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州政权建立者拓拔思恭的新资料

夏州政权建立者拓拔思恭的新资料——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二 牛达生 提要：拓拔思恭生于唐末，因参与镇压黄巢之乱，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唐末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是夏州政权的建立者。他的事业，对党项拓拔部的发展及其后西夏王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汉文文献中所见有关拓拔思恭资料，极其简略，且多有矛盾之处，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研究和认识。出土于陕西靖边的《白敬立墓志铭》，因敬立与思恭的特殊关系，志文中多有思恭事迹，为思恭的研究提供了鲜活而重要的新资料。本文在对汉文文献中思恭事迹进行疏理的基础上，重点对碑刻中的新资料加以辨正，从而使这位史诗般人物的资料更为丰富，形象更为充实。 关键词：拓拔思恭 夏州政权 白敬立 牛作者简介：牛达生（1933- ），山西太原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西夏文物考古工作 拓拔思恭生于唐末，因参与镇压黄巢之乱[1]，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唐末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是夏州政权的建立者。他的事业对党项拓拔部的发展及其后西夏王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汉文文献中所见有关拓拔思恭资料，极其简略，且多有矛盾之处，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研究和认识。陕西靖边出土的《白敬立墓志铭》，却为这位史诗般的人物，提供了鲜活而重要的新资料。 一． 史籍中有关拓拔思恭的资料 有关拓拔思恭的史料，散见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而以《新唐书》中《党项传》、《僖宗纪》、《黄巢传》和《资治通鉴》二五四、二五五、二五六诸卷较为集中。诸史所载，多有重复,可互为补充。现依年代次第概述如下： 1．为宥州“剌使”。思恭为拓拔氏平夏部裔孙，“咸通末窃据宥州[2]，称剌使。”[3] 2．会盟讨黄巢。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乱军“陷京师”。中和元年（881）三月，宥州刺使拓拔思恭“纠合夷夏兵，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于鄜州，同盟讨贼。”逃到西蜀的僖宗，“傳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4]值得注意的是，拓拔思恭“同盟讨贼”，并不是响应僖宗号召，而是自发起兵的[5]。可见其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扩展势力的心态。 3．“权知夏绥节度使”。中和元年夏四月，僖宗因思恭出兵，诏“以拓拔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原注：为拓拔氏强盛，遂跨据西夏张本）。”时“拓拔思恭屯武功”，与屯渭北的唐弘夫、屯沙苑的王重荣、屯渭桥的王存处、屯周至的郑畋等“进薄长安，壬午，黄巢帅众东走”；但是由于“官军不整，……丁亥，（黄巢）复入长安。……庚寅，拓拔思恭、李孝昌与贼战于土桥，不利。……秋七月，……拓拔思恭屯东渭桥，黄巢遣朱温拒之。”[6]《新唐书·党项传》也载，僖宗以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次王桥，为巢所败。更与郑畋四节度盟，屯渭桥。”[7]两处所载细节略异，但权知节度使事，则完全一致。 4．奉诏为“夏绥节度使”。中和元年八月，唐僖宗正式授思恭为夏绥“节度使”。“李孝昌、拓拔思恭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原注：史言，诸镇之勤王者，皆以师老迁延引退）。”[8]《僖宗纪》亦载：九月，“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原误为章）、夏绥银节度使拓拔思恭，及黄巢战于东渭桥，败绩”[9]。两记时间略有差异，当为同一战事。 5． 僖宗“赐夏州号定难军”。