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女性诗歌选本的特征

论晚明女性诗歌选本的特征 论晚明女性诗歌选本的特征 方秀洁(Grace S.Fong)，加拿大麦吉 近来的文学研究比较关注经典形成过程中编集选本的评判功能和选录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我认为经典或经典性是在特定的文学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广泛称誉的一系列作品或一批作家的历史性建构。?考虑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些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主流文学传统中文类、体式和审美品位在经典文学作品形成中的发展历程的见解。詹姆士?罗伯特?海陶韦厄、康达维和余宝琳都把目光集中在被称为中国第一选集的《文选》的独特的经典性的某些方面。余宝琳关于诗歌选集的论文还细致地研究了诸如《诗经》、《楚辞》、唐代本朝诗选和对现代意义的唐宋诗词经典的形成贡献甚大的明代诗选。同时他们还展示了选集在定义文类、确定美学和文学规范、建立时代艺术风格的典范以及在历史语境不断变化的形成经典的主流传统中鼓励个性突出的诗人等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相对来说，明清女性诗歌创作的繁荣状态最近才重新被发现，孙康宜首先开发了女性诗选这片研究的处女地。她1992年关于明清女性诗选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古代社会晚期这样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女性诗集”?。她引导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一系列女性诗歌作品和包含了大量女性诗作的诗选，她论述的大部分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孙康宜很谦虚地示她过去对这一点的忽视是由于对标准选集亦即传统的、已经被建构的、经典的选集的不加质疑的依赖，在这些选集中，即使包含了女性诗作，也往往被贬低和边缘化以致与僧人、外国人甚或是鬼神的诗作并列。然而，这个遗漏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孙康宜列举的选集的编者有男性也有女性。在考察选编这些集子的动机的时候，她注意到男性和女性为女性诗作被选入所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男性学者在美学标准上对女性诗作的限定，后者在她看来正体现了他们使女性诗作经典化的努力。?现在，也就是十多年以后，当女性诗选更容易看到，我们能够更好地回顾这些事件，在一个更大的能够提供更多 女性诗歌创作和阐释信息的文学文化框架中来审视它们。? 中国古代晚期的这种在传统选诗框架中同时也是在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背景框架中产生的女性诗歌结集现象表明了什么,这些具有性别特殊性的选集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它们真的起作用)?这些选集的出版暗示一种新的关于性别的文化阐释学在实践中的发展。在这项研究中，我尝试证明，尽管中国古代最后五百年中女性诗歌创作的比例呈增长趋势，或者正是因为这种不自然地增长，这股女性诗歌结集的趋势实际上阻碍了女性诗歌经典(或者如一些女性主义批评所说的一个“女性诗歌的传统”)的建构。与此同时，明清时期流行的对日常生活中女性诗歌实践的诠释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也起了相似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晚明诗歌经典的缺失同古代社会晚期文化的普及使得诗歌在功能上日常化、私人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古代晚期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诠释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我要做的是研究与经典有关的女性文学作品结集实践的一系列作品，并在此基础上以考察诗歌创作的文化环境来拓宽思路，从而发掘研究“诗歌传统的衰落”这个问题的新视角。我将重点探讨1550-1560和1620-1630年间两次集中的女性作品选集出版事件在编排和评介两方面的异同:第一次是由复古思潮影响下的一批男性学者所选编的16世纪下半期的作品组成的;第二次的作品则由受新发动的势力强劲的反复古思潮影响的男性学者从17世纪前三十年间的作品中选编。我的兴趣在于研究这些选集所反映的女性写作在文化的大环境中被接受、阅读和理解的不同方式。 一、历代诗选:一个审视女性历史和诗歌的男性视角 女性诗作结集出版的一个高潮表现为几部选集在明朝中后期的嘉靖(1522-1566)和隆庆(1567-1572)年间的集中出现。在《历代妇女著作考》的总集部分的女性作品总目中，胡文楷举出了三十多种明代诗选，其中最早的四五部出版于1550-1590年之间，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正是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女性作家和读者的学术与商业兴趣明显增强的时期。