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君子”形象研究

《论语》中的“君子”形象研究 　　　　“君子”在《论语》中出现107次，仅次于“仁”的109次，显然为孔门高度重视。有关“君子”的论着已有很多，多侧重“君子”的演变史，如《孔子与“君子”观念的转化》[1]、《先秦“君子”观念的流变》[2]等文，于孔子的“君子观”仅“一笔带过”.有立足《论语》文本，论孔子“君子观”者，如《从〈论语〉看君子人格的伦理价值》[3]等文，又单从人格层面分析，而忽略君子践行的一面，将君子内涵简单化；有多角度诠释孔子“君子观”者，如《论〈论语〉中的“君子”》[4]等文，却又条分缕析，使完整的君子形象支离破碎；可贵的是，有学者论及《论语》中“君子”的文化、道德意义，如钱穆解“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说“《论语》每以君子小人对举。或指位言，或指德言……本章之君子小人，乃以德别，不以位分”[5]39,萧公权认为“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记观之，则有的指地位者，有的指品性者，有些指地位与品性者。”[6] 　　以上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故本文继续进行研究。 　　一、君子的分界 　　春秋末期，社会凌乱，礼坏乐崩。孔子周游列国，谒见王侯，本想复兴周礼，重构秩序。但大厦将倾，非独木所能支。等待孔子的，只有失败。彼时，父子相残，夫妇不正，君不君，臣不臣，纲常丧尽。社会伦理的丧失，是孔子最痛心的。所以，他决心重构伦理道德。无论是在《论语》，还是在《孔子家语》中，孔子皆以精神境界，将人划分为五等，即此。孔子有意识以精神境界区分人的等级为五类：圣人/圣德之人、贤人/仁人、君子、士人/有恒者、庸人/小人。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孔子称人有五仪：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 　　庸人最普通，谈不上有精神境界，“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7]52,与《论语》“小人”相当，“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士人心有所定，行有所处，“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7]52-53,与《论语》“有恒者”相当，“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君子忠、信、仁、义俱全，又能笃行信道，“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 　　此则君子也”[7]53,与《论语》“君子”同；贤人除了修身养性，还教化百姓，“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7]53,与《论语》“仁人”相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圣人无为而治，动静合于大道，“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7]53,与《论语》“圣人”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在《论语》中，尧、舜、泰伯、文王是圣人，精神境界最高。“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在《论语》中，皋陶、伊尹、微子、箕子、比干是仁人，“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舜是圣人，皋陶是仁人，舜举皋陶，说明圣人精神境界比仁人高。子贱、子产、南宫适、蘧伯玉是君子，“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君子哉若 人 （南宫适），尚德哉若 人”（《论 语 · 宪问》），“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史鱼又是直人的代表）。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说明圣人精神境界比君子高。以上所举仁人是三代时人物，而君子则为春秋时人物，又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说明仁人的精神境界比君子高。 　　伯夷、叔齐诸隐士是贤人，“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论语·述而》），“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论语·宪问》）。以上贤人既有三代时人，也有春秋时人，但皆为避世的隐士，他们是有别于仁人、君子的人。在《论语》中，没有善人的代表人物，但孔子说“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则孔子认为善人精神境界比君子高，君子精神境界比有恒者高。至此，五等人精神境界高低确定：圣人高于仁人，仁人高于善人，善人高于君子，君子高于有恒者。 　　综上，《孔子家语》中孔子的五仪划分与《论语》中孔子对人的划分近似。只是《论语》中的贤人消极避世，《孔子家语》中的贤人则积极入世，与《论语》中的仁人类似。《论语》比《孔子家语》多“善人”类，以与有恒者作比，说明今不如昔，退而求其次。钱穆解“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章即说：“当孔子时，圣人固不易得见，岂遂无君子善人与有恒者？所以云然者，以其少而思见之切。及其既见，则悦而进之，如曰君子哉若人是也。” 　　[5]188孔子的精神境界，在仁人与君子间。“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孔子）之远其子也”（《论语·季氏》），说明当时人指孔子为君子。“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说明孔子以仁人为学习的榜样。 　　此五类人各司其职：小人、庸人，即底层民众，为生计奔波；士人、有恒者，有士位，有恒产、恒心，是仕宦、修身的起点；君子，有大夫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贤人、仁人，有宰辅位，用贤人治国、平天下，又有爱万物仁心；圣人，有天子位，见微知着，选贤任能，无为而治。总而言之，他们以社会地位分，又以道德分。 　　二、君子的修身 　　《论语》与《孔子家语》皆推崇“君子”,以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楷模。孔子认为，只要肯下功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最终可以成为君子。 　　志于道。道者，路也，追求理想也。人活着不能只顾衣食，应有精神追求，“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做事有原则，仕宦有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事君有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论语·先进》）；有师道，“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有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事君子有道，“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论语·子路》）。孔子的经历决定了他对人生的思考：他承认，道行在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主张“道”不行则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甚至可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的“道”,又指“忠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要忠于君、友，忠于己心，“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要严于己，宽于人。“忠”与“恕”合，才无愧于心。 　　据于德。德者，得也。点滴的积累，终至人生的升华。道，亘古不变；而德，彼此同心。德不同道，近于感知，故可“据”.德有大小，应取大舍小，“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有德者得天下，“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君子有德，”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政以德为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修德贵恒，”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修德为人，”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修德慎独，”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孔门四科，德行居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可见孔子重视道德的传承。