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月初，借着马世芳宣传新书《昨日书》的机会，又一次见到了这位闻名两岸的台湾大龄文艺青年。棉布衬衫、牛仔裤、球鞋……这个年至不惑的台湾六生(特指台湾“70后”一代)，依然青春气十足。“我承认自己装着一个老灵魂。”在这个老灵魂里，装着的是聆听、是阅读、是写作，以及更多。 似乎每次采访的问，马世芳总是绕不过台湾出版人詹宏志对他的评价， “像一个老灵魂装进了青春的身体”。或许是从儿时翻听母亲收藏的卡带开始，马世芳记忆中的乐符，要比同龄人整整多了一个时代。加上疯狂的阅读，让他显得有些孤独，但也正是这些，铸就了他的特别。 一直觉得马世芳可以把音乐和文字结合得如此美好，颇有点“得天独厚”的感觉。他的父亲是作家亮轩，母亲是有台湾“民歌运动之母”之称的著名广播人陶晓清。耳濡目染下，马世芳从小就喜欢写作，少年时更迷上摇滚乐，从此一头扎进音乐世界。 上世纪70年代，台湾掀起“校园民歌”风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歌曲创作，蔚为大观，那些载入史册的台湾民歌手们还是20多岁的青春少年，每天坐在陶晓清家中的客厅里畅谈音乐与人生。马世芳说，他对这段记忆并不完整，对于母亲收藏在家中的摇滚卡带，倒是印象更深一些。在高中时代，马世芳就完成了自己的摇滚乐启蒙，大学时，他一边主编《台大人文报》，一边在母亲监制的“中广青春网”里主持音乐节目，将西洋摇滚乐带给台湾的年轻人，如今一晃已经20多年。当然还有他的文字。23岁那年，他与吴清圣主编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在乐迷中以影印的方式广为流传。前几年，他的《列侬回忆》和《地下乡愁蓝调》，让更多人体昧到，他“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以及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 内心中的老灵魂 马世芳认为自己很幸运，从小有机会见识了许多“大场面”。“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去看云门舞集的演，当时云门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在一个小场地，做非常实验性的东西。那时的自己，纯粹看热闹，现在回想起来还蛮酷的。”因为母亲的职业关系，当年还不懂世事的马世芳就看了很多可以记入历史的演出。“在那时是很难得的机会，小时候不懂得，现在回头才理解童年时听到的那些音乐的意义。” 和他谈起老灵魂，马世芳笑言这个词汇不像是出自詹宏志之口，倒是很像台湾作家朱天心喜欢讲的词汇。他说自己的怀旧并非是尊古的心情，也并非对当下的不满，更多的是一种怀念过往的心情。“我的工作是电台主持人，每周主持3个小时的广播，所以我必须聆听大量音乐作品、通过对这些歌者的访问来理解他们创作的意图。我始终觉得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情结，并非只有上个世代的人最精准的传递了那个时代的状态。写作也好，做广播节目也好，办活动也好，对我而言始终希望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扮演一个好的中介者的角色。只是，上一个世代一些美好的东西，我觉得挺不错的，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认识。” “以前也有人问到我怀旧这个题目，我觉得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有年轻的朋友写信或者聊天的时候会说，看你写的文章或听你的节目，总能幻想自己也同样身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之中。他们觉得所处的这个时代匮乏、无聊，所以才愈发的羡慕我所身处的那个年代。但我不觉得如此，回头看去，那些我们没有机会亲身经历的历史，多是经过放大、强调、挑选之后的历史，那些只是历史的一小部分。真正活过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曾经同当下的每个人一样，面对精神的匮乏与生活的乏味。我倒觉得作为晚辈有一个好处，我们省掉了很多拼杀 的过程，好像可以比较容易看到那个时代留下的精华，当然有一些被误杀的精华，在当初误认为糟粕的东西后来被认为其实也是精华，我们要自己花点气力去把它重新找回来。” “我的确对过去的时代心向往之，但并不想生活在其中。在我上高中、大学的时候，台湾的地下音乐正在疯狂崛起，有许多实验性很强的地下表演。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一头栽进去，但我仍只是在大学中办校刊，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如果回到1967年的旧金山，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嬉皮?大概不会。”马世芳笑说，“晚生的好处，是历史已经帮你淘汰掉了许多不够好的东西，你可以直接去接收那些精华，在其中培养自己的品位。等到找到适合自己的品位，再慢慢把被历史遗漏的东西捞回来。现在的我也要听许多当代的音乐，耳朵要跟上时代。回溯是为了找到一个评价的体系，因为艺术有时是迂回的，这样，听到现在好的音乐，才会知道它是如何凝聚了一代人的沉淀，才更会懂得去欣赏与珍惜。” 