这是宋朝以后女性专门诗选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版。?彤管、宫闱、女史、闺秀、名媛等女性色彩浓厚的词在诗选的名字中出现，与前代《妇人集》等平淡乏味的名字形成鲜明的对比。? 差不多一百年之后也就是1652年，季娴(1614-1683) 在她编订的女性诗选《闺秀集》的选编原则说明中回顾了明代中后期到清代早期女性诗歌创作增长情况的历史: 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天启、崇祯以来继起不绝。? 这段话说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正是女性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发端期。这种现象延续到16世纪中晚期，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迅速增长并且一直发展下去。这向我们展示了从事创作的贵族女性的人数达到顶峰期同女性诗选和其他作品选集出版在时间上的联系。我们不由得会思考这些选集的内容和这些既有可能出版作品也有可能成为这些作品的阅读者的女性作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然而，高彦颐已经指出，这种对女性诗作的兴趣既可能是由于作为文化消费和生产阶层的女性读者和作者的一个显著的激增，也可能是由于同时发生的出版业和晚明商品交换市场的萌芽和发展。她关于晚明出版业的发展同包括了女性读者与作者和一个不断扩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的所谓“新的阅读群体”之间为相辅相成的关系的论述很有说服力。(11)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诗选并不一定能达到符合严肃的文学评价标准和经典性等艺术要求的高度，其中一些很可能就只是以赢得市场利润为目的的商业产品。 然而，选集必然暗含选取或排除的评判尺度，它们有一定的限度和边界(比如性别、时间段、文类等)，而且它们必须在组编和排序上有一定的规则(如年代、诗体、德行或其他的分类，或者这些的综合)。这些选择标准能够告诉我们一本选集的性质和功能。比如现存明代最早出版的四部女性诗选就有许多明显的共同点。它们共同采纳的编排方法是按照年代顺序而不是通常所用的文类或体式。它们的范围显示为对从上古到清代(在之前谈到过的最早的选集中则为元代)的历代作品的收纳。大致来说，晚明还有许多清朝的男性选编者们倾向于采用完整收纳历代诗作的选本形式，他们的选集的名字常常以“古今”、“历朝”或“历代”开头。这种巨大的历代皆收的框架使得本朝亦即明代女性诗人入选的空间大大缩小。这些选集因为选入了汉代五言诗成型以前的女性诗作而变成一种散文和韵文作品的合体。虽然选诗的来源都没有说明——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式，但是其他女性作品尤其是汉代以前的诸如典故、历史、小说和其他记人记事的类作品 都被排除在外。除了小说，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都被用作文学教材。这些被选入的女诗人有很多是神话传说、历史事件或是虚构小说中的著名人物，例如和周穆王(前956—前918)有诗歌酬唱的昆仑女神西王母、古代著名美女西施(前6世纪)、项羽(前232—前202)的妃子虞姬、与匈奴首领和亲的汉代宫女王昭君(前53-18)、元稹(779-831)《西厢记》中的人物崔莺莺等等，她们和班昭、谢道韫、李冶、鱼玄机、薛涛、李清照和朱淑真等女诗人一样成了诗歌作者。正像我们预计的那样，所选的诗人诗作往往相同。到了明代，令人惊讶的是选本中同样重复着这二十多个女诗人的作品。下面，我将列出对最早的四本选集的概述和比较: (1)张之象(1507-1587)《彤管新编》，出版于1554年。这本最早出版的选集选入了从周代到元代(没有明代)的分属于十二种韵文和散文体式的作品。魏学礼所作的序言说明张之象的选本是以残存的女性作品选集《彤管集》为基础的。(12) (2)田艺蘅(16世纪)《诗女史》，序言作于1557年。(13)田艺蘅是钱塘(杭州)人，而钱塘是当时繁华的文学和商业中心。作为一个饱学而行为放荡的才子，他常被比作同时代的多才多艺的学者和诗人杨慎(1488-1559)。(14)田艺蘅被认为是收集女性诗歌作品的重要先驱，他在这本选集的序言中表达了对男性和女性作者的道德水平和文学才能的平等看待。他还视重新发掘和评价长久以来被忽视和遗漏的女性诗作为己任，在众多等待被发现的好作品中努力寻找优秀的作品。(15)与经典形成这个话题相关，他的编选原则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自五帝至秦，以其邈远，故所必录，自汉至六朝，则事略而诗详，自唐至五代，则事详而诗略，若至宋元则诗教既微，乃能崛起，斯亦闺中之杰也。我朝作者故多，而传者不可备得。今偶录所见，余惟好事博览者成之，当为续史„„妇女与士人不同，片言只字，皆所当记。其有名无诗者，亦得因事附见。(16) 田艺蘅主要以重振被忽略的女性诗歌创作为目的，因此他选诗并不以文学性为基本标准。他选入了上古时期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品。他提到的以传记和诗作为重点的编选原则在唐以前的部分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从实际内容和目录中都可以看到。至于明代本朝诗选，他虽然也曾提及女性诗人的大量存在，却同时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