中和元年十一月，黄巢叛军“孟楷、朱温袭鄜、夏二军于富平，二军败，奔归本道（原注：二军，李孝昌、拓拔思恭之军也）。”十二月，“赐夏州号定难军。”[10]从此，夏州地区获得定难军的称号。 6． 奉诏为京城“西面都统”。中和二年春正月，僖宗诏以“王存处为京城东面都统，李孝昌（原误为章）为北面都统，拓拔思恭为南面都统”[11]。《资治通鉴》亦谓：“以王存处、李孝昌、拓拔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復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12] 两记略有差异，思恭为“南面都统”还是“西面都统”，似有必要辨正。拙以为《资治通鉴》所记思恭为“西面都统”更为合理，因为南面有杨復光。又，《新唐书·党项传》，也载“诏为西面都统”；《新唐书·黄巢传》卷二二五，也谓“存处直左，孝昌（原误为章）在北，拓拔思恭直右”，左东右西，也为“西”。《唐大诏令集》卷五，也记为“西面行营诸军都统、鄜夏节度使李思恭”。 7．奉诏为“权知京兆尹”。中和二年五月，诸镇军四集，“朱玫以泾岐麟夏兵八万营兴平”，接着，“李孝昌、拓拔思恭徒壁东渭桥，收水北垒”。期间，诸军皆集，战事频仍，互有胜负。六月，“拓拔思恭以锐士万八千赴难，逗留不进，”以待时机[13]。中和二年八月，诏“东方逵为京城东北面行营都统，拓拔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14]。而《新唐书·党项传》记述更为详尽，“中和二年，诏（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15]以党项拓拔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权知京兆尹”，极大地提升了拓拔思恭在诸蕃镇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唐统治者对拓拔思恭的厚望。 8．诏赐为“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中和三年夏四月，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等军“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16]承担北路军的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与保大军[17]节度使东方逵，从“宜君县南，杀戳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18] “贼平”不久，因功诏赐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19] 9．奉诏讨王重荣。河东向有解盐之利，中和以来，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之。僖宗亲信宦官田令孜欲取之以佐军食，重荣不可，遂引发战争。据载，光启元年“九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反，邠宁节度使朱玫讨之。”十二月，“朱玫及王重荣、李克用战于沙苑，败绩。”[20]《资治通鉴》亦载，光启元年（885）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将本军及神策、鄜、延、灵、夏等军三万人，屯沙苑，以讨王重荣。重荣发兵拒之。”[21]十二月，“玫、昌符大败，各走还本镇。”[22]这次战争，以田令孜大败结束。 前述有关战争，皆明载夏州节度使拓拔思恭，而此次战争相关文献，均未提及思恭名字。当然这不影响认定，夏军即夏州之军。但为什么不提思恭名字？令人费解。笔者大胆推测，联系到次年思恭即死，是否意味着思恭身体欠佳，因而只是派兵参战，而未能亲临前线呢。 10．光启二年卒。僖宗光启二年（886）冬十月，有“襄王煴之乱，（僖宗）诏思恭讨贼，兵不出，卒。”[23] 11．配享僖宗庙廷。思恭死后，因其“终成逐雀之功（黄巢败走），显就回銮之计（回复长安）”，曾配享僖宗庙廷。唐昭宗即位初年，又勅命“中书门下特与加赠，仍配享僖宗皇帝庙廷。”[24] 综上所述，可知拓拔思恭在唐僖宗广明年间，窃据宥州，自封“刺使”。此后，借参与镇压唐黄巢之乱，“统全师问安赴难，及於畿内”。从中和元年（881）到光启二年（886）的6年中，先后受命为权知夏绥节度使、夏绥节度使、京城西面都统、京城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等职，因功得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死后配享僖宗庙廷。