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混合民族身份对沈从文小说开放形态的塑形作用

摘 要：作为具有混合民族身份背景的作家，沈从文一直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 但这也促成他选择了与中原作家不同的文 学道路。 本文从小说题材、叙事结构和生命哲学上分析了沈从文小说所具有的开放性，客观评价了民族因素在作家对中心结构 和独白话语背叛与疏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沈从文；民族身份；开放性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 这其中既有历史断裂造成的失落与落寞，也有 与西方强势文明对话时所产生的自卑和自傲情绪。 对身份的执著、认同与背弃，是现代文学作家的主要症候之一。 对于沈从文 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作家来说，尤其如此。 然而，沈从文自身又同时混合有苗汉两种民族身份。 他的一生不断交织着对自 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与疏离，其情形之复杂也远超出一般现代作家对身份焦虑的程度。 以少数民族文化为底色，书写苗区人民的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在沈从文的代表作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这部分是因为 作家的身世。 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他的外祖父和母亲都是土家族。 他为他身上流淌着的少数民族血液而倍感自豪：“血管里流 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你们给了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1]但是，来自童年的创伤性记忆，也使得作 家对自己的身份始终无法释怀。 这种伤害既可能是有意识的民族歧视，如沈从文祖母的假坟，苗民被屠杀、被贩卖的现状，也可 能是根源于语言中长久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像砍柴的小孩子在山上唱歌对骂：“报你歌，报你歌，报你老子讨苗婆，讨得苗婆养 苗崽，（让你）三爷四崽唱苗歌！ ”“骂人为苗崽便像得了颇大的便宜……”[2]诗意的理想存在和沉重的现实存在的鸿沟之间，又纠 葛了历史的枝蔓，使得沈从文家庭在涉及身世的问题上有所顾忌，而作家在选择时也不免首鼠。 “这位年轻作家总以为自己来 自苗家。 他对好勇斗狠的苗族文化一向引为自豪，对苗民备受压迫的处境更深表同情。 然而，他对自己的‘种族’血缘，总有些心 事重重，甚至困惑不解。 ”[3]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成为京派文学的翘楚。 他希望为孱弱的现代都市文化加入少数民族旺盛生命力 的因子，也希望湘西能摆脱原始的无理性的仇杀，为新的中国贡献力量。 但历史的积重难返和现实的错综复杂，注定这样的理 想在当时只是一厢情愿。 作家无法从民族身份“零余者”的情绪中华丽地转身。 这种矛盾的情感贯穿了作家一生。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主体身份的内在焦虑性，打破了统一的话语独白意识，使得沈从文的小说在创作上更加 自由，更多地呈现出杂语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形态，体现出与其他追求启蒙和现代性的中原作家不同的文学追求和美学品 格，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独特魅力。 第一，在小说题材上，沈从文规避了中原作家擅长的家族题材。 金介甫发现，沈从文的创作中缺失了“以大家庭为中心的史 诗性小说”。 [4]大家族外部时间与内部时间的落差，有助于帮助蹒跚起步的现代文学形成规模宏大的史诗性著作。 对现代作家而 言，家族既是熟悉的家园，也是需要冲破的樊篱。 这种外在形式和内在情感的双重需要，使得描写大家族成为现代乃至当代文 学创作中长盛不衰的艺术题材。 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大家对此领域都有所涉及，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巴金的《家》、 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等。 但是，除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沈从文曾试图写一篇关于大家族的长篇小说《来的是谁》（未完）外，他似 乎对以大家族为中心结构作品并无特别兴趣。 《长河》暗示了作家书写史诗的冲动，可《长河》选取的并非家族，而是联结湘西与 外部世界的、辰河中部腰站吕家坪，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场所。 家族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从根本 上说，以家族为中心结构的小说，导入的是封闭性的对话，无法实现对二元的家族时间观的超越，最终不得不皈依于循环往复 的内部时间。 作为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作家，沈从文摆脱了中原作家根深蒂固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时间意识，其视角更加广阔，选 择更加多元，丰富了现代小说的价值意义，为现代文学向另外的向度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 第二，在叙事结构上，沈从文小说结构散文化的倾向明显。 大部分研究者注意到沈从文的小说具有散文诗的抒情特征，但 却仅在技巧层面研究讨论，忽视了这种创作手法背后的文学观念变化及其对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 现代作家许多脱胎于士林， 受古典文章的浸润很深，下笔行文时不免受到古典文章创作结构的左右。 