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在华洋行_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

从传统走向近代 [收稿日期 ] 2002 - 01 - 10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0CZS008) [作者简介 ] 高海燕 (1967 - ) ,女 ,内蒙古人 ,浙江大学东南土地管理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土地管理研究。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 中国钱庄的近代化 高 海 燕 (浙江大学 东南土地管理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29) [摘 　要 ] 外国洋行、银行与钱庄的关系 ,在鸦片战争后 ,经历了由相对独立、各行其是 ,到三足鼎 立、彼此倚重的阶段。到 19 世纪末 ,形成了以外国银行为中心、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局面。在三者相互 影响的过程中 ,买办以其自身先天的双重性 ,充当了三者间渗透与融合的媒介。而中国钱庄也通过与外 国洋行、银行的拆放关系 ,不仅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 ,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 关系 ,这使得钱庄在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强的同时 ,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原有的封建因素 ,并由此加速了 自身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 ] 洋行 ; 银行 ; 钱庄 ;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 F129 , K251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008 - 942X(2003) 01 - 0015 - 07 外国资本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 ,这一直是个很难获得共识的课。近代外 国在华洋行作为早期的外企投资形式 ,它在金融领域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 占据着什么地位 ? 它又是如何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 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选择洋行与 钱庄的关系作为透视点 ,分析金融三巨头 ———外国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时而竞争对抗 ,时而依赖 合流的动态图景 ,不仅可以昭示三者的发展轨迹 ,还可以逻辑地透露近代中国金融领域资本主义化 的新鲜气息。 一、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 洋行在中文的称呼中 ,最初是指经营对外贸易管理的我国商业牙行 ,也称洋货行 ,如著名的广 州十三行。本文所界定的洋行是指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贸易商行或代理行号的通称 ,欧美称之 为公司 (company) ,日本人则挂株式会社的招牌 ,它与广东十三行、上海洋行街这类与洋货、洋商相 关的中国商行有很大的区别。虽然这类中国商行中可能有外国资本的因素 ,如买办代理外国商行 等 ,但所有这些并不在本文考察的范围之内。 洋行虽号称贸易机构 ,但在早期对华业务中 ,却并不局限于中外间的进出口贸易和代理业务 , 与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活动也在洋行的控制之中。这样 ,与中国金融业的早期典型 ———钱庄发生 关系就不可避免了。在鸦片战争之后到 20 世纪初 ,洋行与钱庄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 : 以 19 世纪 70 年代初和 80 年代中期为界标 ,第一阶段是外国洋行与中国钱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依 　 第 33 卷第 1 期 2003 年 1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3 , No. 1 Jan. 2003 赖的阶段 ;第二阶段则为外国洋行、外国银行与中国钱庄三足鼎立、交互影响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以 外国银行为重心 ,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在 19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 ,亦即两次鸦片战争期间 ,这是洋行与钱庄开始早 期接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洋行与钱庄发生联系的第一个现在于庄票的应用。