拓拔思恭的最大贡献，就是使党项拓拔部跻身于蕃镇之列，建立了事实上的夏州政权。其势力虽不及关中、河东诸镇，但偏踞一方，为党项族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这里，不厌其烦地将有关拓拔思恭的资料罗列出来，目的只为与《白敬立墓志铭》对照，从而找出志文提供给我们的新资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拓拔思恭被任命为“银夏节度使”，意味着“为拓拔氏强盛，遂跨据西夏张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拓拔思恭，就没有后来的西夏。因此，本文的意义，就在于用《白敬立墓志铭》中的新资料，使这位夏州政权创建者的形象更加丰满起来。 二． 白敬立墓志铭 《白敬立墓志铭》见于康兰英主编的《榆林碑石》。该书有图有文，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忠实的资料。本墓志铭，图见75页，文见242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 这通墓志铭，出土于靖边县红墩界乡华家洼林场，1991年，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并收藏。砂石质，略有残损。立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定难军节度判官李潜述。盖佚；志石方形，边长77.5、厚11.5厘米。楷书38行，滿行41字，约1500字。 《白敬立墓志铭》录文如下： 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检校左仆射南阳白公府君墓志并序 定难军节度判官检校尚书库部郎中兼侍御史赐紫金鱼袋李潜述 公讳敬立、字□□[25]，秦将军武安君起之后。武安君将秦军，破楚于鄢郢，退军筑守于南阳，因而号其水为白水，始称贯于南阳。武安君载有坑赵之功，为相君张禄所忌，赐死于杜邮。其后子孙沦弃，或逐扶苏有长城之役者，多流裔于塞垣。公家自有唐洎九世，世世皆为夏州之武官。曾祖父字令光，年一百二十四岁，充兴宁府都督[26]，娶高氏。生祖父字奉林，充兴宁府都督，娶婆高氏。祖父字文亮，充兴宁府都督，娶婆王氏。生公[27]。公以祖父箕裘继常，为故夏州节度使、朔方王信用于门下。王始为数练使，公常居左右前后，凡边朔战伐、军机沉密，多与公谋。时有征防卒结变于外，突骑得人屠灭权位，其首乱者逼节使，请署为马步都虞候。半年之□，凌慢愈甚。时朔方王集部下，伺隙尽擒诛之。公弟兄皆与其事。洎乾符年，大寇陷长安，僖宗卜省于巴蜀。王自宥州刺史率使府将校，统全师问安赴难，及於畿内。公时以亲信从夜即居王之寝门，昼即视王之膳所；应对顾问，亦不离其前；传呼号令，亦皆承其命。筹度宜便，探剌变动，外常承鞫师旅，内又延语宾客，周徊折旋，曾无遗事。王乃推腹心，委之如父子；公亦尽忠瘁，报之如君臣。一日，公失众临阵，为大寇环逼。王轻骑犯围，公乃得出。后王驻军鄜州，舍于洛郊传舍。时大暑，久征之卒皆困寐于帐下。夜漏未分，暴水突至，独公先知，持刃呼左右。王惊起朅衣就车得出。公乃手辔王骑及于城南门之外，守鐍者呼之不应，公乃梯堞而上，断关启扉，王与军人方脱其难。及收复长安，王独怜公之功，升居右职，命幕下为奖饰之词云：破黄巢于咸阳原上，非我不存；避洪涛于鄜畤城南，唯尔之力。时皆谓赵襄子举高共，蜀先主得孔明，擢终始之功，言鱼水之道，不过于此。后王受命复平伪朝，而先定奸臣于鄜畤。公总衙队之师，为虎贲之卫。鄜、延逆师树垒于延州东横川，聚三万众，马万匹，号滩寨。公轻骑夜驰，星恒末尽。及寨门，墔（即摧）垒直入，斩级获马，其数万纪，延州不日而下。公推尽瘁，输忠孝，灭勍（即劲）敌，峻军令，奉王指踪，守王条制。更二岁，复下鄜畤，王乃首举公为鄜州招茸使。不踰月，鄜人有乡井；不踰年，鄜人有农桑。无何，延州余孽为变，鄜人从风，兴异志。公获其哀告，遂间道得归。又从王载（即再）收鄜、延。举不期月，鄜、延复下，破城垒三十余所，诛恶党一二千人。非运斤破竹，持汤向雪，不捷于此。王益嘉之，荐公加右仆射。不经年，又荐为延州防御使。治疲俗为阜俗，化憸（即奸）人为正人。辟荒田数千顷为公用，以奉府使；树（即修）坏舍数十处为邮舍，以待宾朋。创筑城垒，萦山架川，固金临洫，里人无剽掠之患，井邑无漂突之虞。行讴坐谣，至今如在。及王薨，公悲戚哀愤，如丧其考。触目发言，未常（即尝）不形追感之色。公常云：有王有我。今王先我去世，所恨者不得灰其身，报于王之生前。今唯誓生前而荅于门下，诚未及愿。公自有疾，解印归乡井，伏枕绵年，汤灸不瘳，竟以景福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薨于夏州之故里，享年卌二。尊夫人衔哀抚幼，深得贤母之道。正室清河张氏，奉晨养，供祭祀，亦合命大夫之家范，先公而殁。公长兄承袭，见任兴宁府都督元楚。令兄忠信，检校吏部尚书、前绥州刺史。