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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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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杨运忠 来源:《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3期 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宁在晚年曾经指出:“每当 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 [1] 认为国家资本 主义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2] 西方资产阶级的苏联经济史学家,用形而上学的观点 解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混合资本主义的妥协”,声称新 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俄国“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3] 因此,研究列宁关于国家...
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杨运忠 来源:《苏联东欧问》,1985年第3期 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宁在晚年曾经指出:“每当 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 [1] 认为国家资本 主义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 [2] 西方资产阶级的苏联经济史学家,用形而上学的观点 解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混合资本主义的妥协”,声称新 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俄国“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3] 因此,研究列宁关于国家 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新经济政策、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史学家的错误观点是 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对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初步探讨,以期 同行专家学者的指教。 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助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早在十月革 命之前,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就开始萌芽了。1917年,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就明 确指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 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4] 列宁虽然没有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但实际上就已 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比较深刻地论述了 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及意义。在此,列宁开始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赋予新的含义(尽管列宁 使用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词)。列宁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 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国家即“人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 [5] 来指导全部企业。 它“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没有脱离而且也不可能脱离这个基础的国家”。 [6] 列宁认 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 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 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的这一思想成了1918年春天列宁 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建划的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维埃俄国开始了“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到 1918年3—5月,列宁对当时的时局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决不能以继续 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我们 还必须无条件地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可是这样规定的任务是不确切的,不具体的, 其中并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即是为了保障今后的进攻能取得胜利,应当马上‘停止 一下’进攻。” [7] 这样,列宁利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所争得的暂时的喘息时机,为苏维埃俄国 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体现这一计划重要内容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 性》一文,第一次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结构,有力地批驳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 下的性质、作用和特点等问题。列宁深刻地指出,必须实行适合我们经济特点的国家资本主 义。这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掌握组织全国大生产的全副王牌,通过这一最可靠的 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8] 列宁还设想,“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 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 之地。” [9] 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 阶级性》一文,标志着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基 本形成。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坚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是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 客观依据的。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长久的、比较困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 渡时期。在小农国家里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应该采 取过渡的形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 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 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国家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 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 [10] 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 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马克思所说的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临产苦痛”,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讲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 大私有制还是小私有制,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列宁把俄国同西欧先进国家作比较,认为, “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 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 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都还要落后。” [11] 这就决定了俄国 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是不相适应的,决定了俄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为了说明这一 点,列宁详细地分析了俄国经济,认为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之所在。列宁列举了俄国的五种 经济成份: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出 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在这错综复杂的经济结构中,究竟那一种成分占优势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 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 是小商品生产者。” [12] 在这五种经济成分的相互矛盾中,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斗 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共同—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小 资产阶级拒绝国家的任何经济干预、统计和监督,不论这种干预是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的。为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白发势力,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实行国 家资本主义。因为第一,“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第二,“国家资 本主义里面并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 [13] 国家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用 来反对小私有者的工具,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助手。“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未具体研究俄国的经济结构,因而也就无法正确认识苏维 埃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和形式。 应该指出,1917年底到1918年春,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都是从直接过渡到 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 [14] 。因此,1917年一1918年春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是与列宁直接过渡思想一致的,即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助手,社会主 义国家不必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只需在经济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 补充,来建立组织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经济基础。这是列宁当时的主导思想。 列宁在1918年春形成的过渡时期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思 想,正确地反映了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客观经济规律,成为后来列宁制定新经 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从1918年夏季开始,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勾结起来共同向新生的苏 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致使列宁这一正确的思想未能得到实现,而被迫实行“战 时共产主 义”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 随着三年国内战争的结束,到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严重危机。这 就需要列宁和俄共(布)面对现实,重新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寻求消除危机的根本 途径,以便首先去完成“最刻不容缓的和最‘迫在眉睫的’任务。” [15]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尽 管此时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仍然和从前一样。”当时的 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 他们的生产力。” [16] 为此,俄共(布)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1921年春天的基本形 势,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和实行租让制为 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春一1923年,列宁写了大量文章,主要有《论粮食税》、 《十月革命四周年》、《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和《论合作制》,以及一些重要的、讲话,等等,在这些著作和演讲中,列宁不仅全面阐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基 本思想,而且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使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较 大发展和充分展开。