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1、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1949年起，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波恩上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心理学、文学等，1954年博士学位。1956年，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阿多诺的助手。后因和所长霍克海默不和，离开社会研究所，来到马堡。1961年，在马堡大学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的答辩，获授课资格。1961－1964年，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64年，重返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 1971－1980年，任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中的生活状况研究所所长。1982年起，又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 主要著作有： 《绝对性与历史，谢林思想的二重性》（博士论文，1954年）， 《大学生与政治》（1961年），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 《理论与实践》（1963年）， 《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年），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认识与旨趣》（1968年）， 《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年），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年）， 《交往行动理论》（1981年）， 《道德意识和交往行动》（1983年），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 《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年）， 《在事实和规范之间》（1992年）。 下面我简单地谈一下我的读后感： 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工人公共领域。认为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并在最终在形态上转化为前者所现出来的形态。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思考和研究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对公共，公众，公共领域的解读上他采用了社会历史方法，从历史的演进来考察。史料顺手拈来，颇见风度。 第一章探讨了其起源，资产阶级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因此首先介绍的是欧洲封建下产生的贵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贵族是权威，表现在他那特有的个性当中，他是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人物。”于之相适应的是权利象征，修辞称谓等。绅士无疑是一个代表型公共领域中人。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代表型公共领域开始消亡，此时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形成了市民社会，他们聚集在咖啡馆，剧院沙龙等公共场所，谈论时事。哈贝马斯写到：狭义的市民社会就是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 第二章探讨了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我认为哈贝马斯的全书的核心观点可以基本上用下面的关系阐述： 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包括政治，文学两个方面）〈----国家〈-------公共权利领域 接下来，哈阐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公共领域独立的存在的重要条件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完全的分离。 “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层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 第三章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为什么英国可以通过光荣革命，法国却只能走流血的大革命的道路？ 对此，哈的答案是“法国资产阶级没有像英国那样与贵族上层官僚，穿袍贵族联合成一个同质的社会上层，也就不能借助贵族的强大威望在政治上维护正在进行资本积累的阶级利益，并且与国王对抗。”相反，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之间出现裂痕。 曼德维尔名言：个人恶习，公众利益。哈说：“一群理性的人一方面共同要求建立其捍卫自我的法则，另一方面各自想让自己例外，因此必须对他们加以归整，并建立宪法。从而他们尽管有些私心杂念，但它们在共同行为中的结果，是一致的，看起来就好象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一样。”因此，市民社会是法律秩序的自然基础。 第四章讨论了观念和意识形态。哈分析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穆勒，托克维尔政治关于政治功能哲学观点。 康德认为批判的公共性是真理的试金石。热情赞扬了公共性。以公共性作为政治和道德的调节原则。在康德看来，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法律源自实践理性。人民主权原则只有在公开运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资产阶级宪法和永久和平所组成的“绝对公正秩序”的常规状态下，自然法则的统治可被法律法则的统治所取代---政治可以转化成道德。 而黑格尔则揭露了市民社会的深刻矛盾：A，市民社会认同了人的自然不平等。B，劳动分工带来的专业化使劳动者的依赖性增加并更加匮乏。 马克思则批判道：公众舆论是错误意识，资本家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因此不可能形成小商品生产者构成的中产阶级社会。而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资本积累，市场最终形成寡头垄断，雇佣工人提高自己社会地位成为有产者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一种关系彻底摆脱了法律规范，它才是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才属于真正的私人领域。1848年，青年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转变。随着非市民阶层---雇佣工人进入政治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性武器将转而针对自身。选举改革要求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表明现有公共领域的瓦解。 穆勒《论自由》控诉了公共领域的束缚。公共领域的统治表现为社会权力过大所带来的多数人和普通人的统治。强调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呵呵，对了，凡勃伦是穆勒的坚定的粉丝，给学生上课经常拎着菜篮子，戴着渔夫帽子。这是个人的自由。 托克维尔就反对宪法保障劳动权。警告说否则国家将变成独一无二的实业家，独一无二的垄断者，把公民的资本集中到自己手里。而这就是共产主义。针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也警告说：必须砸碎官僚国家机器，避免国家权利集中化。 总之，公共性过多，忽视个人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不公开也不透明。 