令弟敬忠，检校左常侍、充亲从都兼营田使、洛盘镇遏使、御史大夫。饮歠侍亲老，推让友弟兄。在公门有忠赤，在私门有孝行。其季忠礼，检校右常侍。攻儒墨，好礼乐，居权不骄，履崄（即险）不乱，沉于参昼，审于进趋，取舍言动，皆得宜于故实。公五子：长男保全，充同节度副使；保勋，节度押衙、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保恩、三铁、铁胡。女四人：长十五娘，前濮州刺史高彦弘尚书定问；十七娘，适事王门，郎君司空；十八娘、二十一娘在室。公有忠尽之心报于主，有战伐之功及于朝庭。为子彰孝行，为郡著政声。可以俟阴功而昌厥门阀。今官左仆射，贵为防御使，功成名遂，殁于牅下。弟、兄、儿、侄，皆兟兟于郡邑牙帐之前，岂不盛欤。公季忠礼，将犹子荒，恳以公卜用有时，而请予铭之。以乾宁二年□月□日，葬于夏州朔方县。 天有将星，地有将臣。禀兹瑞气，方为令人。事主如子，报国能君。感恩无已，临阵不身。生为戎帅，死归旧邻。贵有阀阅，盛有子孙。一日浮世，万古芳尘。纵变高岸，存此贞珉。 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守延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安塞军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白公府君墓志。 三． 墓志中有关拓拔思恭的新资料 白敬立是夏州政权的第一个汉族官员。据志文，白敬立为“秦将军武安君（白）起之后”。自唐以来，传有九世，“世世皆为夏州武官”。曾祖父字令光，生祖父字奉林，祖父字文亮等，皆“充兴宁府都督”。敬立子承父业，服务于“夏州节度使、朔方王”门下。“朔方王”即拓拔思恭。敬立常居于朔方王左右，深受信任，“凡边朔战伐，军机沉密，多与公谋”，并多有战功，官至“延州防御使”。志文回顾了敬立追随“朔方王”所做诸事。“王乃推腹心，委之如父子，公也尽忠瘁，报之如君臣。”王薨后，“公悲戚哀愤，如丧其考。”唐昭宗景福二年（893）11月死于“夏州之故里”，乾宁二年（895），“葬于夏州朔方县”。 从上述内容看，白敬立终身扶佐拓拔思恭，两人生死相依，关系极为密切。白敬立的一生，就是追随拓拔思恭的一生。正因为如此，志文中涉及拓拔思恭的事迹之多，有时使人觉得似乎是在读拓拔思恭的墓志，而忘了墓主人。志文或许有借拓拔思恭抬高墓主人地位之嫌，也有难以避免的溢美之词。但志文内容丰富，情义深沉，言之有物，所述诸事应是真实的。笔者所以对墓志感兴趣，正是因为它可以补史之缺，为夏州政权的创立者拓拔思恭，提供新的、重要的资料。 需要强调的是，白敬立是一位汉族官员，是拓拔思恭的下属，他与拓拔思恭的关系表明，拓拔部建立的夏州政权不是单一的党项族政权，而是以党项族为主导，吸纳汉族参与的地方割据政权，这对以后夏州政权的发展和西夏王朝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比之前述文献所载拓拔思恭事迹，志文又做了如下重要补充： 第一．任宥州刺使前曾为“教练使”。志文称,“王始为教练使”。史载，拓拔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剌史”。并无咸通前事迹。这意味着，拓拔思恭在未称刺史前的青年时代，曾做过“教练使”。“教练使”出现于唐宣宗年间，是初级军事教官的称乎，“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之，其任务是“每年合教习时，常令教习。”[28]。”拓拔思恭的青年时代，是一位“会兵法能弓马”的有为之人。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党项族内附，在唐代历经高宗、武后、玄宗、肃宗诸朝，到代宗时“已散居西北边”，灵、夏诸州尽其族帐。但是，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唐朝政权的异化和汉族势力的退出。党项族平夏部,主要活动在银州、夏州一带，仍然以畜牧为生，还要按政府的，“爰服（改易）冠带，兼服征徭”[29]。唐朝对内徙党项族采取了以“安抚”为主的政策，党项部众亦成为唐朝“编户”。灵、夏诸州，仍是唐朝政权的一级组织，在这些地方设有节度使等地方官员；同时，也选派党项族上层为地方官员，如党项族首领拓拔乾晖，唐代宗贞元时任夏州剌使[30]。僖宗征讨黄巢叛军时，诸葛爽为“夏绥银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31]；宣宗大中年间到懿宗咸通年间，曹某为夏州节度押衙兼洪门四镇都知兵马使[32]。他虽非节度使，但却是节度使衙内亲信武官，往往参与军事机密，甚至直接统率军队。因此，拓拔思恭任“教练使”，很可能是夏州节度押衙的属官。 第二．率部平息“征防卒结变”。志文称，“时有征防卒结变于外，突骑得入屠灭权位，其首乱者逼节使请署马步都虞侯。