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

我国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意义非凡。然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40多年来，在取得生育率下降、人口转变、减少人口增长等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加剧了“未富先老”、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等人口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人口和经济社会风险提醒着我们，该是系统反思和深度调整这一公共政策的时候了[2]。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以来，社会各界从未停止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如何判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政策及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我们能否止步于“单独二孩”的政策调整?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前景是什么?本文将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尝试厘清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希冀助推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永续繁荣。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纷争与得失之辩　　1.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理论纷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研究者类似经验交流的文章。当时，人口学尚未恢复重建，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界着重阐述了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实效性。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实施[3]。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等论题受到重视。并且，随着独生子女群体规模的增大，学术界开始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心理和人格发展等成长问题。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力宣传“只生一个好”，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没有质疑，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负面效应尚在生成之中。进入90年代，随着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国内少数人口学者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单一目标可能带来的弊端，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提出“少生不是一切”，认为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既要重视“人口论”，也要重视“人手论”。中国需要一种在持续发展框架内进行的人口控制，需要一种综合治理时代所必需的“大人口观”[4]。首次提出如何认识生育政策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口与生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通过对我国人口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认为不能将人口问题简单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进而简单化为生育问题;在理论上批驳了“人口多”是“人口负担”的代名词、人口多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人口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等错误观点[5]。　　进入新世纪，各种人口问题开始集中显现。首先是2000年“五普”数据的公布，1.22的总和生育率震惊了全社会，人口学界更是无法相信如此超低的生育水平。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继续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人口统计专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以瞒报、漏报之名将原值提升至1.8[6]。2010年“六普”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只有1.18，人口统计专家再次将其修正为1.5左右[7]。总和生育率历来被视为判断人口转变的核心参数，这正是人口学界争论不休的要害所在。近十年来，人口学家围绕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展开激烈而持久的争辩，直到最近几年才形成我国生育水平处于1.5～1.8之间的共识[8]。实际上，我国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至今依然迷雾重重。统计部门、计划生育部门、卫生及教育部门乃至学术团体在抽样方法和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导致彼此间测算的生育率差距较大。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社会流动加剧，存在一定程度的瞒报和漏报，但是最近两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最值得信赖的，可以作为制定或调整政策的重要依据[9]。因为相比于普查，抽样调查同样存在瞒报和漏报现象，而且抽样规模越小、抽样随机性越差、调查组织越不，所得到的数据越不准确、越不靠谱。　　除生育率焦点之争外，与其相关的若干重要理论也受到高度重视和热议，比如人口转变、人口安全、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均衡发展、未来人口发展预测等方面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国内3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在其推出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作出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规划和预测，其中部分结论和观点遭到质疑，比如认为“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少生了4亿多人;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左右，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10]。从这份公开发表的报告中不难看出，作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规划的智库们，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依然忧心忡忡。不过，人们似乎没有看到我国人口形势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均人口3.10人，比“五普”3.44人减少0.34人，家庭小型化更加明显，家庭脆弱性进一步增强;总性别比虽然由“五普”的106.74下降为105.20，但新生儿性别比自1990年代初以来仍在高位运行，达到117.96;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6.6%，比“五普”时下降6.3个百分点，减少了27.5%，降幅之大令人吃惊;而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3%，比“五普”时上升了2.9个百分点，增加了28.4%。并且，中国已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快速老龄化、高龄化时期[11]。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突破2亿，占到总人口的14.9%;80岁及以上老人超过2300万，空巢老人达到1亿[12]。可见，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及其衍生的养老保障、婚姻挤压等棘手问题[13]。无疑，少子女老龄化和新生儿性别比失衡状况给我国人口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留下了长期隐患。　　在诸多问题论争中，有关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问题备受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核心理论依据就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反对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富，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或人均资源，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取决于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特别要充分利用人力和人才资源。以本国资源环境“硬约束”来所谓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作茧自缚”、“削足适履”。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多，而主要是缘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和政绩考核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14]。另外，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的历史回顾，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人们对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研究者指出，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比较正常，和其他国家大体相当，即使不错批马老先生，也会多生所谓的3亿人[15]。况且，当时我国已经开始酝酿和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因为党的指导路线发生了严重偏向，干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施行。在最近几年的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讨论中，学术界开始较为理性地看待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辩证关系，意识到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分布是人口系统的有机组成，它们相辅相成，不能顾此失彼;并且将人口发展置于更大的自然、社会系统中考量，力求探寻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