第五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 市民阶级典型的私人生活范围是职业和家庭。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针对家庭和职业的转型。 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得足够的权力用以控制他人，如今，竞争不完全，价格也不独立。 1775-1875年，自由主义昙花一现。“商品流通的私人领域，权力集中起来；而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共领域承诺对每个公众开放，这两方面促使弱者通过政治手段与占有市场的经济强者相抗衡。”普选保障了结构的转型。 L.G.STRACHEY得出貌似悖论的结论：恰恰是民主力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下来。 职业作为劳动世界独立出来，家庭也开始萎缩，失去了经济和教育功能。在这个过程，公众也由文化批判的公众蜕化为文化消费的公众。我想到的是受众的媒介素养。 文学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力量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入侵家庭的切入点。大众文化试图迎合教育水平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休闲需求，以增加销售为目的。哈提到了1880年代的黄色办报作风，那时侯连环漫画以黄色印刷，最为著名的是那个在赫斯特和普立策的报纸中的黄孩子。公众分裂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少数和消费大众。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以往区别与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失去了独立的特征，政治掺和其中。“广大无产者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占领，导致了国家和这会的交叠，剥夺了公共领域原有的基础，却未曾赋予它以新的基础。” 令人沮丧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销蚀了私人领域。这破坏了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独立存在的基础。 第六章 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 上一章讲到了文学公共领域的转型，现在当然是讲政治公共领域的转型。还记得第二章对公共领域的划分吧。 欧洲学术期刊，英国的道德周刊和政治周刊----->个人新闻写作------->1830年代传播信念的报刊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 有必要先提一下，哈所讲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的背景是由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福利国家转变的过程当中。本书写成于 1962年，正是凯恩斯宏观调控的经济思想垄断全球的时间{1935-1970年代}，此时新自由主义还没有真正兴起。社会福利国家强调国家政治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可以称之为公共性增加的转变----国家和社会重叠-----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重叠。 哈认为广告宣传的兴起并非市场自由化的结果，而是卖方市场程度加大，垄断竞争加强：技术密集到大批量生产时，均衡的最优产量不能随便改变，就需要一个长期销售战略。结论是广告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市场垄断加强，透明度降低。 在这个过程中，议员独立的政治批判功能丧失----沦为政党代言人，因此议会作用削弱。官僚机构加强：国家向社会转变；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党出现：社会向国家转变。结论是国家和社会重叠。 公共关系即公关兴起，组织能够操纵公共舆论。公共性发生演变：其政治批判性让位于展示组织的声望。独立的公共性“死”了。 在社会福利国家中想维持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于是对宪法追加条款用来改造社会关系。按照易卜生的观点，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包这个内经由社会组织，立法机构，执法机构，通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利益均衡处于普遍的利益范围之内。哈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普遍利益是加快实现富足社会。 但哈似乎比较乐观，他认为公共性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制度中也被制度化，制度保障了一种类似于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出现，认为这是一种合理化的进展，虽然滞后于前者。这种滞后可以通过公众参与选举的准备及选举过程进行衡量。 接着，哈讨论了民众的选举活动：人为的公共领域和非公众舆论。 借鉴了PAUL.LAZARSFELD的伊里调查的成果---两级传播理论和舆论领袖的概念。不过他像马克思一样称“传播”为“交往”。如下： POWER ELITE<----A----->OPINION LEADER<-----B------>THE MASS A,B两个过程都需要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相互交流，否则即使舆论具有公众潜力也不能构成公众舆论。我理解这种相互交流就是有效的反馈和负反馈。同时，他指出，在这种垂直的流向中（从社会地位高的人向社会地位低的人流动），公共事务的舆论领袖通常是那些比较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我不知道，是否哈受BULLET THEORY影响，他认为，通常那些最想避开讨论而形成公众舆论的人最可能在观点上受到左右。他们人数众多，不关心政治，不太了解实际情况，冷漠。就想魔弹论里的靶子一样，应声而倒。估计台湾那些自以为拥有民主的选民就是这样子，看到陈水扁被枪击了，转而选了他。 哈的结论是社会福利国家前提下的公共领域是一个自我形成的过程：它在扩张的操纵的公共性和政治批判性两者的紧张中形成。呵呵，紧张是哈强调对立统一时喜欢用的词。 哈提出“满足需求的技术手段也带来毁灭手段：全球范围内的自我毁灭的军事力量招致重重危险，由于危险性是整体性的，因此分散的利益很容易就能相互联系起来：民族之间尚未克服的自然状态面临重重威胁以至于普遍利益在具体的否定过程中十分准确的表现出来，康德早就认为，“永久和平”应该建立再一种“世界主义秩序”当中。”------我认为这是哈对于二战的反思，过于书匠气；但我们也可以窥见当今德国促成欧盟建立的理论依据。康德的伟大在于提出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制衡。 哈对于社会福利国家寄予厚望，提出政治公共领域的两个前提：1.官僚决策的最小化2.将利益集团和独立的私人的利益统一到普遍利益当中，使利益结构冲突相对化。并且认为今天实现这两个前提“不能简单的贬低为乌托邦”。 第七章论公共舆论的概念 首先提出作为公共舆论的两者（1.批判力量 2.展示和操纵的力量）的紧张关系。 然后分析了两种分析公众舆论的途径： 1.自由主义立场（人们应该挽救公共领域的理性因素而摈弃其大众因素）；2.以机制代替公众，认为机制（如议会或政府执政党）的结论就是公众舆论。 LAZARSFELD提出公众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抹杀了一切关键的社会学因素和政治学因素。 将政治交往领域分为非正式的个人的非公共发意见系统（包括没有经过讨论的文化自明性，讨论较少的基本生活经验，经常讨论的文化工业的自明性）和正式的制度化的权威的意见系统。并提出只有两个交往领域通过批判的公共性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 接下来，哈为公众舆论的概念提出了三条标准。 最后，参考了C.WRIGHT.MILLS在POWER ELITE中对于公众与大众的区别。非常重要。但文字太多。我懒地列出了。指出了当意见陷入大众交往之中时，意见就不是公众舆论了。 2、今年夏天在家里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看完了，回过头来看两年前自己所写下的东西，感觉生命如此执着的坚持才是生的真谛。 