岁了仍想讨妾续后的原因。垫付一点工资给其女儿的佣人而不肯，而高嫂又是玉贞的舅娘，终于出事，“夜半，李玉贞偷走”(1940年2月29日)。近一个月后，吴虞收到了三封信。其一系玉贞寄，涉高嫂舅娘将其带到仁寿卖与高宜川做小，玉贞不从，转卖赵分队长，赵给高嫂翁姑洋一百元。“玉贞言欲归，不识路又无费，请打高嫂了此恶气云”(1940年3月20日)。吴虞将另两封信事关卖李玉贞的信也一并交予新繁县康县长(彼时吴虞常寓居新繁)及其手下姜秘书，他们一面叫递补呈文，一面捉捕高嫂。次日吴虞还给姚升寄信，“述玉贞事，令介绍人旷掌柜，令领玉贞回来”，从日记来看，此事不了了之。依我看来，这样的买妾蓄婢，近乎闹剧，而吴虞这样的闹剧可谓特别多。一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自从北京大学教书回来，特别是1933年川大解聘赋闲后，偶尔看书，几乎不作文，实属遗憾。至此之后，吴虞的日记里再也没有买婢蓄婢的记录。一来可能是年事已高，二来实无演出此等闹剧的精力，三来他终于死了这“无后为大”的心，无奈地承认“无后”的现实。吴虞一生买婢蓄妾的历程，终于因李玉贞的被拐走而转卖他人结束。 五 贩卖人口，自古及今，在中国仍是绵绵不绝，似乎尚有于今为烈的趋势。虽然历代的法律对于贩卖人口———古代称之为“略卖人”———都科以重罚，但社会贫病，民不聊生，利之所趋，必不能止。明代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曾在国破家亡后所写的《陶庵梦忆》里专文写及“扬州瘦马”，生动地再现扬州人市之场景，但像吴虞这样在日记里面比较多地记载自己买婢蓄妾的情形，还是比较少的，大抵许多人哪怕记日记，对于此事，也是只做不记的。“扬州瘦马”由于扬州盐商在清代的勃兴而声名远播，一般说来分为三类，一为才艺姿色，二为经商管帐，三为女红技艺。但要学会这三种之中的任何一种，其办法就是专门有人或者机构将少女们低价从农村和贫民那时收来，以便培训他们的才艺、管帐、女红等方面的能力，好让有实力的各行道人士采择。像《吴虞日记》所记一则，也与此颇为相类:“午后郎大娘、刘大娘、萧大娘引一婢来，付养育费大洋二十元，付郎大娘茶资大洋一元。改名慧云。姓刘。”(1933年8月21日)家人的养育费与这些“大娘”的养育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家人的养育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卖与他人作小，而“大娘们”的“养育”则是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