庄票是钱庄 签发的一种票据 ,可以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因此 ,庄票既是钱庄向外国洋行融通资金的工具 ,也 是洋行与钱庄早期接触的媒介。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 ,上海已有些钱庄预支庄票以供经纪商 购买洋货了。到 1858 年 ,上海的远期庄票已取得不少外国洋行的信任 ,成为融通棉织品和鸦片贸 易的手段。除此之外 ,外国洋行还将庄票作为支付手段 ,如 19 世纪 50 年代末 ,上海沙逊洋行在大 量收购黄金时 ,就常用当地大钱庄的庄票来支付金价。通过庄票这种融通资金的方式 ,洋行与钱庄 发生了初步的资金周转关系 ,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 洋行与钱庄发生联系的第二个表现 ,在于双方贷放业务的开展。这种业务是双向的 ,不仅实力 雄厚的外国洋行可以贷款给中国商人 ,资金丰足的中国钱庄也常贷款给外国洋行 ,而庄票又往往作 为贷款的抵付手段。中国钱庄贷款给洋行 ,是以行商的贷款为开端的 ,早在 1818 年 ,就有几个行商 向美商提供大量贷款 ,浩官也曾于 1840 年提供美商无息贷款。而怡和洋行常以现金、鸦片或广州 和印度兑付的汇票偿还中国债主的贷款 ,这种情形在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习以为常 ,说明洋 行向中国人贷款非常频繁。也是在这一时期 ,洋行开始进一步向钱庄贷款。据记载 ,琼记洋行在 1855 年向中国钱庄贷款 23 万元[1 ] (p . 98) ,旗昌洋行在 1856 年欠中国钱庄 20 万元 [ 1 ] (p . 98) ,说明 这一时期钱庄与洋行的贷放业务频繁 ,且数目巨大。 这一时期的洋行与钱庄的关系具有两个显著特点 : 第一 ,洋行与钱庄相对独立。双方虽然存在贷放关系 ,但直接进行借贷的例子却寥寥可数 (只 有旗昌和琼记例外) ,并且大多是通过买办进行的。洋行借贷的对象大多是零星散商 ,而不是钱庄 , 虽然散商中可能会有钱庄业者 ,但洋行和钱庄尚未开始对口交易则是肯定的。所以 ,洋行和钱庄虽 然开始了金融业务的初步联系 ,但各自的地位却是相对独立的 ,业务上也各行其是 ,尚未进入水乳 交融的阶段。 第二 ,洋行与钱庄互相依赖、彼此影响。一方面 ,洋行需要钱庄的信用保证和资金周转 ;另一方 面 ,钱庄亦需要洋行对庄票的认可与支持。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发生在汉口的现金支付运动的失 败 ,进一步证明洋行与钱庄存在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在 1862 年至 1867 年间 ,有几家钱庄 倒闭 ,洋行因庄票而受累 ,便下决心“摆脱公认是危险有害的 ,即收到钱庄 3 周至 2 个月期的拆 票后交货”[1 ] (p . 115) ,改为只收现金或 5 天期的庄票。但这一运动遭到中国商人长期、持续和有力 的抵制 ,中国商人要求外国商人支付丝茶货款时也要用现金。而洋行因过分执著于现金买卖 ,不仅 失去很多生意 ,也失去信贷带来的一切好处。所以 ,在扩大贸易的需求下 ,现金支付制度难以维持 下去 ,中国人不久又能向洋行赊购货物 ,钱庄的庄票仍然可以在外国洋行兑付。这说明洋行虽因钱 庄倒闭受损 ,却依然有赖于钱庄的信贷职能。对钱庄而言 ,如果“钱庄拒绝提供例行的方便 ,外国的 货物就难以成交 ,中国的经济和掮客也将束手无策”[ 2 ] (p . 130) 。如果洋行只认可现金 ,不承认庄 票 ,那么 ,钱庄只能退回到过去以兑换货币为主的状态中 ,无力承担商业信贷 ,亦无法发挥它在对外 贸易方面的独特作用。所以 ,钱庄也需要洋行的配合和支持。 综上所述 ,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 ,洋行与钱庄在金融周转领域中是双雄并立的 ,通过庄票的 媒介 ,两者建立了初步的依赖共生关系 ,这种关系在新的时代到来后 ,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间。这是金融三巨头 ———外国银行、洋行与中国钱庄鼎 足而立的阶段。一方面 ,洋行的金融垄断地位丧失 ,银行的地位不断攀升 ;另一方面 ,中国钱庄的业 务大幅拓展 ,并由独立走向依附外国银行和洋行。 61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3 卷 首先 ,从外国洋行与银行的关系来看 ,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 ,不仅在资金汇兑的贷放业 务方面逐渐摆脱了洋行的垄断 ,而且逐步成为外国在华金融活动的主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在资金汇兑方面 ,到 19 世纪 60 年代终了以后 ,自由贸易吸引了廉价的资本 ,银行一天天多起 来了 ,利率的不断降低使得洋行的外汇经营完全被排挤了出去。因此 ,在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以 后 ,原来控制在洋行手中的汇兑业务已成为银行的专项业务。第二 ,在资金贷放方面 ,银行一改以 往的保守姿态 ,积极开展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 ,使得上海和伦敦一样盛行预约订货 ,因为只要订货 一成立 ,外国在华银行便立刻可为洋行提供周转下一笔交易的资金。所以 ,过去由洋行垄断的 资金贷放业务开始为实力日渐雄厚的外国银行所把持。