序一 把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读完了，转眼看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对于哈耶克的认识跨越了我的本科校园。 序二 　　ＨＡＹＥＫ是奥地利学派，在１９２７年的时候年轻的ＨＡＹＥＫ到了伦敦，他对ＫＥＹＮＥＳ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然而正如人们对于ＫＥＹＮＥＳ的评价，ＫＥＹＮＥＳ对于学生可以给予过多的宽容，然而对于自己的对手，一些经济学教授老师却极为苛刻，ＨＡＹＥＫ受到重挫，转而去研究政治哲学，幸运的是他能够活的足够长，１９７４年，ＨＡＹＥＫ因为自己对于自由的经济制度的坚持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原因确是非常显然的． 1 .扩展秩序 　　为了反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找到KEYNES一统天下的时候自己的位置。HAYEK从经济结构的特点开始着手。 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 大卫·休谟发现，市场可以让人们"为别人提供服务，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有利于公众，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算""即使是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利益"。 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波普尔，1972）。进一步说，文化进化的产生，不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而且通过无数个"祖先"，向个人传递各种习惯和信息。这个过程利用学习手段，加快了文化特性的传播速度。 扩展秩序是产生于一个竞争的过程，决定成功与否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某个伟大的头脑、某个委员会或某个神主的认可，也不是因为它符合某种有关个人功德的公认原则。 2.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 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孟德斯鸠 孟是公认的法学和社会学的开山之祖，堪称先驱，他的这句话和中国的“仓廪足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一个意思。 观看《大国崛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荷兰是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保障。 “约翰·洛克的"所有权个人主义"不但是一种政治学说，而且是对给英国和荷兰带来财富的状况进行分析的结论。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见解上，要想保证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 在HAYEK的论证的基础上，我想到了一个论断：公平或者说追求公平的努力是人类得以发展的源动力。一切其它的秩序几乎都是建立在公平或追求公平的过程中。 以自然法为例子，法律的诞生之条件是社会分工，但是其内在的原因是复仇，为消弭不公平的景况而进行的努力最终催生了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法律。 3.强大的政府 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这可拿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政府为例（罗斯托夫采夫，1930；伊诺第，1948）。中国的历史也提供了政府试图推行完美的秩序，使创新变为不可能的许多事例（李约瑟，1954）。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 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后面的，是它的政府限制甚严，因而没有为新的发展留下空间，而欧洲，正如前一章所说，它在中世纪异乎寻常的扩张，很可能应当归功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贝什勒，1975：77）。 在度过HAYEKd的文章之后我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大国的规模是好事情么？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政府小，做个守夜人就可以了。KEYNES出来之后，强化政府在短期宏观调空的责任和能力。解决了短期的问题，却产生了新的问题。美国，中国等等大国的发展历程都与此相违背，殴盟的联合似乎也在打破这一论断。大国的好处是可以占据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强权，但是，船大难调头啊。反思日本也许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4.理性主义 关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 理性主义认为，除非有经验和推理——不管它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的基础，一切信念都是不可接受的。 经验主义主张，任何声称表达知识的命题，仅限于那些其正当性有经验依据的命题。 实证主义则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这里所谓的科学，是指它描述了可观察现象的共存性和连续性。 功利主义"把行为给每个人造成的快乐和痛苦，作为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 行为主义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理性的扩张，追求功利的特征，借助实证研究，利用抽象经验主义的方法是后工业社会重要特点。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对于自由和理性的追求。但是社会主义遭遇的困境，自由主义遇到的诘难，是我们不得不反思。 5.我的思考： HAYEK基本上是从以上四个方面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最为致命的批判是扩展理性的运用。都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个人理性通过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扩展成为一种整体上的扩展理性。这个过程，可以发挥个人的主动性，有着及时的反馈，不失为人类理性的光辉结果。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当然，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市场经济也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特权。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突出的更多的是政治，但是却不等同于利益。中国在对待东南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因为对外输出共产主义，惹来各国的反感。失去了外交优势。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又何尝不是市场经济呢？不是有人论证过邓小平到过进行新经济改革的俄国吗？ 看来实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谬误的确是斯大林的最大的错误了。他的这种重视宏观干预控制的做法和KEYNES的理论本质上是相通的，短期的做法，于短期有利但对于长期，更多的是危害了。恰如前面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对于理性和自由的追求，尤其是在落后的国家诞生的社会主义，对于自由的追求是非常迫切的，对于理性的滥用也是触目惊心的。以致到达非理性的境地，MARX 谈异化，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成为最终危害自己的东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