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以上分别选自《论语》中《里仁》、《为政》、《述而》、《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和《阳货》等篇。) ••••如果考虑到君子之品格和行为总是与小人相异，那么从上述引文和我们这里未及引用的《论语》中其他大量的有关君子的论述来理解君子和小人的话，可以得知:(1•)我们可以将人划分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2•)划分君子和小人的首先是一个人的品格;(3)君子和小人的品格有高低之别，•其行为模式也有优劣之分;(4•)君子在品格和行为上注重个人仪表之庄重、强调内在修养之培养、注意言谈举止之适度、考虑人际关系之和谐;而小人则在上述方面都与君子迥然相异。 韦政通在《传统中国理想人格的》一文中曾用“内圣外王”来归纳儒家对君子的界定。(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内圣外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较高的层次上说，“内圣外王”指的是内圣工夫，外王事业，这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人格理想。具体一点，内圣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对善的领悟，对仁义道德的把握。道德修养的、境界和准则是“诚”。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外王指的是把个人内在的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大学》中有这样一段十分著名的论述:“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这里涉及的“八目”，其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可以称之为“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外王”。内圣和外王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非圣不能王，圣是王的前提;另一方面，无王之圣不成其为圣，内圣之工夫必须由外王之事业来表现。许多人认为，正是这后面一点，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修身的目的常常是为了去做官:“中国的读书人，无有不乐于从政的。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因为做官可以造福人群，可以发展他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只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版，第103页。) 从较低的层次上说，“内圣外王”其实涉及的不过是君子的日常道德和做人的问。在这样的理解中，道德即圣，做人即王。 通过我们上面对君子的界定，一方面弄清楚了君子的内涵、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发现，从上面对君子的各项要求来看，不要说成为超过一般君子的“圣人”，就连做一个普通的君子也决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至孔子也承认，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尧舜也一样难于做君子。具体说，做君子有这样三难: (1)儒家对君子的所做所为是经过概括、抽象、•综合而来的一种人格，这种理想型的个格要求人们去照着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殷海光在讨论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矛盾时说的一段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某一个要求，或某一些要求，那么他不一定能在一切情形之下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一切要求。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确有文化分子不取‘不义之财’。这种人可视‘钱财若粪土’。但是，他也许好色。这就不规合于‘圣人之教’，虽然‘圣人’自己也不见得一定不好色。如果这个人既不好货又不好色，那么他也许好骂人。这也不合‘圣人之教’，虽然‘圣人’自己对骂人颇感兴味。”(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2•)儒家本身对君子的各种要求之间就有一些可能发生矛盾的地方，如信与义 、情与理、忠与孝。以忠与孝为例，•按孔子的推论，在家事亲，在外就能事君。但在现实生活中， 在家事亲者并不一定就能事君，而且有时为了事亲不得不放弃事君;有时为了忠君，不得不放弃孝亲，所谓“忠孝难能两全”。这种君子标准的多重化也造成了君子难做的局面。 (3)如上所说，•儒家对君子所作的“内圣外王”的要求将修身和治国、平天下连接得过紧，这也造成了做君子的难度。如果说要象儒家所言通过个人正心达到天下大治，这一理想确实太高也太难。(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75页。) 君子理想面临着的种种困境论使大多数人往往只把把君子看成是个空壳而已，极少有人勉为其难去硬做君子。不过，因为君子本身的道德形象对一个人来说毕竟是一种个人财富，而小人则为他人或社会所不齿，所以尽管君子难做，大多数人还不致于干脆直言不做君子去做小人，而是采取一些变通的方式来解决君子难做的问题，换言之，缩短君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过大的距离。 解决君子难做的第一种途径是，不求具备君子的内在道德品质，只求君子的表面风度和做人的诀窍。一般说来，君子必须在品德、教养、为人和仪表等四大方面出类拔萃。显然，在这四大方面，最容易做到的是风度仪表的庄重和温文而雅，其次是通晓人情世故即做人。前者会促使人追求君子风度，后者则使人忙于应酬。结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不是乱摆“架子”，就是力求八面“圆通”，即人们所说的“圆滑”。 解决君子难做的第二种途径是，找一些托词、借口或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行为虽不够正派、果敢、大方，但仍不失为君子。这种作法不但在社会上层即便在一般社会大众中也十分普遍，比如，人们为了回避自己难做君子的窘迫常常会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君子千言有一失，小人千言有一当”、“君子不跟牛使气”、“君子争礼，小人争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及“好男不和女斗”、“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跟前亏”、“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等等。这些话看似不失君子本色，但已经不太气概，也很不堂堂，其意义只在保君子的脸面或架子。 解决君子难做的第三种途径是，表面奉行君子的理想，暗地干脆干小人的勾当。同前两种方式相比，依这种途径行事的人是典型的“伪君子”。他们假借君子的道德高尚之名，实则行小人的行为龌龊之实。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人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市民社会都不鲜见。 应该说，除了第三种方式以外，人们用来解决理想和现实之矛盾的方法一般说来还是无可非议的。前两种方法即使不能堂堂正正做君子，起码尚未自甘堕落做小人。换句话说，以前两种方法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矛盾的人，尽管难以做君子，但内心里对君子还是怀有崇敬之情的;只有第三种人不但自甘做小人，而且实际上在内心还鄙薄君子的坦荡和无私，因为在这种人眼中，做君子起码是没有做小人来得实惠的。 ? 第三节 社会文化因素对角色的影响与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