春秋末年，礼坏乐崩。为救人心，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但少有人用心于此，以至孔子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世人皆追名逐利，孔子独执着于此，”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依于仁。仁者，忍也；依者，凭也。克制私欲，恢复周礼，就是”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欲实现人生理想，应严于律己，故称”依于仁“.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为仁有益，“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行仁可成君子，“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近仁为美德，“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游于艺。艺者，“六艺”也，即诗、、礼、乐、易、春秋。“六艺”是学习的素材，可以徜徉其中，故不可“据”,而称“游”.孔子着《春秋》，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他对《诗》《书》皆有研究，“《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他守“礼”,“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以“礼”教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他正《雅》、《颂》乐，“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又以礼乐化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 　　孔子主张以“六艺”立身、为政，“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后悔学《易》太晚，“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对《春秋》期望甚高，“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三、君子的践行 　　孔子既主张修身，又主张致用。其理想之君子，即以天下为己任，非洁身自好者。 　　比于义。义，宜也，适度也。做人有原则，遇事能果敢，故称“比于义”.君子重“义”,“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以之言行，“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君子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以义求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以义仕宦，“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 微子》）；以义理民，“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的时代是争竞的时代，有世俗的诱惑，有人生的困惑。什么该做，以何立身，令有识之士苦恼。社会已无秩序，个体却可选择。世人随波逐流，君子独当重任，“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社会嚣杂，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君子修身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周于用。用者，践行也。“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故称“周于用”.君子如何做到的呢？一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二是转益多师，为我所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三是一以贯之，纲举目张，“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四是忖度人心，因势利导，如“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 　　敏于行。行者，动也。行动决定成败，故称“敏于行”.孔子处于春秋末年，巧言令色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哗众取宠者亦有之，时局因他们而更加纷乱。所以，孔子推崇践行的君子，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事前多思，固然好，但患得患失，就不好了。所以孔子主张再思，反对三思，“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但君子并不盲信、盲从，”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施于政。政者，正也；施者，移也。己正，百姓安，故称”施于政“.君子虽有积极入仕的准备，却对从政环境要求很高，”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君子施政以教化为先，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君子身正而令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 升，下 而 饮，其 争 也 君 子“（《论 语 · 八佾》）。 　　四、结语 　　在《论语》中，孔子通过君子、小人的对比，通过仁义礼智信的阐发，塑造了完整的君子形象：他有恒产，有恒心；他可亲，可敬，可畏；他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德才兼备；他重践行，轻夸谈，敏于事，慎于言；他不顾一己之荣辱，以天下为己任。孔子塑造君子这个形象，本为警醒熙来攘往、争竞不息的世人，本为勉励茕茕孑立、任重道远的志士。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论语》中的”君子“是个体和社会的榜样，是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君子是行义的人，是礼的具体体现，是个人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榜样。他既是传统的连续性的保持者，又是传统的创造性的基础。他按照他已取得的秩序为社会的成员提供榜样，为他们的个人修养和自我创造提供机会。他在各方面作为表率，唤起他人参与社会并转变自身。他的存在是为了最充分地展现作为整个和谐秩序一部分的个体，从而既表现出自己的独特和新奇，又保证最充分地展现他人的独特和新奇“[8].孔子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君子的道义。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求道精神，为后世士大夫在黑暗中奋然前行提供了精神动力。 　　孟子为实现政治理想屈膝王侯，屈原为追求政治理想九死不悔，贾谊为汉室危殆痛哭流涕，杜甫为山河破碎感伤恨别，辛弃疾为中原陆沉挑灯看剑，海瑞为人间正道激浊扬清……朱熹解《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说”言乱极当治，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不久失位也。夫人一见夫子而遽以是称之，其所得于观感之间者深矣“[9],说的正是孔子与后世士大夫之间存在精神的感应。而”君子“这个形象正是连接他们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林贵长.孔子与”君子“观念的转化[J].天府新论，2008（2）：35-39. 　　[2] 柯昊.先秦”君子“观念的流变[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8-66. 　　[3] 王星明.从《论语》看君子人格的伦理价值[J].安徽史学，2001（3）:90-92. 　　[4] 张华.论《论语》中的”君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