那些聆听与阅读 从小，马世芳的家中便充满了书本和音乐，父母往来的朋友也不乏那个时代台湾文艺圈最精彩的人物。父母尽其所能地提供了“长见识、开眼界”的材料给马世芳兄弟俩，却不太引导甚至暗示他们该走哪条路，或许是幼年的家教让他早早学会承担自己的选择。 “我常想，母亲对于做广播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她曾说的: ‘你做广播你面对的就是麦克风，这后面可能是几千、几万、几十万人，所以你讲话不能随便讲，你要知道这是空气，你绝对不能把没有经过处理的负面情绪透过麦克风丢出去。’到现在20多年，我做广播仅仅记住这件事情，我希望不要因为我做了节目带给别人负面的能量。” “以前人家叫我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就是写作者、广播人。我还是不太敢自称作家。记得大陆作家阿城说，什么事情成了‘家’，那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广播人没有错，但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全职的播音员，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去电台做节目的广播主持人，从我1989年入行到现在，除了两年兵役之外，中间没有间断过做广播，所以暂时有22年的广播经验。做电台从来不是我养活自己的主要手段，但我还蛮感谢我同这个行业的关系是在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业务上面的压力，从来也没有被迫去访问我不想访的人，或者我不想说的话和不想聊的音乐。” 给马世芳“贴标签”不是件容易事，而在所有身份标签中，让他最诚惶诚恐的，就是“作家”。作为一个写作者，他这样描述自己。事实上，马世芳的文学修养和视野兼容并包，抛开阅读量不说，他对“两岸三地”文学史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上世纪80年代阿城、莫言等文坛标志性人物的作品他几乎同步阅读，说起来就像是身边的故事。 “父亲从小就很不吝啬，下班回来总是抱着一叠书，家里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艺术……小时候我也未必看得懂，尽管只是乱看，但是会习惯那样的状态，就是手边要有东西可以翻看。当一个人闲着的时候，若没有文字可以翻看，我会焦虑。” 马世芳说，真正有意识地读，则是在高中以后。“读现代诗对我的影响挺大，还有散文和小说。你知道，年轻人总是在开始以写作为志向的时候，故作世故，表现沉重的使命感，有一种愤青的倾向，什么事情都觉得要写得苦大仇深才有深度。我很喜欢阿城的文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最好的写作，是没有腔调的写作，虽然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心里一直放着这句话。” 未来的自己 音乐和文学都是马世芳的最爱，但也让他焦虑、敬畏，随手在报刊网络上发表可以，如果要出书，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不能造次。 在新作《昨日书》中，他这样写道:“人生的借口早已透支，不容继续妄自菲薄、逃避责任。至于该做什么，那是各自的战略，心里明白就很好。” 我问马世芳想象中“未来的自己”是怎样的，他略加思索道:“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生涯规划，这一路走来都是事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事做，也算是运气还不错，这一路走来都有很多照顾我的人、容忍我的人。像我太太跟我是相反性格的人，她会想得很清楚接下来做什么。我就完全不想，事情走到临头再来看要怎么办，我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问我再过5年、再过10年会做什么，实在不敢乱猜。我想我能够说的是，未来的自己如果见到现在的我，他那个眼神看我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不会冲口而出‘对不起’。但是我也相信以我的个性来说，走到哪儿大概都不会怎么样，我是一个永远做最坏的打算，但还是愿意保持乐观的人。我是这样定义我自己的。” “我总在想自己更老的时候会怎么样?今年我40岁了，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年人。其实中年人也没什么不好，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赌气式的想我不要老，总觉得30岁以上的人，会背叛自己的终身理想。如今我40岁了，已经不是刚入社会初出茅庐那个时候的莽撞和急躁，大致也见识过一些江湖风险，也都经受过一些人生的曲折，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类如股市般大风大浪的事情，但是多少也都体味到人生酸甜苦辣的滋味。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人，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们这辈人心里还有那一点余烬犹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