由于外国银行打破了商业大王 ———洋行的 垄断 ,使得控制中国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局面的组成力量大为改观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和中国钱庄 已成为商业领域的三巨头。 其次 ,从外国银行与中国钱庄的关系上看 ,中国钱庄经历了一个由独立到半依附的过程。在 19 世纪 50 年代 ,两者基本上还处于隔离的状态 ,因为外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给外商办理汇兑 ,并 不同中国钱庄有多大的联系。一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 ,才第一次出现外国银行通过票据贴现与 中国商人进行资金融通的记录。至于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的直接拆放 ,则要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 才出现。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两者便表现为固定的拆放关系。这一时期 ,中国钱庄大量使用 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银行拆放通常两天结算一次 ,取利比市面利率为低。 但银行认为必要时 ,可以随时要求收回拆款。这个随时收回拆款的制度 ,把钱庄纳入了外国银行的 控制之下。银行对钱庄拆款越多 ,对钱庄的操纵就越紧。但中国钱庄却力图保持以往的相对独立 地位 ,把对外国银行的依赖限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之内 ,辛苦地维持着它对中国商人的原有金 融关系。比如 ,汉口钱庄就曾竭力阻止外国银行对汉口的抵押放款 ,以维护其固有的对中国商人抵 放的权益。另外 ,实力雄厚的票号这一时期成为钱庄的强助 ,使钱庄能在缓急之间 ,移东补西 ,由此 增加了对外国银行的掣肘力量。所以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 ,中国钱庄虽然依附外国银行 ,却仍 有一定的独立运转能力。据 1884 年 1 月 23 日《申报》记载 ,天津的中国钱业公会有时就不顾汇丰 银行的牌价 ,而以较低的利息把汇丰的顾客吸引过来 ,使汇丰的放款业务受到不小的损失。这说明 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钱庄和外国银行是依附中有对抗的关系 ;第二 ,外国银行尚未能完全垄断中 国的金融市场。 但从 1873 年起 ,外国银行开始明目张胆地操纵上海金融市场 ,至 12 月 ,已将放给钱庄的 200 万两押款、借款一气收回 ,使半数以上的钱庄歇业 ,仅剩的一半钱庄只能依靠外国银行。当时 ,上海 外国银行的放款数目常在 300 万两左右 ,一旦低于这个限额 ,银根立即紧张。1878 年、1879 年发生 的两次恐慌 ,正是由这种局面所导致的。至此 ,中国钱庄没有外国银行的“调剂”就无法渡过难关。 这说明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 ,中国钱庄已走上了依附外国银行的道路。 再次 ,从大洋行与中国钱庄的关系来看 ,此时已不再局限于庄票的媒介。一些老牌洋行开始自 设钱庄 ,直接与中国钱庄做对口生意 ,贷放的对象亦不再是零星散商 ,而是中国钱庄。如怡和洋行 早在 1863 年就在上海分行自设怡和钱庄 ,向中国人贷款 ,其他外国洋行也对中国钱庄拆放资金 ,德 国鲁麟洋行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通过它的买办从事这类业务。大洋行不仅自设钱庄 ,也鼓励和支 持洋行买办创设钱庄 ,所以 ,当 1871 年 5 月怡和洋行买办唐景星及阿钦、阿李分别经营的三家钱庄 发生挤兑时 ,约翰逊在写给香港克锡的信中即表示关切 :“你可能已经听到有关阿李及其朋友投资 的钱庄发生困难的报告 ,我相信 ,今天的挤兑已完全应付过去 ,我不会不谨慎对待我们同我们周围 广东人之间的金钱状况 ,尽管我有理由相信目前还毋须担忧。”[1 ] (p . 87)但第二天 ,约翰逊便发现了 唐景星挪用未到期庄票 8 万两一事。他在 6 月 1 日写给克锡的信中说 :“我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唐景 星和钱庄的金钱状况 ,并已充分如实查明他们具有偿付能力 ,我认为除了给予必要的帮助 ,别无选 71第 1 期 高海燕 :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 择。”[1 ] (p . 87)所以 ,尽管唐景星营私舞弊 ,怡和洋行却并未停止对其钱庄的拆借业务 ,反而又预付 给唐 4 万两。 总的来看 ,就对中国钱庄的拆借业务而言 ,银行比洋行深入得多。洋行由于 19 世纪 70 年代后 的全方位投资 ,亦无资力专注于金融业务 ;相反 ,外国银行随着金融网的不断扩大 ,其资力和地位开 始变得举足轻重 ,甚至可以培植势力与大洋行竞争。因为当时有些商人自己一文不名 ,但却力图表 示他们能和东方有悠久历史的大洋行做同样大的生意。外国银行就从满足他们的急需方面捞到很 大一笔赚头 ,正可谓一举两得。也许正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使得银行后来者居上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成为金融业的主角 ,洋行退居其次 ,变成了配角。 第三阶段大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末 ,这是一个以外国银行为主体 ,以洋行和中国钱 庄为附庸的阶段。