比如老舍，其小说就特别注意经营，吸收了像“攒珠 论混合民族身份对沈从文小说开放 形态的塑形作用 刘 燕 鄢 鸣 （南京信息大学滨江学院；山东师范大学） 现代文学评论2009年第 12期 NO.12 194 式”、“草蛇灰线”、“横云断山”等古代文章结构和技法上的资 源。但是，沈从文不赞成这样效仿古典文章的写作方式。古典 文章长于政论，而沈从文的小说抒情气息浓重；他的小说有 意无意疏离了文章中某种成型的结构，虽然这样固定的结构 可以帮助他使文章的中心更加明确，主题思想更加突出。 不 仅如此，沈从文每次都力求在创作上有所突破。 这与同样致 力于散文体小说实践的汪曾祺不同。 后者往往因为风格和类 型的统一使得小说的美学品格呈现出静态和凝固化特征。 汪 增祺的故乡高邮，诞生过秦观等词章大家，而他本身也受过 严格的传统教育，下笔时自觉不自觉流露出古典趣味，与从 苗乡出来的沈从文的小说自然形成区别。 可以说，学生能将 老师清新的叙事技巧引向成熟，却无法继承发展沈从文不成 熟的小说实验。 这“不成熟”，恰恰正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 的最重要的分水岭。 第三，在生命哲学上，沈从文自觉体现出超越死亡的生 命意识。 沈从文作品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书写了大量的死亡。 死亡在作品中如此轻易而又毫无征兆地呈现，在现代作家中 恐怕无出其右者。 现代文学对悲观主义和存在主义一直有一 种特别的偏好， 使得死亡往往被赋予了拯救和启蒙的含义。 这不仅传递出现代社会的孤独与焦虑感，也与儒家殉道的理 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共鸣。 但沈从文并不认可这样的 死亡观。 他说：“我读过许多故事，好些故事到末后，都结束于 ‘死亡’和一个‘走’字上，我却估想这不是我这个故事应有的 结局。 ”[5]在《边城》中，虽然开篇就存在着由白塔代表的死亡 意象，可小说没有在天保或老船夫的死亡时画上句号，而最 终落脚在翠翠的“等待”上面。 当现代作家如老舍热衷揭开生 命摩耶幕纱的同时，必然因意志消亡发出人生无常的宿命感 慨。 而沈从文轻易书写死亡的方式，消解了死亡具有的严肃 意义，却也把死亡还原成“生—死”生命链条中的普通一环， 即“诞生孕育着死亡，死亡孕育着新的诞生”[6]。 这种重生轻死 的生命哲学观，不可能在独白性的经文辞章中发现。 它实际 上是湘西人民直面生活的勇气以及豁达开阔的生活方式的 折射。 沈从文的小说中贯穿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充满着溪 水一般的流动性。 他的创作与鲁迅等启蒙作家的作品一起， 显示出现代文学在生命表现上所具有的内在张力。 沈从文混合民族身份的背景，使得他比其他生活在中原 地区的现代作家更看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更加显现出对中心结构和独白话语的背叛与疏离。 当然，民 族因素并非是决定作家文学理想和叙事选择的唯一决定因 素。 但是，在承认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前提下，客观 评价民族因素在其中的发挥的作用，对于充分认识沈从文在 现代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沈从文 ．龙朱 ．沈从文全集 .第 5 卷 [M].北岳文艺出版 社，2002。 [2]沈从文 ．筸人谣曲 .沈从文全集 .第 15 卷 [M].北岳文艺 出版社，2002。 [3]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 [4][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 [5]沈从文 .抽象的抒情 .沈从文全集 .第 12 卷 [M].北岳文 艺出版社，2002。 [6]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 5 卷[M].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摘 要：清末民初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以 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向西方强国和日本学 习先进，并把小说翻译作为教育人民、达到强国目的的 手段。在改良派的推动下，外国小说大量涌入中国。本文将重 点介绍清末民初小说盛行的成因及特点。 关键词：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梁启超；政治小说；自由译 一、清末民初小翻译的盛行 1840 到 1842 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了长期紧锁的 大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在被侵略与向侵略 者学习的矛盾心情中，中国迎来了继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 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的第三次翻译高潮。 许多爱国人 士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把西方的科技和人文著作 译介到中国，禁烟运动领导人林则徐就曾亲自组织翻译西方 书籍。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 舞台，他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实行政治改革并 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有关 政治、经济的西书被改良派翻译过来。 严复就是一个杰出代 浅谈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盛行及其特点 胡冬宁 陈先贵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