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天坛

我与天坛 地坛于史铁生，正如天坛于我。 ——题记 天坛离我家很近，至少从前很近。我生命的前几年，除去睡觉，有一大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几年，对于八百年前就座落在这里，亲眼见证了无数次祭天活动的天坛来说很短；但对于尚未成年的我却很长。因此即使是两三岁时的零碎的记忆，也深深印在了我心里，挥之不去。总之，也只好认为这是缘分。 那时，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早上醒来，吃过奶，当然大一点就不止是奶，就坐到小车里被姥姥推着从北门进入天坛，然后一天中大半在此度过；夏天姥姥会在门口给我买一瓶酸奶或是一支小牛奶冰棍儿。这是我听姥姥说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进去后，会从右边的小路进到一片树林里；有一棵柏树，我常在它旁逸斜出的一支上吊着，或是在树下结交新的小伙伴。那棵柏树，我相信是有灵魂的，因为即使是现在，我依然能一眼就认出它，我的老朋友。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梦想，但如果我有，一定是永远过这种安静的日子。 小学以后，老师开始不断引导我们要有自己的理想。我们很好的继承了父母那个年代的典型，也是最有志气的理想——做一名科学家。虽然那时我们根本不认识几个科学家，不知道那些勤勤恳恳把一生献给科学事业的人究竟付出了多少，为人类作出多少贡献，但我们知道，科学家是很厉害，很伟大的人。我也有很多天真烂漫，但实际上俗不可耐的理想，比如在山顶有个大房子，在海边有一家咖啡馆，也曾像窗边的小豆豆一样想过做公共汽车的售票员…这些，我并不曾对老师或妈妈提起，只是在每周一次回到天坛公园北门附近我的老朋友，老柏树身边时，会悄悄对它说。正如史铁生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渐渐地我了解了，科学家就是倾其一生钻研普通人深感乏味的东西，也许一辈子默默无闻，即使有了成果也未必当时就得到承认的人。我，做不到。于是，理想变成了梦想。之所以还有梦想，是因为我知道，没有数学家，就没有其他学科理论的建立；没有物理学家，就没有各种电器和机械；没有化学家，就没有多姿多彩的物质世界；没有生物学家，就没有那么多大病后重获新生的喜悦…我也希望我能够为世界作出贡献。 直到有一天，当我和朋友走在天桥上，遇到一个乞讨的老人，朋友毫不犹豫地往他的碗里放了五块钱，我才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即使我无法成为可以造福全人类的科学家，但我依然可以使世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了一点点不一样。朋友的五块钱，也许她自己并不在意，但于露宿街头的老人来说，却足以给他一餐饭。 我也曾听说，许多乞丐都是骗子；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因为我不明白如果一个人可以以更体面的方式挣到同样的钱，谁会选择衣衫褴褛地坐在街头遭人白眼呢。 我于是又想起天坛。除了带外国朋友去参观，我从不走正中间可以直达祈年殿的那条人挨人的路。我不只有老柏树一个朋友。譬如初夏绽放的月季花或芍药，每一朵都那么惹人爱，我惊羡于专家们用各种技术培育出的更美的花，却也为个别的那被游人掐去的一两朵而叹息；又譬如伏在花朵上的肥胖的黄蜂，我会说作为理科生我想到了蜂巢在数学和物理上的应用，生物课上对工蜂，雄蜂，蜂王的研究，但我也想到了，妈妈曾说我要做一只辛勤的小蜜蜂，是的，每一只蜜蜂都在努力的采集着花粉。 科学，可以推动全人类进步；人文，则关注于每一个生命。 科学和人文，并不矛盾，而且都是幸福生活所必需的。常在天坛门洞里拉琴唱戏的老年人们，有的就是老一辈科学家，年迈的他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关注每一天的生活，用嘹亮的歌声带给身边人无限的愉悦。就像比尔盖茨在创造了微软后选择了慈善，真正的科学、人文和生活是不分家的。真正的科学不会不顾人民的死活，真正的文人也一定会遵从自然规律。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 做志愿者的时候，我曾在鲁迅故居志愿讲解。人不多，许多游客耐心听完我并不熟练的讲解，都愿意留下来和我聊一聊。有一位医学工作者，她半是在问我，也是自问，问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难道医学上的每一项成就，不都能拯救千万人的生命吗？我只是半回答，也是对自己说，先生看到的，是我们的灵魂。或许有一天，科学发展到顶峰，人们也都像鲁迅一样剖析自己的灵魂，丢掉了劣根性，生活，大概就会变的无比美好吧。 天坛，这座比故宫还大的园子，连同扎根在这里数百年的参天古木，见证着我的成长，见证着我从单纯的想做一名科学家，到认清了科学与人文的不可分割性，决定郑重地规划自己的人生的成长过程。 我的生活，已经由大半待在园子里，变成了整天待在学校里；从每天都光顾天坛，到每周，到每个假期，现在，已经变成每年。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天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人生如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与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生不过是一场梦。因此，一个人只有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才不枉到这世界上走一回。选择用科学改变未来，或是用人文情怀关注每一个生命，都无可厚非。或许某一瞬，梦醒，我仍在天坛的古树下蹒跚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