笔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列宁在1921年4月《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指 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处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资本主义。 [17] 在俄共(布)党的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列宁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 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 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18] 在这之前,与国家资本主义有关的概念“都只适 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 “无产阶级掌握了全部政权,同时又存在着国家资本 主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情况。” [19] 至此,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已形成了一 个完整、科学的表述。 (二)具体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五种形式。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认为,租让制是苏 维埃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一种经济。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下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几乎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 [20] 合作制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而比较复杂。” [21] 这两者的基础和发展形式是不同的。“租让制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制的基础则是小手工 业,一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手工业。” [22] “由租让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 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 [23] 第三种形式是代购代销。即“国家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 购小生产者的产品,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第四种形式是租借。即“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 产区、林地、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相类似。” [24] 列宁还提出了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五种形式,即合营公司。这种公司的资本,“一部分是私人资本家的,而且 是外国资本家的,一部分是我们的。” [25] 列宁把合营公司看作是开展经济竞赛的一种形式,通 过这种形式表明我们能够比资本家更好地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三)深刻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在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 里,是不能从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 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奠定社会主 义的物质基础,就必须把从小生产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把国 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 和方式。” [26] 这样,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才能架起通向社会主义的“牢 固的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这里不提“直接过渡”问题,而主张采取“新的迂回道路”,并不 是对1918年春的“直接过渡”思想的否定。综观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其过渡理论与 1918年春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改变了过渡的形式,即实行“迂回过渡”。而列宁的迂回过渡思想 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21年春导致了严重的危机之后的客观历史产物,是对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的否定。如果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列宁将继续和发展1918年春的直接过渡思 想(这里排除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主 体,就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即主张“退到国家资本 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以“迂回过渡”设想作为理论前 提的。 (四)科学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 一问题。列宁指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 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 本主义轨道上去,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 会主义。” [27] 列宁认为,为了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除苏维埃政权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加以监督和 限制之外,还必须开展两种形态的经济竞赛。列宁把这样的竞赛,视为“一项极其迫切的任 务。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 [28] 通过竞赛,充分显示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最终使苏维埃俄国“站立起来,在 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 [29] 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五)全面阐述了“退却”与“进攻”、“包围”与“冲击”的辩证关系。“先前的经济政策 (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 义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但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上遭到了严重失败。列宁认为,“这次失 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 [30] 因 此,苏维埃政府就必须实行“战略上的退却”,采取迂回包围的道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 却的实质,就是“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满足其最迫切的经济需要,建立巩固的经济联盟, 首先提高生产力,恢复大工业。” [31] 列宁还两次以日俄争夺旅顺港事件为例子,来说明实行退 却的必要性。但是,列宁强调这种退却并不是“放弃阵地、承认失败”,而是“改良主义的逐 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办法。” [32] 退却是有限度的。其目的是以退为进,获得“一个更加宽阔 的进攻正面”, [33] “在将来最终地转入进攻。” [34] 实践证明,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很好地运用了“退 却”与“进攻”的战略战术,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到了1923年,列宁关于合作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2年,列 宁都是把苏维埃制度下的合作制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在1923年1月《论合作制》 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 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35] “在我国, 单是合作社的发 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36] 。列宁认为,这就是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列宁对合作制 看法的改变,一方面反映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升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合作社在苏维 埃制度下必须由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1918年思想的继续。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许多论著、演说和报告中,曾多次引用1918年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 想的文章。特别是在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一文中,把1918年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 资产阶级性》里面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全部作了引证,这在列宁著作中是少见的。同时, 还必须看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较之1918年,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了。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作用来看。列宁在1918年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并 不是这样提出的,说我们要退向国家资本主义,而是说在我们俄国国家资本主义倘成了占统 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 [37] 列 宁后来在共产国际四人的报告中又承认,198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当作一条可能退却路线的思 想还“很模糊”。 [38] 也就是说,1918年春,列宁只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的步骤和助手,而1921年春以后,则看成是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第二,从经济 基础来看。1981年列宁谈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 何种关系,” [39] 忽视了“对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自由贸易”。 [40] 而1921年春以后,国家资 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了,它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商品经济、货币体制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从形式上看。1918年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只三种,即“粮食垄断,受国家监督的企业 主和商人,办合作社的资产阶级分子”。 [41]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种形式列宁都没能作具体论 述,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也基本上没实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 租借,合营公司”这五种形式,列宁都作了具体详尽的阐述,特别是租让制和合作制,并进 行了可贵的尝试。第四,从实现转变的手段上看。1918年春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都明确 提出了由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在怎样实现这一转变的问题上,1981年 只提出了国家监督和限制,而没提出经济上的竞赛。第五,1923年列宁改变了对合作社性质 的看法。所有这些都说明,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列宁对社会主义的 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日趋成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史学 家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种种言论,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是毫无根据的。 国家资本主义是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监督与限制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与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监督与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相一致的。这是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 的重要原则。列宁认为,废弃这一原则,就完全丧失了苏维埃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 意义。 如前所述,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了在对银行和资本主义辛迪加实行监督过程中, “政权由工人掌握”的思想。 [42]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这一思想更加明确。新经济政策时期, 列宁强调国家的监督与限制分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上,苏维埃政权不可能有任何 的退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地位。“应该使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 主义无法超出也不敢超出无产阶级所限制的范围和条件,超出于无产阶级有利 的条件。” [43] 不 致“丧失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 [44] 并且不放弃“任何一个既得的成就”。 [45] 1921年5月,列宁写 信给马(索柯洛夫,向他解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不会把所有权还给地主,租赁是有限期的契约。而所有权和监督权都在我们手中,在工人的 国家手中。” [46] 1922年11月,列宁回答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索姆提出的问题。这 位记者表示“担心”俄国的“耐普曼”在取得“经济力量”之后也会逐渐取得“政治力量”。列 宁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道:“如果有人把成了经济力量之后一定会成为政治力量这个简单化的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在我国‘耐普曼’的身上,那末我担心他要大错特错,甚至会成为许多荒 唐误解的牺牲品。” [47] “工人和农民,这才是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 [48] 随后,列宁就得出结 论,“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 工人手里,就不可能引起任何改变。” [49] 在经济上,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已“掌握土地,也掌 握生产资料方面的一切命脉(运输业等)”。 [50] 这样就可以对国家资本主义实行有效的控制。列 宁领导苏维埃政府制定了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许多法律和法令,如租让法令,对监督和限制 国家资本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 如电气化计划、合作社计划、粮食税计划等,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了间接的调节作 用。从而,使“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在时间上,在实行范围上,在采用的条件以及监督的方法 上等等,都要受到限制。” [51] 可见,列宁讲的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只是经济上,而决非政治上。 经济上的退却也是以政治为前提条件,并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法令和经济利益为准绳,同社会 主义经济并存。 为了使苏维埃政权对国家资本主义实施在规定范围内的有效限制与监督,列宁要求必须 懂得资本主义的“生意经”,并提出了“学会经商”的口号。列宁指出:“现在问题的全部关键 在于要有实践家和实践。发现人才——精明强干的人(从共产党员中百里挑一,千里挑一, 就这样也要请上帝保佑)。” [52] 列宁还严肃地向国家银行和它的总经理阿?李?舍印曼提出一 项任务,要物色和逐渐物色一批经过上百次考验的人才到经济战线上去。1921年11月,列宁 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只有两个共产党员曾经表现有经商的本领”。 [53] 一个是开张 不久的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阿?阿?别洛夫;另一个是老布尔什维克谢?瓦?马雷舍 夫——伊尔比特和下新城集市贸易的组织者,他后来当了全苏商会主席。 列宁关于对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监督和调节的思想与原则,保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 过程中始终没有超出应有的范围。但列宁在1922年11月曾说:“遗憾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实施在我们这里进行得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快。” [54] 据统计,1922年,在总共拥有1,198(1万 个工人的注册企业(7,761个)中,公营部分(国家和合作社)占企业的84(6,和工人的97(9,, 而私营部分占企业的15,4,和工人的2(1,,其中租借企业(国家资本主义)占企业数的1l,, 工人占1(6,。 [55] 1923至1924年,苏维埃俄国S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如下:?宗法式的农民经济 占0(6,,?小商品经济占5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8(9,,?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1,, ?社会主义经济占38,5,。出现这种情况是有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第一,国内资产阶级、 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扰破坏,是国家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应有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苏联 国营工业的迅迅发展,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迫切性也产生丁动摇,第三,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 性质的经济组织形式,大大减轻了国家资本主义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比重,第四,列宁去世 后,俄共(布)主要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中的左的倾向,也阻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在1921年11月曾中肯地指出,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往往会遭到失败 的惩 罚。” [56]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经历了“提出(1918年春)一中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 一再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苏维埃俄国经济的发展也经历 了“恢复一受挫一再恢复”三个阶段。两者发展状态的一致,并不是偶然的巧合。除了某些 难以排除的客观历史原因之外(如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联合进攻而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都说 明什么时候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并按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否则, 就要受挫折,遭到失败。1921年春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并不是对1981年春天思想的简 单重复,而是在深入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 上产生的。正是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指引下,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才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使其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牢固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大事件。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 基本思想,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和当前一些现实问题,是不无教益的。 -------------------------------------------------------------------------------- [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7页。列宁这里指的是《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文章。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9——329页。 [2] 参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403页。 [3] 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109页、第114页。 [4]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页。 [5]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9页,第269—270页。 [6]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348页。 [7]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9页。 [8]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3页。 [9]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9页。 [10]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1页。 [1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9——320页。 [12]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0页。 [13]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3页。 [1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5页。 [15]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2页。 [16]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1页。 [17]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85页。 [18]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4页。 [19]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4页,第245页。 [20]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7页。 [21]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8页。 [22]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9页。 [23]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0页。 [24]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0页。 [2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6页。 [26]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27]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6页。 [28]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1页。 [29]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5页。 [30]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页。 [31] 《列宁文稿》第4卷第304页。 [32] 《列宁全集》第33卷第86页。 [33] 《列宁文稿》第4卷第304页。 [34]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 [3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6页。 [36]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9页。 [3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 [38]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0页。 [39]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 [40]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9页。 [4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0页。 [42]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0页。 [43]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6页。 [44]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0页。 [4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7页。 [46] 《列宁全集》第35卷429页。 [4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68页。 [48]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69页。 [49] 《列宁文稿》,第4卷第403页。 [50]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6页。 [51]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6页。 [5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53] 《列宁文稿》,第4卷第191页。 [54] 《列宁文稿》,第4卷第403页。 [55] 引自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56] 《列宁全集》第33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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