半年之囗，凌慢愈甚。时朔方王集部下，伺隙尽擒诛之。公兄弟皆与其事。” “征防卒结变”事未见史载，“征防卒”或为驻军；“首乱者”不知何人；“都虞侯”为藩镇亲信武官。这是一次征防士兵的变乱,其首领逼节度使署其为马步都虞侯。变乱持续半年之久,为拓跋思恭率部下“伺隙尽擒诛之”，白敬立“兄弟皆与其事。”这应是拓拔思恭任“教练使”时发生之事。这一事件，为白敬立和拓拔思恭的亲密关系做了铺垫，更显示了拓拔思恭在党项族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和号召力，并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 第三.早已拥有“朔方王”称号。志文中“夏州节度使、朔方王”，但未其为何人。史载，五代后梁末帝朱瑱乾化三年（915），“以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为检校太师，进封陇西郡王”[33]，被认为是夏州党项李氏封王之始；后唐庄宗李存勗同光二年（924），“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34]。但志文中提到唐僖宗乾符年“大冦陷长安”，又有“破黄巢于咸阳原上”诸事，而白敬立又死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志文中“夏州节度使、朔方王”，只能是指拓拔思恭，而不是李仁福。这意味着早在唐僖宗时，拓拔思恭已拥有“朔方王”的称号。后唐庄宗封李仁福为“朔方王”，是否是对这一封号的沿袭，已无从稽考。 又，志文称拓拔思恭为“夏州节度使”，与史载勿合。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八月，因镇压黄巢之乱的需要，正式封拓拔思恭为“夏绥节度使”[35]。志文“夏州节度使、朔方王”连称，只是总述拓拔思恭其人，绝不意味着称其为“朔方王”时已拥有节度使衔。 第四．其“幕府”潜称“宥州刺史”。志文称：“洎乾符年，大冦陷长安，僖宗卜省于巴蜀。王自宥州剌史率使府将校，统全师问安赴难，及于畿内。”拓跋思恭为宥州刺史已见史载，并称“窃据”。志文称拓拔思恭已有“使府”，值得注意。据研究，“使府”，即“幕府”。“幕府中人皆为有识之士”。“幕府之设置乃为招攬各方面人材，为节度使之助理参谋。其地位虽不甚高，但作用颇为重要，为节使所敬重。”[36] 上述平“征防卒”变乱，朔方王即集“部下”。此“部下”，或即就是事实上的“使府（幕府）”。也就是说，拓拔思恭在未称“刺使”之前，实际上已存在一个“幕府”班子，为其策划诸事。白敬立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状况，为史称“窃据”之说（即非皇帝正式任命）提供了新的依据。唐代后期，蕃镇遍于全国，他们形式上臣属于中央，实际上自命僚属，不申户口，不纳赋税，是一个独立王国。 第五．增添了参与镇反黄巢叛军的具体事迹 一． 关于“王轻骑犯围”的问。志文称，白敬立在战争中“失众临阵，为大冦环逼，王轻骑犯围，公乃得出”。史称，中和元年三月，拓跋思恭“纠合夷、夏兵”[37]，“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誓讨贼”[38]，继而参加了围剿黄巢叛军的战斗。志文所载或即这次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王轻骑犯围”，反映了拓拔思恭英勇善战的豪气，也是敬立和思恭亲密关系和思恭爱护下级的体现。 二．关于“王驻军鄜州”的问题。志文称，“后王驻军鄜州，舍于洛郊（地名，在鄜州西）传舍。时大暑，久征之卒皆困寐于帐下。夜漏未分，暴雨突至，独公先知，持刃呼左右。王惊起朅衣就车得出。公乃手辔王骑及于城南门之外，守鐍（音决，有舌的城门门环）者呼之不应，公乃梯堞而上，断关启扉，王与军人方脱其难。” 志文虽为叙述敬立勇武救主事迹，但却提供了思恭“驻军鄜州”，“舍于洛郊传舍”的具体信息，为驻军鄜州提供了新的依据。 史载，中和元年夏四月，“拓拔思恭屯武功”，同郑畋、唐弘夫、王重荣、王存处等“进薄长安，壬午，黄巢帅众东走”；尽管数天后“（黄巢）复入长安。”[39]但仍是平叛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志文又称，“及收复长安，王独怜公之功，升居右职，命幕下为奖饰之辞云：破黄巢于咸阳原上，非我不存；避洪濤于鄜畤城南，唯尔之功。”“破黄巢于咸阳原上”，为拓拔思恭在“收复长安”的战役中具体方位，提供了重要信息，而“避洪濤于鄜畤城南，唯尔之功”，反映了这是一次危及夏军安全的严重灾害，给拓拔思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三．关于“后王受命复平伪朝”的问题。