首先 ,从外国银行与中国钱庄的关系来看。中国钱庄经历了对外国银行由半依 附至完全依附 ,由半对抗到完全合流的过程 ,外国银行成为金融领域的主宰。据 19 世纪 90 年代汉 口的海关报告 :中国商人对外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的信任日增 ,最近才发现中国钱庄比较愿意以 外国银行的汇票向上海汇款。其次 ,从外国银行与洋行的关系来看 ,银行的信贷职能更多地渗透到 洋行中去 ,洋行的金融职能开始恢复 ,但只体现为银行的附庸。主要表现是 ,这一阶段外国洋行代 理银行分支机构的现象日盛。进入中国的五家英国银行中 ,除了丽如银行外 ,其余四家 ———汇隆、 呵加剌、有利和麦加利 ,都曾有过洋行代理的分支机构。到 19 世纪 80 年代 ,有些银行甚至裁撤原 来自设的分支机构 ,改由洋行代理。如呵加剌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香港分行在 1876 年和 1880 年 间 ,分别由太平洋行 ( Gilman and Co. )和旗昌洋行代理。而汇丰银行在中国设的 14 个分行中 ,就有 8 个由洋行代理。据统计 ,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代理过银行分支机构的洋行至少有 150 家以 上[3 ] (p . 132) 。而银行完全委托洋行代理在中国的业务 ,到 19 世纪 80 年代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在 1885 年以前的 5 年间 ,一连出现了四家委托洋行代理的银行。因此 ,这是一个洋行与银行职能融 为一体的阶段 ,也是外国洋行、银行共同分享中国利益的时期 ,前一阶段的竞争与排挤已演变为共 存共荣。而在外国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三角关系中 ,外国银行已成为金融业的绝对垄断者 ,代 理洋行负责具体业务 ,只能充当委托银行的得力助手。 二、买办是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媒介 买办在近代商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由于身兼数任 ,买办先天就具备了充当媒介 的条件 ,使其得以在洋行、银行与钱庄之间周旋 ,作为资金贷放的媒介 ,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 买办之所以能充当媒介 ,其一是因为买办熟悉本地钱庄 ,可以确保其信誉。为便于交易和经 营 ,洋行买办与本地钱庄和商号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银行买办则以探悉本地各钱庄、银号的财务 情况为主要职责 ,他对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银号之间的一切交易负有完全的责任。在洋行对钱庄 庄票的信用问题上 ,只要买办认为可靠 ,便不须其他保证。反之 ,如果庄票得不到买办的保证 ,就很 难得到洋行的信任 。汉口的外国银行一般不直接与钱庄往来 ,而是通过买办进行 ,他们对中国钱 庄的信用 ,也随买办的意见而转移。其二是因为买办具有代理洋行融资的权力。买办需要现款时 , 可代表洋行向钱庄借贷 ,而当他以洋行名义向钱庄借贷时 ,又根本不需要征得洋行同意。在这里 , 买办一方面需保证钱庄的信用 ,另一方面又需为“洋东”向钱庄通融资金。可以说 ,买办已具备了充 当外国洋行与中国钱庄间的媒介的必要条件。其三是因为不少买办具有多重身份 ,既是洋行买办 , 也是钱庄业者 ,他们或是以买办身份进入银钱业 ,或由银钱业者转作买办。比如怡和洋行早期买办 杨枋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已开设著名的泰记钱庄 ;伯德孚洋行 (Bedford & Co. ) 买办丁建彰、马 罗山本来是荣丰钱庄老板 ;上海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加利银行 (Chartered Bank & India , 81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3 卷 Australia & China)买办王宪臣亦出身于钱庄 ;德华银行的看银师和买办胡寄梅亦是在长期经营钱 庄之后才投身外国洋行和银行的。这种双重身份既是买办充当洋行、银行与钱庄媒介的有利条件 , 同时也预示了买办日后的发展方向 ,即建立买办金融网 ,加强媒介职能和资金实力。 买办在金融周转领域发挥着独特的媒介作用 ,他们主要周旋在外国洋行、银行和中国钱庄之 间 ,充当资金贷放的媒介。外国银行向中国钱庄放款 ,主要是通过买办来实施的。比如上海外国银 行向中国钱庄拆款 ,就是由第一任买办王槐山介绍的。到清末 ,外国拆放给钱庄的款项总数达到一 千数百万两 ,每年拆进之款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万两。而这其中都有买办的媒介作用。外国洋行向 中国钱庄融资也要通过买办。事实上 ,在 19 世纪 80 年代 ,买办从中国钱庄拆借周转洋行生意的资 金已是常事。比如 ,先后担任上海天裕 (John Foster and Co. ) 、复升 (Chapman King and Co. )和泰隆 (Barlow and Co. )三家洋行的买办何天松 ,就曾为他的每一个洋东家向钱庄押借款项。 实际上 ,买办的媒介作用远不止于贷放 ,更多的时候 ,是以钱庄的庄票作为支付手段供给洋行 , 或以现金保管员的身份利用洋行资金 ,在各钱庄间周转取息的。如唐廷枢在担任怡和洋行买办期 间 ,就经常利用自己所保管的金库中未到期的庄票进行贴现。