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出场与反思的缺席(1)

革命的出场与反思的缺席(1) [摘要]作为民众翻身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文学对示众的描写一改鲁迅等人的批判色调，充满肯定意味。这种新型示众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使民众取代地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解构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使阶级意识取代传统人情成为社会人际关系构架的基础。然而，由于作家们反思意识的缺席，过于强调阶级怨恨与阶级暴力的革命性与合理性，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使得这种示众描写潜含着人性与社会危机。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示众；革命；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开始，就与示众有着不解之缘。1906年，鲁迅在日本看到一张砍头示众的幻灯片，由此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从那时起，示众就成为鲁迅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鲁迅看来，示众包含着政治－社会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内涵。一方面，示众是暴政的产物，是对普通民众的威吓，另一方面，麻木的被示众者与看客，不仅是暴政威胁的对象，而且是暴政的合谋者。“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正是由于这种麻木而残忍的看客的存在，使得暴政得以存在与延续。基于对示众的多层内涵的深刻认识，鲁迅开启了现代文学借示众描写进行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这一路向，《药》、《阿Q正传》、《示众》与《复仇(其二)》等作品中的示众描写，都对政权的残暴荒唐与看客的麻木残忍予以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沈从文的《新与旧》、王鲁彦的《柚子》、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作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继续通过示众展开政治与人性的双重批判。然而，旧政权固然可以利用示众维护自己的权威与社会的稳定，革命同样也可以利用示众颠覆旧威权；民众不仅可以是示众中被威胁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体，示众的主角。作为翻身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民众对压迫者的示众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对旧的权力结构的颠覆，也是对社会关系的重构。正是因为对压迫者的示众所蕴涵的革命意味，它获得了解放区作家的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示众描写由此表现出与鲁迅等人完全不同的色彩。 　　 　　一　威权的颠覆 　　 　　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肯定了游乡示众作为一种革命手段对于土豪劣绅的巨大威胁作用：“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解放区继承并推广了这一革命手段。在解放区文学中，公审地主恶霸的示众是民众翻身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是翻身运动的高潮，也是翻身运动成功的标志。这一新型示众彻底颠覆了鲁迅等人笔下示众的权力结构。在鲁迅等描写的示众中，压迫者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被示众者与围观者都是被压迫与威胁的对象。解放区的示众中，以前的压迫者则成为被示众者，民众不再是麻木的看客，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与行动者。通过对压迫者的示众，解放区民众打倒了传统的威权，颠覆了传统的权力结构，真正实现了翻身，成为江山的主人。 　　“几千年的恶霸威风，曾经压迫了世世代代的农民，农民在这种力量底下一贯是低头的。”因此，在斗争之初，民众对压迫者还是存在着恐惧。正是这种恐惧，维持了传统的威权的统治。要使老百姓能够“坐江山”，首先就需要颠覆旧的威权，让老百姓“有江山”之后敢“坐江山”。这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斗争，也需要人格上的斗争。示众则是所有这些斗争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压迫者政治上的清算、经济上的清算，也是人格上的清算。正是通过示众斗争，民众打掉了地主的威风与威权。马加《江山村十日》中的百姓在贫雇农委员会主任吴万申的组织与主持下，对高福彬进行了示众清算。曾经十分威风的高福彬“白眼狼”样的凶眼在台上“鼠匿”了，乖乖地按照民众的意思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