志文称，“后王受命复平伪朝，而先定奸臣于鄜畤（音至，古时祭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公总衙队之师，为虎贲之卫。鄜、延逆师树垒于延州东川，聚三万众，马万匹，号滩寨。公轻骑夜驰，星恒未尽，及寨门，墔垒直入，斩级获马，其数万计，延州不宿而下。”“伪朝”，当然是指“黄巢”；“奸臣”何指不明。夏军从北路来，在与黄巢叛军的战争中，主要承担北路军务。除在长安附近外，主要在延州（陕西延安）、鄜州（陕西富县）、富平一线。“王受命复平伪朝”，“延州不宿而下”，在正史找不到相应记载。志文所述虽然是墓主事迹，但更应该是拓拔思恭收复延州的一次战争。 四．关于“王载收鄜延”的问题。志文称，“更二岁，复下鄜畤，王乃首举公为鄜、延招葺使。……无何延州余孽为变，鄜人从风，兴异志。公获其哀告，遂间道得归。又从王载（再）收鄜、延。举不期月，鄜、延复下，破城垒三十余所，诛恶党一二千人。” 志文“更二岁，复下鄜畤”，当是中和三年之事。此事可能与唐军再次收复京师诸战争有关。中和三年，拓跋思恭与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从“宜君县（陕西宜君）南，杀戳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40]。 第六．拓拔思恭施政广辟荒田，关注民生。志文称，拓拔思恭“又荐（白敬立）为延州防御使。治疲俗为阜俗，化憸（即奸）人为正人。辟荒田数千顷为公用，以奉府使；树坏舍数十处为邮舍，以待宾朋。创筑城垒，萦山架川，固金临洫，里人无剽掠之患，井邑无漂突之虞。行讴坐谣，至今如在。”这段文字，虽然说的是白敬立治理延州的政绩，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拔思恭施政方面注意广辟荒田，开源节流，创筑城堡，关注民生等等的作为。 在唐朝的历史上，蕃镇割据由来已久。夏州党项拓跋族众，在拓拔思恭的领导下，乘参与镇压黄巢之乱的机会，借唐朝统治者之手，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唐末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 [1] 王永兴《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黄巢起事性质做了深入研究，根据《资治通鉴》黄巢陷长安后，“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等记载，认为“黄巢及其将佐辈所为，残暴酷虐，称其为贼为盗，乃书史事之真实，正确也。称之为义军，绝对不可，因歪曲史事之真相。”笔者从之，不称其为“起义”，而称为“之乱”。《新唐书·黄巢传》亦云：黄巢复入京师后，“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 [2] 宥州，始置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宽宥为名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四）。宪宗元和九年（814）后，属夏州节度使节制。 [3] （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西域传·党项》卷二二一第47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1986年（凡二十五史，皆用此本）。 [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7页，中华书局，1956年（下同）。 [5] 无论《资治通鉴》还是《新唐书·党项传》，均载拓拔思恭“同盟讨贼”在先，僖宗传檄“合兵讨贼”在后。发檄文“讨贼”如此大事，在《僖宗纪》中，竟然无载！ [6]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7、1758页。《僖宗纪》载：九月，“鄜延节度使李孝章（昌之误）、夏绥银节度使拓拔思恭及黄巢战于东渭桥，败绩。”此记与《资治通鉴》所载一为七月、一为九月，但都在“东渭桥”，皆为黄巢所败，疑当为同一战事，时间当有一误。 [7] 《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第4796页。 [8]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8、1759页。 [9] 《新唐书·僖宗纪》卷九第4159页。 [10]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9页。 [11] 《新唐书·僖宗纪》卷九第4159页。 [12]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60页。 [13] 《新唐书·黄巢传》卷二二五下第4826页。 [14] 《新唐书·僖宗纪》卷九第4160页。 [15] 《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第4796页。 [16]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66页。吴广成《西夏书事》称，“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复长安”，不确。李克用诸军中，无定难军。 [17]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60页：中和二年三月，僖宗“赐鄜坊军号保大”。 [18]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贺杀黄巢徒伴表》卷一。 [19] 《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第4796页。拓拔思恭“封夏国公，赐姓李”事，史无确切年代，相关论著多系于中和二年。笔者认为，引文中“贼平”，当指中和三年四月黄巢兵败，撒出长安事，故系于此。 [20] 《新唐书·僖宗纪》卷九第4160页。 [21]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第1773页。 [22] 《新唐书·田令孜传》卷二O八第4755页。 [23] 《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第4796页。 [24] 《唐大诏令集》卷五：唐昭宗在《改元天复勅》中追叙“功臣”时说：“西面行营诸军都统、鄜夏节度使李思恭，杨威北鄙，决胜东桥，佐郑畋匡复之谋，倅岐阳统制之命，提戈勇奋，运策摧兇，终成逐雀之功，显就回銮之计。逮余初位，尚洽嘉谋，追瞩崇勋，宜膺庙食。其郑畋已别勅处分，其李思恭宜委中书门下特与加赠，仍配享僖宗皇帝庙廷。”《新唐书·郑畋传》卷一八五第4700页：郑畋卒，“天复初，与李思恭配享僖宗庙廷”。 [25] 此处的“公讳敬立，字□□”，和志文倒数第4行“以乾宁二年□月□日，葬于夏州朔方县”等4字皆空，当为待补而未补之字。此种情况，在墓志中极为少见。 [26] 据周伟洲研究认为，“兴宁府”，“疑即党项羁縻府之一的‘清宁都督府’”。见《早期党项史研究》第94页注1。 [27] 志文有曾祖父、生祖父、祖父名讳，而无父亲名讳；又，何谓生祖父？疑原碑文字有错讹、脱漏。 [28] 《旧唐书·宣宗纪》卷十八第3561页。宣宗大中六年五月，“勅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合教习时，常令教习。” [29] 《全唐文》卷七五O杜牧《贺平党项表》。 [30] 《新唐书·吐蕃传》卷二一六第4781页。贞元二年（786），“吐蕃攻盐、夏，刺使杜彦光、拓拔乾晖不能守，悉其众南奔，虏遂有其地。” [31] 《新唐书·吐蕃传》卷一八七第4704页；《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7页。 [32]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曹公墓志铭并盖》第241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墓志中竟漏书曹公名讳。 [33] 《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卷八第4682页。 [34]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卷三一第4898页。 [35]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8页。 [36] 王永兴：《唐代后期军事略论稿·幕府制》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7]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7页。 [38] 《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第4796页。 [39]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7页。 [40]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贺杀黄巢徒伴表》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