这从 1871 年 6 月 1 日怡和洋行老板 约翰逊的一封信中可以证明 :“几年以来 ,阿李 (唐廷枢三家钱庄的合伙人) 从我们这里得到大批贷 款。毫无疑问 ,我们在唐景星手中的现金结余 ,也被用来周转他们的金融安排。”[ 4 ] (p . 150)“他的手 法之严密 ,就连怡和老板也感到惊讶。”[4 ] (p . 149)琼记洋行的买办利用保管琼记金库的机会 ,一方 面把琼记的现金存入自己往来的钱庄生息 ,一方面又以生息的存款开延期支付的庄票来支付琼记 的开支[2 ] (p . 42) 。 由于买办的这种媒介作用 ,19 世纪 80 年代后 ,许多洋行雇用买办的条件之一 ,就是看买办有 没有钱庄作为担保人。这说明外国洋行已经有意识地培植或使用有钱庄后台的买办 ,将买办作为 进一步密切与钱庄关系的纽带。与此同时 ,不少买办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自设钱庄 ,形成具有普遍联 系的、能量扩张的买办金融网。如 19 世纪 70 年代敦和洋行 ( Gore2Booth , E. H) 买办严兰卿 ,在上 海、苏州等地经营了七八家钱庄 ;19 世纪 80 年代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梅平 ,在天津、北京拥有九家 行号 ,同时又是上海天源钱庄的股东。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一时期买办也在有意识地强化自己在金 融周转领域的实力 ,这既是买办继续充当媒介的必要条件 ,也是买办职能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正由 于此 ,买办对外国洋行、银行和中国钱庄所起的媒介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三、外国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钱庄开始向近代金融资本演化。所谓中国近代金融资本 ,是指完全不同 于旧式典当、钱庄、票号资本 ,其经营活动与民族资本主义密不可分 ,本身即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 机构成部分的金融资本。而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正是形成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 , 另一个渠道是近代银行的出现 ,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在钱庄的近代化进程中 ,外国洋行与银行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在钱庄的经营手段方面 ,信贷的扩展和制度化成为钱庄近代化的一个标志。近代化的信 贷手段包括汇票、拆票和庄票的广泛使用。在 19 世纪初 ,钱庄还基本上在从事传统的银钱兑换业 , 但“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 ,由于使用汇票和票据而不用现金 ,中国对外贸易便日益以信贷为基础” [1 ] (p . 81) 。“到1860 年 ,沿海不凭借某种信贷 ,就简直不可能做大生意。”[1 ] (p . 81)所以 ,钱庄的近代 化首先是以信贷手段的扩大为基础的 ,而导致信贷扩大的前提 ,是外国洋行与银行的参与交易 ,换 句话说 ,是部分中国市场的开放。洋行对钱庄近代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信贷的制度化 ,具体来说 , 首先是使用了近代的汇划制度和公单制度。汇划制度的形成对钱庄的近代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91第 1 期 高海燕 :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 因为原来洋行只能在庄票到期后才能向中国钱庄兑现 ,但从外商银行开始对中国钱庄进行拆放款 业务后 ,洋行开出的支票和华商发出的庄票均可以外商银行直接轧抵冲销 ,从而大大节省了时间 , 简化了手续。至于公单制度 ,则是 1890 年前后上海钱庄业首创的 ,具体办法是每天下午各汇划庄 将其应收之庄票送到原出票钱庄换取公单 ,然后交钱庄业汇划总会汇总并互相轧抵 ,汇划总会也代 理非会员钱庄和外商银行的清算业务。公单制度方便了洋行与钱庄的清算业务 ,避免了大量现金 的搬运 ,是我国票据交换的雏形 ,也是中国钱庄业的一次革命 ,它标志着钱庄在近代化进程中迈出 了一大步。其次 ,是仿照外国银行开始承办票据贴现业务 ,同时发行汇票 ,代收票据。再次 ,是金融 投机活动具有了资本主义色彩。洋厘、银拆行市是钱庄把持的传统投机业 ,这时开始与近代工商业 行情相联系 ,甚至与外商银行操纵的国际汇兑行市密切相关。另外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股票和房 地产业也开始由钱庄经营 ,到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后 ,钱庄以股份票互相买卖牟利已成时尚。 第二 ,在与外资银行的关系上 ,钱庄的依赖性日渐明显。这种依赖性以一种固定的拆放关系体 现出来。据 1878 年 8 月 28 日《申报》记载 ,到 19 世纪 70 年代 ,外商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放额已达 三百万两左右。到 19 世纪 90 年代 ,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 上对外商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 ,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波动亦由此直接影响到中国钱庄的生存 , 这可以说是任何行业近代化之后所不可避免的 ,亦可算是近代化的一个标志。 第三 ,在与通商口岸的关系上 ,钱庄的分布重心开始向口岸转移。通商口岸是近代中国资本主 义因素较多的地区 ,近代工商业、外国洋行、外商银行都相对比较集中 ,加上一批自内地携重资前来 避难定居的官僚、地主、商人 ,他们都为口岸钱业的兴起提供了营业的对象、安定的环境和重要的资 金来源。所以 ,这一时期钱庄逐渐由华界向租界转移 ,口岸钱庄的发展迅速超过了内地。据《申报》 1874 年 2 月 26 日记载 ,上海市南北汇划钱庄到 1873 年已有 123 家。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 ,到 了 19 世纪 70 年代 ,也约有 40 家大钱庄[5 ] (p . 1577) 。相比之下 ,当时北京的银号、钱铺虽还有 300 多家 ,但业务发展远不及上海等地 ,不少钱铺仍停留在银钱兑换的阶段。所以 ,钱庄重心向口岸的 转移体现了资本主义对钱庄的吸引 ,由此反证了钱庄日渐增加的资本主义性质 ,钱庄近代化亦由此 更进了一步。 近代化是一个大的命题 ,几乎涵盖一切与传统相对立的事物。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应的应该是传统。但是在近代历史的发展洪流中 ,它却与外国在华洋行、银行 形成了多变的复杂关系 ,从而使自身的封建性日渐削弱 ,资本主义性日渐增强。当然 ,促进钱庄近 代化的因素很多 ,但洋行与外国银行却是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外资因素。 本文所考察的内容仅限于金融业的一小部分 ,即贷放业务。事实上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 国钱庄三方的业务关系涉及面甚广 ,可探索的范围也很大 ,限于篇幅 ,容留后续。 [参 　考 　文 　献 ] [ 1 ] 郝延平 .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M ]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2 ] Stephen C. Lockwood , Augustine Heard and Co. 1858 - 1862 , American Merchants in China [ M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 1971. [ 3 ] 汪敬虞 . 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J ] .历史研究 ,1994 , (1) :112 - 136. [ 4 ] Liu kwang2ching ,. Anglo2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 1862 - 1874 [ M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 5 ] 姚贤镐 .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3 册[ Z] .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责任编辑 　徐 　枫 ] 02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3 卷 The Role of Foreign Companies and Bank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Private Banks GAO Hai2yan ( College of Southeast L and M anagement , Zhejiang U niversity , Hangz hou ,310029 , China) Abstract : As was the situ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foreign companies in China controlled world business while foreign banks took care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remittances. It was the then Chinese private banks that financed the domestic market . As a special early 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foreign companies and banks competed as well as cooperated with private Chinese banks in the field of financing and bank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became the background to the interactive and coexisting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and China’s economy. It also show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nance and banking toward capitalism under external impact . Starting in 1840 ,this relation underwent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was between the 1840s and the early 1870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and private Chinese banks had their initial contacts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growth through negotiable inst ruments issued by the Chinese banks and loans between them. The second period was between the 1870s and the mid21880s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and banks and the Chinese private banks became three dominant factors in China’s economy. It witnessed the radical functional shift , in which foreign companies lost their financial dominance to foreign banks while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banks and foreign banks developed from relative independence into coexistence or semi2dependence. The third period went f rom the 1880s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a period that foreign banks gradually became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m. In the meantime , foreign companies became an instrument for the foreign banks after many years of competition. In these 60 years of interaction , comprado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f a go2between. Meanwhile , Chinese private banks were not only gradually modernized through their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mpanies and banks but also became dependent on and mutually coexisting with foreign capital. The feud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private banks thus gradually turned into the capitalist one in the course of this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foreign company ; bank ; (old2style) private bank ; modernization. 　　本刊讯 　2002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 ,由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高教学会高教期刊专业委员会主 办、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协办的“21 世纪教育科学与学术期刊国际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中 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八十余名中外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就教育期刊与教育研究的互动关系、教 育期刊的特性与前景、教育期刊的共认标准与国际交流、高教学术期刊的定位和建设、21 世纪国际高等教育研 究的走向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并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 研究和高教学术期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第 1 期 高海燕 :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